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根基 显佛门之辉光

以文化为根基 显佛门之辉光
　　——以上海佛教文化建设形成的因缘、类型和成绩为中心
　　夏金华
　　上海佛教的文化建设，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近代开始的。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累积与发展，实际是近代佛教文化建设的延续与光大。众所周知，近代的上海佛教是中国佛教演变与进步的缩影。就佛教文化事业方面而论，僧俗两界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从而加快了佛教前进的步伐，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从上海佛教界本着为培养僧才而创办的华严大学、上海佛学院、法藏学院、楞严专宗学院等一批佛教院校及中小学，到沪上的大居士们建立上海佛学书局、功德林佛经流通处、弘化社、大法轮书局、上海般若书局等许多专门编辑印行佛教著作的出版机构；从发行《弘化月刊》、《觉有情》、《佛学丛报》、《佛教日报》、《上海慈航周报》等三十种左右的佛教报刊杂志，到先后印刷《频伽精舍大藏经》、《碛砂大藏经》、《宋藏遗珍》、《普慧大藏经》、《华严疏钞》、《佛学大词典》、《法相词典》等多种版本的大藏经及佛学书籍，乃至于整理古代佛教文献、注释佛经、编写讲义、佛教史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中国近代佛教趋于复兴的重要标志，也为以后上海佛教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上海佛教承接近代的余绪，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佛教文化的建设也相应陆续走向繁荣。而今的上海佛教文化已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内容的活动，所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可观。而且也对于上海人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祇是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开展，明显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上篇 八十年代文化事业的初步形成
　　八十年代初，寺院刚刚恢复，经济条件有限，文化活动祇是零星地展开，基本类型祇限于恢复佛学院、创办佛教杂志、撰写佛学文章，与沪上知名的书画家交往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佛教界处于恢复阶段时的重要亮点。
　　我们之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佛教文化建设是承接近代以降的余绪，是因为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所作所为，殆与近代的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和向全国招生，录取工作结束，上海佛学院的开学。这在上海佛教史上无疑是一重大的事件，连当时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都发了消息。然而，上海佛学院的前身却是民国时期玉佛寺方丈震华法师创办的同名的佛教学院；创刊发行的《上海佛教》杂志，虽没有民国时期的佛教杂志同名，但上海佛教协会决定要办这样一份杂志的想法，显然离不开近代佛教杂志在当时对于传播佛教教义与培养佛教信众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而这份杂志的发行，就时间上来说，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
　　海佛学院及尼众班，是在已故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会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以及原静安寺方丈——当时任玉佛寺监院——淦泉法师等共同创立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佛教事业的接班人。这在当时的确是佛教界急迫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决非虚语。由于十年「文革」的摧残，中国佛教的三大支柱——佛、法、僧三宝遭到空前破坏，恢复起来需要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僧人代际之间的断层非常严重——几乎没有中年僧人，而且年轻僧人更是稀缺资源，有的都是一些从四面八方陆续回到寺院的老弱病残的僧宝。在此形势下，不但寺院的法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从佛教百年大计着眼，青黄不接，佛教没有年轻人，也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佛教界当时别无选择，必须尽快招收和培养接班人，而且是越快越好！因此，就有了上海佛学院的开学，虽然对佛学院是恢复还是创办的提法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毕竟有了几十名学员，诵经梵呗之声重新在寺院里响起，这就是成功！尽管在现在看来，除了办学宗旨、教育理念非常明确——「培养一批热爱祖国，具有相当佛教学识，并能密切联系信教群众的青年僧才」与「两爱（爱国爱教）」、「三懂（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懂得法务活动、懂得寺院管理）」1——之外，当时各项办学的条件——无论是师资还是基本的教学设备——均未到位，仓促上马，边学边做，以老带新，凭着对佛教的热诚，对未来的负责的态度和年轻人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加上学员们本身的素质与文化基础，前几届学员反而在各方面都优于后来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后来的同学，其中多数已成为上海及外地佛教的中坚力量——寺院的方丈、当家。这也几乎是古今从私塾到学堂各类培养人才场所都有的现象。从教育学的眼光来看，上海佛学院的成功开办及其结果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证明了任何时代人才的造就，唯有人本身的素质是第一位的，办学条件不外是辅助成功的重要因素，可以促使早日达成原有的目标，但不能充当或替代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
