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寺院管理理论刍议

小 引
　　佛教自从走出印度，每到一处，随着各国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审美情趣等等的差异，佛教的教化方便及传播方式也迥然不同。“世界佛教”概念是笼统的，就中国佛教而言，从地域上划分，就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相对称；有大陆佛教和港台佛教相对应。每一地域佛教，均保持有自己佛教特色和文化品格。当然，其中大陆汉地佛教，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文化渊源上看，都应具有主导地位和主人翁的形象。
　　大陆汉地佛教，寺宇众多，高僧辈出。它有辉煌的过去，也有挫折的伤痕。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各地寺院有相当一部分已恢复原有的宗教活动。这几年来，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科技化、商业化、信息化业已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工体系也得到了细化。从管理角度看，商业有商业管理（所谓NBA），社会有社会管理，信息有信息管理，总之，“管理学”早已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在当前的社会形式下显得尤其的重要。一个企业或某个单位，若缺少了精英管理，要想继续向前发展是很难想象的。同理，对一所佛教寺院来说，寺院的整体风格及未来命运，也基本取决于寺院管理者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商业社会浪潮的冲击下，对一位寺院管理者而言，又面临着不少新的挑战。不过挑战固然无可避免，但若我们善于掌握时代脉搏，提高自身素质，借风使舵，我想相应的也会带来不少新的发展机遇。
　　今值省佛教协会举办“寺院主要负责人培训班”之际，这是一次良好学习机会。借此胜缘，就寺院管理问题，从理论层面出发，分三小节论述：
　　一、 丛林化管理与现代化管理
　　“丛林”一词，一般多指禅宗寺院，故又称禅林。佛教创建之初，僧众较少，为了要分头弘化，佛陀制定弟子应云游四方，托钵乞食，所以印度早期佛教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住所，有的也只是兰若或精舍，即一闲寂之处。后来随着僧团的不断扩大，僧众们经常聚在一处讨论佛法，于是“丛林”便应运而生。如《大智度论》卷三载：“僧众和合居住于一处，犹如树木聚集之丛林，故以之为喻”。然而，因各国风土人情不同，印度佛教随着“白马驮经”及“一苇渡江”而传入中国，自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以来，就意味着在中国佛教丛林与印度佛教丛林，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内涵，均有所不同。其后，经唐末五代，至宋代，丛林规建益臻。再到了宋徽宗时，僧人宗赜编集《禅苑清规》时，丛林制度已灿然大备。“丛林”一词的取喻，即草木不乱生长，这表示丛林是有规矩法度的。丛林组织结构，最高统领有方丈，以下分四大纲领和八大职事，还按照中国皇家制，把重要职事分成两序管理。另外，在各个堂口都设置有各自的负责人，比如菜头、火头、水头等。并依各寺家风的不同，住持者多因时制宜，自立执事，其名目层出不穷。总之，它有一套严密的管理机制和职能分布，它们的整个组织形态可以说都是中国化的，也是传统制的。综观当前中国佛教，除了小庙有些不同之外，长久以来，丛林寺院几乎都是依据上述这些传统的管理架构来进行管理。在此，我们把这种管理称为丛林化管理。
　　我们说，这种丛林化管理，它是历代古德管理智慧的结晶，更是历史给予我们一笔巨大的遗产，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客观地说，就是现代丛林，基本上依然沿用这种传统的管理组织和职能分布。然而，站在现代社会管理学的高度，我们对历史上这种丛林化的管理，既不能简单地从利弊角度来加以评价，也不能依样画葫芦地原封照搬；我们既要看到它现实的可取性，又要认识到它历史的局限性，比如我们不能轻易的断定“十方选贤制”好，还是“子孙世袭制”好。因此，我们认为既要善于继承传统的丛林化管理，又要在丛林化管理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化管理理念。
