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佛教判教思想比较

藏汉佛教判教思想比较
　　—两地佛教形成宗派前的比较
　　判教思想由来已久，它最早产生于大乘佛教形成后，对大小乘思想的评判。而后随着佛教对外的传播，各地佛教学者由于受自已所处时代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判教学说。在汉地，东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到隋唐以后形成不同宗派。在藏地，公元7世纪佛教开始传入，到公元11世纪形成了不同宗派。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地佛教学者根据他们自已的理解对佛教思想进行了判释，形成了不同的判教思想和理论，使判教成为各自佛教地方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地形成宗派前的判教主要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各学派判教思想。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南朝慧观影响的成论师一系判教及慧光影响的北朝地论师一系的判教，另还有当时已经民间化很深的以昙鸾为代表的净土一系的判教；藏传佛教形成宗派前的判教主要是指前宏期的译师判教，即智军、吉祥积和法成的判教，另还有赞普尺松德赞的判教。这些判教思想代表了当时两大佛教系统对佛教理解的理论深度和本地化程度，是佛教完成地方化的前音，在汉藏两系佛教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使通过对两地形成宗派前的判教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对这一时期两地的判教思想有一个进更全面的了解。
　　一
　　总的来说，汉藏两系佛教的判教思想都是来自于当时各自政治势力支持下译经的激发。在藏地，松赞干布时期，随着吐蕃对外交流的频繁，佛教正式传入藏地，特别是尺尊、文成两位崇信佛教公主的到来，使佛教日益受到赞普的重视。吞弥桑布札创制文字后，对佛经的翻译在赞普的支持下逐步展开。当时已“有印度的阿阇黎古萨惹，婆罗门香嘎惹，尼泊尔的阿阇黎西那曼珠，汉地的阿阇黎哈香玛哈德哇泽(意为大寿和尚)，以及译师吐米桑布扎及其助手达摩阁侠和拉隆多杰等人翻译了各种经典，并作了审定。”（布顿仁钦《佛教史大宝藏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P170）译出的经典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门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集宝顶经》、《宝箧经》、《观音经续》、《百拜经》、《白莲华经》、《月灯经》，有说亦曾翻译了《十万颂般若经》。【1】这说明佛教自正式传入藏地之始，就开始了在赞普支持下的译经。至尺德祖赞时期，其继承了祖先弘扬佛教的遗规先后遣使到唐朝和于田，迎请宏法大师和经典，建立了拉萨喀扎等寺，安置各处请来的经典和大德，“请郑嘎谟那阁侠，及梁礼那古玛惹翻译了《一百羯摩》及《金光明经》，并翻译出星算及医药等书籍。”【2】这时的僧众有印僧、汉僧和于田僧，吐蕃虽也有人开始信仰佛教，但还没有人出家。至尺松德赞时，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他先后迎请了静命、莲花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建立了桑耶寺，并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此时翻译经典的，印度人有静命、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诸大论师，西藏人除初出家的七人外，有法明、虚空、宝军、无分别、释迦光等诸大译师，广译三藏教典。又请密宗大德法称论师，传授瑜伽部金刚界、大曼荼罗等灌顶。又请迦湿弥罗国大德胜友、施戒等，传授戒法，又请汉僧传授参禅修定。此时，对于佛教，尽量吸收，不论大小、显密、禅教、讲修，兼收并举，故可称为前弘期的极盛时代。此时所译典籍，据辰年在登迦宫所编《目录》的记载，密教方面除无上瑜伽部，显教方面除《阿含经》类及一部分《中观》、《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上都具备了”。【3】这一时期大规模译经使佛教的各类经典大体都翻译过来，本土僧人的出现并参与译经，对佛教思想认识逐渐的加深，于是他们以宗义书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佛教思想的总体看法，同时赞普也通过命令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佛教思想的理解。这一时期主要以译师智军、吉祥积、法成的判教思想和赞普尺松德赞的判教认识为代表。
