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宗教佩饰

清末宗教佩饰
　　《文物世界》 何民华
　　清代流行佩饰，形制多样，用途各异。时至晚清，此风尤盛。上世纪90年代，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天钥桥路汇南街清末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天主教(圣母会标记)佩饰[1]。考古证明，在原始社会，我国已出现材质珍贵、形制多样的佩饰，除实用美化功能外，还渗透着特定的精神内涵。在众多色彩斑斓的佩饰中，宗教佩饰较少见。宗教佩饰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为见证信仰的标记，即一种特殊的装饰品。
　　天主教为基督教三大派之一，名源于希腊文katholikos，意思是“普世的”、“大公的”，所以被称为“公教”。该教以罗马为中心，又被称为“罗马公教”。“‘天主’一词，为明末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原有名称对所信之神的译称，取意为至高至上的主宰。”[2]即将所信之神称为“天主”，所奉之教为“天主教”。因而，天主教为罗马公教在中国特有的名称。天主教重视艺术，集中表现在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和音乐艺术。绘画艺术由教会画家完成，他们以各自的经历和特质，通过对美学产生的不同感受，表达出对信仰的理解、对天主的认识，藉此抒发宗教情感。绘画艺术原为对《圣经》的图解。中世纪，绘画艺术用于教堂的装饰，以后逐渐成为对信仰的申明。
　　“圣母会为天主教内的善会。圣母会有多种名称，如：圣母无原罪始胎会、圣母领报会等，一般统称为圣母会。”[3]
　　佩饰为圣母会标志。褐色素缎地子绣品。上端为绿色丝带编织的蝶形结。中端外形呈八角形，双面绣花，正面八角形开光，内衬玻璃片贴缎面印刷图案，内容为“圣母领报”(图一)，图案周围饰“玫瑰”和“百合”，边框和开光处均绿色丝带包边;背面饰角隅纹样“如意”，中间主题纹饰为“女贞”(图二);因“女贞”构图较为抽象，初看视作平衡版面的一种左右对称式的普通装饰图案，经反复思考和探究，使原先的初浅想法得以纠正。下端坠浅绿色玻璃珠和褐色流苏。佩饰总长41、八角形长9.5、宽8.5厘米，八角形开光长3.6、宽3.1厘米。
　　佩饰正面：“圣母领报”为天主教经典图案。讲述童贞女玛利亚应了特定的旨意成为圣母的神话故事。画面为童贞女玛利亚在领受天使向她传报天主的旨意，即告知她将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图案为黑色线条，印于褐色素缎面，背景有房屋桥梁，左上方的鸽子展开翅膀，伴着霞光，朝着两位说话人飞来。天主教中鸽子代表圣神，经常与天使同时出现;鸽子象征和平与平安。画面左边头披纱巾、左膝着地、右膝弯曲，半跪在书架前的为童贞女玛利亚;画面右边脚踩云朵、背长羽翅、头顶方呈现光圈的为天使，此时，天使手执百合、抬手示意，传报着天主的旨意;玛利亚手掩面颊、神态羞涩且谦恭、庄重聆听天主对自己命运的安排。画面紧凑，场景丰富。“圣母领报”图案的上方为“百合”、下方为“玫瑰”。“百合”属百合科。世界著名花卉之一，享有极高声誉。其颜色优美，花香幽雅，白色洁净高雅，红色宛如玛瑙，倍受许多国家推崇。我国的南北朝时，“百合”已成为宫苑品花，古人取其“百合”为百事合意之义，喜庆佳节以相赠百合花表示美满的祝愿。“玫瑰”属蔷薇科，与蔷薇、月季为姐妹花，誉为蔷薇园中的三杰，为世界上最普遍、最流行的花卉，花香浓郁、色彩娇丽，为诗人笔下高贵美丽的象征。
　　佩饰背面：角端“如意”，中间“女贞”。“女贞”属木犀科。原产我国，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常绿乔木，枝条展开，叶呈卵形对生，白色小花，合瓣花冠，结椭圆形紫黑色小果。“《本草·女贞》释名：贞术、冬青、蜡树。时珍曰：此木凌冬青翠，有贞守之操，故以贞女状之。《琴操》载：鲁有处女，见女贞木而作歌者，即此也。苏颜颂《序》云：女贞之木，一名冬青。负霜葱翠，振柯凌风，故清士钦其质，而贞女慕其名是也。”[4]“女贞”因其凌冬不凋的质和神圣拟人的名，受古今人士的赞美称颂并借喻引申，实非一般。“如意”原是古代搔痒用具，柄端成手指形，因搔痒尽如人意，故而得名。以后，“如意”端作灵芝形、云形，寓意吉祥，表示祝福。
