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宗教

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宗教
　　罗开玉　谢辉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经济、文化领域变革巨大,也深深影响了宗教。这一时期,传统的巫术仍在普遍地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又在巴蜀文化中激起了狂澜。
　　一、巫术与祭祀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巫术在广大农村、山区、民族地区,除个别区域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城市,虽然它与阴阳五行,道教等联系较多,不断受到阴阳五行、儒家学说、谶纬学说、道教、佛教等学说和宗教的挑战,但仍有很大市场。
　　秦入巴蜀后,公元前311年改筑成都城,几次垮塌,舆论鼎沸,政府即请土著巫师以“神龟卜址法”选择城址,实际上承认了土著巫术的合法性。
　　古代“巴蜀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野祭、即祭神于野外丛林之中、坟墓之旁、山洞之中为主,基本不庙祀。李冰任蜀守时,用氐人巫师杨磨领导族人开凿羊磨江,又在岷江江边立祀三所。秦统一全国后,其中二庙得到了秦朝廷的认可,颁布了统一的祭祀级别和祭礼。秦在巴蜀的统治者每年要定期前往祭祀,西汉时期,蜀郡地方政府仍经常派使者前往祭祀。在政府的推动下,巴蜀地区的庙祀迅速普及。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庙祀大体可分为以下六类。
　　（一）远古帝王、圣人之祠。
　　如江州县(今重庆)涂山上的禹王祠、涂后祠、蜀地的古蜀王鱼凫祠、蜀侯恽祠、武阳县的王桥祠、彭祖祠、湔氐道汉武帝祠。
　　（二）杰出官员、学者专家之祠。
　　东汉应劭《风俗通》说,李冰开成都两江,“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秦始皇时期,官府在都江堰渠首修建专门祭祀李冰的庙宇。这主要是出于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需要。《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兴,数使使者祭之。”西汉朝廷一接管都江堰,便派使者到都江堰渠首祭祀李冰。东汉时期,官府又在都江堰渠首刻李冰石像等祭祀。1974年3月在都江堰外江水闸发现李冰石像,上有官刻铭文,次年又在其相距37米的同一河底发现持锸堰工石像,2006年3月初在对都江堰安澜索桥桥墩加固时,河床中又出土两尊东汉石像和《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氾碑》,表明东汉时期,在都江堰渠首岷江岸边有官府建的、专门祭祀李冰的庙宇。值得注意的是,内地庙宇一般都只是设神位,而蜀地从李冰“于玉女房下自(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约):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开始,东汉官府又在都江堰渠首李冰庙里造“三神石人,珎(镇)水万世焉”,开我国在庙里造像祭神的先河。
　　东汉时期,新都著名学者杨厚死后,门人为其立庙,除学者常往祭祀外,广汉郡文学掾史每年春、秋致祭。东汉末期,官府为著名学者严遵(君平)、李弘(仲元)立祠,并正式规定祀典。临邛的铁祖庙祀,祀冶铁实业家卓氏、程郑等。
　　（三） 官祠。
　　一是杰出官员之祠。
　　东汉安帝时期,广汉人王堂为巴郡太守,拨乱致治,进贤达士,率民击败来犯羌兵,百姓为其立生祠。《华阳国志》卷十中说:“王堂,字敬伯,郪人也。初临巴郡,进贤达士,举孝子严永、隐士黄错及张璊、陈髦。民为立祠。”
　　东汉郫人罗衡先后任万年县令,广汉县长,治地路不拾遗,二县皆为立祠。(《华阳国志》卷十上)
　　二是官府所立之祠。
　　犍为郡武阳县在东汉时期建有朱遵祠。《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说公孙述据蜀时,犍为朱遵不服,绊马死战,光武帝赠以将军,令为之立祠。
　　诸葛亮死后,有人立即提出为诸葛亮立庙之事。《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朝议以礼秩不听”,即分管礼制的官员,经过正式讨论后,认为根据传统礼制,至少是汉代制度,丞相死后,不得立庙。刘禅同意了他们的建议。有的大臣误以为刘禅对诸葛亮意见很大,并会立即发作出来。《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载当时李邈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这也反映了一部分大臣对诸葛亮的看法。后主以大局为重,在这关键时刻克制了自己多年来的不满,将李邈下狱诛杀。众臣这才看清后主并不想借此机会发泄对诸葛亮的不满。约三十年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才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刘禅才在诸葛亮死了三十年之后,即在亡国前夕,于景耀六年(264)春,下诏为亮立庙于沔阳。
