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至十五世纪新疆宗教关系研究（2）

二、西辽政权（含屈出律时期）的宗教施政
　　西辽政权（含屈出律时期，下同）的宗教施政，在时间上分为两大时期，即耶律氏统治时期（一一三二～～一二一一）与蒙古乃蛮王屈出律统治时期（一二一一～～一二一八），在地域上，突厥斯坦、新疆以及河中等地的情况也有不同。之所以会这样，与上述地区在西辽政权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伊斯兰化程度有密切关系，也与西辽政权存继期间整个国际政治形势的变有关。
　　约西元一一三二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力城正式登基称帝，号称菊儿汗，一一三四年，再建都巴拉沙衮，于是便在中亚建立起了牢固的根据地。一一四一年，卡特万草原（the Qa.t-wan steppe）一战击溃中亚穆斯林联合有生力量，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嗣后，鉴于中亚地区政治形势复杂，他便仿效契丹辽王朝“因俗而治”的作法，把自己的政治版图分成三个不同部分，实行不同然而却是很微妙的统治。
　　首先，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突厥斯坦地区，是其国基所在，他便牢牢控制在自己在手中。由于随他而来的契丹诸部大都游牧在这一地区，自然也就以国制统治著这一地区。史载他在北庭都护府会十八部王，是否这十八部都随其到了中亚，不得而知，想必也不完全可能，但可以肯定，这十八部中的敌剌部和茶赤剌部随他到了中亚，史籍还载他于康国元年三月以七万骑兵东征，这是能见到确切记载的最大兵力数字，当角，他的实际后力要远远多于此，因为这只是上述提到的两部的兵力。志费尼也告诉我们：“当他离开契丹时，他由八十名他的家人和部下陪同，仅管据另一说法，他是由一支极庞大的部属随同。”志费尼还告诉我们，在叶密力时， “这儿有很多突厥人和部落大量集合在菊儿汗身边，以致他们达到四万户。但他们在这里也不能停留，因此他们继续前进，到达蒙古人现在称之为虎思八里 (Ghuz-Baligh)的八剌撒浑”（注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四一七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Ｏ年五月。）。总之，有大批游牧部落随他，来到突厥斯坦地区是可信的。这些游牧部落当然是要以“国制”来治理了。
　　其次，对于花拉子模和河中的喀剌汗朝政权，他不仅让他们承认自己的宗主权，还时刻注意他们的动向，必要进出兵弹压。史载：“算端乌思蛮的祖先、河中的算端们承信他为他们的宗主”，“花拉子模沙阿即思遣一名使臣去见他，答应臣服于菊儿汗，并同意交纳一笔三千金的那的贡赋（注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四一八页。）。根据对西辽时期军事行动的分析，其主要用兵地区几乎全部集中在花拉子模与河中等中亚地区（注释：参考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三二九——四二二页；F.H.Skrine and E.D.Rose,The Heatrt of Asia,　Chapterxix;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P.321-380.）。在这一地区之所实行军事镇压为后盾，或以军事为持衡手段的政治统治手法，与这里具有著强大的穆斯林势力及其对西辽契丹的民族仇视有关。
　　第三，对新疆等其他被征服地区，只要他们承认西辽的宗主权，按时缴纳贡赋，服从西辽派到他们那里的“沙黑纳”，在政治上便很少再施加其他压力，其控制也就相对的松。如志费尼说：“这时把黑沙派纳派到从谦谦州到巴儿昔罕（Barskhan），从答剌到牙芬奇（Yafich）的各个地方去（注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四一八页。）。”拉施特也说：“当时畏兀儿人向（哈剌契丹克儿汗）纳贡，（克儿汗）在他们之上指派了他的一个名叫少监的大异密做监国（?ihneh）（注释：余大均、周运奇译，（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一一页，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五月。）。”
　　对于西辽政权来说，这样的统治必然要求相应的宗教政策与之保持一致。许多学者教认为，西辽王朝实行的是“宗教自由”政策。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尽赞同。为了对西辽王朝的宗教政策做出较为全面、正确手估计，现将有关情况列示如下：
　　１．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史料看，还没有能证实西辽耶律氏王朝公开倡明过自己的宗教政策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首先是因为，西辽王朝所统治的政治版图加虽然十分广大，但由于在征服这些地区之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国家政权形式，在使其承认自己的宗主权后，其职能照行不误。为就是说，在凡是这样的地区，西辽政权实行的都是间接统治，而它实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则主要是以巴拉沙衮为中习的突厥斯坦，这样，公开宣布一个统一的宗教政策将使执行者受到约束，不利于灵活处理有关的问题。其次，契丹民族是作为“异教徒”来到中亚地区的，它与穆斯林宗教势力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这种矛盾和对立使它很难公开宣布一个十分得体的宗教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谨慎的沈默反而处理具体宗教问题保留了极大的机动灵活性。
　　２．巴托尔德在《蒙古人侵时的突厥斯坦》一文中曾有一段这样的评述：
　　我们看到，早在十二世纪上半叶，一个戴有“世界之柱石”（Sadr-Jahan）称号的世袭khatiibs与raises王朝在布哈拉崛起了，但不幸的是，关于这些sadr的家系某些说法是矛盾的。勿庸致疑，他们对世俗事务的影响必然导致他们与撒马尔干诸汗之间发生争端，也必然导致他们与平民大众和喀剌契丹之间的冲突。这告诉人们，为什么从Omar—Sadr Omar是被喀剌契丹人处死的——开始，“殉教者”（shahid）这一称号一直加在所有sadr们头上，无论如何，杀死Ｏmar以后，喀剌契丹承认他的继承者的宗教权威。根据Nizami-Arudi，这个继承者是伊玛目Ahmad b.Abd-al-Aziz（牺牲者的兄弟？）；如果Nizami-Arudi是可信的话，喀剌契丹总督Alp-tagin （或Atma-tagin）被迫在所有事务上遵循该伊玛目的指示（注释：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P.353-354.）。
　　３．巴托尔德还记术了另一件事，即当巴格达哈里发与塞尔柱苏丹Muhammad发生矛盾时，花拉子模沙I1-Arslan从中调停，在他给巴格达宰相（Wazir）的一封信中，据说他写道，只有苏丹Muhammad 能根除呼罗珊的强盗，摆脱河中异教徒的枷锁，这些省分的人民在耐心地等待著他的到来（注释：见Barthold,　Th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P.332.）。
　　４．对于耶律大石的宗教信仰也众说纷纭。伊本·阿西尔说他是一位摩尼教徒；朱兹贾尼说他秘密成了穆斯林（注释：见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九Ｏ页，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５．《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载：
　　又三日，东过霍阐没辇（锡尔河）。至行在，闻其航桥中夜断散。盖二十八日也，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乾，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
