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静山寺的佛教文化

隐静山寺的佛教文化
　　繁昌县襟山带水。两千余年间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文化，在这里交融并蓄，使这里灵秀钟聚，而其中隐静山寺的佛教文化尤显突出。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三国时始由北而南，传至建业（今南京市）。南北朝时，是佛教持续高涨时期。从宋文帝始（424年），西方高僧陆续不断来到中国。也约在此时稍前，杯渡便卓锡隐静山，创建“江东第二禅林”（隐静寺），为繁昌佛教之始祖。杯渡所建之隐静寺，是中国南传佛教早期著名的佛寺之一，其在佛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本文拟就对隐静的佛教文化，试作一点资料钩沉和介绍。
　　一、佛教早期的南传
　　佛教传至吴地，最早是东汉时的支谦。献帝末年（约211-220年）谦避乱至吴建业。孙权闻其才慧，拜为博士。支谦在江左三十余年间翻译经典，译出《大明度》、《维摩》、《大般泥洹》、《阿弥陀》等著名经籍。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一，称其译经四十九种。黄忏华《中国佛教史》称其译经：“辞旨文雅，曲得圣义。”除此，他还自译自注《了本生死经》，是中国注经之起原。
　　继支谦之后来到建业的是三国时期的康僧会。《高僧传》载其：“赤乌十年（247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他利用佛舍利显现神异，使孙权为其营造佛院建初寺，是为江南佛教有寺之始。又以“报应近事”，五凤三年（256年）劝使继孙权帝位的孙皓奉佛。因此，佛史将康僧会在建业的传教活动，作为南传佛教的开端。康僧会在吴还译有《六度集经》，经中“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把佛、儒思想作以协调，“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另一蹊径”（杜继文主编《佛教史》）。
　　佛教经支谦、康僧会等在吴地的传播，以建业为中心的南传佛教，迅速向其周边地区展拓。本文只就今皖东南大略情况，作以说明。今皖东南姑孰溪畔的当涂县（隋平陈，徙当涂于姑孰），当时已建有规模较大的康僧会道场古化城寺。（见雍正六年内府刊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第八百十四卷。）唐·李白不仅为该寺作〈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诗，并作〈化城寺大钟铭并序〉。（见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一、二十九。）《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府部·寺观附〉还载有：“广济寺，在郡北采石山，旧名石矶院，又名资福院，吴赤乌二年（239年）建。”广济寺，还被安徽佛教誉为祖庭。佛教自汉魏以来，一直得到皇帝的支持。东汉明帝（58-75年）于洛阳建白马寺（中国佛教第一佛寺），汉桓帝（147-167年）又建祠宫中，吴大帝孙权创立建初寺（南传佛教第一寺）等。这些，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与佛教的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西晋（265-316年）佛教，唯盛译经典。其中最为卓越者是竺法护。护“西晋泰始二年（266年），大赍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后入洛阳，又之江左。其间沿路传译，未尝暂停”（《中国佛教史》）。所译佛经约一百五十部，“大体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佛教经典的基本面貌，在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早期文化上，作出突出的贡献。”《高僧传》称其：“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后有西域僧人帛尸梨密多罗，于怀帝永嘉年中（约310-311年）东来，止建业建初寺。永兴间（304-306年），太平府郡（当涂）禅岳山僧宝月已创建有禅岳寺（《古今图书集成》）。
