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佛教经济的理论基础

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三“结社法集”条中，勾勒了社邑的沿革，特别指出它对于维系佛教经济，起到了“众轻成一重”的意义：

　　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于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大正藏》卷五四，250c。】。

　　东晋时期的庐山莲社，是以慧远的佛学素养和高僧典范为基础，以寺院为中心，凝聚起一批僧俗知识分子，这在当时佛教界毕竟属少数，以至今天很少能见到这类法社的资料。而自南北朝以来，在广阔的农村和市镇中活跃着的“社”或“邑”这类佛教组织，通过组织讲经说法、写经诵经、供养僧众、雕刻或铸佛像、整理布置石窟、建筑佛刹、组织节庆等活动，把佛教推广为整个社会的群众运动。游侠在《金代佛教》中指出：“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中国佛教》第1册，知识出版社，1980年，97页。】

　　唐代赵州从谂禅师在柏林寺有如下一段对话：

　　（僧问）“和尚还入地狱否？”师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师云：“若不入，阿谁教化汝？”【《景德传灯录》卷十，《大正藏》卷五一，278b。】

　　这种为众生解放而甘下地狱的菩萨精神，恐怕无法为大多数邑众所接受。从“书名上碑”者中高三公、范七哥、段四郎一类称呼来看，邑众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民众。因此，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往往在事实上制约着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玄妙圆融的形而上之理，必须落实到形而下之凡人俗事，所谓“庄严门内，万行无亏；真如海中，一毫不舍”。形成“三千邑众”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

　　由是万行因广，难越自利利他之二种也。或乐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毫发片善，须要契于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行布施时，若住于空观，心不执著于施者（能施）、受者（所施）与施物三者，则称三轮体空、三轮清净、三事皆空。此说以般若经为主。】，与七最胜【七最胜：佛有七项殊胜功德超越常人，称为七胜事，或称七种最胜、七种无上，即身胜、如法住胜、智胜、具足胜、行处胜、不可思议胜、解脱胜等。】相应，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真趣佛果之门矣。虽然，未踏此境，藉相生善，称名修因。故《观药王药上经》云：“过去三千人，称是五十三佛名，致使庄严劫、星宿劫、贤劫中皆成佛道。”

　　“空有双拂，二谛无我”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六度万行的修行才能达到，对广大民众来说，就是“藉相生善，称名修因”。“三世诸佛”是指过去庄严劫之千佛、现在贤劫之千佛以及未来星宿劫之千佛，合三劫为三千佛。据《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记载，三劫三千佛于因位时，闻持五十三位佛之名号，即得超越无数亿数生死之罪。故众生欲除灭四重禁罪、忏悔五逆十恶等，应勤礼敬五十三佛名号。社邑中的重要活动佛名会，即指据此经之说而行之法会。称念佛名，念念与实相契应。“夫声为众义之府，言皆解脱之门。一切趣声，声为法界。”

　　碑文引《法华经》“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指出：“一声尚尔，尽成佛道，况于多称、塑佛像者哉！”更引《造像功德经》，说明不论或画或塑，或绣或铸，或大或小，制造佛像，即可常劫不堕恶道，求生善处，恒遇诸佛，听闻正法，如理思惟，智惠福德，人相具足，世所稀有，离诸疾苦，一切病痛，皆悉不受，乃至无上佛果菩提，亦可得证。

　　佛法的理想是神圣的，但神圣的理想是通过世俗的群众和世俗的手段实现的。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僧俗共同实行普度众生的原则，社邑这种组织提供了实现这种原则的场所。不论贫富贵贱，俗人通过加入社邑这种媒介，为自己积累获得解脱的功德。可以说，为求自己及家族的现世和来世利益而作功德的愿望，构成了维持社邑经济及佛教艺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