　　佛法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佛教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加入了WTO，西方文化不断地渗入，人们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改变，社会全体实行了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其主要还是指的科技化、商业化和信息化。做为一所寺院，在这种现代化大时代背景下，也必然受到了挑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人间性品格告诉了我们，佛教应发挥引导世间的作用，否则就很难发挥应有的“契机”。比如培养僧众利用电脑、学习外语，借助现代化良好成果来管理寺院。在人事管理方面应做好人事档案管理，分工合作，各尽其职；在经济管理方面，以该用则用，该省则省为指导思想，做好财务流向出入有据；在建筑管理方面，既要考虑佛教特色，又要讲究现代实用价值；在文化管理方面，除了保存好教内资料之外，应大量购进文、史、哲方面书籍，并针对当前时代问题做好现代化、大众化弘法工作。
　　当然，对任何一所寺院来说，绝对的丛林化或全盘的现代化都是不科学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如何充分继承优良传统，在行持上实行现代化管理。从佛教特性（不共世间）角度而言，丛林管理并不意味着全部过时，现代化管理也须择善而从。否则，过度的现代化也许就成了世俗化。因此，我们如何在丛林化与现代化之间掌握分寸，找到平衡，这需要大家智慧的眼光。总之，佛法是辩证统一的，丛林化管理与现代化管理尽管有所不同，但在佛法圆融理论指引下，想必也会辩证统一，和合运用。
　　二、法制化管理与戒律化管理
　　以法制国是维持社会治安，保证国家繁荣的首要条件。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民族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佛教从传入我国以来，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东晋·道安大师曾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自汉以来，我国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已成为历代王朝管理社会的指导思想。佛教也是在各朝政府制定各种法律下进行管理的，如度牒的发放，僧官的确立，僧数量的核定等等。我国佛教僧众始终在爱国爱教的思想激励下，一直保持着佛教是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和强大力量。就浙江佛教而言，在历史上它曾是“东南佛教”的重镇，寺宇众多，高僧辈出。在当前社会的大好形势下，浙江佛教的发展更是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在法制社会里，每个出家人都应该首先是一个合法的公民，而后才是一个合格的僧人。作为一位寺院管理者，我们应努力学习党的宗教方针政策，明确佛教自身功能与社会化及化社会作用，加强并提高全体僧众的法律意识，聘请寺院法律顾问，努力维护佛教寺院及僧众个人合法权益。同时，可以的话应该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对寺院僧众不定期地举办宗教法规教育活动，加强推广僧众爱国主义教育，全面实行寺院的法制化管理。
　　一所寺院犹如一个大家庭，国有国法，寺有寺规，佛教寺院在法制化管理的同时，戒律化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戒律化管理，在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以佛教戒律和各寺院的清规为准则，实行对寺院及僧众全面管理。佛教戒律是随着佛教的产生而产生的，以“随方毗尼”为准绳，同时也是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的。戒律对佛教教团来说，它是保持寺院清净及僧众和合的最有力保障。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戒律方面的典籍也不断的被译出，一般认为，中国汉地最早翻译戒律并实行戒律管理的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具体说是在魏嘉平年间（249——253），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译出《僧祗戒心》，制定了僧人的受戒方式及具体行仪。此后，各种戒律不断传入和译出，甚至到唐朝专门依昙无德部的《四分律》成立律宗。不过，随着佛教传播地域的不同，戒律在各时期、各地方也表现出不同形态。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天气差距甚大，各地风土人情迥异，若全部依据印度所传入的戒律行事是行不通的。虽则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保留印度戒律的原有风貌，以便了解印度佛教的情形。佛陀制戒之意，目的是为了我们解脱烦恼，而不是受戒律的束缚，所谓只有自律者，才能自由。因此，把握佛陀这种制戒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丛林每逢朔望依然要诵戒布萨，以作自我警惕，谁若是违犯了戒法，依然秉戒法处理。
