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佛教道教文化

四川的佛教道教文化
　　第一节 四川的佛教文化
　　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文化移入”过程，并形成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大分支。四川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汉、藏语系佛教都有，并且分据四川的东部、西部。从东汉末年佛教进入四川，历时一千八百余年的曲折发展，逐渐累积形成今天厚重瑰丽的巴蜀佛教文化，其建筑、绘画、雕塑、金石、文学、音乐等，无不璀璨夺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一、建筑艺术
　　中国的寺院建筑有三种形式：一是塔院式，即古印度佛教寺院形式和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形体的结合；二是殿堂式，即采用宫殿式结构，主要是建筑都布置在中轴线上，而其它建筑则安置在东、西两偏殿；三是自由式。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因多处山地，又有宗山观念，所以大多建筑在山坡上，错落有致，不均衡中求对称，变化中表现协调。
　　四川的佛教建筑，东部汉区采用殿堂式结构，一般是外围以院墙，殿宇在内接中轴线布置。而西部藏区佛寺多为自由式，为平顶佛教建筑，平面展开，建筑结构和形式则是把藏族古建筑与汉藏风格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许多古代建筑的样本，都是幸存下来的佛教寺庙，如新津观音寺、平武报恩寺、广汉龙居寺、蓬溪宝梵寺、剑阁觉苑寺、广汉皇泽寺、江油云岩寺等。这对研究四川古代建筑的演变、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建筑特色
　　建筑是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四川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受着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两支文化的影响；自然环境条件也影响建筑的设计与造型。因此，四川的佛教建筑，仍有其特色，主要表现在：
　　1、布局存古风
　　印度佛教的布局，一般都是前有寺门，门内建塔，塔后建佛殿的所谓“塔院型” 。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因系“鸿卢寺”演变而来，故带有官署建筑的明显痕迹。但据有关资料记载，早期中国佛寺的布局，受印度寺院影响者，也不算少。建于北魏时期的洛阳永宁寺，就基本沿袭了这种布局。但中国佛教继“舍宅为寺”之风以后，以往佛寺以塔为中心逐步发展到以供佛的殿堂为主体，大的寺院将塔移往寺外另建塔院。到宋代，塔的位置往往置于后院，规模较小的寺院就不再建塔院。
　　四川的一些寺庙保留了早期佛寺的布局特点，其中以宝光寺最有代表。宝光寺由一塔、三殿、十六院组成，自寺前山道起，沿中轴设置了照壁、双狮对峙的寺前广场、山门、天王殿、十三层舍利塔、七佛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这种殿塔并重的布局，既保存了早期佛寺布局风格，又反映了后世寺院布局的发展，是研究佛教寺院中国化不可多得的实例。
　　2、风格兼南北
　　四川现存的古代建筑，除少数是明代及其以前建造的而外，绝大部分为清代中后期的作品。明末清初，四川屡遭战乱与瘟疫，民不聊生，寺院荒废。清康熙以后，国势渐定，经济开始发展。因朝廷奉佛，四川境内的古寺皆得到维修和重建的机会，还新建了不少佛寺或殿堂。清代开始建造的寺院，多采用“小式”作法，檐下不施斗拱，屋面也少用琉璃，但檐下的撑弓及木装修却比历代都考究。清代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北边甘陕、南边湖广的移民大量移居四川，使四川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经历的融合、创造，使清代中期以后建造的佛教寺院，既具有北方建筑的敦厚庄重，又呈南方建筑轻盈典雅的风貌。
　　3、寺寺有林盘
　　四川佛教寺院的后院或侧院，一般都有“林盘” ，少者数十亩，多者逾千亩。建于山上的寺庙，往往与自然山水相结合，有面积更大、自然景观更为丰富的园林绿化。“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说明园林绿化已成为神秘宗教气氛不可分割的整体。
　　寺庙园林全国皆有，但因四川气候温和，常年绿树成荫，四季有花可赏，所以四川的寺院常以珍贵的奇花异草招来香客，吸引游客。
　　4、木作工艺精
