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寺院佛诞日的浴佛文化
敦煌佛教寺院佛诞日的浴佛文化
.郑阿财教授
佛诞节是寺院文化重要的一环,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本文尝试勾勒出佛诞节在唐代寺院活动的具体情形,并更进一步解析这个节日在唐代社会与文化所呈现的意义。
寺院是佛教的实体,唐代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兼具宗教、政治
、经济等职能的社会组织,发挥了多方面的功能,尤其在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上,堪称是当时社会的文化中心。
唐代的寺院很少保留至今,而唐代寺院活动的具体实况也少有纪录流传下来。不过,丝绸之路的佛教圣地—敦煌莫高窟,却保存有相当多的唐代及唐以前的石窟寺院;同时,在藏经洞也发现大批唐五代寺院文书,更为研究唐代寺院文化提供了具体而宝贵的一手材料。
寺院活动以其信仰内容为主体,对于佛教节日,尤其是佛诞节,自然备加重视,隆重庆祝,广为宣扬,是寺院文化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以这个节日活动为例,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尝试著去勾勒这佛教重要的节日在寺院活动的具体情形,更进一步了解这个节日在唐代社会与文化所呈现的意义。
佛陀诞生的故事
佛陀的诞生,根据佛教典籍中的记载说:摩耶夫人因为梦到白象入胎而怀孕;分娩前,手攀无忧树,世尊便从她的右胁降临人世,并且自行走了七步,步步生莲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于是有天女散花、九龙吐水等,这些记述内容不但影响到后世佛诞浴佛习俗的形成,也衍生出丰富的文学与艺术作品。
汉传佛教关于释迦牟尼生日的说法不一,三国时谢承《后汉书》说是周庄王十年(前687)甲寅四月八日;大约作于南北朝的《周书异记》说是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甲寅四月八日;《魏书.释老志》则说是鲁庄公七年(前687)夏四月;有的经论译者认为,夏历四月相当于“周正”二月,又主张佛诞在二月八日;其中以四月八日的说法影响较大。敦煌写卷中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而成“太子成道”故事的变文有七十八件之多,不但反映出佛传故事在当时的流行盛况,其中有关四月八日佛诞情节内容,更是多所铺叙,对民众的影响自然而深入。佛诞的故事,同时除了行之于语言文字之外,也透过线条、色彩等形象展现在雕塑或绘画作品之中。中国关于佛诞内容的图像创作,北魏时期已经相当盛行,例如云冈石窟第六窟后室,方形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西三壁,以及明窗两侧,浮雕释迦牟尼自诞生到成道的故事。在第二十窟以西小窟也有佛诞故事的浮雕,浮雕中的容颜、服装、场景等等,已表现出中国化的风格倾向。
唐代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长安菩提寺东壁、化度寺内,及东都洛阳的圣慈寺,都有本行经变的壁画。在敦煌石窟壁画、绢画中可以看到更多具体生动的内容。如敦煌石窟第329窟的龛顶北披、印度博物馆及大英博物馆所藏绢画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敦煌石室旧藏数以百计中唐至五代的彩色绢制旗翻,上绘佛像、菩萨像、佛传图…等等,这些艺术作品大部份被英国的斯坦因所带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或印度博物馆中。例如:印度博物馆藏品中,有一长条绢幡,自上而下分成四格,分别描绘燃灯佛送释尊到摩耶夫人寝宫入胎、夫人乘轿出游蓝毗尼园、夫人右手攀无忧树,释尊自右胁降生、释尊降生,行走七步,步步生莲,手指天地,开口言语等情节。画中屋舍、轿子、人物穿著等,均为唐代风貌。另外,在大英博物馆藏品中,也见有长幡绢画,正中画太子降生,上有九龙吐水,旁有执衣巾的宫女,下方则画太子行步生莲、手指天地的情节。
