爱国高僧真禅法师

　　爱国高僧真禅法师

　　今年12月1日是真禅法师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真禅法师生前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玉佛寺方丈，是国内外知名的佛教高僧。难能可贵的是，真禅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几十年来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上海宗教界爱国爱教的一面旗帜。从今天起，本报将撷取真禅法师一生中的片断，向读者展现一代高僧的精彩人生。

　　一、贫家子弟成为佛门高僧

　　1916年7月27日，江苏东台安丰镇一户王姓的佃农家庭，一名眉清目秀、玲珑可爱的男婴呱呱坠地。笃信佛教的王氏夫妇为儿子取名叫做王鹤树，希望他今后能出人头地，鹤立鸡群。然而家人的美好心愿并没有实现，小鹤树诞生后，东台地区连年灾害，到1921年一场洪水更让夫妻俩的愿望化为泡影。家中的口粮越来越少，一家五口实在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只能忍痛把6岁的小鹤树送到了镇上的净土庵，削发为僧。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无奈之举反而成就了中国佛教界的一代高僧。

　　庙里的净修老和尚为王鹤树取法名为真禅，字昌悟。小小年纪的真禅从此开始了他规律的佛门生涯。每天他都要上殿做早晚功课，下田干农活，一有空余时间就要读书。在这里他从《佛教三字经》的“小沙弥，求聪明，拜智慧……”背到了《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不但得到了佛学和古典语文的启蒙，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在其他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娇时，真禅已经能够诵读艰深拗口的《妙法莲华经》了。这几年的苦读为真禅的佛教修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东台地区再一次洪水泛滥，镇上瘟疫流行，15岁的真禅也不幸染病不起。眼看他瘦弱的身躯愈发憔悴，老和尚把他的父亲叫到庙里，让他随时准备后事。父亲在佛像面前虔心祈求佛陀保佑，并在邻居指点下找到当地名医朱茂全。当时朱医生的诊疗费十分昂贵，真禅父亲却身无分文。他在医生家中苦苦哀求，求他为儿子治疗，并不惜为他做牛做马。朱医生动了恻隐之心，随着真禅父亲来到庙中。也许是缘分使然，朱医生见到真禅后，不但不收一分出诊费，还免费为他配制了中药。名医医道确实高明，服用了几帖药后，真禅病情居然逐渐好转，慢慢地有了知觉，并开始喝起了稀粥。这一场大病让真禅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也让他感到自己突然领悟到了许多东西。病体康复后，真禅学习佛经也更加努力了。

　　1931年，真禅来到了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具足戒又称“大戒”，是佛教比丘和比丘尼的戒律，受戒后的比丘才能成为正式的僧人。当时的隆昌寺是我国佛教律学的中心，真禅在戒期圆满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回到原寺，而是要求留在隆昌寺中学习律学。秉性聪慧的真禅在律宗大德的教导下，学业大进，受到了隆昌寺上下僧众的肯定。从此之后，真禅开始了多方游学的生涯。从东台三昧寺的启慧佛学院到焦山的定慧寺佛学院，从镇江竹林佛学院又到台州光孝寺佛学院，十余年间他潜心修学，在博大精深的经文中领悟世间万象，达到了很高的佛学造诣。真禅的师兄弟对当年真禅苦学的精神最有感触，他们记得1931年真禅在启慧佛学院学习时，感到白天的时间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因而常在晚上不知疲倦地读书。但是由于经济拮据，真禅买不起灯油。于是每当入夜，他总是四处寻找同学“借光”。有时候就到殿堂里，借长明灯来读书。还有的时候甚至在大雄宝殿的香炉中，拿出一股粗香，借着燃烧的香头火苗，以这样微弱的光线来参读佛经。这样的学习，他一坚持就是两年。

　　即便如此，真禅仍未满足，只要打听到哪儿有高僧讲学，他必然前往听讲。1943年，他已是上海佛学院的训育主任，闻知佛教界高僧圆瑛法师在圆明讲堂开讲《楞严经》，他立即动身前去听讲；1949年秋，真禅已任镇江竹林寺的住持兼竹林佛学院的院长，但当得知华严座主应慈法师在南京讲学后，他竟然辞去职务，特意前去听讲。这些故事在佛教界广为流传，真禅法师也成为当时的一个名僧。

　　二、玉佛寺的能人

　　在应慈法师那里受业2年后，1951年真禅法师又来到了玉佛寺。说起来，真禅法师与玉佛寺还颇有缘分。早在1943 年，他就在玉佛寺住持震华法师的邀请下，就任玉佛寺上海佛学院训育主任一职，并被聘为玉佛寺堂主代副寺。再次来到玉佛寺后，真禅没有炫耀自己的经历，做起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僧人。

　　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专门调拨资金对玉佛寺进行修建。当时包括真禅法师在内许多僧人以为政府会抑制宗教，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在新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之时，政府拨款来关心玉佛寺，人民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政策让玉佛寺全体僧众深为感动。对此，真禅法师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那段日子里，他主动和青年僧众一起，搬运砖石，修补墙瓦，充当工人的助手，未有丝毫懈怠。