　　按：蒙古人也有夏不浴于河之俗，但从“可戒其众”一句看，似乎并非指蒙古人而言。也可能夏不浴于河之俗为某些游牧民族所共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当年耶律契丹直接统辖地直到成吉思汗西征时，“奉天”之俗犹存。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对耶律氏的宗教施政作出如下的大致估计：１、对于花拉子模和河中等地区，由于这里是伊斯兰教地区，宗教势力很大，且对耶律氏这个“异教徒”怀有很强的敌对情绪（如上述３条），因此在这里实行了宗教让步政策（如上述２条的示）。２、在突厥斯坦，这里是以契凡民族为主体的诸游牧民族地区，因此实行的是坚持本民族（契丹民族）宗教信仰（如上述５条所示）前提下的宗教宽容政策。３、在新疆地区，这里本来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方，而且各种势力又比较分散孤立，因此，因其俗而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当然，耶律氏政权本身未这样倡明自己的宗教政策，我们不过是做一致估计，唯此而已。但从这一估计中也可以看出，西辽耶律氏的宗教施政是比较灵活的，这一点应与其“因俗而治”的政治统治精神是一致的。至于说其“宗教自由”，我们不禁要问，是指今天意义下的“宗教自由”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宗教自由”？２条不是告诉我们布哈拉还有“殉教者”吗？
　　西辽王朝末期，政权为蒙古乃蛮部首领屈出律所夺取。他上台以后，实行了残酷的宗教迫害政策。
　　屈出律，在拉施特《史集》的汉译本中又称为“古失鲁克”，他是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当乃蛮部受到成吉思汗的沈重打击以后，他于一二Ｏ八年逃亡到菊儿汗处并获得其保护。一二一一年，他趁菊儿汗直鲁古从叛亲离之际，收拾旧部，夺取了西辽的最高统治权。但他并没有杀死直鲁古，而是尊之为父，束之高阁。
　　屈出律夺取统治大权以后，西辽国事骤衰，中亚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案拉施特《史集》，“当古失鲁克在古儿汗（即菊儿汗）处获得保护时，古儿汗是统治突厥斯坦和河中的所有各国和地区，拥有大量军队、武装、人民、侍从（khyail—u haxam）的伟大君主，花拉子模王马合谋算端正的祖先按照条约必须（向他）每年进贡三千抵纳儿，（老花拉子模王还）给（自己的）子孙留下遗嘱，让他们忠于这一点，永远不背叛”（注释：《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四八——二四九页。）。但到屈出律统治时期，在西方，花拉子模已成长为蔚然大国，代替了昔日西辽在中亚大片在区的霸主地位，富庶的河中地区也不已不属西辽所有，即我国史书中的所谓“继而算端西削其地”（注释：李志常编《长春真人西游记》。）是。
　　在东方，高昌亦都护政权在一二Ｏ九年春也摆脱了西辽的控制，杀死西辽少监，投靠了成吉思汗。即使西辽控制的突厥斯坦地区，也是危机四伏，反抗日起。史载，屈出律当政时期，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属民，被激怒的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阿力麻里的斡匝儿汗就是在斗争被屈出律杀死的。早在耶律氏时期，“可失哈耳和忽炭（khotan）的君主曾起兵造反”（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上册，第七三页。），结果遭到了残酷镇压，直到届出律统治时，这里的斗争仍在方兴未艾。屈出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实施他那著名的宗教迫害政策的。
　　本来，屈出律与仍蛮部族一样的信奉聂思脱里教。后业他娶了契丹族一位少女，后者“劝屈出律随她皈依偶像教，放弃他的基督教”。屈出律为了镇压喀什噶尔人民的反抗斗争，便释放了曾被菊儿汗囚禁的喀什噶尔王。但后者还未进城，。就在城门口被当地贵族杀死了。显然，当时这时里的斗争形势是非常复杂的。
　　新疆伊斯兰势力经过长期发展，到了屈出律时，已经牢固地掌握了喀什噶尔和于阗地区。史载于阗这时已有了专门培养神学人员和从事伊斯兰教神学研究的“学院”，这里光有伊玛目就达三千多人（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上册，第八一、八四页。）。广大穆斯林的反抗招致了屈出律的残酷迫害。屈出律的宗教迫害政策内容主要有：１、强迫于阗居民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要他们在下列情况中做出选择：要么信仰聂思脱里教；要么信仰佛教；要么穿上契丹人（有说汉人）（注释：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五二页。）的袍子。据说，这些宗教迫害措施在喀什噶尔也有实施，如志费尼说：“屈出律征服可失哈耳和忽炭，放弃了基督教的教规，改从偶像的习俗。之后，他逼迫这些地方的居民背叛他们纯洁的哈尼菲（Hana-fite）教，皈依他教。”２、禁止穆斯林举行宗教仪式，封闭神学院。如“穆真（muezzin）的祈祷召唤，一神教徒和信士的礼拜，都被中断，学院被封闭和堕毁”（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上册，第七三页。）。３、企图通过“暴力和政权”施加淫威，迫使穆斯林宗教领袖放弃自己的神学理论。为此，屈出律亲自在于阗城外参加了同伊斯兰教教长们的辩论，但因辩论失败，怒杀了伊玛目Ala-ad Din muhammad（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上册，第七三、八一～～八五页；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五二页。）。４、放纵喀什噶尔“异端的偶像教徒随意大肆胡作非为”（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上册，第七三页。），或“多神教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能反抗（他们）”（注释：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五二页。）。屈出律的上述宗教迫害政策为我国新疆穆斯林造成很大破坏，当时，“穆斯林事业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它给全毁了”（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上册，第七三页。）。
　　三、西辽（含屈出律）时期新疆宗教关系
　　任何一种宗教形态，要想获得发展和传播，就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客观存在形式，教必须依托于一定物质的社会力量。西辽（含屈出律）时期，新疆伊斯兰教及其他非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同历史命运，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理论问题。
　　西辽（贪屈出律）王朝存续仅八十多年，但它在新疆宗教关系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它的重要性在于：不仅打破了前一时期形成的新疆境内伊、佛峰峙的宗教格局，它还使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宗教在新疆西部地区，度过了这段十分艰难的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复杂了这里的宗教关系，是必然要出现的。这一时期新疆宗教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民族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了宗教关系的空前复杂化。
　　取律大石在中亚建立政权之前，新疆伊斯兰教与其他非伊斯兰教宗教虽然在地域上是对立的，但宗教关系却不是复杂的，它们还能各自守定疆界，维持著相对和平的宗教关系。但是，西辽政权建立以后，这个中亚伊斯兰教世界“异教徒”政权，使大量的非穆斯林民族来到了中亚各族穆斯林中间，这就必然复杂了各种民族社会关系，其中自然包括民族宗教关系。这其间，非伊斯兰教宗教在西方大规模地僧加其势力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契丹民族的西迁，他们主要把本民族的早期信仰和佛教带到了这一地区；另一次是与屈出律有关。根据拉施特的记述，屈出律在骗取菊儿汗的信任以后，便把流散的叶密立、海押立和别失八里境内的 “他父亲的部落和军队残余”都聚集起来，浩浩荡荡的开进喀剌契丹国境内。他们主要是把聂思脱里教带入了这一地区（注释：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五Ｏ页。）。
