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宗教（2）

　　【儒释道三教之间的斗争】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与传统的儒家宗法伦理观念发生冲突；而佛、道作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为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也互相排挤；王权面对新的形势，也在重新认识三教关系，以探索整个意识形态的新格局。
　　东晋南北朝的三教斗争，主要围绕四个问题进行：一曰夷夏论，二曰白黑论，三曰神灭论，四曰危国论。夷夏之争开端于东晋沙门是否敬拜王者的问题。庾冰、桓玄等人从“王教不得不一”出发，要沙门跪拜王者，想恢复名教独一的局面。何充则认为佛教“实助王化”，慧远进一步指出沙门礼异于俗，然而“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弘明集》卷十二，《答桓太尉书》等）。宋末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认为华夷之俗异，道教适用华域，佛教适用夷邦，不宜代换。若“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势必废祀弃礼，失掉中华原有文化传统。又说“佛是破恶之力，道是兴善之术”，明道优而佛劣。此论将夷夏之争推向高潮。中国佛教徒纷纷出来维护佛教，批判《夷夏论》。朱昭之认为圣道“无近无远”，“不偏不党”，不分夷夏（《弘明集》卷七）。朱广之指出邦殊俗异各得所安，无善恶之差。憎愍则说中土不在华夏而在天竺（《弘明集》卷七）。南齐道士作《三破论》攻击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刘勰作《灭惑论》（《弘明集》卷八）认为沙门“学道拔亲”是弃小孝而尽大孝，并攻击道家从老子到神仙，到张陵，是走向堕落。僧顺认为佛教宗旨同于儒学：“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弘明集》卷八）后来北魏太武帝指责佛教是胡教，有碍礼义（见《魏书．释老志》）；北周武帝说“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弘明集》卷十），都是夷夏之争的继续。夷夏论者力图保持传统文化的优势，但保守排外；而反夷夏论者主张吸收外来文化，以宽阔胸怀实行国际性文化交往，但又表现出护佛抑道的偏狭心理。这后一派最终取得了胜利。
　　宋沙门慧琳是佛教叛逆者，著《白黑论》批判般若学性空理论，谓：“今析豪空树，无伤垂荫之茂；离材虚室，不损轮奂之美。”这是第一次对佛学本体论的有力批判。他又指出，佛教以空无立义，却用福乐设教，非但不能息欲澄神，适足以增强利欲之心。何承天就此论与宗炳展开争论，又作《达性论》与颜延之辩难，还作《报应向》与刘少府辩论。佛教信徒坚持因果报应是自然类感，有三世之分。何承天则指出报应说与事实不符，“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幽冥之论必取证于实际才能使人相信它。宋文帝明确支持佛教，慧琳、何承天的理论批判实际影响不大。
　　神不灭论是中国佛教徒将佛教轮回学说与中国灵魂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理惑论》中即有此论。慧远将无神论者惯用的“薪尽火灭”的比喻，改造成“异薪传火”的神不灭论。宗炳提出“神妙形粗”、形神不同步。郑鲜之提出“神理独绝，器所不邻”（《神不灭论》）的“器理”说，突破了以往用气的粗精论形神的水准。齐、梁无神论者范缜著《神灭论》，与佛教徒展开大辩论。他认为形神关系是“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好比刀刃与锋利的关系，把精神确定为形体的属性和机能。由此克服了以往无神论者形神二元论的缺陷，达到高水平的形神一元论。范缜是位儒者，但这场辩论已超出了儒佛的派别之争，而具有哲学上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深刻意义。
　　宗教是危国还是利国的辩论，主要关乎佛教，也旁及道教，贯串于东晋到南北朝结束。激烈反佛的政治家思想家指责佛教伤治害政，如：塔寺糜费，僧尼减损役税，国家财政兵员受到危害；再者僧尼冒滥，寺庙藏奸，有碍法律贯彻。梁荀济更认为佛教是三百年动乱的祸根，北魏太武帝指责佛教“盖大奸之魁”，代经乱祸皆由于佛教。佛教的过分膨胀，确与王权实际利益发生矛盾，但上述观点片面夸大了佛教对封建国家的消极作用。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徒则竭力证明佛教有助王化、劝佐礼教。宋文帝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十一）北周任道林认为家家信佛，民无不治，国国敬佛，则兵戈不用。他们肯定了佛教稳定封建秩序的功用，但夸大其辞，对佛教的种种弊端，曲为辩护。而在多数情况下，统治者采取的宗教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方面带头佞佛，广为宣扬；另一方面又不断用行政手段加以约束和沙汰，建立僧官制度，制定僧律，进行严密控制。
　　三教斗争，在南朝主要采取理论辩难的形式，学风较为开明自由。北朝斗争往往发展为行政干预，发生两次大规模武力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信道斥佛，在崔浩等煽动下，下诏毁寺坑僧，佛教受到沉重打击。北周武帝崇儒道而敌视佛教，后强制灭佛，不得已殃及道教，将经像焚毁，寺观改用，今僧尼还俗，然而未屠戮沙门。在魏孝明帝时还发生一起打击道教、刑罚道士的事件。但历史表明，武力解决不了信仰问题，最终都失败了。佛道教的活动，禁而复盛。
　　【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合】
　　三教异中有同，故能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三教调合论颇为盛行，一曰本末内外论，二曰均善均圣论，三曰殊途同归论。东晋慧远、北周道安皆以佛为内，儒为外，“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慧远语）。周武帝灭佛前“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北周书．武帝纪》）。葛洪以道为本，儒为末。三教都在以“我”为主前提下，承认他教的地位。均善论则进一步将三教并扬。慧琳主张“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白黑论》）。谢灵运著《辩宗论》折中佛儒。沈约著《均圣论》说“内圣外圣，义均理一”。殊途同归论是承认三教形式方法上的差别，而肯定其宗旨与终极目标的一致。如宗炳《明佛论》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张融《门论》说：“道也与佛逗极无二”，“致本则同”，“达迹成异”。