　　1952年12月12日，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海佛教界也希望做点事情。大家经过商量之后，决定从这一天起，在玉佛寺内举行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为世界祈求和平。这称得上建国以来中国佛教界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项活动，法会计划启建水陆道场讲经整整七七四十九天，邀请的法师有虚云法师、圆瑛法师、应慈法师、静权法师、持松法师、妙真法师等等，几乎囊括了当时佛教界的大德高僧。大规模的法事活动需要有人来具体操办组织，就在这一活动中，真禅法师脱颖而出。当时年方36岁的真禅法师此时已是玉佛寺法务组的负责人，他承担了法会中大量的组织工作，从法师们的食宿安排到高僧们的弘法事宜，从小沙弥的站位安排，到知客僧的接待信众，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都少不了他的协调指挥。在这49天的法会中，参加的四众弟子一天最多达到数千人，玉佛寺内人头攒动，但是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活动最后顺利结束了，真禅法师也初步显露出他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得到了当时玉佛寺方丈的高度赞赏。

　　精深的佛学修养、高超的组织能力使真禅法师得到了玉佛寺僧众的首肯，他先后升任玉佛寺寺务处主任、玉佛寺后堂代监院，并于19 59年当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1963年1月8日，玉佛寺迎来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玉佛寺住持和真禅法师等僧众，接待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前来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澳·班达拉奈克夫人。夫人访华期间，正值她已故丈夫、前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先生诞辰64周年，她想为他在玉佛寺举行纪念法会，做超荐佛事。在真禅法师的组织安排下，64位法师为班达拉奈克先生举行了纪念法会，诵经追荐。法会举行得非常得体，让班达拉奈克夫人十分满意，连称上海的高僧确实不简单。周总理对此也非常高兴，特意和玉佛寺方丈苇舫法师以及真禅法师等僧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宽大的胸襟感染了在座的僧众，大家深深为中国有这样一位领导人而感到骄傲自豪。听取了真禅法师关于玉佛寺和法会情况的介绍，周总理沉吟片刻，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这座寺院很好，一定要管理好、保护好。”周总理的话深深印在玉佛寺僧众心中，也藏在了真禅法师心中。

　　之后的几年时间，外面的世界纷繁变化，但这些风云在玉佛寺的高墙内只投下小小的涟漪。一晃到了1966年，“文革”来了。此时的上海也是山雨欲来，满城黑云，疯狂的气氛终于也让玉佛寺这佛门清修之地感到了震动。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龙华寺被砸！静安寺被砸！佛教徒被赶出寺外！大街上到处在批斗所谓的四旧……

　　终于，玉佛寺也难以幸免了。那天，附设在玉佛寺旁的上海佛学书店闯进了一大帮箍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他们在店内见到佛经就撕，见到佛像就砸，还把里面的工作人员拖到大街上。最后，这些红卫兵、造反队把搜集起来的“战利品”一把火全部烧光，临走还放下话来：下次就要到你们玉佛寺来，你们老实点！

　　真禅法师和玉佛寺的僧众们面临抉择。

　　三、殚精竭虑保护玉佛

　　玉佛寺，百年古寺，因殿堂内的玉佛坐像而闻名。1966年春夏之交，一场浩劫正在逼近这座闻名海内外的古寺。

　　一天，真禅法师和方丈苇舫法师以及宗教局的老王同志在方丈室内紧急磋商，商议如何在“破四旧”的风潮中保住玉佛寺。几天前红卫兵闯进佛学书店的打砸烧还历历在目，在座的每个人都感到必须要采取行动了，否则玉佛寺这百年古寺真的将不复存在。在真禅法师的提议下，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次日，玉佛寺所有房间的门上，都贴上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大印的封条，与此同时，寺庙内所有的匾额和石刻也被巧妙“伪装”：天王殿大门的门楣上“庄严慈护”的横匾覆盖上了“破除迷信”的大字报；梁柱上“阿弥陀佛”的大字被盖上了“革命到底”的标语；大雄宝殿门楣上“大雄宝殿”四字则变成了“破旧立新”……一番巧妙布置后，真禅法师又请人在外传言：已经有红卫兵扫荡过玉佛寺了，其他人不用再去了。果然，几周时间里，再没有那些疯狂的年轻人来骚扰这座古寺了。

