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教授：国学不能等同于儒学

近些年来，谈国学的人渐多，似乎不谈国学，不能成为国人。可是，近些年谈国学的人，一谈国学，就说儒家之学（简称儒学），以为除了儒学，就没有国学；或是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国学。更有甚者，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儒商之说，还有所谓世界儒商大会。他们谈儒商，就自以为是有儒家精神或弘扬儒家精神的商人，甚至以为中国的商人都是儒商，或者说，中国未来的企业家都应当是儒商，以此而与西方的商人相区别。其实，这些都是“陋儒”之见。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称学者，如《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据《现代汉语大字典》，“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以“儒”称谓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种用法，如《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古代服务于帝王统治的教化学说，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而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因此，如果以儒家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看作古代专制主义或为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之代名词。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将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给否定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更不是当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从历史来说，国学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与道、墨、法等诸家相并列之一家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就不是秦国之国学。汉初流行黄老之学，儒学并非主流之国学。到了东汉，道教产生，佛教传入，都获得广大信众，国学进入到儒、道、佛三家并行之时代。魏晋时期，最流行的是《易》、《老》、《庄》“三玄”，儒学并不发达。南北朝时期，佛、道迅猛发展，儒学不占主流。到隋唐，道教和佛教成为国学的主角，道教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结出了硕果，即以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华严宗法藏和禅宗慧能等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已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实行“老先、孔次、末后释”的政策，但实际上是道、佛并崇的政策，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最发达的初盛唐时期，儒学的代表只有初唐的孔颖达、贾公彦和陆德明，整个唐代儒学极其式微，以至晚唐时期罗隐感叹：“晚来乘兴谒先师（孔子），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因而大声疾呼：“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为武武尊文。”人们总是拿李翱、韩愈、柳宗元来代表唐代儒学之兴，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唐代后期的人物，而且都是有感于儒学在唐代的衰落而发出复兴儒学的呼声，况且，到后来，李翱事奉药山和尚、韩愈事奉大颠和尚。即使是到了宋明时期，虽有影响后世的程朱陆王之儒学（理学），但他们不过是表面的儒，而里面是佛与道。二程的老师周敦颐，问学于僧寿崖，只是皮相的儒家。邵雍为阴阳家，来源于道家陈抟。而张横渠的学问，据章太炎考证，“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命题，正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典型表达。

其实，中国的文化，或是中国的国学，何止于上面提到的儒、佛、道三家。唐代，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流行两百余年。后来，虽有唐武宗灭佛和唐末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但元代、特别是明清以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加速在中国的传播，更积极地实现中国化。到今天，中国不仅拥有遍布各地的数千万计的基督宗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而且有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文化。谁敢说它们不是我们的国学？

当然，近代以来，我们又有了新的国学，如清末民国时期推崇科学和自由、民主的新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些才有了我们今天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

总而言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长期占主流的国学，将国学等同于儒学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离开了古代的道家道教和佛教，离开了近代以来的新学和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学不国，而只是一家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