　　四川古建筑雕刻的工艺水平极高，木门窗的提花精雕细琢，花纹不下百种。瓜柱下的吊瓜形式丰富，或瓜果、或动物，个个多姿多彩。撑弓有板状或柱状两种：板状表面多以浮雕手法刻花草云纹或历史故事；柱状多作深浮雕或镂空雕，有栩栩如生的动物飞禽，也有造型丰富的人物组群或园林景观。柱梁（或枋）交接处的花牙子，位置与大式木作的雀替相同，在四川古建筑中纯粹是水平与垂直线交接处的艺术装修，其造型相当自由。佛教建筑中客堂与大殿之间，禅堂与走道之间，讲经的法堂与听经的殿堂之间，都常以罩划分空间，隔而不断，使空间既有分割又有连系。这种手法不仅用于佛教建筑，在道教宫观、民居或其他公共建筑中也常采用，这是四川建筑的特色之一。
　　木作转轮藏（也称星辰车）是供藏经之用的特殊库房。转轮藏全国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尚存两座：一座建造于宋代，现存于江油窦圌山上的云岩寺飞天藏殿内；另一座造于明代，现存平武报恩寺的华严殿中。转轮藏外形似一阁楼，中心柱位于地面一铁臼上，柱下端装上与铁臼相对应的铁杵，光滑耐磨，所以整座阁楼推之可转。利用转轮藏贮存经卷，可以经常推动以加速通风，达到防潮、防蛀的目的。这也是四川佛教殿堂木结构的一个特色。
　　（二）著名寺院建筑
　　1、峨眉山佛教建筑
　　峨眉山的寺庙突出特点是善于择址，善于利用自然环境，利用不同生态环境，利用不同气候特点，利用不同地势，置庙宇于环境之中，环境烘托建筑，建筑又进一步突出环境。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虽由人造，宛若天成。寺庙本身既是风景点，同时又是观景点。如“密林藏伏虎”的伏虎寺，由引道、牌坊、经虎溪三桥，然后进入密林中的伏虎寺，取藏景于里，引人入胜。金顶、雷洞坪，虽只有一小庙、小亭，却达到气氛磅礴、雄秀挺拔的效果；仙峰寺则取高远苍劲，云雾缭绕；洪椿坪则充分利用细雨蒙蒙；其它如报国寺的繁静，神水阁的小居，中峰寺的气势，华严寺的孤高，洗象池的深沉，万年寺的肃穆，清音阁的轻涛，无不是依托自然，利用环境，加以人工烘托，形成各自寺庙特有的诗情画意。
　　峨眉山寺庙“依山势而构筑”的手法，更是独具特色，叹为观止。这些寺庙或屹立于青峰之颠，或巧构于危岩之畔，或飞架于溪沟之上，或隐没于山坳苍翠之中。巧妙利用地形，依山就势，高低错落，空间转折，布置灵活，手法多样。无论造型、体量、尺度、色调都与自然环境十分协调。
　　峨眉山的寺庙具有浓厚的民居特色，洁静而简朴。在功能上，各寺庙既是烧香拜佛的场所，又为客人提供食宿和观赏。
　　2、报恩寺佛教建筑
　　报恩寺位于平武县东北隅，始建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至明天顺四年（1460年）全部完工，历经二十春秋。占地约42亩，总建筑面积3518平方米。报恩寺规模宏大，殿宇辉煌，它沿着东西延伸的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建筑物，整个建筑群严谨规整，殿宇座西向东，依地势而建，前低后高，主题突出，有强烈的宗教感染力。
　　山门位于中轴线前端，门前广场分列石经幢和狻猊。门后空间由石拱桥、钟楼组成。二重庭院由大雄殿、南北配殿、南华严藏殿、北大悲殿和天王殿所组成。大雄殿以后为第三重庭院，万佛阁位于中轴线末端，为全寺最后最高建筑。各殿宇为木架承重，用楠木建成，大木大式做法。屋顶形式有悬山式、歇山式、攒尖和拱卷顶，用绿、黑、蓝各色琉璃瓦覆盖。檐下斗拱类型较多，斗拱出挑多达四挑，昂大部分为宋、元时期的斜昂。门窗装修规整精致。梁、枋、斗拱、雀替、天花和藻井等全绘成青，为绿冷色主调的彩画。寺内的木雕、石刻、泥塑、壁画和壁塑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主体建筑经历多次大地震的考验，证明具有非凡的抗震性能。报恩寺是保存完整的明代遗构，既采用《营造法式》的官式手法，又具有地方建筑特色。整座寺庙的基座、柱础、梁架、屋顶、斗拱、彩画和门窗等，都体现了宋、元、明形制的特点。
　　报恩寺的建筑群中，尤以华严藏殿的转轮经藏，制作崇宏，结构严整，工艺精巧，其外檐装修等均按《营造法式》所规定的法式制作。历经五百多年，仍能旋转如飞。它可与江油窦圌山飞天藏媲美。藏上的雕像、彩绘、华严经都是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宝光寺佛教建筑
　　宝光寺位于新都县城北，距成都19千米。相传始建于东汉，原名“大石寺” 。唐广明元年（881年）改名为宝光寺，明代寺庙被毁，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建殿宇，恢复了寺院。占地一百二十余亩，建筑总面积二万余平方米，由五殿十六院组成，依次有山门、天王殿、七佛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等。两厢石柱廊对称排列，组成多重庭院，布局规整，在殿宇中轴线上，有高达三十米、十三层密檐方形舍利塔，与天王殿、七佛殿前后呼应，左右有钟楼、鼓楼对峙，是我国佛教建筑中“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典型布局。