　　巴托尔德曾证实说，已发现楚河流域有若干属于西辽时期的基督教碑文（注释：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名十二讲》，第一三一页。）；还有说西辽时景教在巴拉沙衮地区流流，在喀什噶尔地区设了教区（注释：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九Ｏ页。）。这大批的“异教徒”进入中亚各族穆斯林之间，并与他们同处一域，就必然给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调适带来相当的困难。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一致所造成的。也是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习俗、民族心理、宗教文化使然的。
　　２、民族宗教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西辽耶律氏政权以其政治军势优势，灵活的宗教政策，尚能使新疆境内维持相对和平的宗教关系。
　　前文中已多次指出，契丹族耶律氏是依靠其相对强大的军事优势，在短期内征服中亚各穆斯林王朝，从而确立自己霸主统治地位的。实际上，后来他也是靠维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支持自己的统治的。可是，光靠这些还不够，富于统治经验的西辽耶律氏统治者，还针对民族宗教关系复杂化的情况，实行了灵活的“因俗而治”的宗教政策。正是上述原因，才使新疆地区民族宗教关系虽然复杂了，但却没有被激化，因而维持了一段时期的相对稳定的宗教关系。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这对于各宗教信仰者相互认识和了解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对于各宗教形态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前此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前文中已提到的于阗伊斯兰化的发展情况。在那里，我们看到，伊斯兰教信仰不仅是得到了巩固，他们还建立了神学院，用以发展伊斯兰神学研究，培养宗教神职人员。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光伊玛目就达三千多人，这当然是有所夸大，可其发展盛况却不能因此视而不见。也可能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地域了也获得了一定的传播。虽在南疆的传播情况不太清楚，但在北疆却由玛纳斯地区向东传播到今昌吉以西（不包括昌吉境内的昌八剌或彰八里城）地区。
　　史载长春真人西游时业到回纥八剌城，在这里，“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倾听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注释：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在西辽统治时期，在海押立和阿力麻里——普剌两地区还存在著两个政权。巴托尔德认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注释：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名十二讲》，第一三四～～一三五页。）。志费尼也说阿力麻里——普剌王“虽然鲁莽，有勇无谋，却是个虔诚的、敬神的人，对苦行僧（指苏菲教徒）优礼相徒”（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上册，第八七——八八页。）。海押立王阿尔斯兰汗很可能出自喀剌汗朝，若是不错的话，它当然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了（注释：关于阿尔斯兰汗，各史书记载不同，请参考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史》上册，第八六——八九页；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二六页，以及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l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Francis Woosman Cleaves,§235.）。不过，这两个国家很可能在喀剌汗朝时就已伊斯兰化了。
　　３．蒙古乃蛮部人屈出律在夺取西辽政权后，不顾日益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推行宗教迫害政策，严重地恶化了新疆宗教关系。
　　西辽耶律氏是靠军事征服建立自己的霸以地位的，这种统治很难维持长久。事实上，随著方花剌子模国家的兴起和壮大，西辽的统治和影响便逐渐地受到削弱并退出了河中地区。在新疆、于阗、喀什噶尔穆斯林也发动起义，反对西辽耶律氏政权的统治。这些事件虽然都有著很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民族矛盾，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方面。就在这种情形下，屈出律又把大批的蒙古和突厥部落从草原地区带到中亚来，这更进一步复杂了民族关系。屈出律又把大批的蒙古和突厥部落从草原地区带到中亚来，这更进一步复杂了民放关系。屈出律的宗教迫害政策，并不纯然出自宗教矛盾或宗教情感的对立，这实际是民族政治矛盾和民族压迫在宗教领域，或以宗教压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论如何，屈出律所推行的宗教迫害政策，给新疆穆斯林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对这一情况，十三世纪实成书的著名长诗《直理的入门》有所反映：
　　学者丢弃了善功，隐士舍弃了虔诚，
　　哲人竟跳起欢乐的萨玛手舞足蹈，
　　禁止异教的人已无影无踪，
　　异端学说却猖獗风行。（注释：转引自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一七二页。）
　　不过，也必须看到，在屈出律推行宗教迫害政策时，广大穆斯林并没有完全逆来顺受，而是采取了灵活机制的斗争方法。如志费尼说，当时广大穆斯林看到“既然改奉他教是不可能的，迫于无奈，他们穿上契丹人的服装。全能真主说：‘若非出自本意，且非行恶者，是为被肋迫之人。’——确实，汝主至恕至慈”（注释：何高济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七三页。）广大穆斯林就是这样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总之，在西辽（含屈出律）时期。新疆和中亚地区自台自始至终存在著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民族社会矛盾，只是由于统治者们的统治手法不同而使一矛盾有时趋于缓和，有时被激化罢了。在这方面，耶律氏和屈出律正好提供了两个相反的典型，这是值得总结借鉴的。第五章　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
　　十四至十五世纪，随著昔日团结进取精神的泯灭，蒙古民族不仅丧失了在我国的统治　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成吉思汗的后代也终于因其民族的落后性而不得不接受先进文化的改造。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以察合台系为主的诸蒙古势力陷于内乱倾轧之中，他们手足相残，精力内耗，终于为昔日以武力征服的穆斯林民族用其先进的文化——伊斯兰教所征服。随之，伊斯兰教又借助蒙古人的势力，也以广大穆斯林团结一致，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在与其他宗教势力的生存竞争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疆长达六个世纪的伊斯兰化过程也终于唱出了尾声。
