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经研究——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

疑经研究——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
　　牧田谛亮著; 杨白衣译
　　华冈佛学学报第4期
　　(一)真经与疑经
　　中国佛教圣典 (包括经、律、论三藏及西土、东土圣贤的著作) 的综合目录--经录--的编纂，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称得上是特异的存在。仅就其现存者以观，始自梁僧祐之《出三藏记集》中所包含的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及至隋代之诸经录，唐初道宣之《大唐内典录》，唐中叶圆照之《贞元释教录》为止，共编纂了十数种经录。
　　外来的佛教在中国扎根的最大原动力，乃是将佛所说的教法汉译时，把sutra 译为经(修多罗)，这是不难想象的。本来经是纺织品的直线的意思，后转而寓意为圣人之教是不变的道理，恒常不变之道，将“经”一语大胆地充用于汉译的佛所说的教法，?#092;然是卓见。只要是翻译经典，其内容不管是经，是律，抑或是论，通常均以经称呼。例如，将罗什译的《大智度论》称为“摩诃衍经”；将僧伽提婆的《三法度论》，庐山慧远常称之为《三法度经》。当然应称为律者，却以经命名者很多，如《沙弥十戒经》、《舍利弗问经》、《大爱道比丘尼经》、《迦叶禁戒经》等即是。这正如后秦僧肇解释经为：
　　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注1)。
　　要之，律与论皆与经相同。因此梁之法云说：
　　经者盖是佛教之通名，圣语之别号，然经之为义，本训常训法，常是不坏之称，法是可轨为目 (注2)。
　　经就是记载圣人尊贵教法的书籍--经书，这一观念通行于中国初期的佛教界。
　　道安也称为众经目录，而于其中并录了经、律、论三藏。隋代费长房编纂的《历代三宝纪》，是由经录与佛教年表合并而成，乃未用经录之名，但三宝纪以外的隋代诸经录，则使用了众经目录的名称。唐代的道宣，从以儒教道教之典籍作为外典的佛教立场，名为《大唐内典录》。智升则作为《开元释教录》，这种不拘于经名，而改为综合的佛教书籍目录的名称，可以说是他独特的见解。
　　这些诸经录之目的，主要是将从来流传到中国的梵语及其他外语原典的既译经典，不管其现存与否，尽所知所能地多予搜集、登录，并将译者名、译出年代明确者，按照大小乘、经律论的次序整理，译者不明者即作为失译，失译经中若确知其搜得之地区者，乃依地区别予以编集。总之，对于各个经典尽量明示上述各事项，以作为现在及将来之学者的依据。其编纂之努力与热忱，实令人钦佩。
　　中国佛教乃根据由印度、西域流入的外语原典译成中文的经典，即所谓的汉译经典，是理所当然的。关于其翻译过程、方法等，如今虽已无需讨论，不过一旦被译成的经典，大多已与其原典隔绝。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因从来的汉译经典中有意义难通之处，故为了寻求正确的原典而远至天竺的求法僧亦不少，但其结果得以变更既译汉译经典的价值者并不多，由此可知汉译经典与其原典之关系如何了。
　　北齐文宣帝(五二九--五五九、五五○--五五九在位)是被拟为高王观世音经中之高王--高欢的第二子，其残忍的性格无与伦比，且有很多地方不像是个佛教徒，故传说宣帝因饮酒过度而罹病于三十一岁死时，群臣虽有形式上号哭者，却无伏其德而真心流泪者(资治通鉴卷一六七)。文宣帝即使有如《续高僧传》记载的：
　　宣帝重法殊异，躬礼梵本，顾群臣曰，此乃三宝洪基，故宜偏敬(注3)。的事例，但这并不证明中国佛教重视翻译后的梵文经典的事实。汉译之后的梵文原典被如何处置，文宣帝躬礼梵本的“梵本”，系指那连提黎耶舍从北天竺随身带来的，或是其以前已传到中国之未被译完而被呈上宫中之梵本。这由续高僧传之“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于寺”的记事得以了解。虽说法华经有六译，维摩经亦有六译，然而仅有鸠摩罗什之法华经与维摩经在中国流通，这与其说是重视梵文经典，还不如说把重点置于优秀翻译者之思想与技术上较切合事实。汉译经典就是中国佛教，对中国人而言汉译经典就是佛教的一切，这是正确的看法。历代中国高僧传之所以把译经篇刊载于卷首是有其道理的。
　　诸经录对于流通于世间的经典之是否为翻译经典，或为中国人模拟它而撰述者，其正确的译者为何人，失去译者的称为“失译”经典的译者之推定等问题有很大的贡献。其中别要注意的是经录对疑经的观点。
　　疑经的内容是复杂的。有来自道教的符谶方术之类的，亦有根据民众俗信的荒唐无稽的伪经，以及其是否为汉译经典虽令人怀疑，不过含有值得尊重的内容而一般所流通的经典等。此中有虽是疑伪经典但被认为是鸠摩罗什译而入藏的《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八册)、及附有僧肇之前序的罗什译《梵网经》(大正藏第二十四册)、及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而知名的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灌顶经》第十二卷之《药师琉璃光经》(大正藏第二十一册)、被归属于隋菩提灯译的《占察善恶业报经》(大正藏第十七册)等，以及其他类此者，乃承《开元录》之入藏录，在宋版以来的刊本大藏经中作为真经而入藏者很多。