　　事实上三教也在互相吸收。道教吸收儒佛，前已有述。佛教依玄附儒，亦很明显。王公大臣、名士学者，乃至普通教徒，不少人三教或二教兼修，并无教门严格界限，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宽容精神的表现。慧远、宗炳、雷次宗、郑鲜之等皆兼修佛儒。梁武帝三教皆精，其佛儒论著，洋洋大观。陈代大儒张讥之学，同时为儒、佛、道信徒所传承。北周沉重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不过统治者多倾向以儒为主、佛道为辅，以此处理三教关系。南北各朝国学，都以经学为首位，而佛道从未正式进人国家正规教育中。处理军国大事或修定朝典祭仪，都从儒经中找寻理论根据。梁武帝敬佛最勤，然而只是由于“专事衣冠礼乐”，才使“中原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北魏文成帝对儒佛关系处理得较为明智，既强调儒家传统祭祀的重要，又肯定佛教的配合作用，说：“夫为帝王者，必只奉明察，显彰仁道。”关于佛教，“等生死者叹其达，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即佛教可以补充封建法制之不足，加强封建道德的影响。总之，在保持儒学正统地位的条件下兼容佛道，是那个时期思想文化思潮的主流。传统信仰与佛道的合流，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具有消极的作用；但三教是南北朝各代的共同信仰，它们使得中华民族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保持了思想文化的一致性，为后来隋唐的统一，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五节 隋唐时期佛道两教的隆盛及景教、伊斯苗教的传入
　　惰唐结束了南北纷争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唐代国力充盈，文化繁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与政治经济统一的局面相适应，出现了统一的经学课本，统一的宗教政策，即三教并奖的政策。宗教并不总与乱世相联系，宗教的兴起固然与社会苦难的加深有关，但是宗教的繁荣也需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唐代佛教和道教的隆盛，植根于不合理的社会生活，得力于统治者的自觉支持，也是前代二教向上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寺院经济雄厚的财力，也为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和道教的壮大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使更多的有闲僧侣安心译经、传道和推究宗教理论，收养更多的僧徒，举办更多的慈善事业以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在政府倡导下，三教合流的风气更为盛行，中国封建文化进一步朝著融合的方向发展。
　　【官方对三教的政策与三教合流的加强】
　　唐太宗以数百年来诸经文字多讹谬，今颜师古撰《五经定本》，统一五经的文字章句。又因师说多门，注释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正义》，高宗时由朝廷颁行，成为官方经学定本，其他诸儒注疏一概作废。这种统一的经学，使儒家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促进了中央政权的巩固；但并没有产生一种新的儒学理论，它只是汉魏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化的过渡阶段。传统的天帝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及圣贤崇拜被继承下来。孔子进一步神化。太宗封孔子为先圣，又诏令州县皆立孔子庙。玄宗改封孔子为文宣王，祀所称为文宣王庙。
　　唐太宗大半生并不真信佛道，曾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旧唐书》卷六三）又说：“神仙事本虚无，空有其名。”（《贞观政要》卷六）并申明他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失之必死，不可暂无”（同上）。他深刻认识到儒家思想信仰的重要性，同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依然褒奖佛事，敬重道教。宗教政策不决定于皇帝个人好恶，这是统治者成熟的表现。唐太宗隆礼玄奘，又因与老子同姓而抬高道教，曾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武则天执政时明白宣示，三教有共同任务，令人撰写《三教珠英》。朝廷遇有大典，让三教代表人物上殿宣讲各自经典。唐德宗庆生辰令三教讲论《南部新书》说，三教讲论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政府明令禁止佛道互相攻击。
　　大臣、学者中，如韦渠牟，初读儒经，后做道士，又做和尚，积极参加三教会讲。宰相韦处厚，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柳宗元认为“浮图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李翱作《复性书》，发挥褝宗去情复性说，成为宋明理学援佛入儒的先驱。佛教密宗诸神，不少窃自道教，晚唐以后，其画符、念咒等法术，大都与道教合流。
　　【佛教的主要宗派】
　　佛教宗派不同于学派，除了保持神学上的传授关系外，还用传法世系保证寺院财产继承上的连续性，其宗法性与排他性相当强烈。隋唐佛教的主要宗派如下．