　　一、新疆蒙古皈依伊斯兰教始末
　　从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全过程看，十四至十五世纪伊斯兰教在东方传播重新进入了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新疆境内长期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民族（察合台系蒙古族）和地工区（土鲁番地区）终于放弃了抵制，皈依了伊斯兰教。
　　自从十三世纪中叶即元世祖以来，新疆和中亚地区一直陷于严重的动乱之中。在这种动乱中，西北地区各蒙古势力彼此残杀、谷岸陵移，不断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到十四世纪初，窝阔台系蒙古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终于在这种内耗中退出了西北政治舞台，但并没有结束其他三个蒙古势力即所谓术赤、察合台以及旭烈兀西北三藩之间的明争暗斗，自相残杀。
　　这一时期，在我国新疆境内，自从窝阔台系没落以来（注释：窝阔台系蒙古没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始于一三Ｏ六年，根据《新元史》卷一Ｏ七的有关记载，大德十年（一三Ｏ六），窝阔台后王察八儿在察合台系后王笃哇和元朝将领日赤察儿的联合打击下，战败投降了笃哇，“自是海都分地尽为笃哇所有”。），主要的政治特点是，察合台系藩国内部各势力的统一与分裂斗争。根据《新元史》卷一Ｏ七，“自怯伯以后，札剌亦儿、速勒都思、巴鲁剌思及阿鲁剌惕四族专权，境内分为二十五汗国”。这里说的是中亚和蒙兀儿斯坦境内的政治状态。实际上，这时还有另一支蒙古势力，即朶豁剌惕蒙古势力也在为这场政治动乱兴波逐澜，它的主要活动地域是新疆南部。这支蒙古势力并不属于成吉思汗古家族血统，但据说早在察合台时他们就被分封在新疆Mangalai Suyah（意为“向阳地”，主要指南疆“六城”地区）地区（注释：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一五五页。），到十四世纪上叶，他们趁混乱之机，拥众自立，成为左右察合台后王废立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个人命运乃至察合台藩国命运与之有著极为重要关系者，就是下文要作为新疆宗教关系的中心人物来说的秃黑鲁贴木儿。这个人物的出生和血统充满著许多神秘色彩。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根据蒙兀儿人传说，告诉我们：“秃黑鲁贴木儿是也先不花汗之子，也先不花汗是都哇这子，都哇是八剌汗之子……（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一五一页。）。”歇里甫爱丁在其《贴木儿武功记》中说，秃黑鲁贴木儿是都哇之子（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一六六页。）；阿布勒·哈齐也承认秃黑贴木儿是也先不花的儿子（注释：见刘迎胜《元末的察合台汗国》，载《西北民族研究》一九八方年第一期，第七九页。）。根据都哇一三Ｏ六年去世（注释：见Vambery,History of Bokhara,P.157,not1.）,而秃黑鲁贴木儿出生于希吉拉历七三Ｏ年（一三三Ｏ）（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一七七页。），可以判断歇里甫爱丁之说不成立。可是，若按《新元史》的有关内容来推算，也先不花死于延佑年间（一三一四～～一三二Ｏ）（注释：《新元史》卷一Ｏ七载：“延佑元年（一三一四）也先不花入寇，……未几，也先不花卒，弟怯伯复立，数寇边，延佑七年（一三二Ｏ）遣拜住入朝。”因此，根据《新元史》可断定也先不花卒于一三一四～～一三二Ｏ年。），似乎也先不花为秃黑鲁贴木儿之父说也不成立。我国学者刘迎胜便持一否定观点（注释：《元末的察合台汗国》，第七八页。）
　　实际上，秃黑鲁贴木儿确属也先不花之子，我们的结论来派于对《新元史》中一段记载的分析，《新元史》卷一Ｏ七载：
　　（阿里·苏尔滩卒）国人立宽阇孙谟罕默德，卒，立不里五世孙合占，国相喀斯庚汗叛立，合占败死，喀斯庚汗立太宗后裔达尼斯乃赤，未几，喀斯庚汗又弑之，立笃哇曾孙巴颜合里，寻废巴颜合里，立也孙贴木儿之孙贴木儿沙，后又废贴木儿沙，而立阿密而，喀斯庚汗与不赛音奎尔德部构兵，败死，时阿密而亦卒，子德克尔克贴木儿嗣。卒，子义利阿斯赫戛嗣。初，德克尔克贴木儿使义利阿斯赫戛守撒马耳罕，以喀斯庚汗附马贴木儿佐之，其子义律亚斯与贴木儿不协，贴木儿谋杀其父子，事泄出奔。及义利阿斯赫戛嗣位，贴木儿势力复振，使义律亚斯攻之，大败，……义利阿斯赫戛卒，贴木儿乃废义律亚斯。
　　关于贴木儿出奔的原因，《贴木儿武功记》载曰：“异密别克并不听汗的指令，非但暴虐无道，甚至企图公开（背叛汗）。当异密贴木儿眼见到汗令不行，从而使国家陷于混乱，……所以就到荒漠中去了（注释：转引《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一七七页。）也可能是歇里甫爱丁为圣者讳而把“背叛汗”的罪名从贴木儿身上抹去，加在别人头上了，这且不管他。
　　经过对照分析，我们认为《新元史》中的“义利阿斯赫戛”就是海答儿《拉施德史》中的“也里牙思·火者·乌黑兰”，两者不仅名字可以堪同为一，而且事迹也基本一致。那么，“德克尔克贴木儿”就是“秃黑鲁贴木儿”和多桑的“Kutluk Timour”（注释：见Vambery,History of Bokhara,P.157,note1.）。至于“阿密而”是否也比定为“也先不花”；这倒是一个很有趣有的问题。恰巧的是，阿布·哈齐说：“艾马勒火者（Aimal Khwaja），也就是无不花的称号，统治马维兰纳儿的人。”宽答迷儿（Khwandamir）也曾提到一个亦迷火者（Imil Khwaja）在蒙兀儿斯坦自立为汗。对于这个亦迷火者，普赖斯根据《阿克巴尔轶事菁华》（Khulasat-ul-Akbar）称为亦勒火者（II Khwaja）或艾勒火者（Ailkwaja）；歇里甫爱丁称之为艾马勒（Aimal）(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四四页正文及注 ②。)。
　　然显，“阿密而”、“艾马勒·火者”、“艾马勒”、“亦迷火者”、“亦勒火者”，或者“艾勒火者”，指的都是同一个人，这似无可争议。阿布·哈齐还说：“因为当时在哈实哈儿、鸭儿看和阿拉山（Alah Tagh,即畏兀儿斯坦）已不再有任何察合台后王被认为是具有统治权了。于是蒙兀儿诸异密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从不花剌邀请也先不花，奉之为哈实哈儿、鸭儿看、阿拉山以及蒙兀儿斯坦的汗”（注释：转引自《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四四页。）。Vambery根据对穆斯林史料的研究，也说，一三一六年以后，也先不花在河中地区消失了（注释：Vambery,History of Bokhara,P.156.）。
　　从上述全部情况看，认为秃黑鲁贴木儿之父就是也先不花的一个最大障碍是《新元史》的那段不利的记载。不过仔细分析之，似乎《新元史》也有可通融之处。如第一、元朝也先不花死的消息很可能是来自延佑七年由怯伯派遣回到朝廷的拜住（注释：自从也先不花以来一直到怯伯时期，察合台藩国与元朝关系很紧张，拜住就是也先不花时扣住的元朝派往伊儿汗的使节。），这以前拜住一直住在撒马尔干，既然也先不花这时早已不在河在地区，拜住便以为他死了，以讹传讹，元朝政府也就深信无疑了。第二、也可能是元朝政府或《新元史》的作者根据不断寇边的主人由也先不花而换成了怯伯这一点推测出来的。第三、也先不花到了东部地区以后，自立为汗，换了称号，让外人更难识其面目了。第四、《新元史》在叙述阿密而被立为汗时，一返惯常作法，不交代阿密而世出，这一点说明他们并不了解阿密而的来龙去脉。所以，笔者坚持为认为，也先不花为秃黑鲁贴木儿之父，那么，也先不花之死不能早于一三三Ｏ年。至于《新元史》说阿密而（也先不花）曾又由喀斯庚汗立为汗，这也不能断然予以否定，应该珍惜汉文史料这一有益的补充。