　　三是孝子、烈女、贞妇之祠。
　　东汉初期,雒人姜诗,被视为大孝,曾举孝廉,任江阳县长和符县县长,所居乡皆为之立祠。
　　四是动物牲畜之祠。
　　汉代江原县有天马祠。越巂郡会无县亦有天马祠,川西高原民族地区有崇拜牛,羊,马,并以其为神,加以祭祀的习俗。
　　五是自然神祠。
　　如梓潼的善板祠(恶子),祭雷神;成都的江水祠、江原县青城山上的江祠(渎山祠? )、江阳县的方山祠,祠山神;德阳县的青石祠,祭石神;南安的柑橘官社,祠柑橘树神;江阳县的兰祠,祠花神。史载蜀侯恽曾祭祀山川,并献馈于朝廷。
　　求雨是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宗教活动。当时成都附近的人普遍认为在成都庙祀的蜀侯恽能兴云致雨,官吏百姓常往祭祀。相传东汉赵瑶担任阆中县令时,遇旱,赵瑶求雨于灵星,即时大雨。东汉时期,一年蜀地大旱,广汉太守祈祷于山川之神,仍不降雨,郡五官掾谅辅在府廷院中堆柴积薪,裸身欲自焚请雨,过一会儿就下了一场大雨。剥开此事的神话外衣,可能是谅辅善观天文星象,算准届时下雨,才以此举钓誉。
　　当时还流行求子,求偶、求官、祈风调雨顺、祈庄稼丰收,六畜兴旺等宗教活动。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仍盛行占卜。西汉晚期的著名学者严君平,便常卜筮于市,以此为生。当时流行的形式有:
　　龟卜。《异物志》说: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这是以龟壳占卜。当时还流行以活龟占卜,称其为“灵龟”,以朐忍县盛产。土著选择城址、寨址,房址时,常用“灵龟”卜。
　　占书。纸签上书写占语,通过一定仪式后抽笺卜凶吉,至迟在西汉末年已流行于蜀中。公孙述的最后一战,便因抽签得“虏死城下”语而出战,结果自己死于城下。
　　灵叉,以一种大龟壳边缘作成的发钗,俗称“灵钗”。当时涪陵一带妇女多用此压发避邪。
　　二、风水术流行
　　秦至蜀汉,巴蜀地区很盛行“风水术”。官府民间在兴建府宅、房屋、桥梁、道路,开挖塘堰、修坟建墓时都要请巫师看“风水”。如秦在初建成都城时,先“屡皆倾侧”、“累筑不立”,后来请蜀土著巫师用龟壳祭祀和重选城墙址才获成功,成都城因此又称龟城。风水师参与了成都城的规划设计。虽当时吸取了北方城邑规划的许多风水理论,但成都城布局的基本特征,仍是结合地理条件,顺江山之势。成都城的布局,又深刻地影响了巴蜀各县邑的设计布局。
　　秦汉三国时期的“风水术”往往与地理地势、风向、雨水、阳光照射、土壤地层等自然条件有关,并通过长期的,往往是若干代人的观察总结,掌握了一定的规律。与更老的“天命观”相比,风水术使人感到凭主观努力可以改变天命,这是其当时的进步意义,它宣扬父母墓地决定儿孙命运,在当时具有维系家族的纽带作用。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各地勘探盐井、开采铜矿、铁矿、锡矿,种植大面积的果树、桑树等,都会请巫师看“风水”。特别是勘探盐井,投资大,费用高,又会立即得到验证。当时蜀中盐井价值极高。《华阳国志》卷十下说:“张寿,字伯僖,涪人也。少给县丞杨放为佐,放为梁贼所得。寿求之,积六年,始知其生存,乃卖家盐井,得三十万,市马五疋,往赎放。”而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载了这里的田价,每亩在500钱至2000钱之间。换一句话说,一口盐井的价值至少相当于成都附近最好的良田150亩。如果风水师选错了地方,没勘探出盐泉,足可使一个中等之家破产,风水师也必付出沉重代价。当时巴蜀盐井甚为普及,它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蜀风水术的高度发达。
　　诸葛亮在风水学方面也卓有建树。他最先提出西蜀为“天府”的概念,为后世所公认、所沿袭。他亲自选择的惠陵位置,具有深刻的含意。惠陵于蜀汉宫城的正南。在传统的方位观念中,南方与五色(黄青白赤黑)中的赤色、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火为相类似的概念。早在远古蜀王开明氏时期,蜀人便有了以南方为尊、为吉利的观念。蜀人的这种观念后来又被中原接受。汉武帝独尊儒术,曾下大力统一文化、思想中的若干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以南方为尊。惠陵位于蜀汉宫城正南面正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体现。它含有借此风水宝地为蜀汉政权带来吉祥好运之意。
