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下金陵 “刻经”回生 ——记赵朴老对金陵刻经处的护持和关怀

在南京市淮海路的闹市区，有一座闹中取静的古式庭院，院落开阔，朱门中开，院内花草山石，碧水绿树，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这就是以木刻佛经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佛教协会直属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以刻印流通木版佛经、佛学研究和讲学为中心的佛教文化机构。

在1995年7月下旬的一天，赵朴老让我兼任刻经处主任时曾说：“金陵刻经处是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佛教文化复兴奠基人杨仁山居士（1837年——1911年）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创建的，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刻经处作为居士道场及刻印、流通经书之场所，曾为近代佛教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杨仁山居士学识渊博、精通佛学，他有感于当时佛教典籍多毁于兵火，无书流通，故邀集当时佛教界同仁分头募捐刻资、倾40余年财力、物力和心力，广泛搜集佛典，还将流失到日本的一些重要经典、论集取回中国，并作精心勘校注疏。所刻经书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时朴老站起来从书架上拿来一本关于杨仁山居士的介绍，并指着杨仁山的名字说：“杨仁山居士很了不起，他的刻经不同于一般寺院经坊，特别注重佛学研究和讲经，把刻经、佛学研究和讲学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他在刻经处创办的‘祗洹 精舍’、‘佛学研究会’等佛学研究和讲学机构，推动了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开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之新风，对此后的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影响深远。他门下不仅出现了欧阳竟无（1871年——1943年）这样的佛学大师，还有众多的文化名人，如章太炎、谭嗣同（其代表作‘仁学’就是在刻经处写成的）、梁启超、熊十力、苏曼殊、太虚、鲁迅等，都与这里有殊胜因缘。”后朴老又给我一些刻经处的材料，让我回去看看。

我看了刻经的材料，深刻认识到刻经处从建立到“文革”后恢复的艰难历程：四十年代，社会动荡，金陵刻经处也风雨飘摇，人员散尽，房产被占，数万块经板几乎被丢毁。建国之初，时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当时未有佛教协会的组织）主任的赵朴老，从徐平轩居士中得知，刻经处大量珍贵经版管理无人，处所荒芜，深为刻经处的现状而焦急。他马上与圆瑛法师及上海佛教界缁素大德商议，以抗美援朝分会的名义，成立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朴老任主任，使这一近代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得以恢复。该会为修复刻经处筹集经费并请徐平轩居士为刻经处主任。在地方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赵朴老、徐平轩居士及各位同人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整理和抢救经版，把四川、北京、天津、常州、苏州等地经版十五万多块及《普慧藏》纸型汇集于刻经处，使刻经处于濒危中复兴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刻经处因浩劫备受摧残，刻工星散，经版凌乱，受到灭顶之灾，经版遭到了很大破坏，损毁的经版有五分之一，主任徐平轩被逐，刻经处房屋被占，沦为大杂院。一切业务停顿，此情此景，实在让佛教界人士心疼难忍……

1973年，杨仁山居士的孙女杨步伟和她的丈夫（著名国际学者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向周总理提出了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对他们的请求十分重视，他问及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说清楚。总理说，赶快把赵朴老请来。朴老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说，当年鲁迅先生曾经出资在那里刻印《百喻经》。总理一听，心下释然。立即指示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一起着手恢复。时年已67岁的赵朴老，被那场“文革”运动折腾得已很瘦弱，但为了保护和恢复刻经处，他不顾个人身体、不怕重重困难，顶着“左”的干扰，为贯彻和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曾六赴南京，奔走呼吁，不厌其烦，不畏其苦地一次次同地方政府各有关方面商谈：恢复刻经处，搬迁院内住户，筹划资金等等问题，并派管恩琨同志任主任。使面临焚毁的刻经处得到了挽救，并使恢复工作全面展开。

在赵朴老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管恩琨主任带领刻经处的干部职工，不怕困难、冲破阻力，兢兢业业，发扬佛教“难行能行”的精神，先后把院内的居民全部搬迁，收回了“深柳堂”、“影堂”、“经坊”，并按历史原貌翻新，还新建了一座两层楼房作经版库房，12万多块混乱不堪的经版也被整理得井然有序，得到了妥善保存，刻经处流通业务于1981年重新开放。