　　关于模拟翻译之真经而由中国人伪撰之经出现的问题，亦可由完全无法从翻译经典获得而为应付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所造的《父母恩重经》(大正藏第八十五册)，为显示对道教之优越性而说之《须弥四域经》及其他，为顺应迎合当时的当政者而于《大云经》、《宝雨经》中之妄添等种种情形加以考虑。对于如此众多疑经的出现，经录编纂者将之断定为疑经，而把疑经与真经严加区别，欲以显扬真经的立场之最大理由是什么？真经是经由翻译而为中国人得知的印度之佛陀直说的教法，疑经则是虽取佛陀金口说法的形式，但全无翻译的事实，由表面看似乎是翻译的，不过其事实颇为可疑的经典。总之，首先把重点置于是否为翻译经典，这是不用说的了。
　　(二)道安对疑经之见解
　　在无法看到朱子行的汉录，以及支谦录、支敏度录、聂道真录等道安以前的经录的今天，实际上可见的经录之原始形态，除了引用于《出三藏记集》的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以外无他。
　　道安(三一四--三八五)把“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注4) 的就是《综理众经目录》。
　　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 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囗事者，以沙标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卡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令列意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倍焉。(注5)
　　道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佛教翻译史，是以后汉灵帝光和二年(一七九)，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与《般舟三昧经》为滥觞，这也显示了道安那时所能追溯的中国佛教史的最大限度。对于道安来说，安世高的译经，甚至如后世之记录记载为中国佛教最初的翻译--摄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都不过是虚构之谈而已。
　　在外国自师父传经，乃要求恭敬地跪下来接受口授，授予后学，亦一字一句不可加减，这样不疏忽的严肃态度。然而佛经传来中国到道安的时代，时间并不很长，却陆续出现了疑经而形成真疑难辨的状态，道安深恐若不及时想办法辨别正确者，则世人将迷于经典之真伪，泾水与渭水将无清浊之分混杂而流，龙与蛇将无贤愚之差别而并进，因此亲自把认为非佛经者列举出来，这就是刊载于《出三 藏记集》卷五的新集安公疑经录的二十六部三十卷疑经。
　　宝如来经二卷　定行三昧经一卷　真谛比丘慧明经一卷 尼吒国王经一卷 胸有万字经一卷 萨和菩萨经一卷　善信女经一卷　护身十二妙经一卷　度护经一卷 毗罗三昧经二卷　善王皇帝经二卷　惟务三昧经一卷 阿罗呵公经一卷　慧定普遍神通菩萨经一卷　阴马藏经一卷　大阿育王经一卷　四事解脱经一卷　大阿那律经一卷　贫女人经一卷　铸金像经一卷　四身经一卷　普慧三昧经一卷　阿秋那经一卷　两部独证经一卷　法本斋经一卷 觅历所传大比丘尼戒经一卷
　　然而此二十六部疑经之中，例如对于开头的《宝如来经》二卷，僧祐注为“南海胡人作，或云宝如来三昧经”，其他的诸经录、法经录、仁寿录、大唐内典录等，皆以此为依据。而且《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等，乃将此疑经之名从疑经录中予以削除，而作为真经入藏。或许此疑经不知几时竟被作为东晋只多蜜译的《宝如来三昧经》二卷(大正藏第十五册)而流布，以致怀疑同名疑经之存在。
　　刊载于道安疑经录的二十六部三十卷疑经中，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其中一部份佚文，是从北周武帝时代至唐贞观十九年玄奘三藏由印度留学回到长安时还在世，且在华北大为弘扬净土教的中国净土教祖师道绰(五六二--六四五)在其著作“安乐集”中作为经证所引用的《善王皇帝经》与《惟务三昧经》二部，以及在《经律异相》卷三中作为《善信经》引用的《善信女经》、《经律异相》卷五中作为《现佛胸万字经》引用的《胸有万字经》、《经律异相》卷三十八中作为《贫女难陀经》引用的《贫女人经》三部而已。
　　道绰时代正值六朝末期霸者兴亡之际。道绰二十岁时(五一八年)北周被隋灭亡。隋统一天下时，道绰为二十八岁(五八九)，隋亡而唐一统天下，那一年正是道绰五十七岁(六一八)之秋。此种战乱不止世情不安的时代，正符合南岳慧思(五一五--五七七)等提唱的中国佛教末法思想兴起的时代意识。在此急激不安的世界里劝修净土教的道绰之教化，充满了适合时机之教法的自信。《安乐集》二卷(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是将一代佛教分判为圣道门与净土门，而叙述末法浇季之凡夫，应舍圣道门而入净土门，一心归依西方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道理。他主要是尽力于《观无量寿经》文意的开显，据说他在四十八岁搁置圣道门之行而归入净土门后，直到逝世之三十七年间讲观经竟达二百次之多。至于其自说之主张，乃以十二大门、三十八番料简，对当时风靡一世的嘉祥大师吉藏(五四九--六二三)的摄论派之无相大乘教旨，宣扬单信归入西方往生净土的教理。而且其论证乃以经四十四部、律一部、论八部、释三部，共计五十六部三藏作为证明劝信之方便。