　　西晋之后，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了偏安的东晋王朝，号元帝。这时的名僧和谈佛的名士越来越多，皇室贵族竟相建寺已成时尚。东晋诸帝，无不信奉佛法。来往于王室豪族中的高僧竺法汰，为简文帝（371-372年）所敬重。支遁（314-366年）的讲经活动，给王室的影响极大。直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慧远（334-416年）率弟子数千人南下，定居庐山，佛教又另开一新页。
　　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影不出山，建斋结社，创白莲社或称莲社，为中国佛教凈土宗之祖。慧远“继承了道安（312-385年）研习和弘扬佛教的根本学风，并广为介绍外来佛典和外来思想，把握佛教本意；另一方面坚持佛教必须适应今时习俗，不惜‘失本’地将其纳入我国传统文化的轨道”（《佛教史》）。慧远特别重视佛教神学理论，他在〈明报应论〉、〈三报论〉的论著中（见梁·僧祐《弘明集》卷第五），大力提倡神不灭论，奠定了佛教三世因果学说的基础。
　　这时，皖东南已寺院林立。其中著名的寺院有宣城的永安寺，唐改为开元寺。东晋永和二年（346年）芜湖建有吉祥寺，宋景祐中（约1036年）赐名吉祥院。繁昌八峰山下的广善寺和泾县的大安寺，都建于东晋。据唐·法琳《辨正论》载：东晋（317-420年）共有佛教寺院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而至南朝梁止（502-556年），二百四十年间佛寺增至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达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唐·杜牧〈江南春〉词名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或是指此时名都大邑中的主要寺院而言，比之整个南朝至梁止的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寺院，杜牧所云的四百八十寺，只能是一部分了。
　　也就在东晋太元六年左右（381年前后），约至南朝刘宋元嘉三年（426年），高僧杯渡行脚江南，并在隐静山创立“江东第二禅林”（隐静寺）。
　　二、隐静山·杯渡·隐静寺
　　最早见诸府县志书上的杯渡及隐静山，是《嘉靖宁国府志》卷四〈次舍纪·南陵县·隐静寺〉：“隐静寺，县西三十里。”下注有唐·张佑及李白诗摘句（隐静山唐时属南陵）。其后在清《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地里志·山川·繁昌县〉中，对该山的记载颇详：“隐静山，在邑东南三十里铜官乡，高二百八十丈。旧传杯渡禅师栖隐地。峰五：曰碧霄，曰桂月，曰鸣磬，曰紫气，曰行道。有泉二：曰金鱼、喷云。金鱼在碧霄峰，喷云在桂月峰下。旁有洞，曰宿猿，亦称卓锡寺。当五峰之会，巑岏拱合。右瞰西庵，左顾降福殿。钟声鞺鞳，从松涛竹浪中出。距寺二里许，双松对峙，势若虬蠖，为杯渡手植。古涧委折，殷雷轰地，肺间胜览，无过此者。”
　　关于隐静寺，《乾隆太平府志》卷十四〈古迹志·寺观附·繁昌县〉载：“隐静寺，在县东南三十里隐静山，一名五峰寺。刘宋（420-479年）杯渡禅师建，旧额‘江东第二禅林’。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年），改普慧禅寺。嘉祐三年（1058年）建阁（御书阁），藏御书百二十轴，郭祥正记。又建单传阁，列三十五祖，何麒记。明洪武初（1368年为洪武元年）改今名。后历有修葺，明末（1644年为崇祯末年）就圮。崇祯七年（1634年）僧真融等重建寺。有水、米、盐、酱池，创寺时诸物从中出。寺左太子坟，朝代未详。相传暹罗国（泰国旧名）王子瘗此。马鬣封存，蹋之声如洪钟。寺后有降魔塔，有御赐金经玉鸭碑。”
　　以上所记隐静山寺，《古今图书集成》第八百十一卷、第八百十四卷均载。《道光繁昌县志》卷之一、卷之四亦录。《乾隆太平府志》卷十四〈古迹志·古树碑刻附〉还载有：一、“隐静山桂，结花丹赤，与他种异。杯渡禅师每月夜跌坐其下，山有桂月峰以此。”二、“杯渡松在隐静寺门外，杯渡禅师取新罗(朝鲜古国名)五叶松实种之，旁种他松，径袤十里。”
