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的神圣性随想

　　宗教信仰的神圣性随想

　　作为佛学研究者，佛教的信仰者。对于基督教的《圣经》，一贯将其作为西方文化的必读物，时常翻阅。并未将其作为自身灵修的功课。於是，虽然为开拓眼界、触类旁通，研读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以及当代西方宗教学的主要经典，但至今尚未完整地通读《圣经》的全文。对此，我甚感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正如一个长江水文工作者，对长江中下游的水文地质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却对长江源头和上游的水文地质一片茫然，或道听途说，随意揣摩，则必然会与真理失之交臂。对《圣经》亦是如此。可见，由我来以《圣经》为蓝本，论述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似乎有些不妥。但游学于佛学与神学之间的我，总觉佛学与其他宗教有相近之处，即均为具有神圣性的宗教信仰之理论基础，围绕《圣经》所发生的许多质疑、责难、揣测、讹传，也一样在佛学经典的流传过程中发生，因此，我还是决定试就这项几乎处于两难之间的问题，进行论述。

　　一

　　使我论述此问题的起因，是近期发生了《达?芬奇密码》畅销全球，同时，引起国际基督教界强烈抗议，同名电影在世界各地基督教国家被禁演的事件。这一现象，在我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达?芬奇密码》的畅销程度，确实令人惊叹，能够连续三十五周名列国际畅销书榜首的书，这还是第一部。《达?芬奇密码》本为一部流行的小说，其所描述的无非是那些屡见不鲜的侦探主题。但是，该小说所涉及的背景却是基督教最为神圣的命题——耶稣的神性。书中对基督教教会的圣典《圣经?新约》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由于这一命题涉及基督教的根本立足点，涉及基督教的信仰之基础，因此，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普遍强烈反响，应是在可预料之中。更为严重的是，该书作者布朗先生信誓旦旦地宣称其作品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之上的，使人们无法将《达?芬奇密码》仅仅作为一部纯粹的消遣性小说对待。不由得联想到上世纪出版的，也曾经风靡一时的《圣血?圣杯》一书的主题思想。人们关怀自身的信仰，也理所当然地关注其信仰的对象。

　　在佛教，人们都关注佛陀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特别是能够表达其与一般众生迥异的神奇之处。如在佛教界普遍信奉的释迦牟尼佛由其母亲摩耶夫人左胁下出生，出生後即步行七步，步步踩出莲花，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发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振聋发聩之音。在基督教中，耶稣由其圣父耶和华借圣母玛利亚无染少女之身降临世间，耶稣并庄严宣称“我是真理、道路和生命”，“你们在地上赦免谁，我即在天上赦免谁”。但宗教创立者的神圣事迹都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的断断续续、真真假假的记载之中，以现代学术规范、理性原则予以审视考察，都显得神话色彩浓烈而科学态度轻率、信仰情感炙热而事实依据匮乏。

　　类似的情况在佛学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日本和中国佛学界，几乎同时开始了对佛教经典的考证辩疑的研究探讨，在中国，其代表人物为支那内学院派的欧阳竟无先生及其弟子吕秋逸、王恩洋先生。发展到九十年代，提出了“批判佛教”的学说，以袴谷宪昭和松本史朗先生为代表。不仅从经典上予以辨正析疑，而且对在教理体系上，也予以梳理整合。但是，无论是中国的支那内学院派的匡正之举，还是“批判佛教”的激奋之为，都未能得到教界的普遍认同。基督教世界的诺斯替派等也受到了激烈的抨击。而当事者双方又都充满着或是慷慨激昂的护教情怀，或是正本清源的学术勇气。以康德的观点，双方所坚持的似乎都是“永恒的道德律”，是非、对错、真理谬误的简单分类法，在此类争执中定会踌躇不前。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我国研究尼采哲学颇富成就的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在其有关南极之行游记中所记述的一则真实的事件：一位鸟类专家在南极观察贼鸥的生活习性。当他发现一个雏鸥掉入冰窟，其母亲在冰窟周围急得团团转而手足无措时，并未伸手将雏鸥救出冰窟，而对于人类来说，这仅仅是举手之劳的事。当周国平先生要伸手救雏鸥时，也为这位鸟类专家所阻止，理由是不要破坏南极固有的生态环境和状况。结果是第二天小雏鸥即为严寒所冻而夭折。对宗教进行正本清源式的学术研究，固然犹如那位鸟类专家那样有着充足而堂皇的理由，但是宗教所承担的职责，就如我们所应该承担的“救死扶伤”的天职一样，是终极关怀的归宿，是精神慰藉的源泉。拯救人们的精神是最为主要和重要的。就如在南极首要的是救护这只偶然坠入冰窟的雏鸥。我们难以接受为满足研究课题的需要，目睹雏鸥的夭折而无动于衷的学术“求实”精神，这与日本法西斯当年在中国所进行的生物武器的活体实验和德国纳粹所进行的活体解剖，就学术手段和理念而言，并无本质区别，即对于众生生存权的漠视。由此，我们也难以容忍那种视众生的精神慰藉于不屑，最终旨在摧毁终极关怀大厦，消解人们生存精神支柱的“宗教的哲学”与“宗教的文献”研究和辨析。学者不能醉心于学术研究成果而无视人类物质与精神的生存需求。正如原子能物理学家在开发利用原子能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到原子能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一样，宗教学家在发表学术成果时，也不能不顾及这些成果对于人类精神的毁灭性后果。