　　道绰引证的经典中，当然除了观无量寿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维摩经、涅槃经、华严经、大集月藏经、大智度论等之外，亦用许多疑经类为经证。这有十方随愿往生经、净度三昧经、生阿弥陀佛国为诸大众说观身正念解脱十往生经、善王皇帝尊经、惟务三昧经、须弥四域经等。《善王皇帝尊经》(或善王皇帝功德尊经)云：
　　其有人学道，念欲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者，忆念昼夜，一日若二日或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至六日七日，若复于中，欲还悔者，闻我说是善王功德，命欲尽时，有八菩萨，皆悉飞来，迎取此人，到西方阿弥陀佛国中，终不得止。(注6)
　　又同《安乐集》卷下引用了《惟务三昧经》云：
　　有兄弟二人，兄信因果，弟无信心，而能善解相法，因其镜中自见面上，死相已现，不过七日，时有智者，教往问佛，佛时报言，七日不虚，若能一心念佛修戒，或得度难，寿即依教系念，时至六日，即有恶鬼来，耳闻其念佛之声，竟无能前进，还告阎罗王，阎罗王索符，已注云，由持戒念佛功德，生第三炎天。(注7)
　　道绰引用的此二疑经，皆承弥陀净土经典般舟三昧经中说的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念佛之说，又在说明念佛的利益中，特别强调延年增寿之现世利益，亦有阎罗王符等的出现，由此可推察此疑经撰述的时期与动机，同时知道早于中国佛教之初期，已有净土经典与道教思想交流下所产生的疑经。
　　又初见于道安疑经录中的《阿秋那三昧经》，自道安著录后四百年，在日本天平时代的写经所被抄写，于此亦可见疑经传播力之强。
　　道安列举的疑经，并不止这二十六部三十卷，在道安的失译录百四十三部，异经录百七十五部中，亦可发见许多属于疑经的经名，这道安以后的经录也是同样的情形。然而对于这些经典，若要一一确认是否是疑经却甚为困难，尤其现在那些经典多数已散佚，故这种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做的了。
　　因此，关于此问题暂且不论，以后的经录亦同。
　　(三)僧祐之疑经观
　　出三藏记集十四卷是几近完整地残留于今日的最古经录，这是由梁僧祐(四四五--五一八)于天监十几年所编纂。其中详记著佛经、译经的起源，又其失译经律、失译杂经、抄经、疑经、注经等目录，被认为系众多经录中特别可据者。
　　僧祐对疑经之见解，可由同书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之序文得以知之。该序文说：
　　长阿含经云，佛将涅槃，为比丘说四大教法，若闻法律，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与法相违，则非佛说。又大涅槃经云，我涅槃后，诸比丘辈抄造经典，令法淡薄，种智所照，验于今矣。自像?#092;浇季，浮竞者多，或凭真以构伪，或饰虚以乱实。昔安法师，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阅群经，广集同异，约以经律，颇见所疑。夫真经体趣，融然深远，假托之文，辞意?#092;杂，玉石朱紫，无所逃形也。今区别所疑，注之于录，并近世妄撰，亦标于末，并依倚杂经，而自制名题，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我闻兴于户牖，印可出于胸怀，诳误后学，良足寒心，既躬所见闻，宁敢默已。呜呼，来叶，慎而察焉。(注8)
　　如上述，僧祐除道安录以来的疑经，与僧祐新集之疑经外，更将近人的妄撰新加入疑经之种类，而且以外则不闻为求法远赴外域，内则不见请译于西方来之外国三藏者，即主张非为翻译经典则非真经，同时可以说于言外承认了中国人本身的宗教活动已盛行到不得不承认：把近人之妄撰亦放入于疑经之程度。
　　自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之后约百五十年所编纂的出三藏记集，除道安列举的二十六部三十卷疑经之外，更新集了二十部二十六卷疑经。僧祐收集的新集疑经中有八部竟明示了撰者之名，由此事可知，疑经不但伪装成翻译经典，亦有明记中国撰者之名者出现，即以符合被称为伪经之姿态出现于世。
　　僧祐对于未附撰者名之梁代新集十二部疑经，将其列举之后，“或义理乖背或文偈?#092;鄙”，故入疑经录，并希望世人“庶耘芜穬，以显法宝”(注9)。
　　兹将明记撰者名的八部疑经列举如下：
　　(1) 灌顶经一卷 (一名药师硫璃光经，或名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四五七)，秣陵鹿野寺比丘惠简，依经抄撰，此经后有续命法，延寿续命得世人之共鸣，所以偏行于世。 ( S.1968，2494，3903，3779，5519，P.4826等，大正藏二一)
　　(2) 提谓波利经二卷(旧别有提谓经一卷)　 宋孝武帝时，北国比丘昙靖撰 (S.2951，北京霜15)
　　(3) 宝车经一卷(或云妙好宝车菩萨经)　　 北国淮州比丘昙辩撰，青州比丘道侍改治。(书道博物馆藏敦煌本、大正藏八五)
