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宗教对话 共建和谐世界

倡导宗教对话 共建和谐世界
　　宗教对话曾经是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宗教界和学术界关注并热议的话题。通过宗教对话，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在差异性中达成一致性，共创世界伦理，成为一股潮流和运动。在这一背景下，瑞士天主教学者汉斯?昆（Hans K焠g双译孔汉思）的名言得到普遍认同：“没有世界伦理就没有共同存活；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孔汉思把宗教对话的重要性提到了实现世界和平的高度，使不同宗教取得了共识并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冲突依然不断，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提宗教对话，并赋予其新的理解和意义。近来欧洲发生的“漫画风波”提醒人们，虽然多种宗教的存在由来已久，但人们对他人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狭隘、仇恨和偏见导致了世界的不安宁。由此可见，宗教的相互尊重、彼此了解、和睦共处对这个世界是多么重要。
　　真正的宗教是主张和平的，热爱和平的，宗教界是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们相信，通过不同宗教之间、各宗教内部派系之间以及信教与非信教者之间的坦诚对话，寻求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将是消除暴力冲突、建立公正秩序、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
　　一、宗教对话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当今社会 ,“全球化”趋势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任何国家、个人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外部接触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信息化的社会对当今的宗教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宗教对话提供了新的契机，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各宗教间，“要么共存、要么共毁”已不是危言耸听。人们必须通过对话，找出“共在且共存”的途径和方法。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主流之外，冲突和战争仍然挑战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考察这些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很多冲突和战争，都有宗教背景，都和宗教间的分歧有关。人们难免陷入困惑：当今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主张和平与公正的，为什么却往往成为引发冲突和战争的因素？可见，宗教既可能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也可能是化解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力量。要使宗教成为化解冲突、促进和平的力量，就必须进行宗教对话。通过对话化解成见和矛盾，通过对话促进交流与沟通。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曾说，“世界著名宗教和精神领袖联合起来呼吁和平，将促进新千年的和平前景。”宗教对话并不需要宗教人士放弃自身信仰原则，而是强化自身关注世界、悲天悯人的社会责任感，“发挥宗教作为和平使者和抚慰者的积极作用”。为此，安南希望各国各地宗教领袖积极开展对话，从而对宗教社群起到正确的引导。他说：“问题从来不在于信仰，不在于圣经、摩西五经和古兰经，而在于信徒，在于人的行为，你们必须再次教导你们的信徒分辨和平和暴力的途径。”这种和平的使命和责任，可促使宗教之间的积极对话，并为之做出相应贡献。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排它性，这种特性既是造成宗教间的对话步履艰难的症结所在，同时也正是我们倡导宗教对话的根本原因。对此，卡西勒（ErnstCassirer）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始终是一个谜，不只在一种理论的意义之下并且在一种伦理的意义之下。它充斥了理论的二律背反和伦理的矛盾。它允诺我们一种与自然、与人、与超自然的力量与神之间的交通，而其结果却正相反。在它具体外现的时候，它正成为了人间最深的纷争不和，和最狂热的斗争的泉源……它给予我们以一个超越世界的允诺和远景，远超过了我们人类经验的限界，但它依然是人类的，并且太人类化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客观上已经不容许某个宗教惟我独尊，彼此都必须受制于世俗和现代生活规则。各个宗教都需要接受基本的人性原则，并在为人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做出各自的贡献。如果一个宗教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反对这样做，就有可能成为被历史淘汰的对象。要克服宗教的排它性就必须进行宗教对话。宗教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进行自我更新。在此意义上，传统宗教需要改革、更新，需要转变自我的形象，需要在文化上有所创新。传统宗教一方面宣称自我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却又积极与所在社会相适应，潜移默化地弱化着宗教的排它性。宗教以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难题以及促进彼此的发展是宗教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成熟的标志。宗教本身可以进行自我革新，就如基督教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改革那样。在佛教发展历程中，也有多次更新运动，中国的禅宗就代表了佛教自我发展完善的范例，从而创造了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并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只有通过各大宗教之间真诚对话，才能使每一个宗教都得到发展、更新。反之，如果一味地排斥其他宗教，完全拒绝对话，其发展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宗教对话可以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消除恐惧与误解，促使彼此更好地理解；宗教对话有助于各宗教间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在保持各自信仰、实践的独特性的同时，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宗教对话既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诉求，也是各宗教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 宗教对话的层次和内容