　　在汉地，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于公元一世纪从西域正式传入中原。由于当时战乱的社会局面，为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但由于没有最初没有政权的支持，使得佛教自进入中原后自觉的走上了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开始了它民间化进程。其不断与中原文化产生共鸣和融合，使汉地佛典的自翻译始就开始用“格义”等多种方法来顺应这种民间的信仰化、世俗化需求。因此可以说，汉传佛教经典的翻译从开始就伴随着与民众信仰的互动。从汉代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首楞严经》、《般若三味经》中所主的“禅法”到当时中国人自已所著的《牟子理惑论》中所提的“仁义”、“孝道”，都体现出了自佛教进入中原，其用“格义”的形式来译经、解经以此适合中原文化的意味。至公元四世纪末，经过佛图澄的努力及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使佛教第一次被封建最高统治者作为真正信仰所崇奉，并纳入了国家扶植之下。之后，开始了政府主持下有计划的佛教译经时期，形成了后秦支持的鸠摩罗什译经集团，北凉支持的昙无谶译经集团，南朝宋支持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南朝粱支持的真谛译经集团，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使如小乘四阿含、大乘般若、唯识、如来藏佛性、戒律等各类的佛经在当时翻译得以大体完备。这些西域高僧为了推崇各自所译经典的殊胜，以此来争取信众，因而就以所译经为依据对大小乘及各经的优劣加以评判，来宏扬各自所译的经典。如昙无谶译《大涅槃经》经，他就用其中的半满二义来判分诸经，以显示《大涅槃经》为究竟了义。佛陀扇多曾参与《十地论》的翻译，他就以渐、顿、圆三教对各经进行判释，真谛是《摄大乘论》的译主，他就以半满乘，并结合转、照、持三轮来对所有经典进行判释。这种以推崇各自所译经典而形成的对各部经典高低进行评判的方法，迅速流行开来，并成为汉传佛教认识佛教思想的重要内容。随着本地僧人自主意识的提高，本地僧众学者也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了他们各自对佛经思想的认识。从而在南北朝时出现了数十家本地学者的判教思想，成为佛教进一步本地化的重要标志。
　　当然，他们的判教背景也有一些不同。在藏传佛教前宏期，赞普迎请印地和汉地高僧并不是为发展佛教，而是把佛教做为一种先进文化引进的。同时，赞普对佛教的支持，在当时可以说是赞普解决大臣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而已，因此当出现本地译师的判教时，他们的判教思想只是为了迎合藏王对佛教文化的理解，似乎对方便民众信仰的意义并不是很大。而南北时期的汉传佛教，由于经过了长时期的与儒道文化“格义”式融合，已使他找到了与中华文化的锲合点。这一时期，对“佛性”思想的争鸣及把“佛性”类经典在判教中给予较高位置，就是当时儒释道融合后在判教中的体现。汉传佛教与民众的紧密联系而造成的这一时期判教思想从开始就有民间化、世俗化倾向应该说是藏汉佛教在未形成教派前的最大不同。
　　二
　　在判教内容上，两地学者在这一时期的判教都体现出了判教者主体性和判教思想的学术化倾向。在藏传佛教前宏期，智军的《见差第论》是藏传佛教自主判教的先声。他以自己的理解，有理有据，论述结合，判整体佛教为小乘（包括声闻乘和独觉乘），大乘佛教（包括唯识学派和中观学派），并进一步认为中观学派又分为瑜伽行中观派和经部行中观派①。特别明确的指出先有唯识学派，而后才有中观学派的学派发展认识。他以理说明，推论大胆，说理充分，足见其严谨的态度和自信的个性。之后的吉祥积重新对中观学派和唯识学派的先后进行了论证，并把密宗类经典分判为：事部、两俱部、瑜伽乘、大瑜伽乘、无上瑜伽乘、阿底瑜伽乘②。法成从“所宗”、“归乘”、“归分”、“归藏”③等多个角度对佛教思想进行的判释都以学术性的严谨态度用著书形成表达了他们各自的判教思想，就是赞普尺松德赞的判教思想也对其如此进行判教的理由进行了说明。他们以自已所崇的教法思想为依据，以自已的知识结构为基础进行的判教，明确而自信表达，充分显示了他们判教思想的主体性，而对其进行大量的说理，则说明了他们判教的学术化态度。