　　(4) 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经一卷　　 齐武帝时，比丘道备所撰(备易名道欢)
　　(5) 佛法有六义第一应知一卷
　　(6) 六通无碍六根净业义门一卷　　 右二部，齐武帝时，比丘释法愿抄集经义所出，虽弘经义异于伪造，然既立名号则别成一部，惧后代疑乱，故明注于录。
　　(7) 佛所制名数经五卷
　　齐武帝时，比丘释王宗所撰。抄集众经有似数林，但题称佛制，惧乱名实，故注于录。
　　(8) 众经要揽法偈二十一首一卷
　　梁天监二年(五○三)，比丘释道欢撰。
　　于梁武帝天监末叶，在本来不可能有撰述人名之疑经上，附有撰者名的竟有八部，这在以后亦少有的例子。这是否与竟陵文宣王之抄经、传说天监三年死的南齐末太学博士江泌之女所感得的二十一部三十五卷诵出经等之流行相同，疑经的制作亦为即应时机之物，而为社会所欢迎呢？
　　出三藏记集卷五有：后汉献帝建安末年(二一九)济阴丁氏之妻突然变成有如中风之状态，而顿时能说梵语能写梵语之记事。此为记录有关经典伪作的传闻，本不可为凭，但亦不能作为与这些抄经之出现完全无关。此处所谓的抄经，是将经的义理之大要简略抄出者。古来，以南齐竟陵文宣王之抄经最为有名。经录亦未将此放入真经之类。虽然原典的抄译作为正经，但从译本以个人之意所作的抄出，则认为是疑伪经典。这可能是经录编纂者对翻译经典的信念吧！
　　庐山慧远(三三四--四一六)因由长安鸠摩罗什于翻译后赠送的大智度论一百卷，对当时之中国人而言，甚为难读，为?#092;求阅读难解的大智度论之易读的捷径与开悟方法，而苦心抄出了二十卷大智度论抄，乃被数为慧远的重要业绩之一。尽管如此，梁僧祐亦将之记为“以论文繁积学者难究，故略要抄出”(注10)，而将大智度论抄与抄经同样置于近乎疑经的立场，以坚持其对“经”之严正态度。
　　殊是撰述提谓波利经的昙靖，于以北魏之破佛闻名的太武帝死，而文成帝即位之兴安元年(四五二)后未几，佛教复兴令布告于天下时，乃慨叹因七年之废佛致使经典散失，故撰述了庶民易读易解的经典，作为引导在家人信仰佛教，迅速获得复兴佛教之成果的紧急手段，与此提谓波利经同时，任昭玄统--僧官长的昙曜，撰述了付法藏传与净度三昧经，由此可想像因应北魏太武帝废佛后的社会情势而撰述疑经的背景。道宣在其著作《续高僧传》中评昙靖之伪撰提谓波利经谓：“时又有沙门昙靖者，以创开佛日，旧译诸经，并从焚荡，人间T导，凭准无因，乃出提谓波利经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习，故其文云，东方泰山，汉言代岳，阴阳交代，故谓代岳，出于魏世，乃曰汉言，不辩时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译之，两语相翻，不识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众，具在经文，寻之可领，旧录别有提谓经一卷，与诸经语同，但增加五方五行，用石糅金，疑成伪耳，并不测其终。”(注11)这说明了此时代疑经出现之内幕。
　　又记载：“隋初开皇(五八一--六○○)关壤，往往民间犹习提谓，邑义各持衣钵，月再兴斋，仪范正律，递相鉴检，甚具翔集云。”(注11)由此可知提谓经虽为疑经，却盛行于世间，并具有信仰生活的指导性权威。又此疑经亦传于江南之地，而被引用于诸师之经疏，是众所周知之事。
　　齐之刘虬(四三七--四九五)于无量义经序中，引用此疑经，而认为说五戒之此经是将一代佛教分为七阶中之明人天善根的第一阶(世俗教)教法(注12)，其他如天台智顗(法华玄义卷十之上)，贤首法藏(华严五教章卷一)等，亦用显然是疑经的提谓经为经证，这不但显示了居当代指导地位之智顗、法藏等对疑经的想法，同时亦令人理解此疑经的流行。
　　此提谓经是根据佛成道后第七日，有名为提谓与波利的二商人率领五百商队供养释尊食物，释尊为二人授最容易的三归五戒使其成为清信士的印度经典之说，而撰述的在家佛教经典。
　　五戒天地之根，众灵之源，天持之和阴阳，地持之万物生，万物之母，万神之父，大道之元，泥垣之本。(注13)
　　由此段法华玄义(卷十之上)所引之提谓经的思想中，亦可得知产生此疑经的道家化的背景。又同法华玄义说：
　　欲得不死地，当佩长生之符，服不死之药，持长乐之印，长生符者，即三乘之法是，长乐印者，即泥洹道是。(注14)
　　且由年三长，月六斋之斋日等，亦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盛行道教式迷信与法会。同时代的昭玄统昙曜，非但不禁止此疑经，毋宁说以默认之形式，同意以此作为于帝都复兴佛教之一种方法，这可由续高僧传卷一之昙曜传窥知之。
　　关于提谓波利经，前有冢本善隆博士从法华玄义卷十、法界次第初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疏(以上天台智顗)、道世之法苑珠林(卷三七、八八)、法琳之辩正论(卷一)、荆溪湛然之止观辅行传弘决(卷六之二)，以及五代义楚之释氏六帖(卷六)与其他典籍中收集遗文，依此作了该博的研究而为世人所知。此疑经，在敦煌本仅发见了一点 (S. 2051)，但另有全长及二十四呎，缺卷首若干行，被推定为七世纪初书写的下卷，依此可作几乎完全的提谓经下卷的研究，因此提谓经之内容研究得以跃进一大步。
　　提谓经流入日本的时期，想必与其他多数疑经同为奈良时代，于天平胜宝六年(大日本古文书卷三)、天平宝字七年(同卷五)之正仓院写经文书等见其名，殊如冢本博士所指摘，于《类聚三代格》二之年分度者事中引宽平七年(八九五)之太政官符，亦引用提谓经说授戒缘三种之缘由一事，也应予以注意。
　　(四)隋法经录之疑经观