　　宗教对话从层次上看，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各宗教内部要开展积极有益的对话，这种对话包括信徒与教职人员间的对话、普通教职人员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对话、信徒与信徒间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实质是促进宗教内部的自我理解和团结。有了对自身宗教的充分认识，就储备了与其他宗教对话的基础。其次是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宗教对话，实际指的是后者。就宗教对话的层次而言，由上而下的对话无疑是最佳选择，即：首先由各宗教领袖倡导和发起对话，由此来带动各宗教间教职人员、信徒间的对话。中国的五大宗教在对话的互动过程中，发现了各宗教之间许许多多相通或相同之处。例如，各宗教都提倡宽容，在各自的经典中都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说：“如果你们饶恕他们，原谅他们，赦宥他们（真主就赦宥你们），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64∶14）又云：“他们是为了求得主的喜悦而坚忍的，是谨守拜功的，是秘密地和公开地分舍我所赐给他们的财物的，是以德报怨的。这等人得吃后世的善果。”（13∶22）所以宽容思想是作为虔诚穆斯林重要的修养环节，是获得善报的重要方面。伊斯兰教不仅在为人处世中坚持宽容，而且在信仰上也予以宽容，不强迫他人去皈依，正如《古兰经》云：“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2∶256）提倡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古兰经》还说：“凡能忍受而加以赦宥者，他们的那种行为，确是应该决心做的事情。”（42∶43）所以宽容意识也就成了穆斯林为人处世的前提和基本修养。中国穆斯林自古以来就是在这种宽容的原则下，积极与非穆斯林保持着良好关系，维护了国家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
　　对于宽容，基督教经典中也有着类似的阐述：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记载的基督山上宝训中，最多也最详尽地记录了基督先后对宽容思想所做的专门论述：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些在当时被人所不齿的理念，经过基督的诠释和重提又重新在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了震荡。即使在十字架上，基督还发出呼吁：“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基督将宽容的精神因他无限的牺牲和对全人类的爱达到了顶峰，同时宣告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与宽容。
　　佛教经典中说：“诸法从缘生，还从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人们以佛教缘生法的道理，在日常社会行为中以“自他相换”的理念互相理解，互为支持，友好相处，社会环境就会得到改善，人际关系才会呈现出一种自由和宽松。反之，则有可能是自私的、狭隘的，甚至是对立的。佛教禅宗的方法论要我们以平实的心态，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平等才会有平常心，在佛学看来就是“随顺于法性”，即随顺于事物的平等性，以平常心宽容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事物。
　　天主教认为基督耶稣就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人体会到宽容的真正含义。《圣经》中训示：对待得罪自己的人，不但要宽容，而且要有恒心。《圣经》上说：“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时，赶快与他们和解，免得对头把你交与判官，判官交给差役，把你投在狱里。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清了最后的一文钱，决不能从那里出来。”（玛5∶23-26）此段训示，隐含着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宽容别人的人，他在宽容别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别人的宽容，同时也得到天主的宽容。
　　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上发生、成熟起来的宗教——道教，对宽容精神的阐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唯道集虚”和“齐同慈爱”这两句名言就是道教这一教义的集中反映，并为道教徒所尊奉和信行，体现了道教以“虚”为体和以“慈爱”为基本的开放、包容、同情、宽容的精神。《道德经》中说要“致虚极”，要像江海一样容纳百川之流，又要像水一样处下而不争。“道”之虚而不争，使万物自然生化，宇宙和谐。《南华经》说，虚则静，静则动，动则无为而无不为。在这一教义思想指导下，道教教人要虚心以致社会祥和，虚怀以致雅量含和。为教化世人致力于促进社会人群的宽容与和谐，道教教人要“齐同慈爱”。这既是庄子逍遥齐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更是道教济世利人教义宗旨的集中体现。“唯道集虚”和“齐同慈爱”教义思想所体现的道教的包容与宽容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品质。这样一种文化品质，既能以“虚”容纳万有，而又不失本来之自我，并使主体之我与客体之他皆得丰富和发展。这种包容、宽容与不失自我的精神品格，被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之为“道教之真精神”。
　　不难看出中国五大宗教对“宽容”的阐述和理解，是多么地相近相通。如果对“宽容”做更进一步的考察，相信各宗教间还能发现更多可供对话的内容。另外，从大到关于人类和平、社会和谐、保护自然，小到乐善好施等等很多方面,各宗教之间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还很多。这些无疑都是各宗教间对话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说，中国宗教就是对话的宗教，对话的宗教能够消弭各种冲突和战乱,能为国家、民族带来和平与发展。
　　正如保罗?尼特所说：“这种宗教多元性和共存性不仅标志着，而且也丰富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以生动的实例体现了荷兰天主教神学家施雷贝克仅仅在理论上宣称的思想：世界诸宗教联系在一起比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能表现出更多的真理。中国的宗教差异性如何丰富其文化的例子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三、 宗教对话在中国的传统与实践
　　中国宗教在历史上就有着在对话中共存共荣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在中国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宗教还是国外传入的宗教，彼此之间，一直能够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各宗教在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中相得益彰，共同进步，逐步形成了服务社会、崇尚和谐、独立自主与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正因为中国宗教具有这些优良传统，使得中国的宗教、民族和谐安宁，极少纷争。中国宗教重视彼此间的对话，多年来和平共处的状况，被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称为“和气东来的东方模式”。可贵的是，中国宗教界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层面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界更加注重各种形式的对话，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宗教间对话的三种可资借鉴的形式。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各种宗教对话会议，把中国宗教对话的主张和观点传达给世人。
