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云居寺石经

　　漫话云居寺石经
　　颜景河
　　一
　　闻名中外的房山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约75公里处。这里群峦叠嶂，林翠水清，一派佛门灵迹。云居寺寺以经贵，珍藏着被称为房山石经的石刻佛教经籍。
　　房山石经自隋大业年间由静琉创刻，历经唐、宋、辽、金、元、明六个朝代，前后达干余载，计刻佛经1122部，3573卷，现存经版14278块。其工程之浩大，刊刻之雄伟，历时之久远，实属举世罕见。无怪被人们誉为我国继长城、运河后，第三大古代文明工程、国之重宝、北京的敦煌、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经图书馆。
　　万余块房山石经主要分藏于两处：一处是离寺不远的石经山上九个石洞之中，计藏经版4196块；一处是寺院内南塔塔基下的地穴中，计10082块。云居寺石经石质地多为艾叶青、菊花青石，也有少量汉白玉。历经数百年乃至千余载埋藏，重见天日后，石呈暗灰色，更显古朴庄重。石经经板大小不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大型者长2．5米，宽0．6米；中型者长1．6米，宽0．62米；小型者长0．76米，宽0．46米。藏经绝大多数为小型经版。
　　二
　　云居寺石经缘起，主要是为了防止排佛灭法而为。兴于印度的佛教，自西汉末年传人我国后，颇为盛行，但亦屡遭变故。最为厉害的是北魏太武帝，下沼尽诛境内沙门，焚烧寺院经像。佛史称为"魏武之厄"；北周武帝亦行灭法，佛史称为"周武之厄"。经过两次"法难"，许多手写经卷都化为灰烬，而北齐名臣唐邕在河北武安北响堂山所刻《维摩话经》、《胜鬘经》等，因石刻而无恙，这给佛教徒石刻佛经以很大启发。
　　隋统一天下后，佛教又复兴起来。房山石经创始人静琬是北齐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承师"发愿刻石藏，閟封岩壑中"(见《帝京景物略》)的遗愿，于隋大业中来到幽州，发现白带山麓，重峦叠嶂，风光秀丽，"状若天竺"，有质地优良的石料，有手艺娴熟的工匠，故"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唐代唐临著《冥报记》)，自此静瑰在石经山刻经二十余载，贞观十三年去世。
　　唐代三百年间，经静琬、玄导、仪公、惠逞、玄法等高僧代代相继主持，先后刻经一百多部，经版四千余条，分藏于石经山上九个洞室。晚唐时，刻经事业渐趋式微，至五代战乱而中断。
　　辽国建立后，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并提倡佛教，从辽圣宗起，房山刻经事业又随之复兴。其后，兴宗、道宗、天柞帝等继续刻造，止大安八年(1092)，共刻经二百余卷，完成了四大部数。至此，山上石洞藏经已满。以后，再刻经版多藏埋于寺内地穴中。
　　金代刻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是继承辽代的经帙而进行的。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石经山上第三洞外，其余都埋在经塔下。据有关文献分析推断，辽金两代对石经曾先后进行过三次瘗埋。第一次是天庆八年，沙门善锐，穿地为穴，藏经版并建石塔，刻文标记，知经所在；第二次是金天会年间(1123-1137)瘗埋了山西圣州保宁寺玄英俗弟子史君庆等所刻二十七帙经，因容纳不下，于原穴南端又开一穴，于天眷三年(1140)瘗入；之后，金大定至明昌之间(1161-1195)再一次启穴将经版埋人。
　　元代云居寺衰落，刻经陷于停顿，令人感动的是，至正元年(1341)高丽僧慧月游石经山，见雷音洞石扉摧毁，经版残缺，遂募化修理了洞门和五个经碑。
　　明末万历至崇帧年间，在京做官的一些南方居士，施资于北京石灯庵刻造了几十部小版经，送往石经山，于雷音洞旁凿一小洞藏之，这是云居寺最后刻藏的石经。董其昌于洞额所刻"宝藏"二字，是世上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清康熙、乾隆时虽也刻过几部佛经，但都嵌在云居寺的墙壁上，与石经原来的目的不同，故不能列为房山石经。
　　值得一提的是从石经上还可看出佛、道两教的关系。明宣德二年(1427)，道教两大宗派代表人物，全真教陈风便、正一教王至玄等所刻《玉皇经》四部道经，也送至石经山第七洞贮藏。其实，早在唐玄宗开元间，金仙公主就以女道士身份给刻经以资助。唐贞元十七年，''道土周藏贞、李万硕等曾于雷音洞东廊外筑屋三间，并供上石经一条，从此可见佛道两教关系演变之一斑。

　　三
　　千余载的刻经事业，是历史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的集体结晶。从开山取石、选本镌刻、凿洞挖穴，到搬运贮放都需要大批资金。其银钱除高僧名师及佛门弟子募化外，还得到社会各方面资助。
　　1．帝王皇室的支持。隋时，场帝之妻肖皇后，施绢一千匹及财物以助；场帝妻弟肖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多共舍施，故静琬遂其功。开元十年，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曾奏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云居寺石经底本，并奏以范阳东南五十里内的一些麦田和果园等，供云居寺所用。辽时，圣宗、兴宗、道宗三代皇帝，均批示由政府资助赐钱刻经。