　　（一）、天台宗。源于北齐，南陈，创于隋，盛于唐，中唐以后衰落。主要经典是《法华经》，实际创始人是智顗（五三一～五九七），中期代表人物是湛然（七一一～七八二）。天台宗适应中国统一的政治形势，用“五时”、“八教”的判教的方法，将佛教内部各派加以贯通。“五时”：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各类经典为佛不同时期说法所集。“八教”：顿、渐、秘密、不定、藏、通、别、圆。佛根据不同对象而有不同说教。天台宗自称“圆教”，品级最高。天台宗提出“三谛圆融”之说：诸法无自性故空，因缘有而不实故假，不执于空、假，亦假亦空，故中；这空、假、中三谛皆由心生。就“所观法”而言，一心三谛；就“能观智”而言，一心三观，即空观、假观、中观。在修行方法上，天台宗综合南方重义理和北方重禅定的不同风气，提出“止观”双修，以智慧断惑，以褝定养性。湛然提出“无情有性”说，认为一切无生命之物皆有佛性。这一说法使“佛性”扩展了领域，但同时也贬抑了佛性的神圣超越的特点。
　　（二）、法相宗，又称唯识宗，出于印度有宗，在中国的创始人是玄奘和窥基。玄奘于贞观年间西去天竺取经，往返十七年，途经五万里，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对中印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回国后撰《大唐西域记》，译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主要介绍印度法相宗。弟子窥基著作近五十种，推广其学说，有《华严经》、《解深密经》、《楞严经》，论有《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该宗宣扬“万法唯识”。以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为八识，前六识管感觉或思维，第七识起联系作用，第八识总管一切，是“根本识”，它绵绵续存，类似灵魂，承担著因果报应。人们平时所谓的事物，不过是八识变现的“相分”，主观认识能力则是八识之“见分”，认识世界乃是八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又提出“种子”学说，种子分有漏、无漏，后者至善，皆藏于阿赖耶识中。人要解脱必须不断修行，便有漏种子转为无漏，舍染归净而成佛。法相宗在唐太宗、高宗时风行四十余年，以其过于烦琐，不久即行衰落。近代又曾一度复兴。
　　（三）、华严宗。创始人是武则天时的法藏，（六四三～七一二），澄观、宗密为中兴人物，流行一百七十余年，武宗灭佛后，走向衰微。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该宗与法相宗同属大乘有宗，但不满后者隔绝尘世与彼岸两个世界，强调无碍圆融，颇具唯心辩证法的因素。它要沟通主客观界限，把认识对象看成主客统一，如看金狮子，注重狮子时金隐，注重金时狮子隐，两皆注重则具隐具显（《金师子章》）。又要沟通一与多、大与小，“无有不多之一，无有不一之多”（《华严经探玄记》），“小时正大，芥子纳于须弥；大时正小，海水纳于毛孔”（《华严策林》）。又认为时间先后圆通无碍，“念念生灭，刹那之间分为三际，谓过去、现在、未来”（《金师子章》）。又提出“十玄门”，把世界描绘成复杂多样的又连贯圆融的关系网，事事皆体现佛性，彼此交相辉映，重重无尽。“四法界”说亦承此义，将世界分为四种存在：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认为理事互摄、色空交融，如十面镜子共映一光烛，光芒重合而无限。
　　（四）、净土宗。创始人为道绰（五六二～六四五）、善导（六一三～六八一）。主要经典是《无量寿经》、《观音量寿经》、《阿弥陀经》。该宗宣扬极乐世界美妙无比，“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阿弥陀佛神通广大（见《阿弥陀经》）。信奉者凡能口念佛名号，坚持不懈，临终前心不颠倒，即可死后往生极乐净土。如道绰口诵佛名“日以七万为限”（《续高僧传》）。净土宗是最缺乏哲学理论的佛教宗派，教义简单，方法易行，所谓“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在缺少文化的下层人民中有广泛影响，许多地方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景象。尔后在中国长期流行不衰。
　　（五）、褝宗。实际创始人是惠能（六三八～七一三）。他所创立的南宗最具中国特色，是中国佛教一场重大的革新运动。惠能标榜“不立文字”，只留下一部由别人记录整理的《坛经》，该经是中国僧人著作中唯一列佛经的一部作品。惠能以后，禅宗分为五个支派，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时在晚唐五代，后流传至日本、朝鲜。
　　禅宗的特点是：第一，主张佛性本有，不假外求。“自性本自具足”，“佛向性中作，其向身外求”（《坛经》）。因此，“明心见性”即是成佛。第二，主张顿悟，反对渐修。北宗神秀主渐修，有偈云：“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作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旦觉悟即可成佛，甚至放下屠刀即可立地成佛。第三，不诵经义，不习褝定，被传统仪规戒律，所谓“教外别传”。惠能以后的五宗，更强调“真如”不能用正面语言文字表达，便用比喻、隐语，乃至拳打脚踢来散发信徒觉悟，称之为机锋、棒喝。第四，破偶像、反离俗，主张即事修行，使佛教世俗化达到顶点。褝宗后期愈加强调入世即出世，所谓佛法不过“吃饭、著衣、屙屎、送尿”，“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褝僧呵佛骂祖，无所不为。义玄说：“逢佛杀佛，逢贼杀贼。”云门更称：恨不得释迦初生时就“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这种完全否定佛教传统的作风，预示著佛教危机的来临。但褝宗重视现实和简便易行的特点，使它拥有众多的信徒，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超过其他宗派的广泛影响。
　　除以上五宗外，还有真言宗、律宗等，天宝年间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即属律宗。