　　宝光寺内罗汉堂，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内塑罗汉五百尊，每躯高约2米，姿态各异，衣纹分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山门、大雄殿为单檐歇山式屋顶，藏经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天王殿为悬山式屋顶，盖以小青瓦或筒瓦。背饰中花、鸱尾，极为华丽。木构架小式作法，檐下出单挑设撑拱，简洁朴实，具有川西地方建筑特色。栏额雀替、棂格门窗、栅栏等木作做工讲究，雕刻精巧。
　　4、双桂堂佛教建筑
　　双桂堂位于梁平县离城12千米处，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占地百余亩。主要建筑有武圣殿、大雄宝殿、大悲殿、戒堂、弥勒殿、舍利塔、藏经楼等，按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东西两厢回廊相连，组成多重庭院：东厢有伽蓝殿、观堂、法堂，其后为客堂、方丈室、寝室、香积厨等；西厢有祖师殿、涅槃堂、禅堂等处。殿宇高低相间，通风采光良好，殿内无阴暗沉闷之感。殿宇大多采用石柱代替木柱，梁架用柏木制作，系大木小式作法，檐下撑拱、雀替、花罩雕刻精致，尤以花窗图案丰富，工艺讲究。整个建筑具有川东地方传统风格。
　　5、文殊院佛教建筑
　　文殊院为四川著名的佛教禅宗丛林，始建于南朝，明代毁于兵焚，重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占地面积83亩，总建筑面积11600余平方米。寺院布置在一条长约两百米的中轴线上，座北朝南，东西两厅紧凑，布局严谨，组成多重封闭式四合院庭院。主要建筑有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殿、说法堂、藏经楼及两厢对峙的三重檐式钟鼓楼。系木构架木石柱结构，大木小式做法，不施丹青藻饰，建筑古朴宏敞，飞檐翘角，庄严肃穆，为典型的清代建筑。各殿镂空花窗，图案精巧，装修讲究。
　　二、石窟石刻
　　石窟石刻产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间的洞窟作为佛教徒作禅修持、集会及生活之用。后来人们自己开山凿洞，并开始在在洞中设置佛像、佛塔，画上壁画，早期的石窟寺由此产生。开始的造像、壁画主要是供禅定时观想所用，后来慢慢产生装饰功能，石窟也就越造越华丽，越造越壮观。现在佛教保存的阿旃陀石窟、爱罗拉石窟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开凿的。石窟石刻艺术由此产生。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石窟造像也一起传入。开窟造像的风气在北魏和唐代形成两次高潮。凿造石窟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古代“西域” ）、甘肃西部（古代“河西” ）、黄河流域和四川。
　　石窟造像传入四川已属晚期，石窟寺已为摩岩龛刻所取代。确切地讲，四川的摩岩石刻始于南北朝，兴盛于唐宋。石刻风格既体现了与全国各石窟石刻的一脉相承，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色，是传统文化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典范。
　　（一）石刻特色
　　1、分布广泛，规模宏大
　　四川境内有众多的摩岩石刻佛像，现巴蜀两地保存有摩岩造像的县份达50个以上，有10个以上龛窟的分布点约400余处，“千佛崖”东南西北皆有，堪称“大佛”者约有十处。其他省市的摩岩造像多在距城区较远的地方，而四川的摩岩造像距城区都不太远，有的就在城郊（如乐山大佛、广元千佛岩），有的还在城区（如资中重龙山石窟）。
　　北方地区的摩岩，多以石窟寺的形式出现，建筑较少；而四川境内的摩岩，造像巨大的特别多，并且多因窟建寺，土建工程也极其宏伟壮观。乐山大佛原有屋盖和墙壁维护，因年久失修而倾坍，但柱痕尚存。从遗迹可推测当年十三层殿阁巍伟壮观的景象。省内以高度排列第二的荣县大佛，其附崖建造的殿宇至今光彩照人，层层飞檐与山势紧密协调，大有“从岩石里长出来”感觉。四川建筑匠师们在依山附崖建筑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
　　2、布局设计，因地制宜
　　四川摩岩石刻多为小集中、大分散，因地制宜，依岩面大小而异。集中者如蜂房密而不乱，大小间杂，配置有序，无庞杂之感。如广元千佛崖，龛刻密如蜂窝，最多的重叠达13层，造像区长417米，最高处达40米。但众多佛像形象协调，无论从造型体量、动态，还是大小配置，以及各层之间的互为呼应，均与画面融为一体，显示了周密的总体构思和巧妙的安排。
　　3、技法多样，结构性佳
　　在石头上雕刻出精美的作品，并非易事。从四川现存石刻造像来看，匠师们娴熟运用各种技法，或圆雕，或浮雕，或阴线刻，熟练处理各类题材和体、面、线的关系，充分体察细部特写与整体构图的协调，细致解决层次、质感、对比、色彩等审美问题，造就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作品。
　　众多的石刻造像，显示了极佳的结构性。如像窟体积太小则强度不够，如体积过大而窟室闭塞，光线暗淡。但古匠师采用大顶和大基，中部小柱分离，用柱间空隙采光的办法解决了矛盾。