　　此后不久，玉佛寺的法师们又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即将“南下”，要破除沿路看到的所有“四旧”。僧众们的心又悬起来了，大家群策群力，又想出了一个新的应付方法：将寺内的青年僧众和职工组织起来，让他们乔装成“红卫兵”；把中年信众和职工组织起来，让他们戴上“横扫兵团”的红袖章，乔装成“造反队”。这一重任再一次交给真禅法师去完成，法师一面派人到商店定制红卫兵和造反队袖章，一面紧急给寺内一干人进行“培训”。“红卫兵”和“造反队”天天在寺内巡回，高喊“杀，杀，杀”、“革命有理，造反无罪”，一面在院内大烧废旧书文，一面把守大门和要津，不准外人进入。这一办法也暂时起到了效果。不过真禅法师发现，一批又一批红卫兵闯入玉佛寺，总对这里的“造反气氛”不很满意，颇有一些蠢蠢欲动。法师看出了这一端倪，他赶紧找到方丈苇舫法师，建议把之前一些小寺庙因为被工厂借用而存放在玉佛寺的破旧佛像拿出来，让红卫兵过一过“砸烂”的瘾。果然，那些破旧佛像拿出来供红卫兵发泄后，他们大感满足，居然不再紧盯着寺庙内的其他佛像了。

　　多事之秋，也有令人备感欣慰的消息。周总理在如此困境之中还没有忘记玉佛寺，他亲自嘱咐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要想办法保护具有国际影响的玉佛寺。真禅法师闻讯后激动万分，3年前周总理的语重心长的嘱咐——“这座寺院很好，一定要管理好、保护好”，似乎就在耳旁萦绕，他不仅热泪盈眶。

　　在宗教管理局的暗中帮助下，真禅法师和方丈苇舫法师决定将寺内的一些法器、文物、经藏等转移到平时和玉佛寺关系不错的上棉一厂。真禅法师等把这些东西分装成99个大箱子，把它们和厂里的棉纱、棉布和纺织机器一起堆放在了仓库中。上棉一厂的全体干部、工人不但帮助僧众们搬运箱子，还竭力保护这些珍宝，所有的器物在“文革”中没有受到一丝损失。

　　法器、文物和经藏被保护好了，但玉佛寺内的这尊玉佛坐像该怎么保护呢？真禅法师和僧众们绞尽脑汁，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位僧人想出了一条计策，他说：“我听说有人在无意中弄坏了毛主席的‘宝像’，撕毁了毛主席的语录后，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何不用毛主席的‘宝像’和语录来保护玉佛呢？”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真禅法师当机立断，决定实施这一计策。他们在玉佛像三面镶着玻璃的外面，先装上木板，再糊上红纸，正面贴上一张巨幅“宝像”，两旁分别贴上两条标语：“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果然，这一办法非常奏效。尽管那些造反派明明知道里面供奉着玉佛，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去损坏“宝像”和标语。就这样，玉佛寺的镇寺之宝在那动乱的年代被保护了下来，直到“文革”后，终于再见天光。据了解，当年上海地区寺庙里的佛像、菩萨像，在十年动乱后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玉佛寺的玉佛。真禅法师对此功不可没。

　　四、玉佛寺的当家人
　　尽管玉佛寺在“文革”中得以保全，但保护玉佛寺的一干僧人却堕入无涯的苦海。玉佛寺的方丈苇舫法师在野蛮的批斗下，胃病恶化，于1969年12月圆寂。真禅法师也因为接待过不少外宾和侨胞，被造反派诬蔑为里通外国，被多次游行批斗。每次造反派要他坦白罪行时，尽管他们施以肉体摧残，但真禅法师总以“出家人不打诳语”来回答，因此受了不少罪。造反派眼看这个“老顽固”不肯交代，就把真禅法师送到了“牛棚”，还剥夺了他每日早晚两次的做功课的自由。严守戒律的真禅法师只能默念经文，连嘴唇都不能张开。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真禅法师仍然没有说一句造反派想要听的话。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他放了。
　　从“牛棚”出来后，真禅法师才知道玉佛寺的200多名僧众已被一一遣散，玉佛寺已名存实亡。此时真禅法师知道，这座古寺的存亡就在那一念之间，如果没有僧人坚持下去，那么可能今后再也不会有玉佛寺了。为此，真禅法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留了下来，他约请了另外4位法师，坚持住在寺内，看护他们心中的圣地。在好心人的关心下，几位僧人找到了糊纸盒的工作，他们每天要糊上千个纸盒，以菲薄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计，而在他们心中还有一个宏大的愿望：玉佛寺的香火能重新接续。很多年以后，真禅法师回忆说，那段日子他是在实践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虽然苦一点，但功德无量，获益匪浅”。
　　正如诗人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978年的春天，沉寂了十余年的玉佛寺钟声又一次悠然响起，在法师们的梵呗声中，真禅法师感慨万分。
　　玉佛寺的宗教活动逐渐趋于正常，选举方丈的大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选谁来当玉佛寺的方丈呢？这可不是件小事。历来上海市佛协设在玉佛寺，因此玉佛寺的方丈也是上海佛协会长的第一人选。而上海佛教对全国，对海外，尤其对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这一人选必须人品高、有学识、有经历还要有上乘的气质。在反复遴选中，真禅法师脱颖而出。这一人选也得到了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全力支持。于是1979年6月，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并就任玉佛寺方丈。
　　玉佛寺的新当家人开始了他新的事业。真禅法师先是将“文革”期间转移到上棉一厂仓库的法器、文物和佛经陆续取回，并多方集资修理殿宇的门窗、整修佛像，使得蒙尘多年的玉佛寺又焕然一新。与此同时，真禅法师还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在“文革”中被迫离开寺庙的120多名僧人，把他们又请回了玉佛寺。
　　为了维护、恢复玉佛寺的传统道风，真禅法师采取了传统的丛林制和现代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寺庙管理制度。在他的苦心训导下，玉佛寺的僧众们每天清晨4时到5时，下午4时到5时都要做功课；农历初一、十五，全寺僧众集中到禅堂坐香，斋堂诵戒；农历腊月初一到初八，全寺僧众在禅堂举行禅七仪式，其间停止一切寺内活动……玉佛寺的僧众上至真禅法师本人，下至小沙弥，每个人都严格遵守这些修行规定，苦心修炼。玉佛寺严格的修行制度赢得了海内外信徒的赞赏，被称为丛林中的典范。
　　真禅法师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同时，还逐步推广现代的管理制度。他在寺庙中设立了寺务委员会、寺务处、法物流通处、素斋部、上客堂等部门，设置了知客、维那、副寺、僧值等职位。寺庙内的接待、财务、法务、监督、修行甚至消防、清洁等工作都有人负责，大家各司其职，把寺庙内的各项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由于管理有序，玉佛寺的接待工作非常出色，在佛教节日期间每天甚至能从容接待3万人以上的信众。
　　经过真禅法师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玉佛寺成功举办了无数重大法会活动，接待了无数知名人士和佛教信徒，并为寺庙增添了大量设施景点，玉佛寺的声誉日隆，并当之无愧地成为海内外信徒仰慕的禅宗重镇。