　　《乾隆太平府志》卷十四提到的隐静寺内的御书阁，有北宋名人郭祥正撰〈重修隐静寺御书阁记〉。该记全文载于《道光繁昌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记〉。读记，知阁藏轴之丰和屋造之美。其记有：“当极治无为之时，皇帝固能留神翰墨，龙踪天画充盈内府；或赐之近臣之家，或诏颁名山洞府之有寺观者藏之。太平州隐静山普惠寺，所藏百二十轴，岁久寺圮，主者非其人，惟御书之所藏几不足以蔽风雨。”达观禅师昙颖及其弟子主修寺事。“七、八年之间高甓巨栋，无不新者。于是御书之阁，尤甲于诸屋，实县之大姓杨氏绪所建也。造深原穷茂林择材之美；至于瓦甃漆雕之工，无不求尽其妙。阁成，凡三十有六楹，拱桷榱(椽)栋称之。总用钱一百三十万，积工二千五百八十役，日一百四十有八，而毕于嘉祐三年(1058年)八月既望。后八年治平三年(1066年)六月求文刻石以示之。”
　　《乾隆太平府志》卷十四所载寺内的单传阁，有何麒〈重建单传阁记〉。全记列自佛祖释迦传之金色头陀大迦叶，是为第一祖。至菩提达摩，为西天第二十八祖；而东震旦（古印度译语，即中国），谓之初祖。“惠能大师继(宏)忍而为第三十三祖；而东震旦，谓之六祖也。六祖之后，衣钵不传，而法传之天下。”“而百丈大智禅师，建立丛林，使三十四祖心印单传，迄今不绝，是为三十五祖。”第一至三十五祖，法名排序不紊，传承井然。自遭兵燹后，“妙义禅师恭公以大愿力扫新之。作屋数百间，建傑阁于佛殿之前，重檐曲槛，列坐三十五祖，而以单传阁名之，盖诸方所未有也。”该记还称：“太平州隐静寺实杯渡尊者道场，江左大迦蓝(寺院)也。”这既彰显了“江东第二禅林”当时的凸显的地位，也强调了杯渡的无量功德。
　　清初姑孰画派领袖萧云从（尺木），在其著名的《太平山水图》中，绘刻有繁昌十三景图。其中隐静山之〈五峰图〉，图绘碧霄、桂月、鸣磬、紫气、行道五峰，峰下为隐静寺。该图诗题为唐·李白〈送通禅师还隐静寺〉（诗见本文第四节）画图气度沉雄，苍劲浑朴。
　　据亁隆二十二年（1757年）刊刻的《乾隆太平府志》卷十四〈寺观附〉统计，当时繁昌有寺十一，院十六，庵十三，殿一，观三，共四十四所。其中道教宫观约六所，余三十八所内约有十所供奉民间诸神（如供关帝等），余约二十八所为佛教寺院。这之间隐静山（五峰山）的隐静寺，八峰山的广善寺，马仁山的马仁寺，和道教的元帝观，东、西延禧观最为著名。嘉庆十六年（1811年）刊刻，道光六年（1826年）增刻的《道光繁昌县志》卷之一〈舆地志·山川〉却载，全县寺十八，院十二，庵四十，庙三，宫一，殿一，共七十五所。其中佛教寺院竟约占四十九所，道教约十所，供奉民间诸神的约占十六所。两志所载佛教寺院粗略此较，六十九年间（1757-1826年）由乾隆时约二十八所，增至四十九所，多出约二十一所。可见这时繁昌的佛教，虽传承千余年，仍保持着继发的势头。道光年间佛教庙庵的增多，应视为当时社会经济已呈頺势，佛寺趋向小型化转型的反映。
　　三、《高僧传》记载中的杯渡
　　杯渡何人、何时南来？《高僧传》卷第十〈宋京师杯度（渡）〉文，对杯渡其人其事有专门的记载。杯渡由北方孟津河浮木杯于水，达于京师（建业），“见时可年四十许。”又载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九月杯渡逝于赤山湖。由此推算，可知杯渡南来建业的时间，约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六至十年（即381-385年）左右。全文以杯渡十个神异故事联缀组成。
　　其文首称：“杯度（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为目。初见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对文中所记杯渡神异行为，略举几例；李家设斋，杯渡携芦苇编制的圌（chuan，读船音，圆形盛谷器），至其家堂中。李家欲移圌至墙边，举提不动。杯渡食毕，提之而去。后，李家请渡供养。一日晨间，渡向李家索要一袈裟，至中午未办成。渡出，天晚未归。合境异香，李家寻至北岩，见渡已逝卧一破旧袈裟之上。头前脚后，皆生莲花。数日后，有人复见渡负圌行向彭城；吴郡朱灵期由高丽还，遇风飘泊，经九日至一洲。洲上有高山，行十余里闻磬声。又行，见一寺七宝庄严。有十余僧，皆是石人，众人礼拜。更往，乃见真人，并为朱等设食，众叩头乞赐还乡。