　　摩岩龛刻常以岩形为主体，在岩面上雕刻屋檐、柱、额枋、斗拱等仿木结构，然后再凿龛，表现出殿宇形式与龛窟建筑的有机结合。这种既有功能作用，又可作为装饰的作法在巴中永宁寺表现最为突出。按建筑形制构成空间，大大丰富了四川摩岩龛刻的文化内涵。
　　此外，四川石窟在排水处理和光影效果方面，也可谓巧妙绝伦，匠心独运。
　　（二）著名摩岩石刻
　　1、广元千佛崖
　　千佛崖位于广元市城北四千米嘉陵江东岸崖壁上，与皇泽寺隔江相望，为古蜀道上的石窟群。石窟沿江岸岩壁分布，总长度达二百米以上，原有佛像一万七千多尊，现存龛窟四百多个，造像七千余尊，数量众多，规模宏大。
　　广元千佛岩石窟佛像群的特色之处在于：从南北朝至清代，长达一千四百多年的时间长河中，代代营造，时有出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典石刻造像艺术的发展脉络和宗教观念的发展历史，是不可多得的古典文化珍品。主要佛窟有大云洞、大佛洞、三圣侗、神龙大佛、多宝佛龛、千佛侗等。龛窟中以大云洞之观音立像造型最美，佛像衣冠华丽，肌肉丰满，神态安详。千佛岩南端睡佛龛中之释迦牟尼“涅槃”像和牟尼阁内的释迦牟尼头像造俊秀、生动，其镂空雕像为国内罕见。
　　千佛崖除大量的石刻造像外，还有唐、宋、元、明、清以来的石刻文字题记六十余通。唐开元年间苏颋题刻的诗句“重岩载看美，分塔起层标，蜀守经涂处，巴人作礼朝” ，至今仍保留在洞窟之中，清晰可见，具有极高的观赏和考古价值。
　　2、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位于乐山市东凌云山麓和青衣江、岷江、大渡河汇流处。相传唐代凌云寺海通和尚见凌云山前江水湍急，水害频繁，于是发起人力物力，依凌云山栖恋峰断崖开凿大佛像，既以佛力镇水，又使山石凌空坠江，积石江中以减缓水势，“善因可作，众力可集” 。这尊弥勒佛坐像，开凿于唐开元初年（713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通高71米，历时九十个春秋。大佛原为彩绘金身，上覆13层重楼，先后名大像阁、天宁阁，明末圮毁。
　　与大佛同时修凿的配套工程还有九曲古栈道，依佛像右侧绝壁凿成，九折而下达佛脚，沿栈道又凿有摩岩石刻。
　　近代弥勒佛均为大肚肥胖笑态，而乐山弥勒佛却慈祥端庄，保持了印度原貌。原来，五代以后佛寺中皆以唐末布袋和尚的坦腹笑像塑造弥勒佛像。乐山大佛是盛唐作品，尚未发生此变化。
　　乐山大佛构思精美，设计巧妙，排水设施隐而不见，使得它经历千年风霜，至今仍安坐在滔滔流水之畔，静观人世的沧海桑田。
　　3、荣县大佛
　　荣县大佛地处荣县东南郊，背靠东山。佛像开凿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至元祐七年（1096年）完工，距今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大佛为释迦牟尼坐像，依崖而立，坐南朝北，佛身通高36.67米，头长8.67米，肩宽12.67米，脚宽3.5米，其高度仅次于乐山大佛为全国第二。以大佛为中心建有大佛寺，高低错落，前后有序，辉映于苍山翠岩之中。清代后，佛像上建拱券，下建架殿，用以庇护佛像，故只能远看大佛头，近看大佛脚。佛像、佛寺与东山溶为一体，显示了四川丘陵地区的建筑特色，具有“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的雄壮气势。
　　三、绘画艺术
　　（一）佛教绘画的类别
　　佛教绘画艺术种类繁多，可分为非情节性类和情节性类两大类。
　　1、非情节性类佛教绘画
　　非情节性类佛画主要为供养敬奉而作。
　　（1）佛像类
　　画佛需要按经典、仪轨、程式的规范来作，应按照“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的标准，注意到量度。佛像的姿势以坐像为多，也有部分是立像和卧像（涅槃相）。所有佛像基本上都按照释迦牟尼佛像的“相好”来描绘，因此，区分诸佛要看“印相”（手印或手执的法器，姿势）。总的来说，佛的相好端正严肃，服饰单纯朴实。
　　（2）菩萨像类
　　汉化的菩萨像大致面作女相。多数菩萨像为在家装束（在家相），丽饰繁妆，华美庄严；少数着出家僧衣（出家相，如地藏菩萨）。菩萨像的姿势分立像和卧像。
　　（3）明王像类
　　指佛、菩萨的忿怒像。如供奉于密宗寺院的“五大尊”——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军荼利明王、大威德明王、金刚夜叉明王。
　　（4）罗汉像类
　　有众多罗汉组合像，如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八百罗汉等。也有单独罗汉像。
　　（5）天龙八部类
　　也称龙神八部，或称八部众，是佛教护法神的名称，系护法的杂牌队伍，共分八类，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即为天（即天神）、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
　　（6）高僧类
　　指绘制的历代高僧像。
　　（7）曼荼罗画类