　　唐初有傅奕反佛，宪宗时有韩愈反佛，皆未造成实际影响。唐武宗李炎（在位八四一～八四六），出于维护国家财政利益的考虑，在道士赵归真煽动下，于会昌五年实行灭佛，除留个别寺院僧人外，其余寺庙一律拆毁，憎尼一律还俗，财产全部没收。其毁大中寺四千六百余，小寺四万余，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奴婢十五万人。经过这次打击，佛教元气大伤，有的宗派从此一蹶不振，整个佛教开始从顶点下跌。五代周世宗再度灭佛废寺，由此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佛教更加衰落，但佛教在思想上的影响依然强而有力。
　　【道教的隆盛】
　　唐高祖以李耳与李唐同姓，欲藉道教抬高李家权威，便认定老子为李家宗祖，曾宣布道教第一，儒第二，佛最后。太宗曾下诏确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最热心道教，将老子封号不断提高，定为“大圣祖高上大道全阙玄天皇大帝”，亲作《道德真经疏》，以此为群经之首。封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为真人，其书为其经。又立玄学博士，公主妃嫔亦多人教受诸真封号。唐代有几个皇帝迷信长生成仙，服食丹药，结果中毒而死。
　　唐、五代道教著名学者有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杜光庭等人。成玄英用道教解说老庄，认为“道”是至无、冥寂、不生不减，要体会它不能滞于有与无，亦不可滞于非有非无。这种“遣之又遣”、“玄之又玄”的“道”叫“重玄之道”。人如“与道为一”，就能“不复生死”（以上见《老子注疏》）。王玄宽进一步援佛入道，说：“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三世皆空”，人们如能灭“知见”达到“坐忘”，即可“解形至道”（以上见《玄珠录》）。司马季祯以为人心原“以道为本”，由于“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已久，遂与道隔”，如能“净除心垢”，达到“坐忘”的状态，则可得道，此时“身与道同，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无法而不通”（《坐忘论》）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原修行于天台山，晚居青城山，对道教经典、史迹、仪则多有论述，著《广成集》等。五代道士谭峭，于嵩山学辟谷、养气、炼丹之术。著《化书》，认为世界起源于“虚”，“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遂有万物，最后复归于“虚”。政治上提出“均其食”的主张，向往“无亲”、“无疏”、“无爱”、“无恶”的太和社会。
　　【景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
　　景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载，于公元六三五年（唐贞观九年）由波斯传入中国，其译文用语多受佛教影响。教士称“大德”、“僧”、“僧首”等。太、高、玄、肃、代、德诸朝对景教相当尊重。太宗对叙利亚人教士阿罗本招待优渥。高宗令各州置景寺，以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不少教士还担任了朝廷与军队的重要职务。碑文说：“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可见当时景教流布之广。景教流行二一○年后，于唐武宗灭佛时，遭到废止。《唐会要》说，其时“勒大秦穆护（信基督教者）三千余人还俗”。此后景教在内地绝迹。
　　伊斯兰教于唐时进入中国。一般史家把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大食国派使者来长安朝贡，作为伊斯前教传入标志。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一是经由西域之陆路，二是经由海路，从东南沿海，经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直至波斯湾。八世纪中叶，日渐增多的阿拉伯商人集居于广州、泉州等地，不少人与汉人通婚，其后裔相聚而居，保持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建有“蕃坊”的宗教组织和礼拜寺，逐渐成为中国的回教徒。
　　第六节　宋元两代儒释道三教的会同与也里可温教、伊斯兰教的流行
　　宋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科技和文化比较发达的时期，政治上中央集权制更趋成熟。在思想文化方面最突出的演变，是程朱理学的确立和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的融合。宋代理学是封建宗法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传统的国家宗教最精致的哲学理论形态，它反对佛道的外在权威，却吸收佛道的思想营养以充实自身。道教达到顶盛时期，全真道在理论上将儒道佛融为一体。佛教进入后期，禅宗急剧儒化。三教都在向对方靠拢，从外部功能的一致性发展到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元代大致保持了这种状态，也里可温教与伊斯兰教则有较大发展。
　　【汉地佛教的儒化与藏地佛教的兴起】
　　宋元统治者依然支持和利用佛教。宋太祖曾派僧人一百五十七名游学西域，每人赐钱三万。宋太宗说：“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宋真宗时僧尼多达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元代帝王对佛教的崇信，主要是修功德、作佛事，如念经、祈祷、印经、斋僧、受戒等事项，并在全国大兴佛寺，“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元史．释老传》）。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有佛寺四万二千，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