　　由于宗教领袖，包括基督教中的耶稣、使徒、先知等，也包括佛教中的佛、菩萨、罗汉、祖师等，当然也应该包括其他宗教历史上的重要角色，他们的生平均为众多神圣的光环所笼罩，因此如今的人们，既有出于崇敬，也有出于猎奇，对这些先贤圣者的生平，特别是他们的出世、离世、家庭、婚姻、活动等情况，都怀有探究的心理。凡遇到与传统的教会或教团的解说相左甚至于相反之说，一些喜欢猎奇的人们则会不加分析地趋之若骛，同声呼应；而那些以正宗自诩的虔诚信徒也会表现出义愤填膺，齐声讨伐。历史上众多的宗教纠纷、社会动乱，都由此而引发。对此，我不能不将此作为人类理智尚不成熟的标志。其实，科学的论断并非终极真理，学者的成果也非最终定说；世界本是万花筒，错综复杂，博大纷繁，以其个人或团体的力量，加之人类短暂的文明史，又何以能穷尽世间真理。学术的宽容和政治的民主一样重要，宗教的包容和世界的和谐息息相关。每一种学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老黑格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当指此意；而佛陀所开示的“诸法唯心所造”，更是强调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我们对于一切的认识和把握，无非是一种主观对于客观的反映和指认，世界上不存在纯粹客观之物，一切客观的都必有主观的运作而为人们所认可、认识、认同。脱离主观的客观是无法言语的、也是无从知晓把握的，因此也是毫无认识论上的意义的。从本体论上对诸法的客观性的承认，也是来源于人们认识论意义上的推断和演绎，最终无法摆脱认识论上的主观体认。既然如此，则惠能大师所说的“既非幡动，亦非风动，纯为众生心动”，也同样适用于一切宗教的纠葛，既非此，也非彼，乃是源于人们之心念之价值趋向。由此，难道我们还需要再为此种看似庄重、实为游戏的争执扰乱心智平和、失去终极目标、甚至于危及生存环境、徒作无谓牺牲吗？

　　二

　　《圣经》这个名称真正的意义是“书中之书”，因为它不是一本书，而是由六十六本书辑为一册。这六十六本书其实也就是六十六封神写给人类的信。这些书所涵盖的内容惊人：执笔的人士大约有四十位之多，他们活在不同的年代，居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生在不同的国家，例如巴勒斯坦、巴比伦、希腊、罗马、小亚细亚，可能还包括阿拉伯。他们用不同的文字书写，其中包括了希伯来文、希腊文和亚兰文(Aramaic)，而且成书的时间横跨了十六个世纪之久！(这就犹如从现在一直往后推回到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然而，《圣经》所述说的故事始终如一，彷佛有一条黄金丝线缕缕贯穿在书中。

