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汇于中华文化中的佛教

融汇于中华文化中的佛教
　　佛教两千年来对我国社会文化影响漫谈
　　金 易 明
　　确切地讲，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地区与西域月氏、龟慈、安息等地商贸往来频繁而逐渐流传于中原大地的。无论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之记载，还是广泛流传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白马驮经”之美谈，都反映了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形。注重史料考证的史学家可以认为这些仅属传说之列，但传说虽可掺糅不实之言，却事出有因则可断言。对于佛教初传中国的诸多传说当都作如是观。因为，一种宗教文化传入于完全异质的民族，必然有一个渐进的、潜移默化的接受过程。其中可以有多件较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探讨、研究，有助于了解该宗教文化的传入初始阶段的情况。以这些事件作为标志和契机，进行纪念活动，对研究、推动宗教文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如这次中国佛协以“伊存授经”为标志，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两千年，恢宏博大的佛教文化已融入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之中。中华思想体系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佛教对国人民族心理构成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影响力。两千年来，佛教在其弘传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思想互补互融。同时，在民众中也适应中国的民俗，形成了广泛流传的富有中国特殊性质的、与民众心态相吻合的仪式仪规。由此，在坚持佛陀根本宗旨的前提下，善巧方便，适根应机，锻造了适应中国社会的独特的中国佛教。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被称为佛教之第二故乡已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千古独步的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方面。凡要影响社会、在思想界引起关注，外来文化必须在本地文化中寻找到一个共振频、以此作为契入点，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会在中国社会引起比安世高禅数学更为强烈的影响，并在以后一个时期由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六家七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弘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之说相近，形成了互补关系。宋明理学虽标榜不好释氏之学，但在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中，处处可见佛学的影子。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外无物”之说，几乎是佛教“一切唯心所造”说的翻版。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对道教、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而且在隋唐时期，各宗并畅，构建了富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一转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强烈出世倾向，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了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近代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是章太炎、谭嗣同，还是康有为、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宝库中觅到构建学说的养料。这一切无不说明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于研究考察中国哲学思想者，就必须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否则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法把握和探究的。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又表现在其对民众心理构成的规范方面。佛教初传中国，其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在王室及主要权臣（如汉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以及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包括士大夫及其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僧人。其中，士大夫阶级起了中坚骨干作用。而王室及权臣则起到了扶持、宣传佛教，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之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政府行为的王室佛教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士大夫佛教，与外来的佛教形成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同化过程，并同时共同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民众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民众佛教是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众佛教以渗入国人民俗之中的佛教（近来学术界有称此为“民俗佛教”的），以及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本身转化为民俗，规范了民众的心理构成，国人虽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响所致，在封闭、滞粘的农业社会中，却具有全民性。因此，尽管“三武一宗“的灭法来势汹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也不同，有对佛教采取钳制和限止政策的，而其打击的结果，受到重创的是王室佛教和士大夫佛教。至于民众佛教，由于受民俗的保护，则表现为极强的韧性。这也是唐代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之后，士大夫佛教一蹶不振，日益式微，而民众佛教却仍然发展如故的真正原因。赵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民众佛教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多民俗的重要依据。“家家弥陀、户户观音”是对当时佛教在民间流行的生动写照，各宗各派的道场殊途同归，儒释道三家合流，以及寺院经忏兴旺、频繁启建水陆，这一切无疑折射出民众的信仰需要。近二十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佛教寺院恢复迅速，香客盈门，不少家庭供奉佛像，特别是香港设立佛教公众假期等等，均反映出佛教即使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信仰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对于民众生活（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入的。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历代弘法者坚韧不拔、舍身求法的人格魅力对国人的感召力，以及弘法者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经验对我们的启迪方面。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流传，特别是隋唐时期形成八宗鼎立，学位体系恢宏的全盛期，以及在近代成为推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有力舆论，是与一批高僧大德锲而不舍的弘法精神紧密相连的。佛教对于国人而言本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的思维模式与我国固有传统之间差距也甚大。因此，中国佛教滥觞时期的安世高、支娄迦谶、康僧铠、严佛调及稍后的竺法护、朱士行等大德的拓荒事业，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道安、慧远等高僧为弘传纯正的、符合佛陀本旨、本怀的佛教，为创建和培育僧团，协调僧团、信徒与政府及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亨有盛誉的、而又为民众家喻户哓的玄奘、法显等求法高僧，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千死一生地赴印度取经学法，并载誉而归。他们舍身求法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称玄奘大师为“民族的脊梁”是恰如其分的。近代以来，以章太炎、杨仁山，谭嗣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界人士，特别是以太虚为代表的近代高僧自觉运用佛教教义，宣传众生平等、人类大同的民主思想；倡导“人生佛教”，明确提出“不能成人，岂能作佛”的人本主义佛教观，无疑为现代佛教与社会的适应，与时代潮流的合拍准备了条件。同时，我们通过反观历代大法弘扬者的弘法历程，以及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得到启迪：佛教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须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如若不然，则必将被淘汰，或归于沉寂。精深严密的法相唯识学，自窥基、圆测两位大师圆寂之后，法灯难续，在宋元明清时代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更无法在民众中产生影响。至今该学说的关注者只局限于学术界和佛学院的范围；而禅净二法门都如日中天，在信徒中具有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即为明证。另外，历代高僧大德舍身求法、坚韧不拔、孜孜不倦、慈悲济世、爱国护教的精神，伴随着他们的人格魅力，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良好的感召与熏陶作用。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伴随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杰作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中的作品，在创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艺术，从而也间接地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给汉文带来了众多的新鲜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如“三昧”一词，现在已成了汉语中表示精髓、奥秘、要旨的词汇。又如，随着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现在中国孩子一进小学，就要学习“平上去入”四声。诸多事例不胜枚举。总而言之，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大文明体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机会，其交流现几乎遍及当时已有的各个学科，如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
　　中国的社会在发展，佛教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展。佛教过去对中国社会各民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后仍将继续对各民族产生影响。因此，认清佛教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思索将什么样的佛教带入二十一世纪，如何使佛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是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的。我们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就要发掘和发扬佛教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使佛教更好地在新的历史的条件下，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