　　五、行万里路
　　青年、中年时期的真禅法师一心向佛，四处求学，得到了应慈法师、圆瑛法师、妙真法师等多位高僧的指导。而他本人也苦读经书，领悟到了高深的道理，达到了很高的佛学造诣。步入人生的秋季之后，真禅法师把知与行结合了起来，朝礼祖国的名山古刹，苦练另外一种修行。
　　从1980年到1990年的这十年，真禅法师先后朝礼苏州灵岩山寺、南通狼山广教寺，重走唐朝玄奘取经之路，赴九华山交流弘法事宜，参拜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拜访西藏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巡礼云南佛教寺院……足迹遍及各大佛教名寺。真禅法师在朝礼过程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交流各派佛学理论，砥砺人生智慧，从中大获裨益。
　　在万里行程中，最让真禅法师印象深刻的无疑是追随玄奘求法之路的巡礼，用真禅法师自己的话来说：“其间颇多启迪开悟，获益匪浅。”那是1983年末秋天，真禅法师偕同数位宗教界人士，由西安出发，开始了他30多天的巡礼。在出发之前，真禅法师就认为玄奘在前17年不畏艰险，九死一生，不远万里去求取真经；后19年尽心竭力，一丝不苟地将带回来的佛经译成汉文，为学佛求法的后辈铺平了道路。他要重走玄奘路，正是为了体验前辈求法的不易、感受玄奘不屈不挠为理想奋斗的人生境界。
　　在西安的第一站就是拜访玄奘在兴教寺的墓塔，墓塔内供奉着玄奘的坐像，瞑目安坐，安详庄严。真禅法师向坐像顶礼参拜后，又细读墓碑上欧阳竟无的题字，心中充满无比的喜悦。他告诉信徒，那一刻他想到：佛门的根本教义之一就是慈悲方便，众生的愿望只要是正当、善良的，衷心祈求佛陀加被，一定能够得到满足，今天我不是完成了50多年前学习《大唐西域记》时渴望参拜玄奘法师墓的心愿吗？
　　离开西安之后，真禅法师又一路经过兰州、凉州(武威)，来到敦煌。在敦煌，真禅法师低吟“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又领悟到了另外一种人生境界。他在后来著就的《玄奘求法之路巡礼记》中写道，有的人说佛教是悲观、厌世的，佛教徒都是悲观厌世主义，这种说法是十分片面、错误的。你看玄奘由此出关，勇往直前，何曾有半点悲观、哀愁？又何曾有半点留恋、徘徊？佛教慈悲两字中的悲不是悲观失望的悲，而是悲悯众生的意思，人们千万不要搞错！这次巡礼在吐鲁番结束，真禅法师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玄奘当年求法之路的艰辛困苦，联想到自己这几十年来求法的过程，真禅法师感慨万分。
　　1987年9月，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邀请，真禅法师率领上海佛教协会一行12人前往西藏。在西藏的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这三大寺庙，真禅法师认真询问藏传佛教的种种理论，并详细询问了当地佛学院培养僧徒的方法，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西藏佛学院，真禅法师受到院长和100多名学僧的热烈欢迎，当他得知学院的“格西”学位起码要苦读10年才能获得后，深为感慨，表示上海佛学院也要学习西藏佛学院的经验。1990年1月，真禅法师又拜访了云南佛教的众多寺庙，体验了佛教在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的流传情况。西藏和云南的经历，使真禅法师在汉族佛教修养之外，又了解了许多藏传佛教和傣族佛教的知识，使得他的佛学修养又进了一层。他后来根据这些经历，写了《西藏朝圣记》《云南参访记》等书，受到了佛学研究者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信徒的欢迎。
　　1991年9月，真禅法师又来到九华山，与当地佛教界开展交流。他为九华山佛教的欣欣向荣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认为九华山的僧尼遵循佛陀的交代，秉持“众生度劲，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理念，值得身居闹市的上海佛教界学习。
　　1980年时，真禅法师已是64岁的老人了；到1991年，他更已75岁高龄。如此年纪的高僧，居然还像当年小伙子的时候那样潜心钻研佛学，实在是非常难得。