　　2．地方长官的支持。唐贞元、元和(785-820)间，幽州节度使刘济崇亲自捐俸刻经。大中、咸通(847-873)之际，在当地长官杨志诚、史再荣等七人及其亲属施助下，先后刻石经不下百余卷。特别值得一书的是辽太平七年(1027)地方官韩绍芳从政之暇游石经山，取出经牌，验名对数，并奏请辽圣宗，使肇始于隋唐的石经事业得以继承延续。
　　3．广大信徒群众和社会团体的资助。如从辽时石经经末题记便可看出社会各行业出钱资助的情景。仅以商业行会为例，就有米行、布行、绢行、肉行、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油行、果子行、椒笋行、五熟行、帛行、锦行、幞头行、靴行等不下三十多种行会集资刻经。
　　四
　　据文献记载推断，房山石经的数量，远不止现存数目，历来石经损失颇多。因为唐刻石经书法优美，而时常发生盗窃。辽韩绍芳，元慧月补刻的许多经石，其原石就是被盗窃去的。明末压经塔下石经，还曾发生住持盗卖情况，以致当时房山地方政府奉上司令，刻石禁止。清末损失最为严重，清金石学者叶昌炽著《语石》中云："厂肆往拓者，时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刻经也，恐毁失者已不少矣："现仍有石经残片流散在外。如唐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四百七十五卷残石一方，不知何时流人日本，为松本三郎所藏，我国旅顺博物馆亦藏有一些石经残片。另外，尚有不少石经仍藏于山穴，埋入沃野。据有关文献记载，不仅山上还有藏经洞未发现，而房山区附近马鞍山、京西卢沟河东堰也还藏有石经。这些疑点有待今后调查发掘。
　　本世纪初叶，云居寺以其宏伟殿堂和幽美风光，一度成为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度假游览处。使人痛惜的是40年代初，寺院主体建筑及压经塔毁于日军炮火，但石经却未受毁损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五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房山石经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国佛教协会于1956年至1958年历时三载，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工作。并将所有经版拓印七份，分藏于全国一些大博物馆、图书馆中。1961年国务院将云居寺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云居寺建立了"文物保管所"。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一度扬言要"破旧立新、毁寺砸经"，是敬爱的周总理下令保护了石经。据云居寺附近驻军部队领导回亿，当时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通知部队保护好云居寺，保护好石经。于是部队出动武装力量，日夜监守，劝阻了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使房山石经在浩劫中得以幸存。
　　"今逢盛世希有缘，愿观众力复庄严"(赵朴初《修复云居寺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房山石经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5月1日，谷牧副总理来云居寺，发现国宝石经散置露天院内，深为痛惜，于次日批示北京建委主任佟铮同志协助房山改善石经保存条件。1980年初，市建委拨款十五万元，由房山县文化科负责在原地穴遗址旁建起三十余间库房，使石经在当时条件下得到较妥善的保护。继1978年中国佛协编辑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后，1980年设立"房山石经整理研究小组"。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房山石经编辑刊印小组委员会，开始编辑出版房山石经。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都曾来云居寺视察，对修复云居寺、保护石经工作进行了指导。1985年4月1日，北京市政府在云居寺召开现场工作会议，决定修复云居寺，科学地保护石经。并成立了"云居寺修复委员会"，聘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名誉主任，北京市副市长陈吴苏为主任，领导推动整个修复工作。此消息见诸报端后，海内外各界人士欢喜赞叹，踊跃资助。几年来，先后投资数百万元。中外各界人士、社团共资助百万元。今日修复的云居寺又恢复了往日庄严，更有石经展列，吸引着中外僧侣、学者、游客。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5年以来，前来参观云居寺，瞻赏石经者每年约十万人，外国游客每年不下五百人。
　　房山石经是我国人民群众一千年间辛勤劳动的产物，是我国古代遗存的金石文物，是伟大宝藏。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又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它反映了我国自隋唐以后各个时代石刻艺术的成就，是世界罕见的文化宝藏。
　　(《文史资料选编》第38辑，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