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儒三教之争

进入东晋以后，佛教大致已在中国初步站稳脚跟，便觉得不能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于是开始抽出一部分力量来反击道教的挑战了。前述元魏僧徒所作《汉法本内传》，便是这种反击武器之一。他们造作的不少经典多称佛——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这样一来，就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了。以后的《正诬论》则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净法行经》又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震旦即中国，儒道的祖师都成了佛弟子的化身，这大概是最早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佛道的祖师问题一直闹到隋唐宋元之际。武则天时期，佛教比较得势，有一个僧人就站出来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祟佛的武则天还算民主。指定了8名儒生出身的学士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得到的结论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直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年)，朝廷还三次组织佛道辩论《化胡经》的真伪。有关记载说，因为元代统治者是“胡人”，便未能容忍诋毁“胡神”。辩论的结果，是道士落发，《化胡经》连同刻版一起被焚。

东晋至宋元时期佛道徒们的辩论最初还比较有理智，最多也只是吹牛大赛而已；可是。以后竟发展为相互诽谤与谩骂，如佛教徒作《笑道论》，道士则有《道笑论》，言语粗俗，很令人扼腕。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历史上多次的灭佛或灭道。如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灭佛，固然有着崔浩、寇谦之怂恿的因素，但太武帝也想通过此举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证明自已是黄帝子孙(拓跋氏自称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有权继承伏羲、神农的嗣统。又如北周武帝灭佛抑道，也完全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最初未必想焚经毁像，只不过是想排出儒先、道次、释最后的次序，以证明自己不是五胡，有资格统治汉族罢了。周武帝为此多次召集百官、儒生、道士上殿，让三教充分发表意见。可是佛教徒却颇有些“只要主义真”的味道而频频进击，还用阿鼻地狱恐吓周武帝。周武帝索性答道：只要百姓得乐，我情愿去受那地狱诸般苫。话既已说到这一步，阂武帝的灭佛便不可避免了。他一下子毁掉了4万所以上的寺庙，让300万和尚还俗作平民。周齐境内的和尚们这才追悔莫及。

不过，尚须指出的是，南北朝之际，道教虽然排斥佛教，但并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北魏道士寇谦之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崇道的魏太武帝捕获替北凉守城的僧军3000名，下令剿杀，幸得寇谦之出来说情，3000僧人才幸免于难。446年，魏太武帝又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向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力劝勿杀，崔浩不听。但这件事给佛教徒们印象极深。所以后来祟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便仅杀了四名不肯落发的道士。这以后，周武帝灭佛，亦不肯杀一个僧人。而这应是对佛教自始自终所坚持的和平与平等主义(特别是大乘佛教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思想)的最好报答。

中国历史上旷日持久的佛、道、儒三教之争，始终仅限于“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范围内(即使有杀害，也只是惩办几位被视为“首恶”者)，这大致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所使然。因为古代儒家讲究中庸、宽容，道家讲究清静无为，而佛教则更是高扬和平与平等的大旗；另外，也是因为佛、道始终未能真正演成国教，未能凌驾于皇权之上而主宰军国大事。所以，西方有宗教战争(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一打就是几十年、上百年、数百年，而中国却没有。中国只有世俗战争——皇帝之间的战争。军阀之间的战争，皇帝、军阀同老百姓的战争……而没有宗教之间的战争、宗教之间的流血冲突。
从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传播活动来看，它既以扎根东土为最高目标，那么，当它遇到东土的民族宗教的坚决抵抗之时，便没有将它同后者的斗争仅仅看作是两个宗教之争，而是将其从根本上处理成两个先进文明的历史碰撞。因此，它自始至终都未敢向后者抱以敌意甚而取你死我活的斗争态度。其间的某些交锋甚至激烈的或过火的交锋，也主要出于向后者表明自己宗教的主旨，表明自己渴求在中华大地上与后者交流、沟通并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育、开花、结果的愿望。加之中华民族固有的开放机制与和谐心理的作用，以及其时中国文化系统正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之际(从汉代一直到明初都是如此)，因而佛、道二教之间的关系实际一直是既对立又统一、既斗争又调和，且以统一与调和为主要特征的。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大最为古老和优秀的文明系统所拥有的看似对立的两大宗教文化最终在同一块土地上相揖为友，互相搀持，互相关照，并蒂开放，这在人类宗教文化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这，又只有在中华土地上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