　　宋元佛教主要是褝宗（尤其是临济宗）的天下，其次天台宗稍有生气。褝宗打破早期“不立文字”的传统，而有大量《灯录》和《语录》出现，变成不离文字，如《景德传灯录》、《六圣广灯录》、《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等。又编出一批“公案”，对“公案”加以注释，称之“评唱”、“击节”。褝宗否定传统的结果之一是出现狂褝，给它自身带来危机。五代宋初名僧延寿（九○四～九七五）就斥责了所谓“饮酒食肉，不碍菩萨；行盗行淫，无妨般若”，“步步行有，口口谈空”的风气，主张褝、教并行，以讲习佛经来弥补单纯修褝造成的弊病，说“经是佛语，褝是佛意”（以上见《宗镜录》）。临济宗至宋代分为杨岐、黄龙两派，依然发挥褝宗以染为净、即俗而真的风格，所谓“事无不同，只在迷悟”（《续古尊宿语要》）在这种思想逻辑支配下，褝宗的儒化更加快了步伐。云门系褝僧契嵩（一○○七～一○七三）力主揉合儒佛。他认为佛之五戒、儒之五常可以合而用于教化人心，并进而以“孝为戒先”，说：“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而性理之说，“皆造端于儒，面广推效于佛”（《镡津文集》）。被排斥于天台宗之外的孤山智圆（九七六～一○二二），自号“中庸子”明确声称自己的思想“宗儒为本”，儒佛“共为表里”，“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以上《闲居编》）。他用儒学修身，佛学治心，以为这样才合乎中庸之义。
　　宋代佛教的重大事件之一是雕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是第一部官刻佛教经论总集。此外还有《崇宁藏》、《开元藏》、《思溪藏》、《碛砂藏》等。《碛砂藏》始刻于南宋，完成于元代。
　　公元七世纪，印度传入的密教和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与西藏原有的“苯教”结合而形成藏地佛教。该教宣传宇宙大劫，一切无常、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修行解脱等教义，特别崇奉密宗，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称为藏密。宗教活动重视诵咒、祈祷、祭祀、供养。尊称高僧为“喇嘛”。从七世纪松赞干布奉教，到九世纪中叶以前为“前弘期”，以赤松德赞时期最盛，但内有渐、顿之争，外有与苯教的激烈冲突。唐会昌元年（八四一）朗达玛灭佛，西藏佛教中断一百余年。至宋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佛教再度复兴并真正藏化。由此尔后，称“后弘期”。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起，各教派陆续形成，有白教（□（口阁）举派）、花教（萨迦派）、红教（宁玛派）、黄教（格鲁派）等。十三世纪出现活佛转世制度。在元代皇帝支持下，西藏形成政教合一体制。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帝师，后继者十余代，皆享有极高荣誉和极大权力。黄教由宗喀巴（一三五七～一四一九）创立，在各教派中势力最大，其嗣法弟子称达赖、班褝，代代相传，担任黄教教主。该教又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等地，并外传至附近不丹、尼泊尔等国家。
　　【道教的兴旺与其三教合一说】
　　道教于宋元两代进人巅峰时期。宋代诸帝佞道甚于佞佛。真宗时编《大宋天宫宝藏》，徽宗时编《崇宁道藏》、《政和道藏》，从此才有道教经典总集。张君房又辑要而成《云笈七签》，成为道教要籍。真宗上玉皇大帝圣号，奉为天界总领，赐道士张正随为虚静先生。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上玉帝尊号为“太上开元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大帝”建玉清昭阳宫奉祀老子，置道官，立道博士员，赐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道士徐知常为冲虚先生。他欲扬道抑佛，改称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尼称德士，位在道士之下。
　　辽金元之世，道教形成确定的教团，出现正一教与全真教两大教派。元世祖封张道陵三十六代孙张宗演为嗣汉天师，主领江南道教，形成以符箓为主的正一教派。金代道士王重阳在山东创立全其道（教），以炼养为主。元代全真道道士以王重阳派为北宗，张伯端（北宋道士）派为南宗，两宗均依托王玄甫、钟离权为祖师。北宗称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操、王重阳为北五祖，南宗称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为南五祖。北宗还称王重阳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涌、孙不二）为北七真。丘处机世称长春真人，受到成吉思汗隆遇，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
　　全真道融摄佛儒，高唱三教归一。王重阳不独奉道经，亦劝诵《般若心经》、《孝经》。丘处机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磻溪集》）。元初道士李道纯说：“引儒释之理证道，使学者知三教本一”（《三天易髓》）。全真道是内丹派与禅宗、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明心见性、养气炼丹，含耻忍辱为内修之真功，以传道济世为外修的真行，功行双修，以期成仙证真，故谓之全真。唐宋以来，外丹多次失败，内丹与养性说的地位上升。全真道一方面破斥肉体，否定人性，追求精神解脱，向佛教靠拢；另一方面又讲天命之性，强调善行道德，向儒家靠拢。王重阳明确否定肉体长生，而以本无生灭的“真性”为解脱成仙之本。“真性”空净永恒，又称“真心”、“元神”、“天命之性”、“道心”，只要思想上修炼到清净虚寂，无所挂累的状态，即是成仙得道。但又与褝宗有别，它以神为性，以气为命，要求见性与养气结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炼就的“阳神”，形象同于本人，升天为天仙。因此全其道仍不离道教本色。
　　【宋代理学的神学化倾向】
　　宋代理学是在继承和改造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天理说”取代了汉代的“天神说”，以“理气说”取代了魏晋的“贵无论”。它又摄取佛道的思维方式与修养方法，使自己既具有政治上的优势，又具有足以与佛道抗衡的理论优势。