　　六、爱国爱教铭记在心

　　真禅法师的爱国爱教情怀，在中国佛教界是出了名的。在他的心目中，祖国永远是他心灵的归宿。

　　早在1949年大陆解放前，时局动荡不安，佛教界很多高僧大德由于不明真相，纷纷离开大陆，远走他乡。当时真禅正在侍奉华严座主应慈法师，师徒俩心灵相通，以玄奘的爱国爱教精神互相勉励，决定留在大陆不走了。这时，一位海外信徒千里迢迢回国找到应慈法师。他告诉法师，他们这些信徒已经为应慈法师找到了待遇优裕的寺庙，请应慈法师到那里去做方丈。应慈法师拒绝不允。来人于是又找到真禅，劝他和师父一起出国，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真禅作了一偈予以婉谢：“色身空空本自由，三衣一钵何所求？不忘玄奘求法苦，誓留中华作比丘。”对方知道师徒俩决心已下，只能怏怏离去。

　　真禅法师最难以忘记的就是解放初所上的一堂堂生动、具体的政治教育课。经历了“抗美援朝”、“土改”等运动后，真禅法师和广大僧众通过新旧社会对比，增强了对新中国的热爱和信念，特别是修订“佛教徒爱国公约”时，上海佛教界展开了爱国爱教关系的大讨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对佛教徒来说，究竟佛教是第一位，其他都是次要的，还是爱国爱教必须并重，爱国才能真正爱教？这在当时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通过分析、辨别，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明确了爱教必须先爱国，只有爱国才称得上真正的爱教。大家最终认为，只有在祖国日益强大的前提下，人们的宗教信仰才更有保障。那场大讨论给真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他今后的人生轨迹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1990年11月，真禅法师回到阔别50年的故乡东台，这次故乡之行也更坚定了他的爱国情怀。50年前，他离开东台时，东台经济萧条，人民衣不蔽体，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对于这一点，真禅法师深有体会。如今他重回故乡，发现那里工厂林立，副食品充足，新盖的楼房一排又一排，人民的生活有了突飞猛进的改善。他感动地说：“这次回家乡，最大的收获是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真诚地祝愿故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更大成就，故乡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快乐！”

　　正是出于对祖国无限的爱，真禅法师在弘扬爱国主义、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全力以赴，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了很多事。1985年7月，真禅法师率团访问香港。当时中英关于香港主权归还协议刚签订不久，香港的佛教界对内地落实宗教政策的诚意心存疑虑。这时，真禅法师以上海佛教界的名义，与香港佛教界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真禅法师以自己的经历和雄辩的事实与香港佛教界领头人物觉光法师促膝长谈，使他大受鼓舞，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香港其他的僧人也通过对上海佛教界的了解，对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深刻的理解。后来，觉光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因此影响了香港的80多万佛教徒，有力地促进了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

　　1989年春节前夕，浦江之声广播电台请真禅法师谈谈大陆佛教的情况，让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民族宗教政策。真禅法师慨然答应，他认真地准备了讲稿，在话筒前娓娓道来：“近年来，到玉佛寺烧香礼佛的台湾同胞与日俱增，我接待的很多朋友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离别家乡40多年的同胞们听说的传说都是大陆的佛教冷冷清清，实际上他们看到的与听到的不是一回事……我热忱欢迎你们来祖国大陆烧香礼佛，来参加投资，为祖国四化作贡献！”台湾的很多信众听到了真禅法师的演说后，纷纷到大陆来一看究竟，其中不少人最终留在了上海，并成为经常参拜玉佛寺的信徒。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真禅法师的一生中不胜枚举，正如真禅本人所提倡的，佛教是人间的佛教、社会的佛教、生活的佛教，佛教的使命就是要在现实中普度众生、爱国、救世。