　　2000年8月28日至31日，世界众多宗教领袖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以高层次的宗教对话向世人表明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宗教将为促进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与会的中国宗教界代表傅铁山主教发言说：“在今日中国，宗教和睦相处更是生动的现实和实践。在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之下，五大宗教享受着全面的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各教地位平等、相互尊重，自主地开展教务，我国的五大宗教正处于健康发展的黄金时期。”他向大会和世界所有宗教领袖们提出了“高举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创造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和睦相处的世界新开端”的呼吁和主张，表达了中国宗教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渴望和对全球宗教界为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而加强对话交流的极大关切。 2002年3月，“宗教和文化对话”国际会议在塞浦路斯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近百名宗教界人士、政要和学者就宗教对话及宗教在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中的作用举行了为期3天的座谈。与会的中国宗教界代表张继禹道长在大会上发言表示，人们应当正视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加强不同文化与宗教的交流，平等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宽容。
　　2005年7月，亚欧不同信仰对话会议在印尼巴厘岛召开，来自中国、印尼等28个亚欧成员国的174名代表共聚一堂，通过坦诚对话，寻求共建一个和谐、安全的世界。会议通过了《构建不同宗教信仰间和谐的巴厘宣言》，呼吁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宗教和信仰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和谐共处。
　　二是建立对话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对话。
　　2005年12月，“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缩写为CRCCA） 在北京成立。协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主席傅铁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帕巴拉?格烈朗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两会”名誉主席、名誉会长丁光训出任名誉会长。该协会的成立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五大宗教之间、两岸之间、中国与国际宗教组织之间搭建一座宗教沟通与对话的桥梁，整合中华宗教文化资源，凝聚海内外、国内外宗教界、文化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拓展各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4月13日至16日，以“和谐世界 从心开始”为主题的世界佛教论坛将在浙江省杭州市和舟山市举行。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由中国佛协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旨在为一切热爱世界、关爱众生、护持佛教、慈悲为怀的有识有为之士，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此次论坛虽然只是佛教界之间的对话，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论坛将对世界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是以共同开展慈善活动等形式促进宗教对话。
　　中国宗教界素来有扶危救难、乐善好施的历史传统。各宗教在慈善实践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事实证明，在实践中的对话，最能增进了解、促进友谊。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神州大地，中国宗教界积极携起手来，以一种民胞物与的宽大胸怀，发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精神，积极投身到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危难之时献真情，危难之处显身手，用爱心和行动续写着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地震海啸袭击了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沿海地区，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消息传来后，我国宗教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筹集善款，并发电慰问，组织祈祷，尽自己所能支持灾区的救援工作。这样的善举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体现了宗教的大爱精神和真正意义。
　　2005年8月，我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界响应宗教文化出版社、中国宗教杂志社的倡议，共同募集善款，在青海省高寒贫困山区援建麻其同心小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闻知此事，欣然题词并捐出个人稿费，高度赞赏这种宗教合作的精神。各宗教的代表在这次活动中相互尊重，增加了理解，建立了友谊，为新时代的宗教对话做出了诠释，树立了典范。
　　1977年香港佛教、天主教、孔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团体成立了“宗教思想交谈会”，后来发展为“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座谈会”以促进互相尊重、彼此了解及共同欣赏为目的。近三十年来，香港六宗教领袖明察时代的需要和新世纪的和平精神，打破宗教间的分歧和思想的局限，跳出自我，真诚地直接交谈，本着和衷共济的宏旨，携手合作，为社会的演变谋求福利，为世界的和平贡献力量。
　　多年来，中国宗教界正是以各自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关爱他人、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同时又在实际行动中不断推进宗教对话，使宗教对话在中国有了更多鲜活的事例。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宗教争端四起、战乱不断，而中国却“风景独好”的重要原因。我们期望，中国宗教对话的模式和经验，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借鉴；我们期待，中国宗教对话的传统和方式，能为各国宗教的存在和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