至于敦煌石室壁画,编号290窟北周时期的石窟,人字坡东坡上段,绘有摩耶夫人手攀树枝,太子从右胁出生、行步生莲、手指天地、九龙灌顶等画面。61窟五代时的石窟,南壁下部画有摩耶夫人在蓝毗尼园生下太子的情景;西壁则画有太子行步生莲、九龙灌顶,诸天为太子供养,以及大臣摩诃那摩从蓝毗尼园回迦毗罗卫城击鼓报喜,净饭王与诸大臣闻鼓声震天,召见摩诃那摩,记录太子降生种种吉祥之事。另外,如76窟宋代重绘以及西夏营造的安西榆林窟第3窟、肃北五个庙石窟第1窟,也都见有佛诞情节壁画。
浴佛与行像
佛诞故事不仅是寺院壁画、幡具等的绘画内容,也是形成寺院乃至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具体的表现便是“浴佛
”与“行像”的习俗。
“浴佛”又称“灌佛”,虽源自印度,但印度是平时为之,在中国则以农历四月八日佛诞当天举行。汉地佛寺纪念佛诞,根据现在所见的资料,最早是东汉末年徐州浮图祠的浴佛行事,东晋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于浴佛节“下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后赵石勒在四月八日“灌佛为儿发愿”,可见“浴佛”行事逐渐羼入为亲人祈福的意涵。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也记载,各寺在这一天都会设斋,并以五色香汤浴佛。四月八日佛诞日在唐代是官方正式承认的节日,根据《唐会要》记载,在唐代官定的节日假中,明确规定四月八日给假一天。顾况在庆祝唐玄宗千秋节诞辰的诗中称:“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将佛诞节与千秋节相提并论;唐朝官方还特别将长安规模浩大的迎佛骨活动安排在四月八日。
但是同在长安的佛寺中,有时又是以二月八日为佛诞日,如唐朝初年僧人玄琬在长安时即“以二月八日大圣诞沐之辰,追惟旧绪,敬宗浴具,每年此日,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舍悲敬。”在四川也是二月八日与四月八日并重的,《续高僧传》记载唐代时“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时,四方大集,驰骋遨游,诸僧忙遽,无一闲者。”甚至唐朝官方在二月八日也给假一天。
至于“行像”的原由,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说:“行像者,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亲睹佛,由是立佛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相。”《法显传》记载后秦时期于阗的佛诞节,国内有十四所大寺,每寺行像一日,共十四日,举国欢庆。而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太武帝时,每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皇帝亲临观看,并散花礼敬。《洛阳伽蓝记》也记录了洛阳在佛诞日这天千像巡行、倾城出动的盛况。
从敦煌文书的载录内容来看,唐代敦煌地区则以二月八日为佛诞节,举行浴佛与行像活动,其佛像有塑像与绘像。从正月中下旬开始,寺院便忙于修治佛像、造作头冠、缝制幢伞。而民间为筹备行像活动而组织的“行像社”,则开始选定担像、拽像、擎像的人夫等准备工作。到了二月六日,各个寺院燃灯,正式开始佛诞节的活动。二月七日,由营设司造帖通造各界。二月八日,正式行像开始进行,各色侍佛人抬著佛塑像,擎举著佛画像,从北门出发,巡行街道,百姓临街瞻仰,散施祈福。当天并有踏歌和赛天王等种种活动。二月九日则收拾佛像仪仗,奖赏出力法师僧人,慰劳行像的相关人等。
二月八日的行像活动,在敦煌写本文献中所呈现的,不仅用来纪念佛诞日,也是纪念佛逾城出家之日,如S.4413号《二月八日文》就是行像当天用于祈福的发愿文,文中即提到“菩萨逾城之日,天王捧足之辰。”可见民间节俗已有混合两者的现象。
佛诞日的浴佛、行像活动,其参与者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不仅有宗教信仰的仪式内容,也伴随各种娱乐、教化、艺术活动的产生,突显出以寺院文化、功能为中心扩展而成的社会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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