　　根据海答儿的记载，秃黑鲁贴木儿出生在一个名叫都合台·失剌瓦勒的大异密家中，这是因为他的母亲蒙力克在怀著他的时候，被也先不花的宠妻撒的迷失可敦按蒙兀儿人的习惯配给了这位大异密。也先不花死后，“汗位虚悬，群龙无首，危乱渐生”，于是在秃黑鲁贴木儿十六岁的时候，被朶豁剌惕家族的大异密播鲁只从喀耳木人那里找了回来。当时，朶豁剌惕家族在统治著自己的封疆：曼朶赖·苏雅，他们的驻节地在阿克苏。作为王子的秃黑鲁贴木儿十八岁时，在阿克苏结识了沙黑·札马鲁丁（注释：沙黑·札马鲁丁是罗布·怯台人，也是大毛拉叔札乌丁·马哈木的后人，马哈木的亲兄弟就是成吉思汗在不花剌杀死的那位菲速丁长老。马哈木曾被流放到哈剌和林，在哈剌和林遭受天灾时，其子孙便来到了罗布·怯台。），并从他那里了解了伊斯兰教的信仰。他决心在登上汗位以后皈依伊斯兰教。二十四岁进，已成为汗王的秃黑鲁贴木儿在沙黑·札马鲁丁之子阿儿沙都丁大毛拉的主持下正是皈依了伊斯兰教。随之，他便在蒙古人中强推行伊斯兰教信仰。据说，在他皈依伊斯兰教的第二天，就“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位汗也‘行子割礼’”。这一年是一三五三年（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一五九～～一六五页。）
　　在整个西北地区，察合台藩地内的蒙古人是皈依伊斯兰教较晚者，他们的这一保守性与他们长期生活在草原上很有关系。正因为这样，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在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土鲁番地区的伊斯兰化
　　新疆地区伊斯兰化开始后的几个世纪以来，土鲁番及其地区就像一位犹豫不决的少女，一直不愿向伊斯兰教敞露自己的胸怀。尤其是在蒙元时期，伊斯兰教已像海洋一样包围了她，汹涌的浪涛不断冲击著她们那用以防范的海堤，但这座巍然矗立的孤岛仍在骄傲地昂著她的头卢。
　　前文中曾叙及，自从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以来，高昌在新疆境内一直占有著较高的政治地位。后来，到蒙元时期，高昌回鹘王国不知何故改名为畏兀儿亦都护高昌王国，不过，由于亦都护主动归顺成吉思汗之后，却赢得了后者的青睐，使得以土鲁番为中凡的“畏兀儿地”，作为亦都护的封地保留了她的政治独立性和延续性。只是到元世祖时，由于西北地区政动千乱，土鲁番地区遭受到察合台后王都哇等势力的多次进攻，才迫使亦都护王国放弃了经营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土鲁番地区，一徒哈密，再迁永昌。至晚到至顺三睥（一三三二）这里已被纳入察合台后王的统治之下了（注释：参见〈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元经世大典》；《新元史》卷五十；以及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六Ｏ、卷三十六。）。不过，到元朝末年，这里肯定曾再度回归到元朝政府的掌握之中，如别失八里汗黑的儿火者时，曾“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陲重镇哈剌和卓和土鲁番”（注释：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儿史记》第一编，第二二五页，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大明一统志》“火州”条也说，到明朝初年，土鲁番和柳城的统治者仍保有“万户”称号，这也证实元朝末年曾在这里设立过万户府进行统治。
　　无论如何，到明王朝扩展其势力于这一地区时，土鲁番、火州和柳城已再主被纳入察合台后王政权别失八里的统治之下了。如《西域番国志》“别失八里”条载：“其封域之内，惟鲁陈（柳城）、火州、土尔番、哈石哈、阿力马力数处，……（注释：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第二四二页，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当时，别失八里汗是以用残酷手段进推行伊斯兰教而闻名的马哈麻。
　　在〈绪论〉中已谈到，穆斯林史料说早在八世纪上叶，土鲁番地区就曾皈依过伊斯兰教，但这种说法有多少内容可信，现已无从考证。海答儿也说，在黑的儿火者发动圣战时，曾强迫土鲁番居民改信过伊斯兰教，并且土鲁番和卓曾被当时的人们称为“Daral Islam”（“伊斯兰教之地”）。他又说：“马哈麻汗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虔诚的穆斯林。……当他在位的吉祥时期，大多数蒙兀儿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他还说：“大家都知道，马哈麻汗在强使蒙兀儿人皈依伊斯兰教时，采取了严酷手段。例如，蒙兀儿人如不缠头巾（daz-tar），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注释：以上见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二二五、二三三页。）。”可是，当时明朝使臣陈诚于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出使西域路过土鲁番时，他看到这里仍“信佛法，僧寺居多”，佛教气氛十分浓重（注释：见《西域番国志》。）。当时正值马哈木（即海答儿笔下的“马哈麻”）统治时期。土鲁番在马哈麻这样的人统治时期，都未皈依伊斯兰教，这的确值得令人深思。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离土鲁番七十里（或曰一百里）的哈剌和卓即火州的佛教势力已显然衰落了，如《西域番国志》载：“（火州）昔日人烟惟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
　　根据《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到十五世纪中叶，即亦力把里汗也先不花在位时，土鲁番仍是一个佛教胜地，这里似乎还曾建立过道的佛教政权，如《明英宗实录》卷八十四载，正统六年（一四四）十月，“米惜儿等地面使臣赛亦得阿力辞，命赍及彩瞥赐其王速鲁檀阿失剌福、……土鲁番在面头目巴剌麻儿称失里”。这位 “巴剌麻儿答失里”头目很可能就是我们在《明实录》中经常见到的，那个与明朝关系非常密切的，很有根机的佛教徒首领。这个人的名字在《明实录》中由于汉译的原因，有好向种写法：总统（僧职）古麻剌失里（一四一一年）、回回（？）僧巴剌马·答失里（一四二六年）、国师（僧职）把剌马剌失里（一四二九年）与国师巴剌麻答失（一四三七年）。若这样的话，便证实，至晚到一四四一年，佛教势力在土鲁番仍很强大，而且我们将会看到，这时的土鲁番与以往不同，似乎与亦力把里政权的关系也很特别。
　　也先不花是亦力把里汗歪思的儿子，歪思死后，他继了汗位。但他当时年事很轻，手下的人对他不是很重视。可他却特别宠信一位土鲁番的畏兀儿族异密，后者名字叫贴木儿。这使得其了异密很恼火。于是他们便想伺机报复。史载：“其他异密看到贴木儿的擢升而自己被冷淡，大为不满，再也抑制不住心头怒火。有一天，他们当著这位汗的面把这个倒霉的人抓往砍成几块。”这件事发生以后，诸异密结党相争，亦力把里政权陷于混乱之中，也先不花对于所发生的事感觉到非常恐惧，便放弃了力把里政权，逃到了阿克苏（注释：见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二六七页。）。
　　从性质上看，这显然是一次宫廷政变。若是孤立地看，这一事件似乎与土鲁番并无多大关系。但当我们联系下面三个情况考虑时，事情恐怕就另当别论了。这即是：１、这一事件与那位土鲁番畏兀儿人即贴木儿有密切关系。２、虽然这一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无法考证，但是至晚到正统七年（一四四二）也先不花已在不亦力把里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一年的十一月向明朝派遣使臣者已不是亦力把里王，而是亦力把里地面的头目（这说明这里亦力把里国已分裂为若干地面），如《明英宗实录》卷八十载：“亦剌把里地面头目斐力哈保、土鲁番头目革力虎力遣使臣满剌阿黑麻的等贡马及玉石。”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仅一年之隔，巴剌儿答失里也被革力虎力所取代了。３、从这一年即一四四二年起，在《明实录》中再也见不到有关土鲁番佛教徒作为使臣前来明廷的记载了。如，在一四四一年以前，《明实录》中关于来朝的佛教徒使臣除了巴剌麻儿答失里外，还曾提到过：僧南答失里（一四一一年）、僧善实（一四二七年）、僧桑里大师（一四二九年）、番僧佛先（一四三Ｏ年）、回回（？）僧海天（一四三三年）、僧人格来（一四三七年）等（从一四三七至一四四一年，没有土鲁番使臣来明朝）。这种情况在一四四二年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相反，我们在《明实录》中却见到如下的记载：正统十一年（一四四六）、“土鲁番地面回回所镇抚撒法儿来归”（注释：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一。）；景泰元年（一四五Ｏ），“土鲁番进贡回回察乞儿并凉州回回沙即班等来归”。（注释：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九。）联系上述情况，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地说，发生在也先不花时的这次宫廷政变也影响到了巴剌麻儿答失里的政治命运，引起了土鲁番出现了大的政治变动，但我们起码可以说，在巴剌麻儿答失里之后，土鲁番的佛教势力逐渐衰落下去并渐趋于沈寂了，而伊斯兰教势力则在这里日益发展壮大起来。这也许是我们关于土鲁番皈依伊斯兰教所能提供的最多的情况了。