僧云：“此间去都，乃二十余万里。但令至心，不忧不速也。”遂指壁囊、钖杖及钵盂，云：“此是杯渡许，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另赠一青竹杖。云：“掷此杖置舫前水中，闭船静坐，不假劳力，必令速至。”众人遵言。“唯闻舫从山顶树木上过，都不见水。经三日，至石头淮而住，亦不复见竹杖所在。”舫至朱雀门，“见杯渡骑大船栏以杖捶之，”观者甚众。朱等遥拜，渡取书并钵，字无人识；渡曾为齐谐妻治病愈。元嘉三年（426年）九月，渡辞谐入京，留一万钱存谐处，请为营斋。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谐为其营斋，并接尸还葬建业之覆舟山（今江宁县境）。五年（428年）渡复来谐家，告知年当大凶，应勤修福业。可往法意道人处修立故寺，以禳灾祸。稍时，忽闻上有一僧唤渡。渡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于是绝迹。
　　文中所记，大抵类似以上神异事迹。至于杯渡其人生活起居习惯，文中记为：杯渡平时“带索繿缕，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严冰扣冻而洒浴，或著屐上床，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芦圌子，更无余物。”“度不甚持斋，饮酒噉肉，至于辛鲙，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度“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都下杯度犹去来山邑，多行神呪。”综上所记，昔日的杯渡不正是自南宋以来，便在民间传流的佯狂入世、除暴仰强、扶危济困的济颠（济公）的原型了么？
　　如何看待杯渡及济颠等的神异事迹，佛教僧众对此有自己的看法。《高僧传》卷第九、十〈神异〉上下篇的“结”中〈论〉云：“神道之为化也，以仰夸强，摧侮慢，挫凶锐，解尘纷。”“其后佛调、耆域、涉公、杯渡等，或韬光晦影，俯同迷俗；或显现神奇，遥记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后空墩。灵迹怪诡，莫测其然。但典章不同，祛取亦异。至刘安、李脱，书史则以为谋僭妖荡，仙录则以为羽化云翔。夫理之所贵者合道也，事之所贵者济物也。”“但使一介兼人，便足矣。”梁启超认为对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梁启超文选》〈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明白了这一道理，似乎对杯渡以及济颠等之神异，有了合理的诠释。
　　四、隐静诗歌中的禅诗内涵
　　有关隐静的诗歌，府县志书所见共二十四首。其中唐诗五，宋诗五，明诗三，清诗六，不明朝代的诗作五。作者共十八人，唐四，张佑、李白、释清塞、张乔。宋四，张伯玉、郭祥正、周紫芝、杨傑。明二，严允谐、郝一楷。清四，梁延年、夏之符、闵其景、戴之瑾。不明朝代者四人，陈泰、徐持、李观澜、古传海。这二十四首诗作，几乎都是将心悟深玄的禅义引入诗中，诗意高玄。这一援禅入诗的手法，大多为当时士大夫及文人所喜用。
　　这里选八首，按诗作体例，排列如下：
　　一、宋·张伯玉〈隐静山〉（五言古）：“高士浮杯来，投钖顿清绝。到今千丈松，闲伴五峰雪。凌烟孤鹤起，向晚啼猿歇。不见纤尘飞，寒泉湛明月。”（《乾志》四十、《道志》十七载）
　　二、宋·郭祥正〈隐静普慧寺〉（七言古）：“碧霄峰下车轮停，道师未返谁逢迎？山云着地雨正急，春水满田人不耕。饥虎啸风大石裂，倦鸟唤雏深涧鸣。客心欲出日复止，坐饱香饭余何营？”（《乾志》四十、《道志》十七载）三、清·闵其景〈杯渡松〉（七言绝）：“龙螭双锁梵门幽，老干纡盘杯渡留。佛果不随凡种播，苍凉时挂白云头。”（《道志》十七）四、唐·张佑〈隐静寺〉（五言律）：“松径上登攀，竹深烟靄间。合流厨下水，对耸殿前山。涧壑鸟声廻，泉源僧步闲。更怜飞一钖，天外与云还。”（《乾志》四十一、《嘉志》摘句。）五、唐·李白〈隐静寺〉（五言律，《李太白全集》作〈送通禅师还隐静寺〉）：“我闻隐静寺，山水鸣奇踪。岩种朗公橘，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钖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乾志》四十一、《道志》十七、《嘉志》摘句。）