　　秦汉时期,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土著蜀人中,还流行一种“送魂”仪式。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家在川西高原,人死后应把灵魂送回那里。“送魂”途经汶山的:“天彭门”,有谓“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当时土著蜀人中流行的船棺葬,与他们认为灵魂应溯江而上至故乡的观念有关。当时其它民族,包括外来移民中一般都流行各种各样的“送魂”仪式。该仪式除反映了对死者的关怀外,还反映出生者欲摆脱死者灵魂的控制、干扰的普遍愿望。这一时期,固定的“鬼域”观念已渐趋成熟,如蜀人多以川西高原为魂归之处;巴人则以丰都为魂聚之地。这种把死者灵魂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中,不到一定节日不准其自由回家见后代的观念,也是生者,后代欲摆脱死者灵魂、前辈意志干扰控制的反映。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以西蜀为中心,主要是在益州的辖地内(基本上与蜀汉的辖地重合),流行一种很特殊的随葬品,即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对传统风俗的改变。
　　三、道教
　　在道家思想、原始巫术和“巴蜀文化”的长期孕育下;东汉时期,在西蜀诞生了我国最重要的土著宗教——道教;当时它自称“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又称“天师道”,因该教崇拜五方星斗及入道者需交五斗米,又俗称“五斗米道”;官府则称其为“米巫”、“米道”、“米贼”、“鬼道”等。正一道是我国早期道教的一个大派,它曾为外地道教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奠定了教义,输送了骨干。
　　道教创始人张陵(又名张道陵,或称张天师,正一真人,祖天师等),沛国丰(江苏丰县)人,明帝时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县令。汉顺帝时,因厌恶当时的腐败政治,痛恨豪族经济,毅然率家人弟子等到西蜀鹤鸣山(今属大邑县)修道。他在道家学说、原始巫术和传统的“巴蜀文化”的基础上,奉我国早期道家代表老子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又著《灵宝》,《天官章本》,《黄书》等道书24篇,创建了正一道的道书、教义、教仪和教规,通过教授教义、施法、教武等途径发展了一大批骨干,一时名振西蜀。当时在豪族经济的支配下,广大中、下层知识份子在仕途、政治上受到排挤打击,在经济生活中遭到盘剥压榨,便纷纷赴鹤鸣山拜师学道。于是,张陵把弟子们按地区分为二十四治:
　　在当时蜀郡内者有阳平山治(今彭县九陇、传张衡逝于此地,又称“嗣师治”)、鹿堂山治(今绵竹)、鹤鸣山治(今大邑)、漓沅山治(今彭县九陇)、葛璝山治(今彭县九陇)、玉局治(成都南门)、主簿治(今蒲江);
　　在当时广汉郡内者,有庚除山治(绵竹县西)、秦中治(今德阳县东)、真多治(今金堂地)、昌利治(今金堂地)、隶上治(今德阳县东);
　　在犍为郡内者有涌泉山治(今遂宁)、稠梗治(今新津)、北平治(今彭山县)、本竹治(今新津)、平盖治(今新津)、平冈治(今新津);
　　在越巂郡内者有蒙秦治;
　　在巴西郡内者有云台山治(今苍溪);
　　在汉中郡内者有浕口治、后城山治、公慕治;
　　在京城洛阳者为北邙山治。
　　这二十四治实际上是二十四个教区。其中以阳平、鹿堂、鹤鸣三治最重要,阳平治最大。教区与行政区域相结合:
　　巴郡教区,以张修为首领;
　　汉中郡教区,以张鲁为首领;
　　犍为郡教区,以张普为首领,后续者为陈瑞;
　　广汉郡教区、蜀郡教区,以马相、赵祗为首领。
　　总的看来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以西蜀最集中,次为汉中地区。张陵自称“天师”,为最高教主,在每个教区设治头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等,统帅教徒“鬼卒”“鬼兵”。凡入教者,交五斗米,参加其活动,即可受到正一道组织的保护。
　　这在当时那种豪族势力横行乡里,官吏军队鱼肉百姓,匪盗随时骚扰,日常生活毫无安全保障的背景下,对一般百姓确有吸引力。当时百姓多以“户”为单位,集体参加正一道。仅在张陵时期,已“弟子户至数万”。部分地区,正一道还率领教徒打富济贫,将豪族地主的财产、田地等分给教徒耕种。如顺帝末年(144年前后),巴郡人服直,聚众起义,自称“天王”。从其自称“天王”的情况看,应与早期道教有关;桓帝永兴二年(154),蜀郡李伯山在山区自称老子后裔,组织一批农民欲武装起义,被政府捕杀。从其自称老子后裔的情况看,也应与早期道教有关。四川芦山东汉《樊敏碑》所说“季汉不祥,米巫凶虐,陷附者众”。“鬼卒”家人的红白喜事等都可受到宗教组织的关注和支持。《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