　　土鲁番皈依伊斯兰教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速檀阿力时又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以后不断入侵明朝边境外的哈密等地区，至速檀阿黑麻和满速儿时，最终迫使明朝放弃了这一地区，使之占为已有。伊斯兰教的边界就是在土鲁番的对外扩张中推进到哈密地区的（注释：《明史》卷三二九载：“拜牙即久归土鲁番，…… 回回一种，早已归之。哈剌灭、畏兀儿二族，逃附肃州已久，不可驱之出关。”这说明，至晚到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上叶，哈密也已成了纯粹的伊斯兰教势力范围了。）。于是，长达六个世纪的新疆伊斯兰教过程也就结束了。
　　三、十四——十五世纪新疆伊斯兰化突进的原因
　　伊斯兰教与其它宗教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还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一个地区或民族是否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就是是否已伊斯兰化的一个种重要标志。对于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来说，十四至十五世纪，不仅是他们伊斯兰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他们融入新疆这一地区民族文化之中的突厥化的重要时期。作为这一地区的统治民放，他们不仅皈依了伊斯兰教，还接受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在风俗习惯方面，接受缠头、割礼等穆斯林服饰和习俗（注释：参见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三四Ｏ页，及前文中的有关内容。），这一切都说明伊斯兰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已取行、得了极大的成功。关于这一点，海答儿的一席话很具有启发和总结意义：
　　当羽奴思汗登位之初，蒙兀儿人全都沿袭古俗，居住在蒙兀儿斯坦；他们避开一要城镇与农村，极其厌恶（这些地方），他们成为穆斯林，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事实上，甚至连名义都谈不到，天为他们被拐到周围和叶，像其他异教徒一样被当作奴隶贩卖。在羽奴思汗幸运地拜谒了纳速丁·火者以后，这位火者就写信给周围各地的穆斯林君主说：“我们已经见到速檀·羽奴思汗；一个部落的领袖是这样好的一位穆斯林而我们却欺凌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怕不允许的。”从那时起，被人们拐走的蒙兀儿人就再也不在穆斯林国家当作奴隶买卖了（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一一页。）。
　　有的学者认为十四——十五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掀起新的高潮，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即社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有著密切关系（注释：参见李泰玉《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源》，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第二八Ｏ——二八一页。）。对于这种看法，笔者很难持赞同意见。
　　的确，一二六Ｏ年以后，随著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战争的爆发，西北地区限入了长期混乱之中，可以说，这种混乱一直延续到近代，它为新疆人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给新疆地区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过极大破坏。一般说来，在现实生活苦难深重，在人们苦闷彷徨的时刻，是会为宗教的产生和传播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的。可是，这一般性的理论，却不能用以完全解释十四——十五世纪新疆伊斯兰教的传播情况。这是因为：第一、对于新疆蒙古人来说，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坚持游牧的生活方式，战争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比起各家耕民族和城镇居民来要轻的多。前已叙及，十四世纪新疆传播的一大突破就是使新疆以察合台系为主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正是这一部分蒙古人比起术赤和旭烈兀两支蒙古人来说，更加坚持本民放古老的民放文化传统，更为热爱传播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羽奴思就曾因为热爱城市文明生活而多次导致其属民的强烈不满，甚至父子之间也翻目为仇。
　　另外，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军事生活也是他们的重要生活来派之一。他们或者藉以掠夺其他游牧部族，或者藉以抢劫农耕民族和城市，或者藉以作为夺取政治权力的得要手段。与此同时，城市和农耕文明的破坏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生活手段。比如把城市和耕地毁作牧场。《西域番国志》就曾说：别失八里的“封疆之内，惟鲁陈、火州、土尔番、哈石哈、阿力马力数处，略有城邑民居、田远巷陌，其他处所，虽有荒城故址，败壁颓垣，番皆荒秽。”海答儿说：
　　我出生的时候是九Ｏ五年，……那时……蒙兀儿斯坦的城镇都已沦为废墟，那处初，（喜爱）城镇和农耕的羽奴思汗登上汗位。大部分蒙兀儿人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村庄，甚至连住都没有住过——他们可以说不识耕作为何事。他们就像深山的野兽一样野。（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五——六页。）。
　　显然，对于这样的民族来说，忍受战争的能力紧韧的多。第二、就吐蕃而言，虽然在海都和笃哇时期，别失八里和高昌地区曾多次遭受战争洗劫，城市被毁，人民流散。但我们知道，到永乐时期，吐鲁番仍浸透在十分浓重的佛教气氛之中。若说人们在若闷彷皇时刻需要一种宗教作精神支柱的话，我想佛教足够了。其实，就蒙古人而言，他们中的基督徒和佛教徒要远比穆斯林为多，何况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也曾在蒙古人中有所传播呢！
　　因此，十四至十五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呈异军突起之状只能从其它方面去考虑。
　　首先，新疆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是历史的必然。