　　《圣经》的神圣性首先表现为难以置信的一致性。《圣经》起始于创世记中的一座花园，在基督教教会的传统说法中，即一个天堂之中，而这也是为全世界所知晓的伊甸园。花园里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圣经》终于启示录，里面仍然有一座神的天堂，仍然有一棵树。开始的时候，人因为罪，以及偷食禁树上的果子而被逐出花园。但在最后的结局，人获得神的邀约而重返天堂，并且得以享受果树，获得永生。在最初的花园里有一条河，而在结束的天堂里也有一条河，这河从神的宝座中流出。相同的教义贯穿了整本《圣经》；其中耶稣基督是《圣经》从头至尾的主题，可以说，《圣经》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圣经》一开始就预备了他来到人间，并实际描写他的到来，并且诠释耶稣的意义。那条黄金丝线乃是罪人借着神的恩典得以救赎，而这救赎乃源于救赎者所流的血，以及罪人所抱持的信心。

　　当然，没有出版社委托谁书写这本书，也没有编辑在为此书做企画，更没有一群真正的或挂名赞助的编辑委员们预先审阅或策划《圣经》，或为这些不同的作者编列大纲。《圣经》中充满各种文体，举凡韵文诗歌、历史法律、传记游记、家谱神学，当然也包括哲学。但是，即使是非基督徒，也可以从某种角度发现．自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中所有的元素紧密串联，汇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齐一性。

　　为此，基督教教会不无自信地宣称：总计四十位的艺术家集体创作一幅画，彼此对别人所要从事的事浑然不知，各自的构想一无所知。而当将他们的作品排列于墙上。却得到一幅完美的画作。这完美的画作所展示的不是别的，正是耶稣基督所有的特质。基督教教会又充满信心地宣称：总计四十位的雕塑家齐聚一堂，无人知道别人葫芦里卖什么药，每个人都在精心创作雕塑品，当雕塑品结合在一起时，却发现是一件精致的基督雕像。这样的结果当然令人称奇，而事实上，时至今日，《圣经》仍比世界上任何作品都更伟大。我想，凡是仔细阅读过《圣经》的人们，无论是否基督教信徒，对教会的上述宣称，都不会认为是夸大其词或黄婆卖瓜吧！所以，《圣经》之高度一致性，只是在证明此书乃是出自一只神圣的手。著名作家海勒(James C. Hefley)说：“这六十六本书是一个完备的整体、一桩预设的启示，以及一项渐进的证明，证明《圣经》实乃超乎任何人类朽者之作。”

　　其次，《圣经》的神圣性来自于《圣经》对人类文化、历史、法律、政体等世俗社会的深远、深刻的影响。《圣经》影响了世界文化、历史。耶鲁大学前教授菲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评论说：“我们的文明根植于《圣经》。我们从《圣经》而来的观念、智能、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理想，远超过其它书籍之总和。”在西方文明向全球扩散的今天，对于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圣经》，也理所当然地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理念来源。因此，如果没有《圣经》？将成为令人惊悚的设问句。然而，在这痛贬基督徒“盲从”的实用时代里，许多人似乎宁可一开始就没有《圣经》。而在二十世纪第一缕晨曦中告别尘世的德国大哲尼采所发出的“上帝死了”的吼声中，已经为当代社会世俗化、颓废化倾向，奠定了基调。这位神经质思想家并没有预料到他所呼唤出的，并非是其一厢情愿的人性的全面、充分的实现，而恰恰相反的是释放了一个潘多罗魔匣。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如猛兽般地相互撕杀。战后，一个个以世俗的专制所冒名顶替的救世主，粉墨登场。上帝缺位的时代，必然是魔鬼猖獗的时机；神圣错位的年代，当然是野蛮肆虐时期。《圣经》对文明的影响是绝对具有正面意义的，事实证明，《圣经》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术玩偶或思想点缀。