　　“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 (阙二字)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计分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耳。”该文说:天师道的“鬼兵”胡九死了,祭酒张普亲帅“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为其施法。
　　“鬼卒”及其家人病了,则令其思过,写出有生以来所犯的各种过错,投于水中,并与神发誓而盟,不得复犯。
　　正一道天师、祭酒实行世袭制。光和元年(178)前后,张陵死,其子张衡承其业,称“嗣师”。当时汉政府曾征张衡为郎中,不就。光和二年(179)正月十五,张衡死,其子张鲁承其业,称“系师”。张陵“天师”、张衡“嗣师”、张鲁“系师”,合称“三师”。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时,巴蜀的正一道各支系,各教区也都参加了起义。其中声势较大的主要有巴郡的张修部,犍为郡的张普部及蜀郡的张鲁部。北方的黄巾军因官府的残酷镇压,在经过约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后便告失败,但巴蜀的起义军却较好的保存了实力。
　　中平五年(188)三月,蜀中又暴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义军很快攻下益州刺史部所在地雒县,捕杀州刺史郗俭,又攻下成都。江州、阆中等城,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最初,张鲁部,张修部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但马相攻下成都后,便自称“天子”,违背了教义,并将自己置于其它教区首领,特别是置于“系师”张鲁之上。张鲁、张修即率部退出观望。马相孤军作战,在短短几个月便败于地方豪族势力。张鲁、张修部却与豪族势力达成妥协,又一次保存了实力。
　　中平五年,刘焉入蜀为益州牧。他为了割据益州,也为了摆脱益州豪族势力的控制,对蜀中道教势力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政策。他躬身自奉道教,将张鲁的母亲迎于府中,率妻女师事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官府一般称其为米巫、米妖、米道、米贼和鬼道等),张鲁,张修则欲利用官府与豪族势力相抗,也主动配合刘焉。当时,汉中太守苏固对刘焉的割据行动有所抵制。初平二年(191),刘焉正式策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命张修为别部司马,令二人率部下去攻打汉中。二张也正欲谋取一个根据地,便率领教徒,里应外合,很快袭取了汉中。此后八、九年间,二张共同治理汉中。刘焉为了摆脱朝廷的控制,又命二张烧毁栈道,断绝交通,捉杀过往使者,中断朝廷与益州的联系。同时,刘焉却上书朝廷,说“米贼”断绝了交通,今后难以与朝廷联系,准备割据。兴平元年(194),刘焉死,其子刘璋接任益州牧,张鲁等因刘璋软弱无能,对其不够尊敬,“稍骄于汉”。这时,巴郡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如杜濩、朴胡、袁约等又率族人前往汉中投靠张鲁。张鲁势力迅速扩大。建安五年(200),张鲁袭杀张修,兼并其部众,单独控制汉中。
　　张鲁在汉中,以五斗米教的教义教法统治人民。当地民众也争相入教,入教者需交五斗米。张鲁吸取了马相失败的教训,仍自号“师君”,为总首领;凡入教者,最初名“鬼卒”,可为一般兵丁差人,其头目名“祭酒”,属小吏性质;其首领为“治头大祭酒”。鬼卒、祭酒说话办事以诚实信义为首要,为奖罚的标准。此外,不另置官吏系统。张鲁对百姓实行宽惠的统治。各祭酒在自己的辖地(约当一乡)内设置一义舍于路边,内放米肉,旅行经过者可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免费自取:教义认为,多取多占就会生病。凡犯法者,先原谅三次,然后行刑。当地百姓及附近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认为这种统治制度很简便,趋附者日渐增多。
　　张鲁单独控制汉中后,不再接受益州牧的节制,成了名符其实的割据政权。益州牧刘璋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并派遣庞羲等带兵多次前往攻打汉中,不克。此后,张鲁与刘璋间一直处于武装冲突状态。建安十六年,刘璋请刘备入蜀帮助攻打张鲁;不久,张鲁也将新近投奔的大将马超派往前线,欲夺取西蜀,双方是你死我活。张鲁虽割据一方,但并无称王称帝的野心。汉中百姓曾从地下挖得汉宁王玉印,部属欲尊张鲁为汉宁王,被拒。他还多次遣使到朝廷上表进贡。当时朝廷为曹操所控制,一时也分不出兵力对付汉中,便委任其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即汉中)太守。
