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

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主要有道教和佛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张鲁在汉中、巴蜀传播的天师道仍在传播。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有一套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张鲁在汉中就以五斗米道组织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建安中，曹操夺取汉中，将张鲁及其部分教民北迁，天师道因而在北方传播。但张鲁到北方后不久即去世，天师道因而组织涣散。在巴蜀的天师道也因无领导组织同样涣散。 成汉李氏据蜀后，因其信奉天师道，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当有较大的发展。 魏晋间北方战乱频繁，灾荒不断，人民群众便流入江南或巴蜀，而巴蜀民众也因此又流入江南。于是北方的太平道和巴蜀的五斗米道也传到江南。江南就出现了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帛家道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清水道及杜子恭道团。这些道派都广泛在民间传播，后来还多次出现李弘起义与孙恩、卢循起义。 传入江南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向上层发展。东晋时期信奉天师道的土族就明显增多，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义兴周氏等等，都有信奉天师道的。 东晋初，葛洪对以前的神仙思想作了总结，确立了神仙道教理论体系，并发展了金丹派的炼丹术。葛洪认为，人可以通过修道而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而修道最主要的方法是宝精行气和服食还丹金液。故葛洪特重炼丹，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化学资料。葛洪的著作很多，现存而又最重要的是《抱朴子》。 东晋中叶以后，江南天师道盛行，出现了若干造作的道书，《上清经》和《灵宝经》就是其中的两类。《上清经》是杨羲、许谧所造，以后便发展为上清派。《灵宝经》是葛巢甫所造，以后发展为灵宝派。 南朝初期，陆修静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革发展为新的官方道教；并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分类整理了道教典籍，为道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朝中期的陶弘景，在隐居茅山的45 年中，广招徒众，弘传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核心基地，后世因称之为茅山宗。陶弘景除弘传上清经法外，还建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发展了养生修炼理论。陶弘景的著作很多，方面也广，主要的有《真诰》、《登真隐诀》、《养生延命录》等等。 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对天师道作了改革，改革的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以封建礼法制度为准则，凡符合的就保留和增加，不符合的就革除。经此改革后，天师道完全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了统治者所用的官方道教。但是，北魏道教的发展终不如佛教，加之寇谦之之后又没有杰出的弘教者，新天师道便在魏末衰落了。北齐甚至不承认道教，北方道教只有北周关中地区兴起的楼观道在发展，并成了后世隋唐最兴盛的道派。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40 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84 部188 卷。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后赵石虎就曾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坚持每年宣讲两遍，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著作。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在长安的最大一项佛事活动是组织译经。他在长安整6 年中，直接主持译出佛经14部183 卷。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 道安不仅是杰出的佛教学者，更是弘传佛教的大师。他徒众甚多，并主张“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在他即位后，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竟派兵西伐后凉。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姚兴即“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 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 年中，译出大量佛经（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尚有39 部313 卷。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尤以《般若经》和“四论”（《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现代