　　理学的神学色彩首先表现在把忠孝与五常拔到“天理”的高度，给神权披上理性的外衣。“天理”至善至美、神圣不可侵犯，存“天理”必须灭“人欲”，以此扼杀人们身上违背封建道德的感情欲求。理学家还宣扬超历史的道统说，尤其神化孔子，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颂言。朱熹把伪《古文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奉为孔门传授心法；使之成为类似神启的宗教教义。
　　其次是直接吸收佛道神学。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其《太极图．太易说》出自道教，其《爱莲说》由《华严经探玄记》脱胎而出。北宋五子之一邵雍，其学可上溯到道士陈抟的《先天图》。理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赞美佛学“极尽乎高深”（《河南程氏道书》卷十五）。又说：“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近似褝宗。又说“事理一致，微显一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类似华严。程颢曾云：“虽尧舜事业，亦只如太虚空中一点浮云过目”（《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程颐肯定华严宗圆融无碍的说法，并归纳为“万理归于一理”的命题（《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宋代理学最大代表者朱熹对《阴符经》、《周易参同契》均有精心研究，并称赞佛教说：“佛教最有精微动得人处。”（《朱子语类》卷十三），又说：“今之不为褝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是入褝去也。”（《朱子语类》卷六）朱熹的“理一分殊”之说，无疑受华严宗的散发，他说：“然虽各自有一个理，却又同出于一个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宋代心学大儒陆九渊蔑视儒经文字，声称“六经皆我注脚”。他反对朱熹“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斥为“支离事业”，主张直指本心、明心见性的简易功夫，颇有褝宗的风度，故世人称“陆学即禅学”。
　　【也里可温教与伊斯兰教的流行】
　　也里可温教是元代对基督教的称呼，又称十字教，有方济各会与聂斯脱利派。元太祖、太宗与罗马教皇关系密切，世祖入主中原，基督教随之再度传入中国。世祖接见马可波罗，托他致书教皇，请求派遣教士七百人来华传教（《马可波罗游记》）。元代朝廷设崇福司，专管该教事务。北京、杭川、西安、甘肃、宁夏、镇江、泉州等地都建有教堂。但该教地位次于佛道二教，礼部规定“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等”（《元典章》卷三十三），且教徒多为蒙古族人或侨居中国的西亚人。随著元朝的覆灭，它也就衰亡了。
　　公元十世纪中叶起，中亚伊斯兰国家势力进入新疆，新疆各族由信仰佛教改信伊斯兰教，后扩及全疆。成吉思汗西征，一批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工匠、士兵随军东来，并与汉、蒙、维等族结婚定居，后裔形成回族，开始时，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而后遍布全国各地，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具有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习惯。元代对伊斯兰教很重视，在各地普建礼拜寺，还特设回回国子学。不少回教徒在政府中身任要职。如赛典赤赡思丁先后任陕、川、滇的平章政事，其子孙三代皆居高官。中国回教徒对于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有积极贡献，并出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赡思是著作甚富的儒者，萨都剌、丁鹤年是著名诗人，札马刺丁是历法家，高克恭是画家。
　　第七节　明清时期原有宗教的演化、民间宗教的活跃和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入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朝，封建生产方式走到它的尽头，本来有可能自发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但明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充分发展起来，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杜会，种种内外因素延长了封建社会的生命。在思想文化与宗教方面，明清两代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佛教在外部加速与儒学的融合，在内部加速各派间的融合；道教势力衰微，但越加渗透到民间信仰之中；民间秘密宗教极为活跃，经常发生反抗事件；伊斯兰教进一步儒化；基督教的势力在鸦片战争以后迅速扩展。宗教日趋多样化和逐渐下移，各种社会势力都在利用宗教达到自身的目的。宗教挽救不了过时的社会制度，也孕育不出新的未来社会。只有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才能结束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开辟出一个光明的新时代。
　　【国家宗法性宗教祭祀活动的完备及王学的禅宗化】
　　祭祀天地、祖宗、社稷、圣贤及山川诸神，为封建国家之常制，唐宋相因而有所损益。明代以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为大祀，先农、朝日、夕月、先师等祀为中祀，其余诸神为小祀。嘉靖中，连南郊天坛，北郊地坛，城东朝日坛，城西夕月坛，太庙、社稷坛紧连宫城。清代沿习不变。