　　南北朝时期，汉传佛教自慧观首开判教的先河，使判教成为当时汉地僧众认识佛教思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一时很是兴盛。据载当时的判教思想大小竟有几十种之多，如南朝慧观首开“二教五时”的判教，南齐隐士刘虬继承发展为“二教七阶”判，之后，这一判教原则又为南朝成论师一系所继承；北朝地论师慧光开“渐顿圆”三教判，之后，有光统的“四宗判”，大衍的“四宗教”，护身的“五宗教”；北朝禅师的“有相教无相教”判，昙鸾的“难行道易行道”判等等，他们相互借鉴，但又互不统属，以佛经为据，其中又夹杂着自已的随意阐发。其开宗明义，无所顾及的态度体现了这一时期汉传佛教判教思想的主体性特点。同时他们之间相互借鉴，少有相互攻击的态度，体现了汉传佛教这一时期独特的学术化讨论氛围。
　　同时，他们在判教内容上又有一些不同。这一时期的藏地判教体现了对印度佛教学派思想的顺承和自已所推师承的奠崇。尺松德赞迎请的寂护是印度佛教中观自续学派的开创者，莲花生是印度佛教的密宗大师，智军、吉祥积和法成作为他们主持下译场的译师，自然的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和指导。因此，智军、吉祥积和法成的判教思想，连同赞普尺松德赞的判教思想都是寂护和莲花生佛学思想的再吸收和再理解。这也就促成了藏传佛教前宏期判教思想的是一源一流式的判教争鸣，从智军对佛教学派先有唯识后有中观的认识，到吉祥积对其进行更正，并提出了对密宗经典高低的评判认识，再到藏王政治统治对密宗类经典进行了限制，最后到法成判教思想对前宏期判教思想的总结。他们判教的精神体现出一致性，即都是在寂护开创的中观自续思想指引下进行的判释。另外，他们的判教思想都秉承了印度佛教的争鸣传统，对判教思想的说理性论述，使得他们的判教思想理论性较高，并使他们的的判教反映出相互间的续承性发展。
　　汉传佛教南北朝的判教体现了经典的推崇，这里因为汉地佛教主要是经由西域地区传播来的。同时，由于佛教在汉地传播受统治者支持前，在民间传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佛教思想、佛教经典翻译及传播的不连贯、不系统性，使佛教自在汉地传播开始就有以经典依据的传统，体现出其多源多流的判教依据和角度，而没有象藏地佛教那样秉承着印度佛教中对印度学派思想判释的侧重，这也直接的影响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本地学者的正式判教是以对经典来进行判释的。另外，南北朝本地佛教学者的判教一开始就体现了他的主观臆造性，没有多少依据。如刘虬在渐教的“五时七阶”判中，他以“佛初道”、“佛成道已十二所”、“佛成道已三十年”、“佛成道四十年”和“佛临灭度”为其五时判的依据就纯属主观的臆造，但这仍为后来的南朝成论师一系的判教思想所推崇和发扬。这概是当时佛教为方便信众了解而做的一种本地化折中，也因为这个原因，使得这时的判教思想信仰过浓，从其理论性来说，这与藏地前宏期的判教思想相差较多。
　　三
　　两地佛教的判教思想对后来的教派判教都产生了影响。藏传佛教前宏期的判教对后宏期佛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1）通过前宏期译师智军、吉祥积和法成对当时传入的佛教思想的判释争鸣，使藏地对印度佛教的学派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得以理清，这方面的认识为后宏期的各教派所继承，使小乘到中观思想再到唯识思想的发展历程得到了后宏期各佛教学者普遍承认。（2）赞普参与到对佛教教理的判释中，体现了赞普对佛教的重视，也标志判政治与佛教密切关系的开始，为后宏期时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做了铺垫。（3）对中观思想的细化性的认识为后来藏传佛教教理思想的深化指引了方向。在藏传佛教后宏期，藏族学者对中观思想深化提出的“他空了义中观见”和“自空中观见”、“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应该说无不是建立在智军、吉祥积和法成对中观思想的已有的分类的认识基础上。（4）吉祥积对密宗的认识，把密宗类经典分为事部、两俱部、瑜伽乘、大瑜伽乘、无上瑜伽乘、阿底瑜伽乘。这样的分类也为后宏期各教派的密宗修习的经典的分类提供了依据，成为他们认识和安排密宗经典的基础。这些都可以说是译师判教对后宏期佛教产生的影响。