　　张鲁割据汉中期间,曾做《老子想尔注》一书,较系统地阐述了以道教教义教民的纲领和具体内容。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怕刘备夺取汉中,便亲率大军先行攻打汉中。曹操刚至阳平关,张鲁便欲降,鲁弟张卫主战,便领数万人拒关坚守,但很快被曹军攻破。张鲁再次准备出降,其功曹阎圃又劝其暂时外逃。张鲁临逃时,有人劝其烧毁宫室仓库,但他却认为:“我现在出走只是避其锋锐,并无抵抗之心。宫室仓库本应属朝廷所有。”他命人将仓库封藏好后才外逃。曹操进入南郑后,对张鲁的做法甚为赞许,加之张鲁本有降意,便派人劝降。张鲁带领家人、徒众、部属等投降曹操。曹操拜鲁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食邑万户(此为虚封,当时阆中为刘备控制);将其带回邺城,用贵客礼节对待他;又封鲁的五个儿子及阎圃等为列侯,又娶鲁女为儿子曹宇之媳。随着张鲁及其部众的北迁,五斗米教开始在北方传播。建安二十一年,鲁死,葬于邺城之东郊。
　　从有关资料看,三国时期,刘备攻占汉中后,汉中的道教势力及其影响被大大削弱。道教徒在北方的活动更多一些,与曹魏的联系资料更多一些。推测当时正统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蜀汉上层集团,不仅是出于北伐军事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是儒家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对整个巴蜀、特别是汉中的道教势力,给予了种种限制和打击。
　　“正一道”和传统的“巴蜀文化”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如早期道教认为人死后可羽化成仙,便与“巴蜀文化”的传统灵魂观念、有关远古传说相一致。正一道在道教各派中最先使用符箓,并用其作解除、厌胜、镇邪等方术;其符箓的形式、构成用法、意义,甚至方术仪式都是在“巴蜀符号”、“巴蜀符号印章”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四、佛教
　　考古资料表明,巴蜀地区是我国较早传入、并较快普及佛教的地区之一。巴蜀早期佛教的来源比较复杂,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是南路,即由印度,经缅甸,滇,再传入巴蜀,二是北路,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再传入巴蜀。
　　1986年,在四川什邡一座东汉画像砖墓上,曾发现一块佛塔画像砖:画面中部及两边有三座佛塔,中间夹有两棵菩提树。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佛塔图案。它表明东汉晚期巴蜀土地上已建有佛塔,并已有“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寺庙。
　　近年在绵阳出土的东汉摇钱树上,发现铸有佛像。
　　在乐山麻浩崖墓和柿子湾的另一座东汉崖墓中,皆曾发现带顶光的佛像雕刻。
　　在彭山东汉崖墓出土的一个摇钱树座上,有一佛二菩萨像,在宜宾黄山东汉墓中曾出土一尊佛像,坐于青狮上。这些表明迄至东汉晚期,佛教在巴蜀各地已相当普及。它还表明当时佛教对土著巫术及其灵魂观念等,采取了一种适应的态度;从上述墓葬规模看,当时佛教主要活跃在中、上层人士中。
　　参考书目:
　　[1]《北堂书钞》卷74引.
　　[2]《华阳国志·蜀志》.
　　[3]过去,一般认为我国庙里塑像祭神是受佛教的影响,且主要是从唐代开始.
　　[4]以上据《华阳国志》,《蜀王本圮》,《水经注》,《后汉书》等.
　　[5]《后汉书·谅辅传》,《华阳国志》.
　　[6]以上见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又见《华阳国志·巴志》.
　　[7]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4期67—71页.
　　[8]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普遍视南方为吉祥之方,古衙门、大型住宅、帝王墓葬等建筑坐北朝南的理论基础.
　　[9]《华阳国志·蜀志》.
　　[10]《隶续》云:字画放纵敧斜,略无典则,乃羣小所书,以同时石刻杂之,如瓦砾之在圭璧中也。《墨宝》云:磨崖在洪雅县。《碑式》云:凡七行六十七字,字大小疎宻不等,多者十六字,少者九字.
　　作者简介：罗开玉,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考古学博士;谢辉,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
　　来源：《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