　　曼荼罗为梵语Mandala的音译，意为“圆轮具足” 、“聚集” 、“坛城”等。曼荼罗画为密宗行者观想的对象。从形式上区分，有大曼荼罗（以图画来表现诸佛菩萨形象之坛场，即佛像曼荼罗）、三味耶曼荼罗（绘画诸佛菩萨手中所持的器杖或印契，既象征曼荼罗）、法曼荼罗（用梵文种子来表示真如、真言的世界，即文字曼荼罗）。曼荼罗堪称密教艺术精品。
　　2、情节性类佛教绘画
　　情节性类绘画主要为了庄严、修饰寺院殿堂，并向信众宣传、宏扬佛法。
　　（1）佛传故事类（佛传画）
　　又称“佛本行故事” ，讲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如“八相图”包括佛祖八个重要事迹：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涅槃。
　　（2）佛本生故事类（佛本生画）
　　绘制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为菩萨时教化众生的种种事迹图画。佛本生故事至少有500多种，如《萨埵太子舍身饲虎》 《九色鹿》等。
　　（3）经变故事类（经变画）
　　经变画是佛经变相的简称，亦可省称为“变” ，即变佛经为图相。多描绘特定佛经中所叙述的故事或佛国世界的美好景象，用以宣传教义。有的绘在帛纸上，有的绘在墙壁上。如“西方净土变” 、“维摩经变画” 、“地狱变”等。
　　（4）供养人像类
　　供养人就是出钱建寺开窟、敬事“佛宝”的人。刻画供养人形象的绘画，叫供养人像。
　　（5）水陆画类
　　佛教寺院内，举行水陆法会时，在殿堂上所悬挂的种种佛教绘画，都称之为水陆图。水陆画幅数依法事规模而定。
　　此外，还有山寺图、因缘图、版刻（用民间刻板印刷术印制的佛像）等佛教画像。
　　（二）四川佛教绘画的特色及其代表
　　在此，我们仅以四川的寺院壁画为代表，说明四川佛教绘画的特点。
　　四川佛教绘画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唐代，四川寺院壁画居天下之冠。惜战乱无情，损毁殆尽。不过所幸明代寺院壁画保存了几处，使我们能够领略古人的意境和技法。
　　1、多用工笔重彩，笔法流畅
　　四川佛教壁画艺术，继承了唐宋时期的技法和风格，并融入了四川特色。
　　以新津观音寺壁画为例。观音寺壁画，是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所绘。分别置于毗卢殿左右侧和后壁上，共六铺面画。每铺长3至3.3米，高3.15米，画面分三层：上层绘飞天和天宫奇景，中层绘十二圆觉菩萨和二十四尊天，下绘供养人像。每铺壁画都有墨书题记、佛像名称和供养人姓氏。画中人物刻画真实，形象生动，表现了不同的个性和气质。整个殿的壁画画法全用传统的工笔重彩，设色以石青、石绿，朱砂、珠粉填色，描金生漆勾勒，线条明快，色调柔和，恰当地表现出人物肌肤丰润、表情慈祥的质感和神态。坐壁最后一幅画面最引人注目：文殊菩萨结跏趺坐莲台，身披洁白羽纱，隐现冰花图案，质地细腻，轻薄透明，给人以丝绸质感，工艺极为精致。虽然传说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实具大师手法，至今仍为画家们赞不绝口。
　　2、画面层次分明、刚柔相济
　　为利用极有限的空间来表现佛经人物和情节，四川的寺院壁画都极注意画面的布局和层次，画面中的山水、云彩、建筑物的布局错落有致，与人物融为一体，把天上、人间、神、人的情趣描绘得栩栩如生。
　　以剑阁觉苑寺大殿壁画为例。觉苑寺大殿四壁有彩绘壁画16铺，为明天顺元年（1457年）绘制，内容为《佛传》故事，结构采用连环画形式，完整叙述了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涅槃的一生。画中人物空间配有瑞光、祥云、奇花、异草、灵泉，生动有致；每幅壁画间以山水、云树、房屋、梦幻相隔，层次分明。画法仍使用工笔重彩，线描与沥粉堆金相结合，疏密得当，刚柔结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3、画与塑巧妙结合，逼真生动
　　壁画与雕塑结合，从立体构像表现画面，是四川佛教绘画的又一特点。在新津观音寺，大雄宝殿三大士塑像的背屏，临门而立的是一幅大型浮雕山水画面。一望无际的南海，波涛汹涌，气势壮阔；右侧屹立着悬崖峭壁、流水淙淙的普陀仙山，一只巨大的鳌鱼，昂首摆尾，破浪畅游在水中；鳌头上站立的观音菩萨，手持净瓶、柳枝，神采飘逸，从半浮雕的背景画面中脱颖而出，以全塑的立体形象，突现在浩渺的海面上。海风吹动衣袂，似鳌游浪涌，造型逼真，活灵活现，若即若离。画面步移景动，千万变幻，充分显示了塑像艺人的神工绝技。
　　另外，贴近生活，人物造型更高于生活气息，也是四川佛教壁画显著特点。
　　第二节 四川的道教文化
　　道教是我国古老的宗教，其信仰的内容，具有我国历史与民族文化的特点，是我国人民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道教的历史渊源，可上溯至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时代。但作为一种宗教的形成，一般以东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陵在蜀郡鹤鸣山造作道书、创立“五斗米教”为起点。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