　　七、阿弥陀佛加友好

　　真禅法师担任玉佛寺方丈以来，始终认为佛教寺庙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而且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的一个窗口。因此他非常重视接待各国来宾，十余年来他先后接待过的重要人物有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法国前总统皮埃尔、澳大利亚总督尼尼安、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秘书长荷马、波兰副总理等等，玉佛寺接待的外宾也超过300万人次。这些海内外的宾客在玉佛寺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直观地了解到了中国的宗教政策，消除了他们原来的偏见，深深感慨百闻不如一见。

　　确实，在真禅法师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为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常引用廖承志对他说的话：“佛教的外事活动应该是阿弥陀佛加友好，我们佛教徒义不容辞。”真禅法师如是说，也是如是做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95年，他曾应邀到日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法国等20余个国家访问，广交朋友，宣传了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了中国佛教的现状，并在广大的华侨华裔中间产生了长久而积极的影响。

　　1987年7月，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万佛城宣化法师邀请，真禅法师和明□法师等上海佛教界的高僧组团赴美访问。访问团由60多位僧人组成，在举行了为时7天的水陆空法会后，访问团又访问了洛杉矶、纽约等城市，所到之处不但受到佛教徒的欢迎还得到了美国当地政要的接见。这一访问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佛教访问团，在新中国佛教与外界交流的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曾特意致电祝贺访问团到美，美国的许多报纸也纷纷报道了来自新中国的高僧访问团。在访问团所举行的法会上，成千上万各种肤色的佛教徒参加法会活动。他们惊喜地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高僧举止得当，修养高深，因此感到无比兴奋。他们中的很多人向真禅表示，没想到共产党政府真的会跟他们一贯宣传的那样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们一定要到中国去朝拜佛教的名山大川。可以说，真禅法师先后六次到美国访问，每一次都在美国佛教界引起一定程度的轰动，其中1991年他到纽约访问时，本报还专门作了报道。美国方面也对真禅法师的来访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为两国民间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出访期间，真禅法师还不忘为第二故乡上海做宣传。1994年8月，真禅法师赴欧洲七国弘法参访，先后访问了法国、德国、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访问过程中，真禅向七国的佛教信徒和华裔、华侨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介绍了上海经济腾飞、浦东开发的情况，得到极好的反响。星岛日报、欧洲日报等媒体予以大篇幅报道，欧洲主流媒体也予以高度关注，上海浦东改革开放一时也成为欧洲华裔和华侨口中的热点话题。

　　就在真禅法师圆寂半年前的1995年5月13日至20日，新加坡居士林邀请真禅法师率上海佛教界60多位僧人和居士在居士林举行水陆空和平吉祥大法会。法会期间，上海佛教访问团庄严的仪表、如法的仪式，给成千上万的南洋佛教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加坡总统王鼎昌先生也亲自出席了庆典活动，并对真禅法师的风范予以高度评价。两年后，新加坡佛教徒难忘那次法会，再次邀请上海佛教访问团到新加坡举行法会，但那时真禅法师已经圆寂。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李木源由衷地说，真禅法师打开了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1995年年底，真禅法师圆寂后，法国的明礼大师、韩国的法机大师、新加坡的严明大师、美国的宏如大师等海外高僧齐聚上海，为他送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真禅法师生前的民间外交成绩。

　　总之，真禅法师在那十几年里在世界各地弘扬佛法、广结善缘，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吸引力，促使许多海外游子心向祖国，并增进了各国宗教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海内外的文化交流，成为一名佛教界的“民间外交家”。

　　八、佛教界的慈善家

　　2000年12月1日真禅法师圆寂5周年的日子，玉佛寺在上海商城举办了一场梵乐演唱会。会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们演出了一出“真禅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的小品。当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喊出“真禅爷爷，您在哪儿”时，台上的小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热泪盈眶。是的，那些孩子们怎能忘记，真禅爷爷那慈祥可爱的笑容。

　　从1984年开始，真禅法师每年都要向儿童福利院捐款，每逢佳节来临，他总是不顾事务缠身、年事已高，亲自携带各种礼物看望孩子们，成了孩子们亲切的“真禅爷爷”。1988年那年，真禅法师在儿童福利院设立了“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专门用来资助残疾孤儿。基金成立那天，真禅法师带去了十几万元人民币和许多糖果饼干，与孩子们联欢。当他把糕点一份份发给那些残疾孤儿，看到有的孤儿甚至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接过糕点，法师泪如泉涌，他抚摸着孩子们的头沉默良久。现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周富根感慨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老人家哭泣，在场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真禅法师在离开福利院时哽咽着对旁人说：“这些孩子可怜，我担心他们长大以后，没有文化和技能，怎么安生啊！”回到玉佛寺后，真禅法师马上着手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并在佛教徒中筹措资金，终于在19 91年6月1日在儿童福利院挂牌成立了“真禅学校”，专门对残疾儿童进行文化和技能教育，了却了他一大心愿。