　　于隋法经等编纂的众经目录(以下简称法经录)卷四，列举了在道安录等称为抄经者，作为众经别生。法经对这些经的解说是，后人随各自之所好，于完全的正经内抄出别行，此种任意的抄出，趣末将忘本旨，迷失根本经典，妖滥日繁，因此将当时流布于世之抄经，一一列举其所根据的真经。
　　又于众经疑惑之条下，列举文理复杂，真伪未分之疑经二十九部，而于众经伪妄之条下，列举五十三部伪妄经之后说：
　　前五十三经，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或末申谣谶，或前论世术，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注15)
　　至此，疑经亦多初见与道教之符谶与风水等结合的，含有许多无意义的迷信要素者。疑经的名称，如安冢经、安宅神咒经、度生死海神船经、咒魅经、阎罗王东太山经等乃以已可窥见不纯正之要素存在者为多。如《安宅神咒经 》( S. 2110，P.3915，大正藏二一)， 虽说是后汉代失译，却初见于隋代 经录，而不但由于经文中使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忌等语，即已不能说是翻译的真经，且历代藏经之作为真经而入藏，是因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承历代三宝纪而录于大乘失译经，开元录继此，故遂于宋以后的大藏经作为真经予以收录而至今日。
　　同于隋代由彦悰编纂的众经目录(卷四)，亦将疑伪经定义为“名虽似正，义涉人造”，此乃显示当时的代表性佛学者对疑经所抱的不信感。
　　自法经录之编纂后约七十年，于唐麟德元年(六六四)编纂大唐内典录的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对疑经认为是：正法深远，凡愚未达，随俗下化，有悖真宗，若不标显，玉石斯滥。(注16)
　　而主张甄别真疑，却于随俗下化一语中，有令人相信作为教化末世凡夫之方便，似承认疑经之存在，此乃为南山律宗之祖道宣之言而受注目。
　　将大通方广经与占察善恶经等，随从来的经录收入于疑经录的道宣，在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内典录卷十)，则将一见即可判断为疑经之《高王观世音经》，记录为观音灵验说法的代表性经典之一。于此事亦得见道宣虽说真经之甄别，悲叹“末法遂及此乎”，但对于在隋代五百卷伪滥经被焚毁未经五十年的时期，已有不见于前经录之新疑经，见于经藏的现状，却持妥协的见解。
　　于大唐内典录卷五之隋朝传译佛经录中录了对根机杂录集三十六卷与三阶位别录集四卷之后，评信行(五四一--五九四)云：“博综群经、蕴独见之明”，又对三阶教门徒的“头陀乞食，日止一凔，在道路行，无问男女率皆礼拜”之情形，评为“似法华常不轻行”。但指摘三阶教徒只爱其同道，而恶异信者为缺点。吾人理解道宣对疑经之想法，同时亦应知其对所谓相应时机的新佛教--三阶教的教徒，乃持同情的态度。
　　(五)则天武后与疑经
　　迟于道宣的内典录三十年，早于智升的开元录三十五年，大致于两者之中间成立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是洛阳佛授记寺明佺等奉则天武后之命，在周朝更新时，确定经藏内容，以作模范的入藏目录为目的，于天册万岁元年(六九五)撰集的。其所谓刊定众经，就是想确定经之真疑，而决定大藏经之内容者，然而，所谓武周革命本身就是?#092;不轨者，而大云经为开武周革命的端绪者，是历史上很明显的事实。在天授二年(六九一)三月的释教在道法之上制云：
　　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数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维新之?#092;(注17)
　　又由记载此大云经与宝雨经，以开武周革命之阶，改从来之道先僧后，而把佛教升在道教之上的事，并注记“谓大云经也”的通鉴今注(卷二○四)之记事，也可窥见此间之情形。如由矢吹博士拟题之武后登极谶疏(大云经之义疏、 S.2658，三阶教之研究所收) 亦可见，佛教被恶用为政治道具时，果能作成如何的众经刊定呢？达二二八部四一九卷的疑经，在大周录均以“伪经”称呼之，其伪经目录之条下说：
　　右件经，古来相传皆云伪谬，观其文言冗杂，理义浇浮，虽偷佛说之名，终露人?#092;之状，迷坠群品，罔不由斯。 (大正藏经本作人谟之状，今依开元录卷十八作人?#092;。)(注18)
　　即为编者明佺等对疑经之见解。关于古来相传云伪谬一事，不显示其根据而说伪谬之弱点，开元录的编者也加以指摘， 不过当时的佛教界主流派，虽然对疑经表示了如此的见解，却积极地协力则天武后之政治，在大云经与宝雨经等作伪，而露所谓的人?#092;之状，因此不能不说彼等早已毫无评论疑经之资格了。
　　智升在批判信行的三阶教之中，评则天武后时代的佛教言：“似同天授立邪三宝”，并讽刺天授元年(六九○)以大云经，为则天武后受命之符谶，又以则天武后为弥勒佛之下生，以及妖僧薛怀义(？--六九五)等于诸州建大云寺之事(开元录卷十八)。在如此之时代，要期待严正经录之出现是困难的。从来被作为疑经者，不表示特别的根据，而作为真经入藏者亦不少。
　　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二十二部二十九卷三阶关系之典籍，总括以三阶杂法之名，作为伪经处理。证圣元年(六九五)以则天武后之命，将伪经与根据卑俗迷信的杂符录