　　学者也说他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 鸠摩罗什还带了不少弟子，其中参加译经最得力者有道融、僧■、僧睿、僧肇等等，僧肇还著有《般若无知论》等四论，后人收集成册，称为《肇论》。《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管理全国僧众，正职称僧主（即僧正），副职称悦众。在此稍前，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 北凉之佛教，以天竺僧昙无谶至凉州后最盛。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槃经》、《方等大集经》等11 部117 卷。其中《大般涅槃经》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加之皇权衰弱，士族势盛，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如高僧竺道潛、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 东晋信奉佛教的士族名士还有撰写佛教著述的，如郗超撰写了《奉法要》、《明感论》、《全生论》等等，孙绰撰写了《道贤论》、《喻道论》等。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佛教的般若学依附于玄学，便出现了讲解佛经用玄学典籍的概念去比配佛学“事数”概念的“格义”现象，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便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不同派别。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发展到后世，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 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慧远是成绩卓著的佛教学者和弘传大师。他撰写了不少著述，《高僧传》说他“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他的佛教思想也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方面有法性论、形尽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弥陀净士信仰、念佛三昧的禅学思想、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及佛儒调和论等。在弘扬佛学方面，慧远积极传播鸠摩罗什翻译的《三论》，使大乘中观学说在南方广泛流传，对隋唐三论宗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后期，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法显自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 年）从长安出发，西度沙漠，越过葱岭，到了天竺各国，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 年）回到青州长广郡，次年才到达建康，前后历时15 年，带回了《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11 部经律，并在建康翻译出大部分。这些经律都是深合当时需要的，《泥洹经》译出后，就引起了佛教界的变化。法显回国后撰著的《佛国记》，对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是研究5 世纪初这些地区的重要资料。 南朝帝王崇信佛教的甚多，其中以宋文帝、梁武帝和齐竟陵王萧子良最
　　为典型。宋文帝既崇重佛教，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率土之滨皆纯此化（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时开西邸，即广招名僧讲说佛法，又举办斋仪，抄传佛经，撰写劝善文等。 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年，就下《舍事道法诏》，正式皈依佛教。此后，梁武帝就大力提倡佛教，通过一系列措施，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其措施主要有：敬重僧侣、建寺造像、举办法会、布施舍身、禁断酒肉、讲经注经及著述等等。在现存梁武帝的著作中，还反映了他三教同源与神明成佛的佛教思想。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 在佛教理论的研讨与宣扬方面，晋末宋初起了变化，已从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在这一转变中，竺道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法显译出6 卷本《泥洹经》后，道生根据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提出“一阐提人”（断灭善根的恶人）也有佛性皆得成佛说，立即遭到守旧派僧侣的反对，道生也因此被开除僧团。后来凉州昙无谶译的40 卷本《大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果有“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说法，道生之说才被公认。自此，涅槃佛性说便广为传播。 竺道生还撰写了《二谛论》、《佛性当有论》、《维摩经义疏》等等著作，但他影响最大的学说还是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这两种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除盛行涅槃学外，还盛行《成实论》与《三论》学。南方《成实论》的传播，始于宋初至寿春的僧导。僧导弟子甚多，以《成实论》知名者有道猛、僧因、昙济等等。齐梁二代《成实论》学也相当盛行，齐代的僧柔、僧次，梁代的僧旻、法云、智藏，都是弘传《成实论》的大师。 南方《三论》学之兴盛较晚，梁武帝时辽东僧朗居于建康北面的摄山，弘传《三论》，后来因称为“摄山三论”，僧朗也被称为摄岭师。梁武帝曾遣智寂等十师前往受业。僧朗的弟子以僧诠最著名。僧诠的弟于又以法朗、智辨、慧勇、慧布四人最有名，时称为“四友”或“四公”。至陈代，慧勇于陈文帝天嘉中被请于太极殿讲经，自此声名大振。慧布仍在摄山，也受到陈代诸王之礼敬。 法朗更为突出，于陈武帝永定初奉敕入京住皇兴寺，常讲《华严》、《大品》诸经及《三论》。