赵朴老对刻经处的恢复工作是时刻牵挂于心的，1985年他借赴江苏视察之机又七赴金陵，他看到刻经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高兴地挥毫写道：“1985年11月3日重来刻经处,见印刷事业有长足进展,气象一新，不胜欢喜赞叹，学术研究正待发扬，前途无量。”对刻经处的恢复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为此而欢喜赞叹。同时也指出刻经处今后要大力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在赵朴老的亲切关怀下，金陵刻经处佛教文化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1987年11月10日朴老八赴刻经处视察，见刻经处各方面工作又有很大进步，高兴地写道：“此番来金陵，喜见刻经处事业又有进步，感谢李（安）、田（光烈）二老，管恩琨主任暨诸同仁竭智尽力，使此一历时120年之佛教文化中心，几经沧桑而慧灯不熄，仍愿继承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祖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心力，不负仁山先生及其弟子与历来护持者创业守成之艰难，尤毋负周恩来总理在动乱期间谆谆嘱咐恢复刻经处之至意。祝讲学刻经事业日进日新！”

赵朴老不仅对刻经处的内部发展建设特别关心，对刻经处的外部环境建设也特别关心。1993年2月12日，朴老九赴刻经处视察时，发现在该处的北面、西北面盖了高楼，听说在其西部也要盖高楼，他感到这不符合保护文物的政策，立即给南京市顾浩书记和王荣炳市长写信。信中写道：“此次来宁，我去看了刻经处。刻经处这几年发展迅速，成绩显著。您二位和前三任市长、书记都先后视察过刻经处。刻经处之所以有今天，是与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的。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在刻经处，我看到房屋开发公司在北面、西北面盖起的几幢高楼。听说西面也即将动工兴建高层建筑群，这与刻经处的整体建筑很不协调，将置刻经处于四面高层建筑的包围中。文物管理和规划部门已划定保护刻经处的建筑控制带（又称紫线），但现在划定的紫线已失去作用。对此我深表遗憾……”南京市的各位领导对赵朴老的信极为重视，王荣炳市长当日批示：“请规划局认真查处，刻经处是一重要的文物保护点，望慎处为盼。”顾浩书记批示：“请规划局、文管会按赵朴老指示精神办。”于是，南京市有关部门根据赵朴老和南京市领导的指示精神，立即停止了刻经处西面的高层建筑，使刻经处这一重要文物单位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赵朴老对刻经处的人事问题也是特别关心的。当1995年6月，管恩琨同志因病辞去刻经处主任后，朴老与有关同志商量，决定让我兼任刻经处主任（我时任副秘书长兼教务部主任，又分管佛协办公室和中国佛学院的工作，工作量很大，不愿再兼任），因朴老耐心地给我做工作，后我只好向朴老表示：“按赵朴老和会领导的意见办，并尽力做好工作。”朴老听后很高兴，并体谅我说：“我们知道你工作量很大，你一年去南京两、三次就行了，大的问题帮助决定一下，主要还是靠徐卫副主任和陈文宜他们工作，大事向你汇报，为减轻你的工作量，我考虑给你配一、两个助手”。7月20日朴老给我写条子说：“倪强同志，我建议你聘陈文宜（时任刻经处办公室主任）、李家振（当时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负责人）二人为金陵刻经处主任助理，陈在刻经处工作多年，忠实也干练，协助老管颇得力，李在文化研究所，该所与刻经处颇多联系，可以让他做一些联系工作。请你考虑。”朴老这么大年岁，身体又不好，而且工作又这么多，为刻经处主任一事竟做了这么多工作，而且工作又如此之细，想的又那么周到，我和其他同志都十分感动。我向朴老表示：“一定按您老的指示办，尽心尽力把工作搞好，不辜负您老的信任和期望。”

我兼刻经处主任后，为搞好刻经处的工作，我曾向朴老请示汇报工作多次，每次汇报工作，朴老听得都很认真，并时常问一些具体问题，待最后再作指示。朴老虽年事已高，但思维特别清楚，每次汇报后的讲话，不仅明确了大的方向性问题，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也讲得很清楚，使下边人工作感到抓得住摸得着，好操作、好工作，所以大家都愿意在朴老手下工作，而且“再苦不叫苦，再累不言累。”