　　类遣送祠部，虽称为经但这些是违背佛意者故，视为异端而历二年(六九九)敕，准许三阶教徒唯得乞食、长斋、绝榖、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而予禁止等，政府对疑经之态度虽严厉，但其于自律，则未必严肃，其事亦窥见于经录的编纂，因而并不理想。
　　(六)开元释教录与疑经
　　开元十八年(七三○)由长安西福寺智升(六六八--七四○)所编纂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可说是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以来的中国经录之决定版。
　　中国佛教之发展达到最高峰，从外国流入的新梵文原典，除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支、地婆诃罗等的译经之外，似于开元以前一度呈中绝的状态。往西域、印度的求法僧也早已断绝的唐中期，中国佛教的翻译历史一时亦近于终结。许多密教经典之流入翻译，系先有完成大日经翻译的善无畏三藏，后有金刚智与不空等所翻译，但密教经典本身乃以日常之忏法、仪轨为中心，故其中亦有含许多疑经要素之经典。可以说，开元时期的佛教，若以宫廷为中心繁荣的密教暂且搁置，则正值脱离外来佛教之影响，而将印度的禅观思想展开成为独立的中国禅，以禅宗为中心的中国新佛教之展开期。同时亦是六朝末期以来的末法思想之影响，由道绰、善导、法照等之引导而升华为纯正净土教的时代。于此时期编纂之开元释教录，如前所言及，并非狭义的三藏中的经之目录，而是立于广通释教全般之佛教书籍目录的见解下编纂的经录。从来的经录，因同本异出、旧目新名等而显混乱，虽为一经却作为二本。开元释教录对于如出三藏记集登录为注经，尔后之经录照样继承的所谓南齐太学博士江泌之女(僧法尼)诵出之经，则全不予承认等，此虽为私撰的经录，却是远较从来的敕撰经录优秀的释教录。此后出的圆照之贞元释教录，是完全根据开元录者，并不具任何优点。开元录乃使宋高僧传之著者赞宁叹谓：“经法之谱，无出升之右者，后之圆照贞元录也，文体意宗，相岠不知几百里哉。”(注19)此开元录后依敕令而被入藏。不用说其一○七六部五○四八卷入藏录，成为后来蜀版大藏经雁版之标准，同时对于尔后疑经之流传给予很大的影响，而成为疑经遂从中国本土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初之刊本大藏经成立以前，大藏之整备乃在宫廷、有力的寺院等以书写本施行。梁代华林佛殿众经录四卷撰述的目的(注20)，为内廷佛殿藏经现存目录的编制乃不用说。典型的经录开元释教录，成为以后经藏的标准目录亦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据白居易的“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收录于此经藏的经，达二五六亟五○五八卷，其注记云：
　　开元释教录之名数，与此经藏之名数相同。又“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云：“于诸寺藏外杂散经中，得遗编坠轴者数百卷，帙以开元经录，按而校之，于是绝者续之，亡者补之，稽诸藏目，名数乃足，合是新旧大小乘经律论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护焉。”(注21)，由此可知当时之经藏是根据开元录的入藏录编成的。因此，在入藏录之外的疑经录未被书写，乃为自明之理。关于智升之疑经观，首先有疑惑再评录。这是检讨经文之内容后，发见真伪交参，是非相涉，恐编者一人难予决定真伪，故为别录以示将来，希望后世之明达高人重为详定。关于此部分则举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编入正经的毗罗三昧经、决定罪福经(大正藏八五，书道博物馆藏敦煌本)、慧定普遍国土神通菩萨经、救获身命罪人病苦厄经(与救疾经文势相似，一真一伪将为未可。大正藏八五、 S. 2467，北京本北66、芥83、光8等)、最妙胜定经(大谷光瑞搜集敦煌本、旅顺博物馆出陈)(注22)、观世音三昧经(京都博物馆藏守屋本之奈良朝写经、 S. 4338，北京本日62、余80等)、清净法行经(广弘明集卷八所收道安之二教论及摩诃止观卷六所引，说孔老颜回之事)，五百梵志经等八部九卷。智升对于尽管从来之经录均作为疑经的这些经典，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不示特别的根据而将之附入真经的事，谓“论量义句颇涉凡情，贬量圣教罪有所归”，因大周录为敕撰之经录，故委婉地鸣其非。此外，举法社经(内题云业报轮转偿债引导地狱慈善庄严法社经)、净度三昧经(S. 2701，5960）续藏本、佛教大学研究纪要35)、优娄频经 、净土盂兰盆经( S. 2540，3171，4260，5959，6163，92055，2185，北京本北75等)，三厨经( S.2673，2689，3022， P. 2637，2703等、大正藏八五）等十三部以待再详之。最后的三厨经，与道经的五厨经之 间，有其成立的先后问题，这准备于他处叙述之。
　　关于以上疑惑再详录中主要的疑经，乃多数现存于敦煌文献。若将之一见，则不待再详，即知属于疑经者。智升对于编纂经录的周到程度，由此得以窥见。
　　在疑妄乱真录，登录了三九二部一○五五卷疑经。这可说是佛教翻译开始以来七百年，出现于中国佛教史上--包括登录于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者--的疑经之总决算。此超过一千卷之疑经数，以数字上言，占一○七六部五○四八卷总入藏录之：部数则为三分之一，卷数则为五分之一的庞大数目。