弟子甚众，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隋唐时的吉藏就是其中之一。 南方之禅学不发达，至陈代中期，北方禅师慧思南下，进住南岳，弘传禅法，信众云集，南方禅学始盛。 南方弘传的律学是《十诵律》，律学家以刘宋的智称及齐梁的僧祐最著名。 南朝之译经，以宋代及梁陈之际所译最为可观。刘宋之译经，以天竺僧求那跋陀罗所译最多，译出77 部116 卷。其中有影响较大的《杂阿含经》与《楞伽经》等。梁陈之际的译经，以天竺僧真谛所译为主。真谛于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 年）入建康，正准备译经，侯景就进攻建康，后便颠沛流离于东南各地。但真谛并未停止译经和讲经，至陈宣帝太建初，共译佛典26部87 卷。真谛所译经论，以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为主，如《摄大乘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等等。真谛译经边译边讲，其弟子记录下来便成义疏，这就是真谛的著作，数量也不少。
　　真谛所传瑜伽行派学说，在当时影响还不大。至真谛去世后，其弟子返还各地传播《摄论》学。《摄论》学遂遍及南北各地，与北方《地论》学并驾齐驱。 南朝除译经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的佛教著述，但大多已散失。现存而又重要的，有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释宝唱的《比丘尼传》、释慧皎的《高僧传》等。 南朝的佛寺梁代最多，有2846 所，仅建康就有500 余所。南朝的僧官制度已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僧局或僧省，长官称僧正，副职称都维那或僧正悦众。地方州、郡、县也设置僧正，而副职仅州有时设置。 南朝的儒释道之争比较激烈，尤其是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争论的时间最长，参加的人数最多。这一争论在东晋时即已开始，刘宋初何承天、宗炳等人又反复争论。至齐梁时由范缜把争论推到了高峰。范缜撰写了《神灭论》，主张形尽神灭，而萧子良、梁武帝及其臣下60 余人都先后攻击范缜之说。最后虽然范缜之说有理，而梁武帝却用权势压制，使争论不了了之。此外，还有夷夏之争与“三破”之争，都是道家和儒家针对佛教的，但争论不激烈。从总的趋势看，南朝时期虽有儒释道三教之争，但主张三教一致的还是占主导地位。 北朝诸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灭佛外，都不同程度的崇信佛教。魏太武帝之灭佛，与信奉天师道的崔浩的关系很大。其灭佛手段也相当残暴。但灭佛不久太武帝就去世，佛教又得到复兴。周武帝之灭佛比较温和谨慎，在灭佛前，就多欠召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然后宣布废除佛道二教，僧尼、道士还俗为民，并无杀戮措施。 北朝也有排斥佛教的儒士，如阳固、裴延..、李瑒、张普惠、杨衒之、刘昼、章仇子陀等。 北朝佛教，义学不发达，故译经也少。魏宣武帝永平初，才有天竺僧菩提流支等到洛阳译经。菩提流支自永平初至东魏天平间的20 多年中，共译佛典39 部127 卷。与菩提流支同时译经的还有天竺僧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在他们的译经中，以《十地经论》的影响最大。《十地经论》译出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就分别传授弟子。大概二人对经论的理解不同，说法就有分歧，后来便形成两大派系。菩提流支传授的有道宠，称为北道系；勒那摩提传授的有慧光，称为南道系。因南道系在魏末及齐周隋三朝中担任僧官的人多，故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北朝除盛行《地论》外，还盛行《阿毗昙》。弘传此学者是慧嵩，世人称之为“毗昙孔子”。 北朝盛行禅法，因北朝统治者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宗教实践。建寺造像开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宗教实践。 北魏影响最大的禅师是天竺的佛陀禅师，于孝文帝时来到北魏。孝文帝为他在嵩山建了少林寺。他的再传弟子僧稠最有名，魏孝明帝曾三次召之入京。北齐时，僧稠也受到文宣帝极高的礼遇，使佛陀一系之禅学盛传于北齐。 达摩禅师在北魏也传授禅法，因未得到统治者重视，影响不如佛陀大。但在民间还是有较大的影响，故后世禅宗史还尊达摩为初祖。 北朝传播的律有《僧祇律》、《十诵律》与《四分律》，后来却以《四分律》为主。弘传《四分律》的以慧光影响最大。慧光撰有《四分律疏》，至唐初仍为僧众所重视。 北朝还盛行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信仰与弥陀
　　净土信仰。弥勒信仰的盛行，可从各种造像中弥勒造像占了很大比例看出。弥陀信仰则由北魏后期的昙鸾所倡导。他受到魏朝廷的崇敬，称之为“神鸾”。他又撰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等著作，对当时和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后世净土宗就尊昙鸾为初祖。北朝观世音信仰的盛行，也可从各种造像中观世音造像之多看出。特别在北魏分裂后，观世音造像剧增以及《高王观世音》的出现，说明魏末以后观世音信仰更加盛行。 北魏建寺甚多，魏末佛寺已达3 万余所，僧尼200 万众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除极少数大寺由国家或权贵供给外，绝大多数寺院主要靠拥有的土地资给。而寺院的土地多由佛图户或避役出家的下层僧侣耕种。佛图户又称寺户，是魏献文帝时由沙门统昙曜奏请朝廷设置的，由罪犯和官奴组成，隶属于寺院。他们除为寺院洒扫劳动外，还要耕种土地向寺院输粟，实为寺院的农奴。北魏除佛图户外，还有僧祇户。僧祇户是每年向州郡僧曹缴60 斛僧祇粟的民户（主要是平齐户）。这是僧曹的一大笔收入。 北朝僧官设置较早，魏道武帝皇始中就开始设置，称为道人统。文成帝时改名沙门统，又称为沙门都统。其副职称都维那，始设于孝文帝时。州郡也设有沙门统和都维那，而县只设维那。寺院则由上座、寺主、维那管理。 中央的僧官机构，北魏初称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州郡县的机构则称沙门曹。 北朝凿建石窟多处，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