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提升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张家成

　　所谓公众形象，当指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整体外在形象。就佛教来说，本以远离大众，出世解脱为目的，不存在所谓“公众形象”问题。然而，大乘佛教特别中国佛教又强调入世度人，普度众生，因而使得其“公众形象”成为可能。在当代社会，由于大众传媒及资讯业异常发达，进而又突显了佛教的“公众形象”之社会功能。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塑造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能离开中国佛教的历史传统来谈。从某种意义上说，良好的公众形象应当是对二千余年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那么，中国佛教有哪些优良传统呢？赵朴初曾明确指出，当今时代要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的传统、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 在此，赵朴初并非是从历史文化研究出发，对中国佛教的传统所作的全面总结，而是在洞察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思潮并针对中国大陆佛教现状之实际，强调了中国佛教界应着重发扬的优良传统。从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角度看，赵朴初所概括的三大优良传统分别涉及中国佛教徒的个人形象（学术研究）、佛教组织形象（农禅并重）以及中国佛教的国际形象（国际友好交流）三个层面，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性，对今天中国佛教进行道风建设、提升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有益的启示。以下即结合赵朴初的论点，试图从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角度，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公众形象问题谈一点个人浅见。

　　首先，关于佛教徒的个人形象。佛教徒即佛弟子，包括在家众与出家众。本文所指主要指出家僧众而言。僧（“僧伽”之简称）为佛教三宝之一，是指信受如来教法，奉行其道，具足正知正见之佛弟子。那么一个合格的现代僧人应具备哪些内在素质，树立怎样的个人形象？笔者以为佛教徒的个人形象大致可从修为、学养（学识）二个方面来看，本文在此仅就其学养（学识）方面略述之。

　　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佛学理论博大精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佛学也是一种学问。从历史上看，佛学学识的高低对僧人的个人形象乃至整个僧伽团体的整体形象影响是巨大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佛经的翻译、注疏，佛教文献的整理、佛教理论的探讨及研究等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这些高僧大德，无疑也是学问家。如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以其渊博的佛教学识和为法忘躯的献身精神，既赢得了佛教徒的普遍尊敬，也影响了唐王朝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应当说，唐代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这些学识渊博的高僧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在近代以来的佛教复兴思潮中，太虚法师、印顺法师、巨赞法师以及欧阳渐居士领导的支那内学院等一大批高僧大德在佛教学术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印顺法师，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并影响了二十世纪台湾地区的一代年轻人，实为是当代学问僧的典范和楷模。

　　当今社会为“知识经济”时代，佛法的弘扬与传播也必须顺应这一形势。可以这样说，拥有丰富的佛学知识，具备相当的研究素养，已成为现代僧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当今普通社会公众心目中的高僧大德之形象的重要依据。需要强调的是，佛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真正的僧人也不是为了学术而研究佛学，一切有关佛法的研究工作，皆只是为了回归佛陀的本怀。这正是佛学研究不同于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关于中国佛教的组织（僧团）形象。“僧伽”一词本为“和合众”之义，僧人以“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参，利和同均，见和同解）的精神，在寺院里过着集体修行的生活。在印度及小乘佛教流行的南亚地区，僧众在禅修之余，主要是以“托钵”乞食来维持色身。“托钵”成为原始佛教僧团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特征。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逐渐中国化，特别是随着禅宗的流行，中国佛教僧团的生存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唐百丈山怀海禅师首创禅寺中的集体劳动制度，“托钵制度”逐渐为“农禅”制度所取代。中国佛教的“农禅”制度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家风，走自食其力的道路，这有利于寺院经济的自给自足。“农禅并重”的传统成了中国佛教僧团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制度保证，也成了中国佛教组织（寺院）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特征。

　　然而，现代中国（特别是在大陆）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佛教寺院原有的大部分山林和田产收归国有，而当代中国也开始由一个农业社会步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商业社会。这使得现代中国佛教僧团的生存方式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当代中国的僧众饮食皆在寺院之中，故以托钵乞食、农耕方式维持生计的现象已不复再现。

　　那么当代中国佛教是如何发扬“农禅”的传统，以维护“自食其力”的组织形象？就目前来看，由于中国佛教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这一新的社会基础相适应，失去了山林田产的佛教寺院，有的利用自身固有的资源（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大丛林），开展一些有偿的文化旅游、社会服务活动，也有的则从事一些寺院经营行为。更有甚者，个别“商业化寺庙”也乘机出现。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笔者以为，总体来说，在不影响甚至有助于僧众修行和弘法的前提下，目前中国大陆的多数佛教寺院所开展一些非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和社会服务行为，是中国佛教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生存方式的现代转型，也是中国佛教“自食其力”的传统的在当代的一种体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寺院在提供社会服务、开展必要的经营活动的同时，如何防治以营利为目的过度的开发行为，从而保证僧众的正常清修，维护中国佛教僧团的整体组织形象，仍是摆在当代中国佛教界面前一个严峻的课题。

　　第三，关于中国佛教的国际形象。世界三大语系佛教在中国都有传承。中国佛教是北传佛教（包括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的中心，在中国云南地区则流行南传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因此，中国佛教在国际佛教界（特别是亚洲佛教）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佛教慈悲、戒杀（护生）的理念，使得其始终把传教弘法与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相联系。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日本、韩（朝）、越南之间高僧往来不断，相互学习，使得佛教的地位和作用已超越了宗教的范畴，渗透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古代日本的谴隋使、谴唐使多由高僧担任；而中国也有不少高僧，或代表国家正式出使国外，或是民间自发的求法取经运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和平使者”的社会功能，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和睦邻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和平主义的优良传统，也塑造了中国佛教作为“和平使者”的“国际形象”。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已步入“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着的挑战和危机也愈益严峻，如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战争和恐怖袭击事情频繁（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和谐），社会上普遍焦躁不安的人类心灵（身与心之间的不和谐）等等，都是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中国佛教的和平主义传统，使得其更易于在纷纭复杂的当代世界扮演“和平使者”之角色，充分发挥其“黄金纽带”的巨大作用。但同时，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佛教“国际形象”的重塑也给当代中国佛教的高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里，如何在彰显佛教自身核心价值的同时，对其他宗教和文明仍具有宽容精神，并能展开在平等基础上的宗教（文明）对话；在对治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和问题的同时，又能理性地检视自身的发展进路，及时纠正自身出现的“异化”（变质）现象，从而为当代社会塑造一个具有良好的国际形象、并能充分发挥其“黄金纽带”作用的宗教典范。这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