　　当然此中亦包含传承道安录以来的唯有名之疑经，因此实际上确认了几部疑经之实在则不详。智升对疑经之概念如下：
　　伪经者邪见所造以乱真经者也。自大师(释迦)韬影向二千年，魔教竞兴，正法衰损，自有顽愚之辈，恶见迷心，伪造诸经，诳惑流俗，邪言乱正，可不哀哉。今恐真伪相参，是非一概，譬如(夫)昆山宝玉与瓦石而同流，赡部真金共铅铁而齐价。今为件别真伪可分，庶泾渭殊流无贻后患。(注23)
　　谓自释尊入灭以来二千年，正入末法浊世，正法衰损，而向来相应时机的教法，难得民心时，具有邪见迷心者，伪造诸经以乱真经。此真经固然如从来的经录所说，是指翻译的经典而言。对大周录之将高王观世音经作为正经入藏一事责难的智升之注记谓：“此经虽冥授不因传译，与前僧法所诵何殊”，而认为非传译之经典，则南齐江泌之女僧法尼诵出经也好，高王观世音经也好，都相同，此乃表示智升对疑经甄别的信念。
　　开元录提出的疑经，是对中国人所撰述却采取佛经体裁之经典的甄别。历代的经录亦从其观点，而诘难疑经。屡蒙勒禁，犹借翻译经典之形式整备的疑经，为何会存在呢？大概是藉模拟以“经”这个在中国社会具有绝对权威之语作为题名的佛经，以提高疑经的地位，或完全无如此顾虑，而是经一语在疑经撰述者与信徒之间，已成为一种咒术的缘故吧。
　　自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之编纂迟三十五年的开元录，一举收录了六百卷以上多量的疑经名，固然是智升有搜集疑经的热心，同时亦可观察到在他的周围，现实地信仰、流布的疑经群之存在。
　　但是，关于他对疑经的判定，究竟妥当到何种程度，则存有疑问。在法经录作为疑惑的仁王般若波罗蜜经( S. 2342，5978)、随愿往生经(S.6901)、占察善恶业报经(北京宙83)、 梵网经与大乘起信论等，在开元录则作为翻译有源，对根据何典据而如斯判定则有很大的疑惑。就是如伪妄经典《梵天神策经与安宅神咒经》( S. 2110，P.3915大正藏二一)等道教色彩浓厚者亦作为真经，是令人不解的事。
　　(七)出现于各经录之疑经数
　　关于出现于各经录之疑经数量本身的正确度，犹存有疑问。例如出三藏记集作为失译，隋法经录作为疑惑者，开元录作为正经而入藏之仁王般若波罗蜜经(据云罗什译)，与出三藏记集作为慧简撰述，法经录作为伪妄的药师琉璃光经，开元录作为正经而入藏等即是。前判定为失译者，其后之经录作为伪妄，后者作为正经入藏等，关于失去译出原典所在之经典，由何见地而将之判定为疑经、真经的问题，会产生很大的疑问，这可说是当然之事。各经录对于疑经之甄别，究竟有何种程度的正确性，本来不明，而将问题留于将来。
　　兹为参考起见，将主要各经录所举之疑经、抄经等之部数，列举如下。
　　(1) 东晋　道安　综理众经目录 (出三藏记集卷五)
　　新集安公疑经录　　二六部三○卷
　　新集安公失译录　　一四二部一四七卷
　　(2) 梁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四、卷五
　　新集疑经伪撰杂录　　二○部二六卷
　　安公疑经录共　　四六部五六卷
　　新集抄经　　　　四六部三五二卷(三八部一五一卷存　八部二○一卷阙)
　　新集失译录　　　　　四六○部六七五卷
　　(3) 隋　费长房　　历代三宝纪卷十五
　　a永熙中舍人李廓撰　魏世众经目录
　　非真经六二部　非真论四部　全非经愚
　　人妄称经一一部
　　b武平中沙门统法上撰　齐世众经目录
　　人作录五一部一○六卷　众经抄录一二七部一三七卷
　　(4) 隋　法经等　众经目录卷七
　　经大乘众经疑惑　　　二一部三○卷
　　众经伪妄　　　　　八○部一九六卷
　　小乘众经疑惑　　　二九部三一卷
　　众经伪妄　　　　　五三部九三卷
　　律大乘众律疑惑　　　一部二卷
　　众律伪妄　　　　　二部一一卷
　　小乘众律疑惑　　　二部三卷
　　众律伪妄　　　　　三部三卷
　　论大乘众论疑惑　　　一部一卷
　　众论伪妄　　　　　一部一卷
　　小乘众论疑惑　　　一部一卷
　　众论伪妄　　　　　二部一○卷　总计一九六部三八二卷
　　(5) 隋　彦悰等　　　　　众经目录卷一
　　疑伪(名虽似正，义涉入造，除抄经)二○九部四九○卷
　　别生　　　　　　　　合八一○部一二八八卷
　　(6) 唐　静泰等　　　　　众经目录卷一
　　疑伪　　　　　　　　二○八部四九六卷
　　(7) 唐　道宣　　　　　　大唐内典录卷十
　　历代所出疑伪经论　　一八三部三三四卷
　　历代诸经支流陈化　　大乘别生经　　二二一部二六三卷
　　小乘别生经　　三四一部三四六卷
　　(8) 唐　明佺等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
　　伪经目录　　　　　　二二八部四一九卷
　　三阶教籍　　　　　　二二部二九卷
　　(9) 唐　智升　　　开元释教录卷十八
　　疑惑再详　　　　　　一四部一九卷
　　疑妄乱真　　　　　　三九二部一○五五卷计四○六部一○七四卷
　　(10) 唐　圆照　　贞元释教录卷二十八
　　疑惑再详　　　　　 一四部一九卷
　　伪妄乱真　　　　　 三九三部一四九一卷(此数字恐为误)
　　中国佛教史有明确历史发展之后二百年，于东晋道安之经录中初数为二十六部三十卷之中国疑经，于其后约三百五十年之间，至唐智升之开元录，达到四百六部一千七十四卷之多，这显然有其相当的理由存 在(不用说，此数字并非具有最后之确实性者)。
　　(本文译自牧田谛亮著《疑经研究》第一章中国佛教之疑经研究二，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