　　该佩饰应为表示宗教内容的特殊装饰品。“装饰形象是构建一切艺术作品的基本单元。”[5]天主教以“百合”象征圣母玛利亚的童贞;“玫瑰”表示对圣母玛利亚的敬仰，已为常识和惯例，而“女贞”的出现，使装饰形象的基本单元的内涵深化。作者对于“百合”“玫瑰”的构思，采用具象的写实手法，生动描绘“百合”“玫瑰”的优雅娇丽，色彩绚烂的姿色，使色彩凝重的宗教画面幽雅美丽，生动完整。“女贞”作者以抽象夸张的技法，突出两叶对长，下缀小花及上缀果实的特征，将叶片夸张为卷曲优美之状，引用“女贞”终年常绿的性质，隐喻玛利亚的贞守之操;借用“女贞”高贵圣洁的美名象征玛利亚的童贞。作品“用一种事物(或符号)来表现另一种事物的艺术手法。在象征性的表现中，选用的符号与被表现的事物之间，存在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使二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象征性的艺术手法由来已久。……在早期的基督教艺术、拜占庭艺术，以及中世纪的宗教艺术中，象征性一直是这些艺术的基本宗旨和主要特征。它们无非是借助可视的图象来宣讲教义，将抽象的宗教理念视觉化，使宗教的宣传更具艺术的魅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总是以先入为主的概念(宗教教义)来处理画面的形象和背景，画面上的每一视觉符号也都充满了隐喻与象征。”[6]“如意”为角隅纹样，构图简练、单色平实。首先，它衬托色彩明淡、文静高雅的“女贞”;其次，“如意”深化主题，由衬托“女贞”转化为向“女贞”表示祝愿，意为：万福玛利亚。万福玛利亚为拉丁文“圣母经”的第一句。这可能就是佩饰的主题。作品对于几种纹样的装饰，运用多种造型风格，表现了不同的形式语言，画龙点睛地突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深刻地表达了深沉的宗教思想。其艺术技法，通过两次平铺直叙，合成递进表达祝愿主题。“百合”“玫瑰”“女贞”“如意”既表现出装饰的叙事性，又体现装饰的象征性。由此可见，作者运用中国传统吉祥寓合纹样的构思，表达西方宗教神话的内容，经过纹样的排列组合，达到寓意、借字、喻义、象形、谐音之目的;与此同时，作品拓宽了传统组合寓意纹样的视野。
　　佩饰经过多种装饰的特殊手段完成创作，达到特定的装饰美感，表现出和谐的图案效果。由具体的形象表达到象征的寓意暗示，灵活运用艺术语言，独具匠心地将多元文化融为一体，互相渗透，使作品的构思、色彩的运用、技法的表现，既简约概括，又得体深刻。作品将西方的神话传说、中西方的花卉论、中国的古典文学，经佩饰的外部形象表现，到佩饰内在的精神意识和审美情趣的揭示，使得中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交融，中西合璧的作品由此产生。　　佩饰的材质为素缎。缎为“以缎纹组织或以缎纹作地组织提花织成的一类的丝织物。”[7]缎纹组织是在斜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缎的经纬丝中只有一种显现于织物表面，相邻的两根经丝或纬丝上的组织点均匀分布，但不相连续，所以外观光亮平滑，质地柔软，厚薄可因用途而进行调节，适用性强，是极其富丽华美的高级丝织品种，也是三原组织中最复杂的一种。”[8]我国为丝绸古国，蚕桑技术的发源地。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了精细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9]。中国古代夏至战国时期，丝织物大量出现，品种有纱、绡、纺、纨、缟、缣、绮、罗、缦、绨、锦等。秦至唐时，丝、麻、毛纺织技术都已达到很高水平，唐代出现了变化斜纹组织向正规缎纹组织的过渡，织物结构上的“三原组织”(现代织物组织学对平纹、斜纹和缎纹的合称)已臻完整;唐代的织锦完成了由经线显花的经锦向纬线显花的纬锦的过渡，纬锦克服了经锦花型单元较小的局限，可以织出大幅的图案;工艺美术织物缂丝已经出现。