　　1991年夏季，全国部分省份遭受严重水灾，受灾人口达到数千万。灾情也牵动着佛教界人士的心，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向全国佛教界动员，呼吁大家一起来赈灾。真禅法师是其中行动最快的一个。在接到通知后他立即在玉佛寺召开动员大会，号召上海佛教四众弟子积极捐款捐物。为了进一步掀起救灾高潮，真禅法师还积极组织书画义卖赈灾，并在玉佛寺举办“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法会。在真禅法师的领导和带动下，上海佛教界、佛教信徒们踊跃捐款、捐物，短短几天时间上海市佛教协会就向灾区捐助了100多万元、棉被1000余条，为赈灾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赵朴初闻讯后感动不已，亲自写信表示感谢：“法师身体力行，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

　　从1984年到1995年的十多年中，真禅法师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玉佛寺多次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儿童世界基金会、普陀区街道敬老院、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等处捐款，因此他在1994年5月被推举为上海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人们都称他为佛教界的慈善家。

　　对于这一称号，真禅法师笑而却之。他说从事福利事业是佛陀的教导，是佛教的优良传统，更是佛教徒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公无私、舍己救人成为时代风尚。而佛教的慈悲思想、利生实践与新时代的道德要求有相通之处，佛教徒从事福利事业不但是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真禅法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停息。1995年1月，他拖着病体来到崇明县，向700多户贫困户捐赠10万元港币，让他们买年货冬衣。1995年11月，就在他圆寂之前一个月，真禅法师在80寿辰庆祝会上宣布：把来自各地的善信和弟子们赠送的全部寿仪香金200万元全部捐赠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等社会福利事业。

　　在真禅法师慈善精神的感召下，玉佛寺在现任方丈觉醒法师的带动下继续投身慈善事业，设立“真禅专项帮困基金”、捐助困难学生和家庭、援助希望小学、资助特困大学生……这10年做了许多真禅法师生前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九、佛教界的“老大哥”

　　沉香阁如今已是上海著名的尼众道场，说起沉香阁恢复建设的故事，沉香阁百岁住持观性总忍不住感慨万分：“这要感谢真禅法师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全面落实。经过十年动乱的上海佛教界百废待兴，回归到僧尼队伍的出家人需要修行的场所。当时上海第一个恢复的尼众道场是慈修庵，主持道场的就是观性。那时的慈修庵房屋破落不堪，场所逼仄狭窄，周边环境嘈杂。那天，真禅法师到慈修庵向观性祝贺道场恢复，当他看到慈修庵的景象后，真禅法师沉吟不语了。临走，他向观性表示：他真禅一定努力给上海尼众争取一个规范、庄严的道场。真禅法师果然说到做到，离开慈修庵后，他在处理繁忙的事务中不忘抽空多次与当时的南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并在上海的两会上一再慷慨陈词，向有关部门提出提案。经过真禅法师的奔走呼吁，南市老城厢内原慈云禅寺内的3家企业终于搬出了寺庙，慈云禅寺又收归佛教协会所有。此时，真禅法师又鼎力相助，将慈云禅寺改作尼众道场——沉香阁。这还不算，当他得知沉香阁建造时缺乏泰国产的稀有木材时，他还亲自写信给泰国的信徒，帮助沉香阁采购到了木材。

　　其实龙华寺的修缮恢复也有真禅法师的一份功劳。龙华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文革”期间寺内僧众被遣散，寺庙被园林部门接管。真禅法师就任上海佛教协会会长后，代表上海佛教界亲自向汪道涵市长发出书面呼吁，要求交还龙华寺，由上海佛教界修缮恢复，并向社会开放。真禅法师的信其词恳切，其情真诚，引起了汪市长的高度关注，他迅速批示有关部门应按照国家宗教政策将龙华寺归还上海佛教界，并指定此事由专人负责。1982年，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龙华寺恢复修缮工作终于开始启动。1983年3月，修缮一新的龙华寺举行开光和明旸方丈升座仪式。龙华寺归还佛教界这一事件轰动国内的佛教界，引起海外佛教界的瞩目，有力地宣传了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也使真禅法师的威信在上海佛教界达到一个高峰。

　　1992年，在中央和省领导的关怀、帮助下，河南开封市著名的大相国寺归还佛教界。但是大相国寺长期被作为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殿堂空空，寺庙的人事关系、管理关系也很复杂。由谁来出任这一名寺的“掌门人”？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想到了真禅法师。收到赵老的信时，真禅法师因为血压高正在住院。真禅法师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身体不好，工作又多，大相国寺又很复杂，从我内心说是不愿意兼任方丈的。但朴老如此殷切期望，大相国寺收回来又如此不易，我尽力吧！”1992年11月6日，大相国寺举行了佛像开光、真禅法师升座典礼，真禅法师在77岁的高龄为了一个承诺，又一次开始创业。