　　一、化道西蜀
　　张陵（34—156年），东汉帝时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明帝时（58—75年）曾为江州（今重庆市，巴子国都）令，后隐居学道。顺帝时代（126—144年）他偕弟子修道鹤鸣山，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太清玄元” ，并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创立“天师道” 。当时天师道的传播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覆盖了西蜀东巴，并北至汉中。由于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所以又称“五斗米教” ，或米道、鬼道。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文化形态，它的再生和创新必然是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进行的。道教兴起于西蜀的岷山之域，绝非偶然现象。
　　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为道教的发祥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晋葛洪《神仙传》卷五说，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既遇老君，遂于隐居之所备用药物，依法修炼。……” 张陵栖居于鹤鸣山中，对老子的《道德经》进行了深入的研读和参悟，并从宗教观念角度对《道德经》作了诠释注解。正是这种独特的参悟和诠释，为内涵极其丰富的《道德经》批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成了道教圣典。为了普及宗教思想，便于传道，张陵还采用浅显易懂的手法写成了《老子想尔注》，这部早期的道教代表之作，在巴蜀地区道众之间广为传播。
　　张陵创建五斗米教，是一种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这与古代蜀人的崇拜观念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极易为蜀人所接受和信奉。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张陵接受了古蜀信仰观念习俗的影响，并加以了巧妙的改建，所以道教也可以看作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在新的宗教形式中的一种张扬。五斗米道，还有运用道法驱鬼祛邪、使用咒符为人治病的方式和内容，这与古蜀时代昌盛的巫术，也是一脉相承的。除了道教与古蜀文化这种不容忽视的渊源关系，道教的兴起也与东汉后期社会动荡、疾病流行、鬼神迷信气氛浓重的时代背景有关。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五斗米道在西蜀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形成了可观的规模。
　　为便于管理，张陵还设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传道方法。以“治”为单位发展和管辖道众，治所也就是教坛，每一治即为一个教区和传教活动根据地，一共设立了二十四治，大都在西蜀境内，分布于彭州、灌县、大邑、临邛、绵竹、广汉、什邡、德阳、金堂、新津、蒲江、彭山等地。此外，越嶲、阆州、汉中、洛阳北邙山也各设立了一治。这些治所，大都位于成都平原边缘往山地过渡的形胜之处，远离喧嚣的闹市，山清水秀，这既是道家宗教观念体现，也是“化道西蜀”的贯彻。
　　张陵在西蜀创教传教，称为天师，逝世后，教主由其子张衡继承，称为嗣师，之后由其孙张鲁继承，称为系师。
　　五斗米道经过数十年的传播发展，在西蜀地区已有广泛的信仰根基，形成了一个宗教大派，并为蜀中上层官府所接受。此后张鲁攻占汉中，并很快在汉中站稳了脚跟，使五斗米道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张鲁雄据汉中，大力推行道教政治思想与治世蓝图，采取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无为而治的指导方针，追求一种大平均、大公正、大和平的目标。《三国志• 魏书》卷八记述了张鲁在汉中的经营：“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以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道徒自我治理的政权形式，也是人类乌托邦社会的一种实验。