　　比较而言，在新疆和中亚地区，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征服并统治其他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主要是凭藉草原民族天赋的军事优势。可是，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上它占有优势，而在于它在各种社会力量——政治的、统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的总和上，占有优势。当时新疆地区的蒙古民放恰恰缺乏这一点。这表面在：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前文中，在引述海答儿的有关记载中，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后，新疆蒙古人还过著纯粹的游牧生活，他们村有村庄，不喜爱城市和农耕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牧业生产本身就是落后的、原始的。因此，正是这种情况，才迫使蒙古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对其他民族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就拿广大穆斯林来说，他们在蒙古人的社会中，就充当守各种生活建设者的角色。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西征时，曾把几十万有手艺的穆斯林俘虏到东方为其使役。
　　另外，广大穆斯林商人在蒙古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也有著重要地位。作为一个游牧民民族，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的物质生活来源，除了一部份来自本民族牧业生产外，也有相当的部分（如粮食、衣料、茶叶等）依靠其了农耕社会提供，这就离不开当时作为一支重要商业力量的穆斯林的活动。后者当时是以“斡脱”而闻名的，这一点在前文中曾指出过。至于蒙古人文明程度较低这一点，可从蒙古人当初兴起时尚无文字这一情况中略见一斑。
　　第二、在民族政治方面，蒙古王公同室操戈，精力内耗，出现了无可挽回的衰败之势。自从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初，蒙古帝国严重分裂以来，新疆和中亚地区诸蒙古王公势力陷于长期内战之中。他们之间的这场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给这些地区的广大人民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为这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的损失，更主要的是这些手足相残的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西北地区的蒙古势力，削弱了他们在西北社会中的生活竞能力。
　　第三、在民族宗教方面，蒙古人中虽已有各种文明宗教的信仰者，但原始的萨满教仍作为民族宗教长期被保留下来。这一点也足以证明，蒙古人的社会文明处于长期的落后状态之中。而这种表现为原始宗教形态的社会文明，反过来又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形成一定的束缚力。这种束缚，随著蒙古民族与外来文明社会的交往的增多，随著由此而来引起的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强烈要求，就会愈感到有被抛弃的必要。
　　总之，众表面来看来，十四世纪新疆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一事，似乎是这支蒙古人的一次宗教让步，或是一次宗教选择；实质上，这是对一个落后民族的竞争实力的一次否定。
　　其次，十四至十五世纪新疆伊斯兰化重新出现高潮，是各族穆斯林长期以来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不懈努力的结果。
　　当蒙古人征服新疆和中亚地区时，这里除了畏兀儿亦教护高昌王国外，早已是一片伊斯兰教世界。不仅如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发动的三次西征，还使几十万名族穆斯林来到了东方。这些人虽在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却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保留了自己最具特色的也是最能凝聚本民族的信仰：伊斯兰教。来到异土他乡之后，他们并没有屈从命运的安排，而是坚忍不拔地宣传伊斯兰教，通过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来获得民族的生存。他们是胜利者。秃黑鲁贴木儿不就是在这样两位移民的宣传引导下皈依伊斯兰教的吗！与此同时，中亚的穆斯林也继续向东方扩张。十五世纪初，有自称穆罕默德二十六代子孙的玛合图木·阿杂木由中亚的布哈拉来到喀什，以“圣裔”的身分进行宗教活动，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史载：“噶木巴尔（先知）自祖国东迁至今山南叶尔羌、和田等处，回教努盛（注释：见《西域图志》卷四十八。）。”一三七Ｏ年，贴木儿帝国崛起，霸占中亚，屠杀景教徒，强令改宗伊斯兰教，终于命名景教势力一蹶一振，而伊斯兰教则夺回了丧失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宗教统治地位（注释：见徐自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闵文儒、陈玉龙编，第三一六页，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显然，进入新疆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自始至终注视著广大穆斯林的这种咄咄逼势。不过，一开始，蒙古人在军事政治上都非常强大，还能够有信心抵挡这种进逼之势，他们不仅让各种信仰者为他们服务，而且也不反对蒙古人以个人名义选择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教信仰。就拿察合台系来说，早在十三世纪就有八剌、木八剌沙和客尔格涅等皈依了伊斯兰教。可是，到十四世纪，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时蒙古人已在长期内讧衰耗中衰落下去，处于伊斯兰教文明包围之中的诸蒙古势力面临著丧失掉本民族传统特征的严得威胁，不仅如此，这以后，他们昔日世纪主人的骄傲也逐渐成为往事，代之而来的，正如海答儿前面所说的，是他们在穆斯林眼中能否够一个合格穆斯林的审视。忍肥这种审视的难堪的。
　　尤其是对于察合台系蒙古人来说，当他们看到伊儿汗国和术赤蕃地这些蒙古同胞都已为伊斯兰教气俘虏，就不得不对自己的前途发出深沈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时日满不在乎的磊磊大度便自然和胸怀狭窄起来，由不反对蒙古人以个人身分选择伊斯兰教信仰而变成个别人信仰伊斯兰教只能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秃黑鲁贴木儿的一个异密图列克的一席许是值得注意的。
　　所说，当秃黑鲁贴木儿要他皈依伊斯兰教时，他却一面流著眼泪一面说：“三年前我在哈实哈儿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害怕你，我才没有公开宣读信仰真主的祷词（注释：见《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一233～～一六五页。）。”这是一个怎样的气氛啊。伊本·白图泰也是曾告诉我们，察合台系在河目侯撒门丁·亚额“言语严厉”地当众训导他。可是，就是因为他违技了成吉思汗的法规而遭到了本民族人的反对，最的落了一个悲惨的下场。而代替上台的布尊则对穆斯林百般刁难，“意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修建堂会所”（注释：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三Ｏ二——三Ｏ六页，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
　　拉施特也告诉我们，十四世纪上叶，元朝铁穆耳合罕当政时，在河西地区有一个名叫阿难答的宗王皈依了伊斯兰教，不仅如此，他还使“依附他的十五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给大多数蒙古儿童施行了割礼”。这件事被告发后，合罕很生气，要惩罚阿难答，只是后来单阔真哈敦告诫他国家尚未巩固，而阿难答拥有许多军队一事，他才“释放他”，让他“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注释：见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三七八——三八一页。）。