　　如同管理玉佛寺一般，真禅法师为大相国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时河南宗教部门在关于大相国寺移交佛教界管理时，曾声明要“建立大相国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对此，真禅法师表示了他的异议。他认为，大相国寺应该像全国的其他大寺一样，成立寺务委员会，由僧人来当家作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才能让海内外的佛教界人士心服口服。在真禅法师的坚持下，河南宗教部门同意了这一建议，大相国寺也理顺了体制，真禅法师的一套寺务管理制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

　　在真禅法师担任方丈的3年时间里，他还为大相国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重新安奉了大雄宝殿的三尊大铜佛像和天王殿的韦驮、弥勒铜像；仿照上海玉佛寺安奉了一丈六尺高的海岛观音菩萨像和53尊塑像；重修了明代用整块银杏树木雕的千手观音菩萨像；新建了钟鼓楼……为此他先后共筹集款项达2500多万元。1995年2月，大相国寺已是香火旺盛，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寺。真禅法师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向中国佛教协会写了辞职信，悄然隐退。这件事在当年的佛教界留下了美名。

　　十、出世与入世

　　众所周知，真禅法师在佛教界有爱国爱教高僧的称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僧侣的身份参加抗战工作，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用真名为报纸撰文宣传抗日。真禅法师曾说过，不管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佛教徒的命运总是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祖国昌盛，佛教才有可能发展。在这一信念的引导下，真禅法师在出世和入世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得当，得到了僧俗两界的赞赏。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到玉佛寺进香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香客进香时也就带几根线香、一对蜡烛。但那时候出现了一种苗头，人们整把整把地把香往香炉里扔，蜡烛也越烧越大。每逢香期，到玉佛寺进香的人成千上万，大雄宝殿内烟雾缭绕。这一现象引起了真禅法师的关注，他认为如此进香不但容易引起火灾，还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此风断不可长。为此，真禅法师专门在上海市佛教协会召开会议，提议推行“文明进香”活动。当时一些人认为，信徒烧香多也表达了对佛陀的信仰，佛教协会似乎不应干涉。真禅法师苦口婆心在佛教界内部统一了思想，然后又在理事扩大会议上讨论拟定了“上海市佛教协会希望佛教信徒要文明进香的呼吁书”。呼吁书写道：佛教，历来主张“心香一瓣”，不在量多，贵在心诚……这一呼吁书是上海佛教界的一大创举，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好评，不文明进香的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真禅法师6岁出家，长年在佛门内静修，但这并不妨碍他了解人情世故，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更显示出一个有修养的长者的品质。曾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王春云说，真禅法师每天清晨4时多就起来了。但每次真禅法师有急事找他，从来都不早于上午6时30分。而且每次电话中他总要先说：“小王，你再睡一会，早晨上班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王春云事后回忆说：“真禅法师知道年轻人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所以不愿过早打电话，他希望我能多睡会儿，实在考虑得细致入微。”这并不是王春云一个人的感受，许多曾在真禅法师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反映，真禅法师即便有再急的事、再重要的事，他都自己一个人先扛着，从来不因为下面的人延误了工作而去责备他。真禅法师这一为他人考虑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圆寂前一天半夜，心脏病复发，法师不愿因为自己的病情而打扰别人熟睡，一直强忍到了凌晨。当他最后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晚了。在真禅法师身上，绝对没有嫌贫爱富、见风使舵这样世俗的歪风。寒山寺退居方丈性空对此最有感触。十多年前，寒山寺还很穷，他每次到玉佛寺也没什么东西送给真禅法师。但每次，真禅法师总要在方丈室和他谈心，临走总要亲自送出山门，并馈赠小纪念品。寒山寺想恢复普明宝塔，真禅法师真心支持，并为宝塔题词：“巍巍宝塔寒山寺，海众安和客万千，百八声轻溢上刹，枫桥永畔浮屠研。”如今真禅法师已圆寂10年，性空法师还难以忘记那些细节，为真禅法师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打动。

　　真禅法师处理俗务得心应手，在佛学沿承发展上更是高瞻远瞩。1983年，一切百废待兴之时，真禅法师就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说，佛教是否发达昌盛，不是看有多少信徒，而是看佛学研究者研究水平有多高。为此，他毅然在当年创办了上海佛学院，并亲任院长。他对佛学院的教育提出了几个具体要求：“僧人爱国爱教，懂得佛教教理教义、懂得法务活动、懂得寺院管理。”在真禅法师的全力支持、关心下，上海佛学院人才辈出，如今全国尤其苏浙一带，大丛林寺院的住持或当家很多是由上海佛学院培养出来的；在上海，玉佛寺方丈觉醒、静安寺方丈慧明等这些不足40岁的年轻有为的佛教界高僧也是上海佛学院的高才生。印尼佛教僧伽联合会秘书长释慧雄对此由衷赞叹道：“上海佛教丛林寺院，道风庄严，人才济济，真禅法师接班人的精神、道风仍然秉承着他一贯禅悦精神，法师的育人的眼光实在不同凡响！”

　　正如真禅法师自己所说，他的一生都在实践人间的佛教、社会的佛教、生活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