六、唐·释清塞〈入隐静寺途中作〉（五言律）：“乱云迷远寺，入路认青松。鸟道缘巢影，僧鞵印雪踪。草烟連野烧，溪雾隔霜钟。更遇樵人问，犹言过几峰。”（《道志》十七）七、明·郝一楷〈和李太白隐静寺〉（五言律）：“杯渡千年偈，泥牛一塔踪。西归何处履，东指旧时松。古殿生丛棘，空山立数峰。坐看身世寂，幽鸟忽来逢。”（《道志》十七）八、宋·周紫芝〈隐静寺〉（七言律）“短策赢骖山路长，松阴十里午风凉。飞来一水自碧落，屹立五峰丛上方。清鸟也随人听法，老僧聊为客燃香。泉声洗枕浑如雨，月色沁寒山满霜。”（《乾志》四十二、《道志》十七）
　　以上诗作，文笔清秀，意境高远，无一不是在写心。其中最早见诸于地方志书的是张佑、李白诗句（见《嘉靖宁国府志》）。李白诗，据清·黄钖珪《李太白年谱》“天宝十三年（754年）”载，这一年李白五十四岁，“中秋后又游宣城、南陵、青阳、秋浦等处。”黄钖珪《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第十二卷，将此诗列入“天宝十三年九月，白复游宣城作。”这里将李白〈送通禅师还隐静寺〉（见诗五、李白〈隐静寺〉）作一试析，以企对其内容能有进一步的理解。该诗首联诗人直言久闻隐静寺，已含当时该寺已随佛法的传播，声名遐迩。因该寺具无尽法性，山雾的缭绕，溪水的潺流，都深深传递着佛门的灵性，和透露着禅趣的淋漓。朗公在岩崖上种橘，是他对大教的护持；而高僧杯渡于深幽寺院内开启的不二法门，正是以他亲手种植的奇松，启迪着后世。頚联“道人”一词，《释氏要览》〈智度论〉泛指修道者为道人。又以《法苑珠林》中晋高僧于法兰夜间坐禅，猛虎入室，蹲于床前，法兰手摩其头，虎奋耳而伏，数日乃去的典故，说明此时安祥入定的高僧于法兰，心中已完全排除尘念。心行灭处，归于实相，得到了自性。而高僧杯渡“以袈裟裹钖掷空，”选择隐静山卓钖栖身，应是与该山因缘定分。尾联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是借谷口而指他日参禅悟性所达到的一种新境界。读诗，知诗人对佛理的深悟。清初大画家萧云从《太平山水图》隐静山〈五峰图〉，引为题诗。
　　隐静诗歌，有着佛教禅理的厚重，也为佛门及世俗所倚重。
　　小　结
　　今天如何看待隐静佛教文化的地位和价值？
　　一、自杯渡开山建寺以来，隐静山寺不仅因是高僧杯渡的道场，而闻名江东；又因李白等诗篇而传名国内外。加之单传阁“列坐三十五祖，”“盖诸方所未有也”，终使该寺在南传佛教中地位显突。
　　二、繁昌佛教丛林的兴盛，一脉传承，又无不与最早杯渡隐静山道场的影响有关。江东第二禅林（即隐静寺），可视为繁昌佛教的祖庭。又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华山志》卷五，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安徽巡抚喻成龙〈重修九华山化城寺碑记〉载：“（化城）寺始于晋隆安之五年（401年），初名九华。唐建中初（约780年）郡守张岩，表请敇赐今额，天竺杯渡禅师所筑也。”宽忍编著《佛教手册》第七章第二节，撰写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地藏菩萨道场九华山时，也称：“此山最早开发于东晋隆安五年（401年），杯渡在此创建化城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版）。由此可见，杯渡不仅是繁昌佛教的开山始祖，也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九华山的开山始祖。
　　三、萧云从《太平山水图》共集当涂十五图、芜湖十四图、繁昌十三图，加之〈全图〉及〈分注图〉各一，共四十四景图。其中有繁昌隐静山〈五峰图〉一，马仁山〈双桂峰图〉、〈洗砚池图〉各一。萧氏图集有清顺治戊子（1648年）张万选刊刻〈图画小序〉。刊印后，随之传流日本，竟奠定了日本南宗画派的基础。日本南宗从兴起到画派的确立，画家皆以萧画为师范。由此，隐静及马仁等山也借助萧氏画作的流传，早已享誉日本。
　　四、文化是民族的根基，这无疑也包括民族历史上传承的各类古文化。保护地方民族文化遗产，当然也包括繁昌隐静所留下的佛教文化。今日隐静佛教文化理应得到继承、开发和利用，这也是时代的付与。
　　200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