　　二是说明当时办学者的远见卓识，正如真禅法师在《赠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三诗中所说的那样踌躇满志——「弘宣大法要人才，世出世间一理该。今日新苗才径水，他时用作栋梁材」。2
　　因为衡量一件大事（特别是重大的决策）的最终成败，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检验，有时甚至是几代人。——而当事者本人经常是看不到结果的。
　　至于《上海佛教》的创刊因缘，却与香港佛教界有一定的关系。一九八五年，真禅、明旸两法师及王永平居士率领上海佛教代表团访问香港。期间，有香港佛教界人士提出，近代上海曾有过《觉有情》、《弘化月刊》等许多佛教刊物，现在上海佛教重新恢复，最好办一个刊物，使信众能及时了解上海佛教的发展。真禅法师与明旸法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回上海后，即商量创办事宜，并报请上级宗教局批准，具体事务由上海佛教协会数据组负责，曾经酝酿取名《觉海》，还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写刊名，计划每月出一期，后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条件，随更名为《上海佛教（通讯）》，作为不定期出版，一九八七年刊出第一期，次年又出一期。以后，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才改为季刊，再后来改为双月刊，从此直到现在，没有作过变动。
　　真禅法师，原先是震华法师的高徒。震华法师年轻有为，才思敏捷，为近代著名的佛教文化人，生平撰有《僧伽护国史》、《夹山弈叶集》、《兴化佛教通志》、《续比丘尼传》和《中国佛教人名大词典》等。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禅宗临济杨歧方会下夹山一系的传人。华师虽英年早逝，不克全功，但门下有超尘、淦泉和真禅等弟子。在繁忙的法务之余，真禅法师勤于笔耕，先后出版《玉佛丈室集》十册及其它弘扬佛教的小册子等，如此重视佛教文化建设的理念，无疑也是源于华师毕生倾心于佛教文史并卓有成就的长期熏习。
　　其中《玉佛丈室集》第一册印行流通于一九八八年，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写书名。共收入真禅法师的文章五十三篇，诗词三十三首，联语二十四幅。主要内容有六项：
　　（一）如何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此书主要介绍玄奘、应慈、震华三位前辈法师的爱国事迹。
　　（二）如何活泼运用禅学思想。
　　（三）如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提倡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思想。
　　（四）加强各族佛教徒团结，共同振兴佛教的思想。
　　（五）建立信智双具的僧教育思想。
　　（六）加强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思想。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能出版此类佛学书籍的僧人还是非常少见的，从此意义上说，真禅法师的确起到了很好的带头模范作用。
　　此外，上海佛教界还恢复了上海佛学书局，及时编撰印行《正法眼藏》、《佛教念诵集》、《佛教日用文选》、「净土三经」等一批为广大信徒所急需的佛学书籍。同时，又恢复了上海佛教居士林，使具有都市佛教特色的居士们集中修学活动得以正常开展。这些对于提高四众弟子的文化水平、信仰素质，引导他们积极投身于佛教寺院建设与文化活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还有，在八十年代恢复或者重建的上海寺院里，人们不难发现到处都有沪上或外地的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从寺名、楹联到方丈室墙壁上的镜框、中堂，有的笔走龙蛇，有的小桥流水；有的方圆中正，有的别出心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所有这些都是寺院的高僧与社会名流们相互交往的结果。我们从《真禅禅藻集》和《明旸诗选》等书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佛教作一个总结的话，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做了两件事关佛教发展根本前途的大事情，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那就是恢复和修缮本已残破不堪的寺院，开展法务活动，是为佛教在现代社会立足生存的命根子；还有是开办了上海佛学院，培养后继人才，是佛教着眼于未来发展目标的重大举措。
　　注　释
　　1《略说培养合格的僧才——在上海佛学院第二届学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玉佛丈室集》（一），玉佛寺流通本，一九八八。
　　2《真禅禅藻集》第79-8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
　　3《玉佛丈室集》（一）《序言》，玉佛寺流通本，一九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