　　尊孔祭孔活动有增无已。宋时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时复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孟子为亚圣。明嘉靖时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四配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以下十哲、七十二贤，以历代大儒九十多人从祀。清代以四书五经为国子监课本，大搞祭孔活动。清圣祖、高宗亲自出巡孔府，祭拜孔子，衍圣公府备极尊荣。
　　明代王守仁的心学，进一步发挥陆九渊的思想，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也叫“良知”，它是先天的、人人皆有的，不教自能，不假外求，“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紫阳书院集序》），不必去考虑名物，钻研书册。他反对出世的佛学，主张即事修圣。《传习录》说：
　　佛怕父子系，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吾偏有个父子，送他以仁；有个君臣，送他以义；有个夫妇，送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看起来王守仁在批判佛学，其实他在用褝学批判一般的佛学，因为褝宗早已不主张用逃世之法来解脱家国之累，而是要在积极处世中证成妙道。王守仁主张行君臣父子夫妇之事而不著其相，这正是对褝宗思想有深刻领悟的表现。王学中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从内心维护纲常名教，却又包含著破坏纲常名教权威的因素，因而后来常常为进步思想家所利用，始终没有成为正式的官方哲学。
　　【佛教在内部与外部的融合倾向】
　　明太祖将唐宋以来度牒限数收费制改为免费发给度牒，为出家者大开方便之门。明成祖靠僧人道衍（姚广孝）为军师，定策起兵，入承大统，更大力弘扬佛教。武宗尤热心佛事，正德间曾一天度僧道四万人。成化年间，僧尼达五十余万人。佛籍方面，雕刻《南藏》、《北藏》和《方册藏》（即《嘉兴藏》）。佛学的发展，一为褝教关系问题，二为三教会同问题。梵琦（一二九六～一三七○）把“大道不离声色言语”的观点发挥到极端，说：“处处无非佛事，头头总是道场。酒肆、淫坊了无挂碍；龙宫虎穴，任便经过。”（《梵琦语录》）修禅不仅不避俗事，也不避奢侈放荡，禁欲的宗教变成了纵欲的宗教。元贤（一五七八～一六五七）以更彻底的姿态贯通三教与诸教，认为就异者而言，教外有教，教内有派；就同者而言“则非独三教是一，即一切魔外以及资生业等，皆顺正法；盖理外无教，故教必归理”。释迦既出世又入世，孔子既入世又出世；不入世不能出世，不出世不能入世，所以儒佛都是兼内外、合真俗的。他批判狂褝的堕落，认为这些禅僧口言不齿，危害佛教者必此辈。他大声疾呼，号召挽此颓风，回归佛教之正途。明代佛教有所谓“四大家”：祩宏、真可、德清、智旭。祩宏（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别号莲池，被誉为“法门之周孔”。他以净土为主，兼重褝、教，融会性、相。在教内，主张以教辅褝：“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楷模”，“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云栖法汇．手著》）。在教外，主张三教合为一家。“阴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显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同上），所以佛儒不应相互攻击，而应相互合作。真可（一五四三～一六○三），晚号紫柏，是方册大藏经的创刻者，他也力主宗、教融通：“传佛心者，谓之宗主；传佛语者，谓之教主。若传佛心有背佛语，非真宗也；若传佛语不明佛心，非真教也。”（《紫柏尊者全集》）他亦主三教同源，甚至称儒家五常为“五如来”（同上）。德清（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又称憨山大师，他主张褝宗、华严宗融合，对《中庸》、《老子》、《庄子》深有研究，擅长以佛解儒。如将“克己复礼为仁”解为“先破我执为修褝之要”，将“道心”解为“不迷不妄之性”。认为“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世；不参褝不能出世”。声称“舍人道无以立佛法”，而人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这样，儒化的佛学，与佛化的儒学之间已无多大差别了。曾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晚称藕益老人。他兼重褝、教、律，说：“褝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灵峰宗论》）又认为学佛学儒乃相辅相成，“惟学佛然后知儒，亦惟真儒乃能学佛”（同上）。
　　清代前期佛教亦受尊崇。《龙藏》始刻于雍正，完成于乾隆。乾隆又组织人力将大藏经译为满文，费时十八年。其时憎尼达三十四万人。道光以后，佛教不振，佛徒多致力于佛经的校刻与流通。褝宗名僧有月、道忞、通琇、海明、密源、清□（金客）、恒志、法忍等，净土名僧有省庵、彻梧、印光等。居士在弘扬佛法上有巨大影响，如清末居士杨文会创金陵刻经处，所出经籍，颇有盛名。
　　清帝礼遇藏地佛教。顺治九年，达赖五世入京受册封。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制定《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政教合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理蕃院管理。十四世纪编成藏文大藏经，明清多次刻印，共收典籍四千五百六十九种，除经、律、论外，尚有文学、天文、医学等内容，是佛教文化的宝库之一。
　　【《道藏》的重修与道教的衰落】
　　宋元道藏，经元代焚经和兵火之灾，早已散失。明英宗正统年间形成《正统道藏》，五千三百零五卷。后又有《万历续道藏》一百八十卷。清代《道藏辑要》与《道藏续编》第一集，均有增补。道藏内容极为厂杂，除道经外，还有诸子百家及医学、化学、生物、保健、天文、地理等大量论著，是中国文化史一大资料库。
