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面向未来—开创中国佛教事业的新局面

各位法师、各位来宾：
　　适逢金秋佳季，能够来上海参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感到十分高兴。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这次会议的圆满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我们的伟大祖国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成熟与完善，内外环境和各种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是改革开放初期所难以比拟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国家在思想、文化、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将迎来一次强大的释放，各项建设将产生一个质的飞跃。因此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进程，使之更加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历史贡献，就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我们每一名正信的佛教徒肩负的历史使命。
　　为了完成好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对中国佛教的现状有比较客观冷静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当然，这种变革不是改变基本的教理教义，更不是改变传统的信仰，而是除去历史局限所造成的尘障，使之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从宏观大局来看，中国佛教处于建国五十多年来的最佳状态，也处于自封建社会解体百馀年来的最佳状态。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克服种种困难而取得的。所谓“最佳状态”，即在政治上具有国家承认的、与其他宗教团体或社会团体平等的合法地位，在信仰上具有宪法保护的充分自由，在思想上对于教理教义的理解阐扬不受任何束缚，在经济上不仅得到国家免税政策的优待，而且由于身处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太平盛市，物质条件的优越也达到历史的新高峰。
　　中国佛教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成长壮大起来的，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历经一千九百余年。曾经有过辉煌和壮丽，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封建社会解体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冲击、破坏和摧残。寺产被不断剥夺和蚕食，僧人流离失所，典籍残缺。尽管前有杨文会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大力振兴佛学，后有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和教制、教产、教理“三大革命”，但是，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内战不断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同样沉沦于苦难，真正的振兴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中国佛教的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佛教协会的建立，正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的产物。中国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相适应，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建国之初就已经提出。中国佛教协会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积极带领中国佛教界投入各项运动。从捐赠飞机抗美援朝，到组织僧人生产队、僧人工厂，生产自养，中国佛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变化。但是，由于后来左倾思潮的影响，乃至“文革”的毁灭性打击，中国佛教的改革历程被切断，到“文革”结束时，各地寺院屈指可数，僧众七零八落，经典文物损坏惨重。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二十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全面推进，寺院恢复新建者，数以万计，僧众达数十万人，信众人数亦呈逐年上升趋势。寺院经济不断出现新的增长点。佛教文化教育得到重视，各级佛学院多至二十余家，高学历僧才已达数百人之多，并已有硕士、博士出现。中国佛教僧团不仅信仰弥坚，而且正在逐步走向现代标准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对中国佛教现代化的探索，正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展开。
　　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在落实宗教政策、重振寺院建设、培育新一代僧才、阐扬佛教文化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佛教的现有成就，是与他在拨乱反正后二十年来的努力分不开的。
　　但是，在中国佛教一派繁荣景象的背面，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许多有识之士甚至为此忧心忡忡。赵朴初会长晚年有所觉察，但由于诸多原因，未及有效地加以对治，在第六届全国佛代会上我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后，赵会长曾与我促膝长谈，老人家当时握着我的手，讲到痛切处，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次重托，是我永生难忘的。朴老对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协会现状的批评，言犹在耳，是我们兴利除弊、改革进步的指路明言。
　　中国佛教当前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佛教团体现行的人才及经济管理制度、思想教育和民主管理等几方面。
　　一、寺院经济的迅速膨胀与人才及管理制度脱节
　　宗教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佛教也不例外。封建时代寺院经济以田产地租为主体，经过土地革命和时代变迁，当代寺院经济，大多与旅游有关，水陆经忏和捐赠布施也是重要经济来源。除政府在落实政策初期有所投入之外，这三大经济收入，对20年来寺院的恢复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引起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甚至促其成为当地经济的新增长点。经济收入的增长，有积极意义，也带来副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引发了佛教界内部的不正之风，甚至使一部分人腐化堕落，成为“狮子身上虫”。极少数人就是为了“借佛敛财”，才混入了佛教行列。教内外对这种影响恶劣的弊端，批评日趋强烈。造成弊端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合格的有管理能力的正直僧才、缺乏有效的统一的寺院经济管理制度。
　　二、片面强调寺院管理的特殊性，“相适应”观念淡化
　　由于在经济方面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一部分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出现摆脱政府和佛协管理的倾向。而当地佛协自身既乏人才，又乏钱财，更加剧了这种倾向。如何通过佛协，有效地协调管理当地所有寺院，全面统筹，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佛教教务工作要更好地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就不能不加强各级佛协的组织能力和权力威望。在“相适应”的问题上，不能片面强调宗教管理的特殊性而排斥或淡化“相适应”观念，必须强调“相适应”的必然性、必要性。
　　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要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三、民主管理制度跟不上
　　僧团的民主管理制度由来已久，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在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影响，出现“子孙庙”，曾造成近乎世袭的传承制度。这种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后已基本废除。但是随着目前寺产的增多，相关制度却迟迟不能完备，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作用减弱，“子孙庙”现象又有抬头的倾向。这也是佛教界正气不能上扬，活力不能增强的原因之一。
　　而各级佛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乏民主管理，运作乏力的现象。
　　中国佛教目前的这些弊端，听任其发展下去，将在经济上、思想上、政治上引发危机，危及教内外的安定，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兴利除弊、革故鼎新。
　　要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推动政治思想教育，树立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潮流相适应的观念。
　　“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是江泽民主席交给宗教界的一面旗帜，佛教要更好地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高举这面旗帜。“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当务之急是要抓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强化树立新观念。
　　要开展对赵朴初会长佛教思想的整理和学习。赵朴初会长在全国佛教界具有崇高威望，而他杰出的一生，可以称之为“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榜样。赵朴初会长的逝世，是中国佛教界的巨大损失。弥补这一损失的唯一办法是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们要学习他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理解与落实的理论水平，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爱国精神，学习他为中国佛教健康发展鞠躬尽瘁的爱教思想，学习他尊重集体领导、遵守规章制度、依法治会的民主作风，学习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不敛私产的高贵品质。
　　要围绕新的历史使命，在尊重佛教自身规律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对现有佛教团体、佛教组织、佛教院校和寺院的结构与机制加以适当调整，实现良性互动。
　　总之，如何使佛教更好地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跨世纪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佛教兴利除弊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意在长远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又要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充分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进取，在新世纪的开始打下一良好的基础。
　　我就讲到这里，因为这是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而我的讲话也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汉语系佛教方面的，这是我国佛教的主体，是关键。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也和汉语系佛教一样，存在这样那样矛盾和问题，因为都在同一个国家的同样的体制下，有许多问题是共同的，有些则是大同小异或是程度轻重而已。在这里就不讲了，待今后适当机会去研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