缎源于唐宋之间。缎一经出现，深受人们喜爱，以后流传到欧洲。宋元至明清时期，纺、织、染、缂、整的工艺和技术高度成熟，丝织品向艺术化方向发展。宋代织物组织和结构趋向完备，“三原组织”全部出现，缂丝盛行。元代的织金，明代的织绒、状花缎等均为出名的工艺美术品。古老的养蚕缫丝技艺，为我国古代在纤维利用上的最重要的成就，她奠定了中国丝织品发展的基础;她为世界纺织技术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佩饰纹饰的刺绣技法为苏绣。苏绣，即苏州地区代表性绣品，与粤绣、蜀绣、湘绣并称为“四大名绣”。苏绣继承了宋、明的传统绣技，深受明代顾绣的影响，有实用性绣品和欣赏性绣品两大类。“针法丰富以套针为住，绣线套线不露针迹，常用三四种深浅不同的同类颜色或邻近色相配，套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花纹旁缘留有水路，针脚整齐，绣面比京绣厚密，微微突起，有薄浮雕之感。纹样富有装饰味，构图紧密。”[10]中国的手工刺绣技艺历史悠久。考古发现1975年4月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室的淤泥中存有丝织品刺绣印痕，刺绣技法为锁绣。夏商至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应用于服饰，主要技法为锁绣。汉唐出现了平绣、贴绣、打籽绣、揖(切)线绣、抢针绣等，刺绣针法大步创新，绣纹精美。宋代出现了钉线绣、双面绣、纳绣等，刺绣针法基本完善。明代露香园顾绣，擅长绘绣结合，针法丰富创新。清代，地方绣技得到全面发展，有京绣、鲁绣、苏绣、湘绣、蜀绣、粤绣、汴绣等。
　　佩饰布局雅致，内容新颖;色彩谐美，清丽文静;运针精湛，丝理细腻，以针代笔。纹饰“百合”“玫瑰”“女贞”的刺绣针法基本平针，局部辅以套针，花蕊部为打籽针，“如意”的轮廓和“女贞”枝叶尾部轻盈卷曲的线条为滚针。刺绣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力，寄悠情逸思予针线之中，内容具象，寓意深远。
　　这件佩饰作为特殊的装饰品，反映了墓主的信仰，记载了徐家汇地区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具有的特殊功能和意义。它作为精致的手工艺术品，传达出中国丝织品织染绣技艺的绵延发展史，令人赞叹。它作为一种载体，融宗教、美术、工艺、人文、自然等学科于一体，是多元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是上海地区出土文物中一件罕见的、精美的中西文化结合的手工艺术品。
　　[1] 《上海市天钥桥路清代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1期。
　　[2] 《宗教词典》第1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3] 《上海宗教志》第34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版。
　　[4] 《中文大辞典》第9册，第3524页。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8月版。
　　[5][6] 李向伟《道器之间——艺术与设计论札》第19页、第1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
　　[7] 《辞海》第336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8][10] 《中国美术五千年》第5册，第243页、第279页。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联合出版，1991年9月版。
　　[9] 《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