　　明世宗一度尊崇道教，以道士邵元节总领道教，并躬亲斋醮。清代对道教逐渐轻淡，张天师由二品降为五品。道光停止张天师朝觐。官方道教从此一蹶不振。但道教的神学观点和醮斋超度、祈禳福祸、符咒驱邪等活动，却深入民间，渗入秘密宗教中，为民俗的一部分。在道佛教共同影响下，形成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宫天神系统，以太上老君为首的散仙真人系统，以如来佛为首的西方极乐世界，以阎罗、城隍、土地等组成的阴间鬼神系统，还有各种妖魔鬼怪。这些宗教神话有广泛影响，并渗入《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之中。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功过格》三种，在封建社会后期流行极广。其中《功过格》是一种自我反省日记，逐日记录功过，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善则继之，过则改之。道教依靠这些简便易行的道书，为宣传普及封建道德，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间宗教的活跃】
　　民间宗教是流行于社会下层的各种宗教，一般不被政府承认，活动呈秘密状态。汉末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北魏的大乘教，五代、宋、元的明教，是民间宗教的前期发展。南宋初到明中叶，白莲教兴起，标志中国民间宗教进人活跃阶段。白莲教始自白莲宗，该宗本是佛教净土宗的一派，首创者是南宋高宗时的吴郡沙门茅子元。后来转而崇奉弥勒佛。元末农民起义军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藉白莲教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明以后，白莲教更加流行，并与其他民间宗教融合、渗透，不断发展。
　　明正德年间至清末，是民间宗教最盛行的时期。以罗教的兴起为转机，数以百计的教门及其分支此起彼伏，形成复杂多态的民间宗教。罗教创始人罗梦鸿，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无为教、大乘教、老官斋教皆其分支。白莲教受其影响，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宣传“弥勒下凡”的宗教神话。黄天教、红阳教、闻香教、八卦教等皆可视为白莲教衍生的分支。明清民间宗教的共同点是：第一，主张三教归一，其信仰中三教掺杂，或脱胎于佛教，或脱胎于道教；第二，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灵；第三，大都宣扬“三阳劫变”，以救劫应变号召信徒；第四，常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如明代闻香教徐鸿儒起义，清代清水教起义等；第五，其上层领袖形成特权家族，成员又混杂不纯，往往为官方所利用。第六，其经典宝卷多以韵文、偈子、唱诗、曲牌等说唱文艺形式撰写，以便在民间流传。据学者考证，民间宗教教徒人数，远多于上层宗教，因其活动秘密，遂鲜为外界所知。
　　【基督教的传布与大平天国拜上帝会】
　　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开创基督教在华传教第三个时期。明末有信徒近四万人。清康熙时教徒至十万余人。雍正以后，朝廷禁止传教。新教自一八○七年由马礼逊传入我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取得内地传教权利，基督教有了迅猛的发展。由于该教的传布与外国侵略中国的行为相联系，不断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众多的“教案”就是明证。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中兴起的。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有天主教徒三百万人，新教教徒一百万人。
　　太平天国曾利用“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形式发动起义，其教义教规模仿基督教，如敬拜上帝、耶稣，实行受洗、祈祷、礼拜等。但起义军的革命行为使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恐惧，西方教会对“拜上帝会”也采取反对态度。起义军把所有传统信仰的神灵、圣贤以及皇帝、士绅、官僚，统统视为妖魔，一律加以扫荡，所以遭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有种种原因，而过份依赖“拜上帝会”的宗教形式，从而模糊了起义军现实的奋斗方向，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明代对伊斯兰教徒甚为宽厚。清代则采取高压政策，激起多次回民起义，形成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互相纠缠的局面。
　　明末清初，我国伊斯兰教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适应我国情况，出现许多支派，并在西北地区形成门宦制度；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学者的汉文译著活动大为活跃。比较重要的著作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等。清咸丰、同治年间，又有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性命宗旨》等。这些作者都是受过儒家文化薰陶的回儒，他们认为“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他们的做法是，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以上《天方正学．自序》）。例如将伊斯兰的“真一”说与程朱的“太极”说加以融合；将儒家“格物致知”加以改造，使之为“认主独一”的教义服务；将儒家的“五伦”称为“五典”，使之隶属于“忠于真主”这一最高信条。这样，伊斯兰教就更深地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伊斯兰教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东乡、撒拉、保安十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至解放前夕，他们的总人口约一千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