　　总之，伊斯兰教在新疆诸宗教生存竞争中，依靠其强大的后方力量，充分发挥了数众多、政治合一的优势，发扬锲而不舍的民族团结进取精神，终于捧走了胜利者的桂冠。
　　此外，从土鲁番皈依伊斯兰教情况看，伊斯兰教之所以在十五世纪能攻下这块抵抗了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佛土，主要是借重了察合台后王的蒙古势力。这说明，新疆蒙古人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也成为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这支蒙古人虽在西北诸蒙古势力中是皈依伊斯兰教最晚者，但他们仍能赶得上新疆伊斯兰化的最后一个高潮，并在其中一显身手。
　　第六章　结束语
　　历史上，新疆地区不是著名的文明摇蓝，但她却有著令人羡慕的历史，无论打开它的那一章、那一节，读起来是那么畅快淋漓。
　　十——十五世纪的新疆宗教关系史亦属如是。
　　在本研究开始的那个时代，新疆历史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西面，伊斯兰教虽然就在卧榻之侧，但它花费了几个世纪的努力，始终未能越过帕米尔山障：在东面，自五代宋辽金以来，中原诸王朝正内顾不暇，大有弃西域于不问之势。可是，新疆却未因此而获得任何平静。这是因为，落难来到这里的回鹘民族，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正在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势力。一部新的历史正是从他们这里写起。
　　以回鹘民族为统汉民族的喀剌汗朝即样磨国的建立，终于使伊斯兰教找到了可以进入新疆的凭藉力量；新疆的宗教关系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大发展时期。在喀剌汗朝统治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了佛教势力深长的于阗国。这时，它虽然还局限于新疆西部地区，但它在这里却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并且还有了喀什噶尔和于阗这两个重要的落脚点；这就使它不仅能经受得住未来厄运的考验，还使它进一步向东方发展有了可靠的根据地。
　　作为“异教徒”的耶律大石的降临，使伊斯兰教由统治民族的宗教降到了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也使佛教和基督教再次回到了曾洒泪挥别的熟土。于是，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及其他信仰比肩并居在新疆西部地区，前此形成的伊、佛峰峙的宗教格局也得到了改变。蒙古乃蛮部落屈出律的短暂统治使佛教和基督教在新疆西部得以舒腰扬眉，伊斯兰教却不得不熬过它进入新疆后的最黑暗时期。
　　蒙古成吉思汗的铁蹄虽然蹂蹲了广大穆斯林的故乡，却使后者从此遍迹天涯，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穆斯林；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政策为诸宗教传播发展、竞争生存的提供了大好时光；十四至十五世纪，新疆地区虽然政局动荡不安，但伊斯兰教却异军突起，一扫新疆东部而后快。毫无疑问，帖木儿帝国、察合台汗国及其他蒙古势力在伊斯兰教的这次传播高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也许并不可悲的是，西北地区的蒙古人从此成了异乡常客，历史终于使他们自己改变了本来面目；新疆畏兀儿地区和民族，也终于放弃了长期抵抗，接受了这不可逆转的天数：成了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
　　在凡是涉及到民族政治利益、民族经济利益以及民族军事利益的时候，宗教利益无不退居次要地位。然而宗教关系却无不体现著上述关系。喀剌汗朝即样磨国建立以后，联合中亚布哈拉的穆斯林势力，在南疆同佛教国家于阗展开了长期斗争，并且在取得胜利发后将伊斯兰教传入了于阗，因而造成两大宗教势力对抗抗的假象。然而，这却不能掩盖这两大扩张势力间深刻的历史矛盾与尖锐的现实利益对立。蒙哥可汗马继位时，在高昌地区，发生了畏兀儿人的政权迫害穆斯林一案，这虽然是一件宗教迫害案件，然而其真正性质却非如此。从当归的情况看，别失八里已有较大的穆斯林势力，而这一外来势对于畏兀儿亦都护政权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威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亚穆斯林以“斡脱”闻名构成了蒙古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商业队伍，而高昌畏兀儿人也长期生活在商业要津，商业生活构成了他们社会生的重要部分，商业竞争及商业利益的对立才是这场宗教迫害案的本质所在。更何况这一事件与蒙古宫延内部的斗争还有一层微妙的联系。可是尽管如此，上述的战争也好、宗教迫害也好，却都是以宗教的外在形式进行的。
　　宗教关系在新疆地区体现著一种生存竞争关系；而在这场生存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同信仰民族间各种社会力量的全力较量。新疆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她吸引各种力量，无论是民族的，还是军事的，或者是宗教的，都要来这里检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在十至十五世纪，新疆地区始终存在著多种宗教，尤其是世界三大文明宗教更是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竞争市场，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似乎是罕见的。然而，事实证明，还是具有许多优越条件的穆斯林势力捧走了桂冠。这一结果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在这场竞争中，广大穆斯林有著可靠的大后方：阿拉伯、波斯以及河中地区早已是一片穆斯林世界，蒙古人又使他们有了地域辽阔的第二故乡。不仅如此，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又为穆斯林势力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这一切再加上穆斯林民族锲而不舍的团结进取精神，胜利当然非他们莫属。在这场竞争中，蒙古民族自己的信仰也属于失败者之列，落后的宗教就像落后的民族一样，是经受不住严酷竞争现实考验的。
　　在新疆地区，民族关系有多复杂，宗教关系就有多复杂，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无论是谁，一旦登上这个政治舞台，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认真考虑和慎重处理宗教问题，一丝不苟地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宗教政策。否则宗教问题往往是导致其政权倾圮的一个缺口。喀剌汗朝皈依伊斯兰教后实行的宗教扩张政策；西辽耶律氏的宗教政策是“因俗而制”，灵活得体；屈出律在宗教政策上倒行逆施，提供了一个失败者的借鉴；蒙古人的自由性质的宗教宽容政策是最成功者，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典范。
　　新疆是一个世界性的竞技舞台，她长期向各种游牧势力和农耕集团开放著，也向世界各种文明坦开著欢迎的臂膀。在中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就是各种文明、文化的集大成者。然而，新疆又是名符其实的大熔炉，不仅不同民族、种族一旦进入这里后有所得又有所失，各种宗教在这里也得到改造和纯炼。这里的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多民族性质，这一点不容否认。
　　如果说作为世界文化摇蓝的地方值得骄傲，那么，具有无比巨大包容性和造改力的新疆不也同样令人羡慕吗？
　　新疆是世界文化的聚宝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