　　张鲁经营汉中三十多年，虽然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最终还是以被曹魏封建统治政权取代而告终。以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形式为主的五斗米教，随后也被改造成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神仙道教。
　　道教这一汉民族最大的本土宗教，兴起于岷山之域，最先传播于西蜀地区，吸取凝聚了古蜀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鹤鸣山和青城山作为道教起源的祖庭和洞天福地，不仅是蜀中地域文化的自豪，也是为中国和世界共享的一笔自然文化珍贵遗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蜀中始终是道教的重要活动基地，在道教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道教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通过西南丝路传播到南亚地区，对于印度文化产生过影响。道教还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等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二、名山宫观
　　四川是道教发祥地，因此四川的道教名山宫观在全国颇负盛名。创始于西晋的青城山道教丛林，被列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一，其道教宫观中外闻名；峨眉山既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其道教宫观也影响深远，具有全国公认与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齐名的全真派道教宫观，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道教名人，汉严君平、晋葛洪、唐杜光庭、宋陈抟、明张三丰等，都在四川留有道观和行迹。
　　道教在四川的历史虽然悠久，但现存的宫观多为清代重建或培修。为小式木作，一般不施斗拱。屋面多青灰素瓦，与传统民居较为协调。它们与道家服饰以黑白为主一样，无“孤芳自赏”之傲，默默地融合于重重天井的民居大院之中。
　　（一）青城山道观
　　青城山道教宫观建筑，在都江堰市境内，北距市区15千米处。青城山为我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著名风景区。遍山茂林修竹，空翠四合，辟山环峙，青岩赤壁布列成天然城郭，素有“青城天下幽”之誉.建筑群有古常道观、上清宫、圆明宫、建福宫、真武宫、玉清宫等。
　　青城山宫观群结合山区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平面布局灵活自然，既遵道规，又充分利用地形，依山就势。主体部分有明显的中轴线，自下而上层层筑台。但又不强调完整贯穿的中轴线，采用前低后高，旁低中高的布局，其余建筑多自由组合，灵活多变。殿宇多采用民居风格，屋顶和楼地面采用民居通常的“台” 、“昂” 、“挑” 、“跌” 等处理手法，素秀典雅。山道上的廊、楼、亭、榭以原木为柱，树皮做瓦，荆枝藤条作饰，体现了道教崇高自然，求“返朴归真”的意境。
　　道观的组成是以殿堂为核心的封闭式四合院形式，功能分区明确。建筑群均为穿斗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小青瓦覆盖，屋面形式有歇山式、重檐歇山式及悬山式等数种。重叠交织，出檐深远。其屋面轻而薄，墙面下部为木镶板墙裙，上部为竹编泥壁墙，均就地取材。主要殿宇的横楣、雀替、花罩、撑拱等物件，处理简洁朴实，做工精致，建筑尺度亲切宜人，造型富有浓郁的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二）七曲山大庙（文昌宫）
　　七曲山大庙位于梓潼县城北10千米的七曲山，紧傍川陕公路。庙宇在唐以前创建，后皆废，今存建筑为明清以来陆续修建的，有百尺楼、正殿、桂香殿、关帝庙、钟鼓楼、天尊殿、家庆堂、夜梦床等多处。大庙依山势而建，规模宏大。其中百尺楼、正殿和桂香殿三重位于中轴线上，逐级升高，主要殿宇为大式作法，殿内外施以斗拱。木构件处理手法简洁古朴、装修讲究。屋面有单檐歇山式、重檐歇山式、三重檐歇山式、悬山式、四角六角攒尖顶等多种形式，举折平缓舒展，与平武报恩寺同属遵循“法式”的有数范例。整个建筑群重檐飞翘、高低错落、布局有序，红墙围绕，气势极为雄伟。
　　（三）真武山庙群
　　真武山庙群位于宜宾城西北隅的岷江南岸真武山上。明万历初在城外师来山上建真武祠，后续建宫观庙宇十多座，成为川西南道教名山。但原建筑以后多半被毁，现存有元极宫、斗姆宫、文昌宫、三府（君）宫、地姆宫等五座庙宇。其中元极宫的真武殿（又称玄祖殿）、祖师殿、望江楼，与斗姆宫的前殿系明代遗构。从坊铭、梁记和清嘉庆《县志》记载：真武殿建于明万历二年（1575年）；祖师殿和望江楼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斗姆宫前殿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518年）。其它如三府（君）宫、文昌宫、地姆宫的中殿和后殿，均建于清代。其中元极宫的主体建筑真武殿，系木构重檐歇山式琉璃屋面，面阔三间（12.6米），进深三间（12.1米），平面型式呈方形，为四架椽屋用四柱，当心间天花藻井绘太极八卦图案，上下檐各施斗拱，尺度宏大，占柱高1/4。系明代典型大木结构建筑。