　　此外，在戒律的基础上，由于各地寺院情况的不同，又有各种清规的产生。从《百丈清规》到《金山寺规约》和《高旻寺规约》，我们可以看出，清规对维持寺院秩序及僧众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作用。对一所寺院来说，应不同的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及管理制度，用清规戒律来加强道风管理，让一切行之有据。若有人违反了制度，一切得按制度办事，所谓无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戒律化管理应是每个寺院管理的准则，也是每人僧众和合共住的必要前提。
　　三、 民主化管理与人格化管理
　　“民主”是清明社会的重要体现。佛教虽然是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和种姓制度森严的印度社会中诞生，但它却有着良好的民主化传统，佛陀以“四姓平等”的思想，赢得了四众弟子的极力拥护。后来随着僧团的进一步壮大，佛陀在弟子们的心目中自然成为一个教团的领袖，虽则如此，佛陀却从来不以一位领导者自居，佛在《阿含经》中明确说“吾亦在僧数”，可以说，佛陀的一生形迹树立了一位崇高的民主化典范。
　　寺院是十方集体，为十方僧众共同的办道道场，一椽一瓦均来自信众的施舍，它没有任何的私有性质。正由于寺院的这种特殊性，任何一寺的方丈，虽是一寺之主，但与企业董事是不同的，他仅仅是僧众的表率，精神的指导。一所丛林，除方丈之外，还有其它职事，层层分工，集体办道。因此我们要求，作为一位寺院的管理者，首先要明确寺院的功能性，再就是要继承传统，实行民主化体制。
　　从目前我国寺院的管理机制来看，一些丛林还在实行“子孙世袭制”的管理，但从深层次去看，许多子孙丛林，其实已经早就十方化了。事实表明，某些丛林的方丈，一般是通过全体僧众选举而产生的，他本身就是民主化的代表，因此就要遵循民主化原则。寺院管理者在明晰民主化管理的必要性之外，重要的是如何落实民主化。当前，一些丛林在管理机构上，各寺正式成立“寺院管理委员会”，其主要功能是共同商讨各项决议，拟定方案，发布实施。这就是寺院民主化管理的集中表现。此外，对一些重大问题还必须通过全体僧众大会的认可，在制度上实行民主，让大众明白各自的义务和使命；在经济上实行民主，让大众了解相应的责任和待遇。总之，要让大众对常住有参与感和认同感。
　　我国是有着民主化传统的国家，甚至有“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20年代初期，自西方“德先生”来到中国，又掀起所谓新民主主义，民主内容也不断在深化。寺院作为十方集体，它本身就是民主化的。因此，寺院民主化管理是过去、现在、未来不变的原则。只是随着各时空的不同，存在着如何充实民主化思想并实施管理而已。
　　最后，我们要着重提一下人格化管理。所谓人格化管理，确切的说是僧格化管理。一言以蔽之，即要求寺院管理者不能以势压众，而是要以德服人。学佛的目的简单的说就是在完善人格，如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因此，出家的过程就是完善人格的过程，对出家人来讲，也就是完善僧格。不断完善人格是所有公民的应有素质。僧人是人天师表，要求更加严格，他不但要遵守法律，而且还是遵守戒律。佛门中虽然有忏悔法门，但它决不是纵容犯错的理由。所有僧人都必须过一种清修而自律的生活，对寺院管理者来说更加如此。一位寺院管理者，他首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领众薰修，作大众表率，若“说在空中，行在有中”将很难服众。严格的说，寺院管理者，无论是在修持上、学问上还是管理能力上都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仅从人格化管理而言，在个人道德行持上必须是大众所钦仰的，只有这样才能把丛林管理得和睦清净。所谓：自身尚且不正，又何以正人？
　　小结
　　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不但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要丰富的管理经验。中国佛教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以前的寺院管理与当前的寺院管理在理论上存在着某些差异；同时，由于寺院组织的特殊性，也不能把现在企业管理模式带到佛教中来。因此，要求寺院管理者必须要有继往开来、相互借鉴的精神，总结出一套适合于本身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总之，一切都要“与时俱进”。
　　本文就寺院管理总结了几点，只是把问题提出，还没有具体谈到操作，有待进一步的细论。总而言之，有管理理念问题，有管理机制问题，甚至还有管理者自身问题。若在这三个方面能臻于完善，那么寺院的管理肯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任何理论最终都应是实践的，没有实践性的理论都将流于大而空。因此，如何去管理？如何管理得更好？将是我们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述，不揣浅薄，旨在抛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