　　最后，《圣经》的神圣性还表现在牠启迪了各阶层的人们。不同背景和地位的人们，在其人生经历中，都或多或少地沾益于《圣经》的启迪。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政冶著作，为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宪政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曾经动情地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大祝福。《圣经》的作者是神，《圣经》的目的是救恩，而且《圣经》的真理圣洁无瑕。《圣经》乃是全然纯洁、全然真实，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人李将军(Robert Lee)也说过：“在我低靡和丧气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不给我亮光和力量。”心理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是他这个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的话，对于我们评价《圣经》的神圣性应该说，不无裨益：“比起任何时代里，用任何语言所写的书加总起来，《圣经》拥有更多真理的庄严性、更精致的美感、更多的道德、更重要的史实，以及更富有张力的诗篇、雄辩。”连一代政治枭雄拿破仑也如此赞誉《圣经》：“《圣经》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种实际的能力，可以征服一切反对它的人。”英国最伟大的首相格莱斯顿爵士(Sir William Gladstone)说：“在我的时代里，我认识了九十五个伟大的人士，其中八十七位是相信《圣经》的。”美国总统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说：“《圣经》是给所有的人，无论是任何年纪，或是遭逢任何人生际遇的人都会读的书。它不只是给你读一遍、两遍，或者三遍之后就可以弃之一旁，而是让你可以每天读一两章里的一小片段。”

　　在众多对于《圣经》的评价中，我们尤其应当重视人类思想史上最为深邃、深刻的巨匠康德(Immanuel Kant)，这位非基督徒哲学家的观点。他指出：“《圣经》的存在是人类经验中最有助益的。”葛理翰的妻子路得(Ruth Bell Graham)则充满希望地说：“如果我们下一代的生长背景里有个虔诚、快乐的家庭，和深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的传统，他们就有了一个地狱也不能动摇的基础。”巴克莱(william F. Buckley)的兄弟睿得(Reid buckley)是一个训练职业演说家的人，他曾经慷慨激昂地宣称：“任何一个说英语的男孩，或者来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女孩，若末蒙拯救，也不沉浸在《圣经》里的话，他或她，就是无可救药地无知，或是权利被剥夺的文化盲。”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们不再赘引，事实上 ，在西方文明的理念中，有一固定不变的程式，即如卡尔?巴特（Karl.Barth）所说：“遵守《圣经》的生活比较接近真理；《圣经》不只能提供心灵一切所需，甚且也没有一本书有如此的企图和份量，即便一个人恭谨她读其它的书，心灵也是枉然。”由我作为佛教徒的视角而言，西方文明对于《圣经》的尊重、崇敬、虔诚，恰与印度文明对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奥义书》的尊重崇拜，汉族文明对于《四书五经》、《道臧》、《大正藏》的尊重崇拜、藏族雪域文明对于《甘珠尔》、《丹珠尔》以及诸《伏藏》的尊重崇拜相一致。神圣的经典是不可替代的，任何试图以强制、蛮横或行政的手段，以世俗的思想冒充神圣，制造人为的经典，其结果是注定要贻笑大方，成为人类文明的笑柄，遭到唾弃的。试想，希特勒那曾经代替《圣经》而安放于德意志民族所有家庭案头，几乎人手一册的《我的奋斗》，早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由此，无论是《圣经》，还是其他宗教的圣典，都是不能替代的，也是不容亵渎的。当然，也不可能以世俗的封为“神圣”的东西所消灭的。因为，这些经典的神圣性是世俗世界的一切力量所无法动摇的。他们永远是人类精神慰藉的依托，终极关怀的基石。耶稣的第一门徒名为“伯多禄”，取义“磐石”，有其深意存人间！

　　三

　　马克思曾经宣布“宗教是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恩格斯更是直接否定人类宗教信仰的神圣性，认定宗教只不过是人们将地上的苦难、世间的向往搬到天国中去，“天国的理想只是人们地上苦难的折射”，由于对两位思想导师之见的误读，使不少人得出错误的判断：宗教完全是幻想的产物，一切宗教的追求、宗教的理想和宗教境界，只是人们的幻觉；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所充当的角色只是毒品和麻醉剂的作用。这一误读和错误判断，直接导致各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宗教政策的偏差，宗教从社会主流文化中退隐。对此历史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隐晦，也无法掩盖。可喜的是，我们对宗教现象已经多有理性的认识，意识到宗教信仰就如同吃饭工作、呼吸空气以维持生存一样，是人们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构成。宗教狂热也许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是普遍的失去信仰、过度的世俗化倾向，则是现代人更为不可救药的虚无化、颓废化的顽疾。

　　人类是一种有追求的动物，是一种必须赋予生命以意义才能充实地生活于世间的高等动物，这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点之一，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因此，追求永恒价值，崇尚道德真理，希冀终极关怀，渴望精神慰藉，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组成。而这些，只有宗教能够赋予，只有宗教信仰能够予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