　　汉传佛教南北朝时期的判教思想对后来隋唐时期教派的判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1）对隋唐时期的教派直接的指导性。南朝成实师的判教思想中对《法华经》的研读，促使了隋唐时期对《法华经》为所崇经典的天台宗的建立。而北朝对《华严经》的推崇，可以说也直接的为隋唐时华严宗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昙鸾的判教思想则直接的成为了净土宗的判教依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北朝的判教思想就是隋唐时大量教派形成的准备期，是隋唐教派思想形成的发酵阶段。（2）南北朝时期的判教内容主要是对经典的判释，这一判教内容也成为隋唐时期各教派判教思想的主流，其判教思想内容的臆造性为隋唐时期更大更系统的创造性判教思想体系提供了很大创造空间，为隋唐时期教派的判教思想提供了思路。（3）南北朝时期佛教判教其世俗化、信仰化的倾向，同时为隋唐时期的教派佛教所继承和发扬。儒释道的融合使它们各自有自已所属的思想范围，为隋唐时期它们三者并举治理国家提供了可能。对佛性的重视，使人性善恶问题再次成为隋唐时期的理论话题，使这方面的理解得以深化。对佛教难行道、易行道的理解，为隋唐时期的净土宗吸引更多的民众信仰提供了口号。这些对后来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藏传佛教前宏期的这些判教影响只能算是一种隐性的影响，由于蒇传佛教在前宏期官方化的特点及直接受承于印度佛教的影响，使它一开始就沿着当时印度佛教学术化的路子走了下去，与本地民众的关系并不紧密，且由于当时佛教思想的密教化倾向，使对教法思想的认识，由显宗的修习转向了密法的修行，同时，由于九世纪赞普朗达玛的灭佛，使吐蕃进入了没有佛教的黑暗时期，并长达百年之久，这使得前宏期的判教思想对后宏期的教派判教影响并不是很大，且这种的影响不能算是直接的指导性影响，而只能说是作为一种思想性、文化性影响。对于汉传佛教，由于南北朝和隋唐在政治上的连贯性，使南北朝的判教思想很大程度被隋唐时期的教派判教思想所吸收，并完成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过程，对佛教思想从内到外的完全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在这方面汉传佛教在还末形成教派时的判教思想对后来影响更为巨大，这种影响也是直接的、全面性的。
　　结论
　　总之，藏传佛教的前宏期判教与汉传佛教南北朝时期的判教作为各自地区佛教发展的学派（对于学派，印度佛教的佛教学派和汉地佛教的佛教学派是不同的，印度的佛教学派是以所主认识佛教的某一教义原则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派别，如龙树以提倡中观原则来认识大乘的般若思想而形成了一“中观学派”，而南北朝的学派则是以研究某一部经典而形成的派别，如成论学派就是以研究《成实论》而被归分为一个学派）判教发展阶段，它们是有着很多相似性的，当然也有着诸多不同。这其中它们的相似性源自于对印度佛教的秉承；而其诸多的相异，除因与它们各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具体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各异有关外，还应与这两大佛教系统与印度佛教的亲疏有关（即汉传佛教所传是经西域佛教过滤过的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则直接受传于印度佛教）。在这方面的比较和探析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希望更多的学人加入进来，深化汉藏判教思想的研究，从而更好的推动汉藏佛教间的交流对话。
　　注释
　　①详见智军著《见差第论》
　　②详见吉祥积著《见次第说示》
　　③详见法成著《大乘稻芊经随听疏》
　　参考文献
　　【1】法尊《西藏前弘期佛教》【M】载《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P134
　　【2】布顿仁钦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M】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P170
　　【3】法尊《西藏前弘期佛教》【M】载《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