1996年下半年，是金陵刻经处成立130周年，为搞好纪念活动，我向朴老汇报了纪念活动的初步设想，朴老听后说，应该搞纪念活动，刻经处自创办以来，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讲经、印经为事业，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几度兴衰而慧灯不熄，它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延续以及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舍家宅为佛教的“十方公产”，发大愿“普济众生”，积极振兴佛教事业，深切关怀国家社会，杨仁山先生希望佛教能“补助”国家，有益“人心”。他痛心于清末衰败，又坚信中国“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朴老还说，联系到今天我们正在学习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以德治国的精神，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杨仁山居士不仅是佛教界的大德，也是一位爱国爱教、关心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朴老最后指出：纪念活动不一定规模很大、花很多钱，但要有内容，可以搞小型的研讨会。要通过纪念活动，深入研究金陵刻经处在近代佛教史上的重大作用，缅怀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继承和发扬杨仁山居士爱国爱教、关心国家的高尚情操，学习和发扬前辈们艰苦奋斗、发展佛教事业的精神，把刻经处建成一个佛学研究、讲学、印经的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机构。

根据赵朴老的指示，我们积极筹备庆祝刻经处成立13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具体准备过程中，对有关问题我曾不只一次地向朴老汇报。赵朴老的许多重要指示，不仅给纪念活动指明了方向，对以后的工作也指出了方向。

1997年5月14日，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金陵刻经处在江苏宾馆隆重举行了庆祝金陵刻经处成立130周年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领导计百余人。会上不仅各有关方面领导、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致贺，我们敬爱的赵朴老因身体欠佳不能莅会指导，他特别为纪念大会发来了“祝词”。祝词说：“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现代佛学奠基者杨仁山居士所创办的我国近代的第一个出版社。是集研究、讲学、刻经于一体的佛教弘法利生机构。值此纪念金陵刻经处建立13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和以我个人名义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愿”、“祝愿金陵刻经处继续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杨仁山先生创办金陵刻经处的精神和宗旨，光大弘法利生事业，日新又新，精进不懈。搞好研究，搞好讲学，搞好刻经，使金陵刻经处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与现代化相结合，当机弘扬，使佛陀法藏永传不绝，法灯永明不灭。把金陵刻经处办成世界上第一流的佛经宝库。”赵朴老的祝词简明概括、言简意赅，既总结了过去，又指明了未来，把纪念大会推向了高潮。整个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一直在朴老祝词的精神指引下顺利进行着，发言踊跃，气氛热烈，收效很好。

在赵朴老的一系列指示和其“祝词”精神的鼓舞下，刻经处近几年事业兴旺、生机勃勃。不仅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古老的雕板印刷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全国唯一刻印流通木版佛经的场所，也是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现拥有各类经板125300余片，佛像版18种，并珍藏有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寻回的隋唐古德逸书及《影印碛砂藏》、《嘉兴藏》、《频伽藏》、《藏文藏》、《续藏》及《大正藏》等各种大藏经，实乃佛教文化一大宝库。而且刻经处印出的书素以字迹清晰、墨色鲜明、版式疏朗、字大悦目而著称。特别是近几年来，刻经处总结了过去经验，加强了印刷各个环节的管理，提高了印刷技术和水平，同时又增置了先进的现代化印刷设备，印刷质量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承接海内外的印刷流通业务，每年有几十万册经典流通于国内外各大寺院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实是像赵朴老所说的“佛陀法藏永传不绝，法灯永明不灭”。

如今，以木刻佛经享誉海内外的金陵刻经处，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赵朴老历尽艰难，不辞辛劳，九下金陵，不仅使刻经处起死回生，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现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坚强领导下，在地方政府宗教部门的热情关怀下，在徐卫、陈文宜、吕建福等人组成的新领导班子的带领导下，广大干部、职工干劲十足，信心倍增，为不辜负赵朴老对刻经处的殷切希望和热情关怀，为把金陵刻经处办成世界上第一流的佛经宝库，再创新的辉煌，人人在默默地工作着，个个在为此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