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儒佛融通的一个重要途径

礼：儒佛融通的一个重要途径
　　南开大学 张培锋
　　《佛法金汤编》卷十二：宋儒程颢“每见释子读佛书，端庄整肃，乃语学者曰：凡看经书，必当如此。今之读书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过定林寺，偶见众僧入堂，周旋步武，威仪济济，一坐一起，并准清规，乃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卍续藏》第八十七卷，第423页上。）另一位大儒司马光也有类似经历：“暇日游洛阳诸寺，廊庑寂寂，忽声钟伐鼓至斋堂，见沙门端坐，默默方进匕箸。光欣然谓左右曰：‘不谓三代礼乐在缁衣中。’”（《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412页下）笔者认为，程颢、司马光在此所作的并不是一般性的赞叹，而是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很多在世俗社会已经失传的儒家古礼，完好地保存在佛教中，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后来，朱熹等人重新挖掘和阐释儒家自身蕴含的礼仪并推衍其宗教意义，最终完成了儒教的建立，宋代理学实质上是儒学宗教化的产物。可见，礼成为儒佛融通的一个重要途径。
　　儒教以礼为核心，因而儒教又称为礼教。但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和秦朝的暴政，儒家礼乐崩坏，礼法失传。两汉时期，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往往只流于形式，缺乏内在的宗教意义。在这种形势下，传入中国并很快中国化了的佛教转而成为维系中华礼仪传统，传承古老礼乐形式的重要力量。儒家还有一个传统观念：“礼失而求诸野。”佛教礼仪正属于保存中华古礼的活化石，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佛门礼仪是来自儒家的。在原始佛教中，并没有中国寺院中常见的那些仪轨。汉传佛教中的很多仪轨是中国僧人创制的，而这些僧人出家之前，大多数有业儒的经历，这使得他们有条件、有能力将儒门中即将失传的礼仪融入到某些佛教仪式中，这样做，既容易为普通中国人所接受，也保存了儒家礼仪的精华，因而佛教仪规应该说是儒佛融通的结果，而不仅仅来源于佛教。在这方面，东晋杰出的高僧释道安发挥过重要作用。道安出生在常山扶柳县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战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才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高僧传》卷五记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中国佛教最初这些礼仪制度的建立，是由早年饱读儒书转而学佛的释道安来完成，决非偶然。在中国佛教史上，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高僧，他们或有深厚的儒学家传，或早期有较长时间的学儒经历，这些使得他们成为一代佛教典章制度的制定者，比如隋唐之际的律宗大师道宣，其父曾任后陈的吏部尚书；唐代禅宗、华严宗高僧宗密、明代净土宗高僧莲池袾宏等，都出身儒门。特别是袾宏，应该说是近代以来流行的很多佛教仪规的实际制定者。当然，佛教仪轨肯定有一定的佛教理论的支撑，融入了佛教的宗教性内涵，但不可否认，在具体的仪式上，很多是中国传统的，而非印度的。
　　佛门的很多法器来自中国，比如钟鼓等都是古已有之的礼仪用具。《诗经·周颂·执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管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就典型地描述了周朝的礼乐仪式，其中提到的钟、鼓、磬、管等等器具，后来都成为佛教常用的法器。上古的礼仪，正是通过这些乐器的运用，祈祷神灵将福禄降至人间。后世佛教的某些法会也未尝没有这些功能，只不过已由早先的儒门转移到佛门。
　　中国佛教也并不讳言佛门的规矩来自于传统礼乐之道。《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第九》开篇有一段话，揭示了佛教是如何看待和继承传统礼乐之道的：“上古之世，有化而无教，化不足而礼乐作焉。击壤之歌，不如九成之奏，洼樽之饮，不若五齐之醇。然文生于质，贵乎本也。吾天竺圣人最初示化，谓人人妙觉，本无凡圣，物物全真，宁有净秽，无假修证，不涉功用。而昧者茫然自失，若聋瞽焉。于是，随机设教，击犍椎以集众，演之为三藏，修之为禅定，迄于四十九年而化仪终矣。梵语犍椎，凡瓦木铜铁之有声者，若钟、磬、铙、鼓、椎、板、螺、呗，丛林至今，仿其制而用之。于以警昏怠，肃教令，导幽滞，而和神人也。若夫大定常应，大用常寂，闻非有闻，觉亦非觉。以考以击，玄风载扬，无思无为，化日自永。雍雍乎仁寿之域，清泰之都矣。”（《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5页中）这里指出：早期的佛教并没有仪规形式，就佛教“本无凡圣，无假修证”的理论而言，礼仪是根本不需要的。但是，后世人们由于根基低下，需要礼仪来规范，于是，瓦木铜铁等器具便可以用来作为警醒人心的工具。
　　总之，中国古代礼仪形式在沟通儒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最终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与儒学的宗教化，为三教合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基础，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