　　附　　注：
　　(注 1) 僧肇撰注维摩经卷一、大正藏三八、三二七c。
　　(注 2) 法云撰法章义记卷一、大正藏三三、五三七a。
　　(注 3) 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那连提黎耶舍传、大正藏五○、四三二C。又参照佐藤心岳稿、中国对梵语佛典之重视(佛教大学研究纪要第四四、四五合卷号)
　　(注 4) 参照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五、大正藏五五、四○a(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
　　(注 5) 新集安公疑经录、东晋、道安 (出三藏记集卷五、 大正藏五五、三八b)。
　　(注 6) 道绰撰安乐集卷下、大正藏四七、二○b。
　　(注 7) 安乐集卷下、大正藏四七、一六a。此外，安乐集亦引用十方随愿往生经、菩萨璎珞本经、须弥四域经等疑经。
　　(注 8) 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梁僧祐(四四五--五一八) (出三藏记集卷五、大正藏五五、三八c)
　　(注 9) 出三藏记集卷五(大正藏五五、三九a)，比丘应供法行经一卷 (此经前题云罗什出，祐案经卷旧无译名兼罗什所出又无此经，故入疑录。)、 居士清僧福田经一卷 (此经前题云昙无谶出，案谶所出无此经，故入疑录)， 右十二部经记，或义理乖背或文偈?#092;鄙，故入疑录，庶耘芜穬，以显法宝。
　　(注 10) 出三藏记集卷五 (大正藏五五、三八a)、般若经问论集二十卷(即大智论抄，或云要论，或云释论)右一部凡二十卷，庐山沙门释慧远，以论文繁积，学者难究，故略要抄出。又参照慧远撰大智论抄序(出三藏记集卷十)及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智论抄二十卷(一名要论、大正藏五五、一三c)。
　　(注 11) 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大正藏五十、四二八a。又参照冢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佛教史研究篇所收之中国在家佛教。
　　(注 12) 出三藏记集卷九、荆州隐士刘虬撰无量义经序 (大正藏五五、六八a)、无量义经者，取其无相一法，广生众教，含义不赀，故曰无量。……根异教殊……其阶成七，先为波利等说五戒，所谓人天善根一也。
　　(注 13) 智顗撰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十之上、大正藏三三、八○四a。
　　(注 14) 参照注一三。
　　(注 15) 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卷五、大正藏五五、一三九a。
　　(注 16) 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序、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大正藏五五、二一九b。
　　(注 17)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释教在道法之上制。
　　(注 18) 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大正藏五五、四七四c。
　　(注 19) 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五、智升传(大正藏五十、七三三c)、(智升)每慊聂道真道安至于明佺宣律师，各著大藏目录，记其翻传年代人物者，谓之晋录魏汉等录，乃于开元十八年岁次庚午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最为精要。何耶，诸师于同本异出，旧目新名，多惑其文真伪相乱，或一经为两本，或支品作别翻，一一裁量，少无过者，如其旧录江泌女子诵出经，黜而不留，可谓藻鉴，杜塞妖伪之源，有兹独断。后之圆照贞元 录也，文体意宗，相岠不知几百数里哉。(中略)经法之谱，无出升之右矣。
　　(注 20) 历代三宝纪卷十(大正藏四九、九九b) 右一录四卷，天监十四年敕安乐寺沙门僧绍撰，绍略取祐三藏集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
　　(注 21) 白氏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七十。又参照白氏文集卷六一、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论经藏石记。
　　(注 22) 关于最妙胜定经，有关口慈光(真大)氏之研究，刊于昭和二十五年十一月刊，净土学二十二、二十三合本之石井教授还历记念“佛教论考”的“敦煌出土最妙胜定经考”，而介绍博士于旅顺博物馆抄写之最妙胜定经一卷之全文。他系以此经为对二端论 --翻译佛教转换为中国之宗教，义解佛教转换为禅观佛教之端绪--下辛辣之判断；承认四重罪五逆罪犯者之忏悔，使戒律产生根本转换之经，而提出此疑经。(岩波书店刊，天台止观之研究)
　　(注 23) 开元录卷十八、大正藏五五、六七二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