　　望江楼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清乾隆辛亥年（1791年）培修。平面呈长方形，面阔三间（12.6米），进深三间（8.7米），四周绕以檐廊，系木构架承重，三重檐歇山式琉璃屋顶，大式作法，在顶层檐下施以装饰性网状斗拱，极为华丽。建筑气势雄伟，具有明清建筑传统特色。
　　（四）青羊宫
　　位于成都百花潭北岸。因古名青羊肆得名，为老子遗迹，唐乾封三年改易今名，是一座著名的道教丛林。
　　青羊宫现存建筑均为清代遗物，分别建于清康熙、乾隆、嘉庆时期。主要建筑有灵祖殿、八卦亭、无极殿（又名三清殿）、斗姥殿等多重，座北向南，按中轴线布置。其中八卦亭建于明末清初，是青羊宫最为壮观的主体建筑之一。亭的平面呈八角形，造型稳重、浑厚、庄严，以琉璃圆盔盖顶。亭基为方形，象征天圆地方。双层亭身，底层由八座龟纹门窗围合，环廊有八根浮雕盘龙抱柱，天花板上彩绘藻井和八卦符号。八卦相传为伏羲所创，是一套象征自然和人之间关系的符号，古时用来占卜。八卦亭不仅有鲜明的道教色彩，也是一座构造精美的古建筑，是青羊宫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物。
　　三清殿前的两只铜羊，一只双角羊铸造于清道光九年，昂首蹲重，“神情欲语，似讲五千之文” ，温顺可爱。另一只为独角怪羊，传说是南宋末年权贵贾似道家里熏衣的铜炉。其形象既不失羊的基本形态，各个部位又分别取自十二生肖的特征合成：鼠耳、牛鼻、虎爪、兔背、龙角、蛇尾、马嘴、羊胡、猴颈、鸡眼、狗腹、猪臀。这两只羊历来被视为青羊宫的神圣之物。
　　三、道教造像、道画碑刻艺术
　　（一）道教造像
　　早期道教造像，大都是仿效佛教开凿的以表现道教人物或情节为主的石窟和摩岩造像。后来，其创作思想受道教哲学和教义影响，技法又受古铜器、汉画像砖、古代人物画技法直接影响，故具有明显的道教美术自身风格特点。在四川，道教造像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存较早、最精美的道教造像，是绵阳西山玉女泉造像。造像分布于西山玉女泉和子云亭两处石壁上，现存25龛。其中天尊一龛，有隋“大业六年太岁庚十二月二十八日”题记，是四川最早纪年刻字的道教造像。子云亭下仅存一龛，内刻天尊老君并坐像，旁刻仙人、供养人等，现存85尊，是该处规模最大的一龛。原有许多唐代造像，惜1953年开山取石时被损毁。
　　唐朝崇奉道教，造像得到大发展，较著名的有剑阁县鹤鸣山摩岩造像。鹤鸣山为川北的道教名山，原有众多道教造像，现存仅4龛一尊。第一号、第四号主像被盗凿走，第二号、第三号为保生天尊像。第一号龛内，后人移李商隐撰《剑州重阳亭并序》碑立于主位，外龛左右壁上浮雕十二时神。露天中的圆雕像也为天尊，但仅存大半身，头戴莲花冠，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混元珠。附近有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为明万历时重刻。
　　明清以后，道教造像趋向世俗化，各地大量塑造城隍、关帝、药王等神像。著名的有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宫明代生铁铸像，最大的文昌像高达4.2米，重约30吨；泸县玉蟾山上玉皇大帝像，高1.8米；安岳石羊镇毗卢洞的玉皇龛；南江县禹王宫的禹王像高4米。这些都是道教造像中罕见珍品。
　　此外，安岳赤云华岩洞、互助村三仙洞、石羊毗卢洞，江油天仓山太乙洞，乐至崇教寺，巴中北龛、南龛，青城山朝阳庵等地，也保留有宋代至民国时期的道教摩岩或雕刻造像。
　　（二）道画碑刻
　　道画是以道教故事、神仙思想为题材的绘画。宋代以后道画吸收了山水花鸟的技术，丰富了道画的表现力。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久居青城山，绘有《张天师像》《王母像》 《麻姑像》 《三丰祖师像》 《玉女像》等道画、刻石，徐悲鸿先生的《紫气东来》（即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图），赵蕴玉先生的《吕祖像》 《邱祖像》，均堪称今日存世的仙道人物绘画精品。
　　宋代以后四川著名道教碑刻有：《宋知宫皇甫先生碣》，存于青城山上清宫文武殿内；明《界府重建秀峰山碑》，现存常道观三皇殿内；明郭家庵残碑，系供奉历代祖师石刻，现存都江堰市泰安乡青龙村二组；《龙门派碧洞宗道脉渊源碑》，现存常道观三皇殿内；清《重修天师洞常道观募象碑记》，现嵌于青城山常道观三清殿后壁；《杨太虚狂草碑》《吕祖师碑》，均在青城山祖师殿；《黄帝阴符经》 《老君说清静经》 《太山大通经》刻石，嵌在青城山常道观三清殿后壁；《回文诗碑》，现存于射洪县金华观三清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