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香佛国 和谐乐土 佛教对大理文化的影响

　　妙香佛国 和谐乐土 佛教对大理文化的影响
作者：赵怀仁 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

　　大理古称“妙香佛国”。“妙香佛国第一寺”的匾额，今天还高悬在大理城南观音塘山门之上。
　　佛寺遍地。有鸡足山、巍宝山、石宝山、水目山等名山大刹遍布苍洱之间。
　　有见佛即顶礼膜拜的虔诚信众。香烟袅袅，木鱼声声。很多白族人家都有佛堂，每逢初一十五，有不少老妈妈吃斋念佛。同一村社的老年妇女还组成所谓莲池会，轮流到各家拜佛以祈求平安，这一习俗至今不衰。
　　为什么大理的佛教氛围这样浓厚，佛教在大理地区的影响如此深远呢？这还得从佛教在这里字兴盛的唐宋时期讲起。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时间，距今已有约两千年。至隋代以后，在汉地形成了有影响的八大佛教流派。密宗是在唐代形成的汉地佛教中最后一个宗派。唐朝初年，佛教密宗沿川滇印缅古道传入云南大理洱海地区。首先为白族贵族大姓所接受，后来为历时五百余年的南诏大理国王室、贵族和文武官员所信奉。在大理国时期一度成为国教。到元明时期仍盛极一时，至清代才逐渐衰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初唐时期，南诏始祖细奴逻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建“大蒙国”，自号“奇王”，迫使邻近的白子国王不得不在祭柱会盟时禅位于他。为了巩固和发展，在政治上，他竭力争取唐王朝的保护和支持，曾于永徽四年派他的儿子逻晟率使团到长安纳贡称臣，被唐高宗授为巍州刺史。在宗教上，他又利用了佛教的传播，创造出观音菩萨点化，传王十三代的故事，宣扬“受命于天”思想。从此，南诏政权的历代统治者均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利用佛家思想对臣民进行思想和精神控制，他们大兴佛教，崇尚佛法，注意处理好政权与佛教的关系，采取与佛教相适应的政教体制。
　　南诏王室重用称为“释儒”，俗称阿吒力的佛教僧侣，任用他们为“长老”或“国师”。国师不但主持宗教活动，还参与政事，为巩固王室的统治出谋划策。大理国亦沿用这一制度。南诏大理国时期，较著名的国师有：
　　南诏王细奴逻的国师无言和尚；皮逻阁或阁罗凤时期的灌顶国师阁皮和尚；南诏劝丰佑时期的国师、主持重建崇圣寺三塔的圣僧李成眉贤者；劝丰佑时期还有著名国师赞陀屈多；南诏第十二代王世隆的国师、感通寺的始创者赵波罗等。
　　大理国开国之王段思平，重用密宗大阿吒力董伽罗尤为军师，联合也信仰佛教的三十七位部落首领共同作战，终于在后晋天福二年即公元937年，打败了大义宁国王杨干贞而自立为王，建国号为大理。段思平立国后也知恩图报，封董伽罗尤为相国，高方为岳侯，免去三十七蛮部的徭役。传说思平遇难时曾得到神人救助，就新建灵会寺，重修三灵庙，追封他的母亲为“天应景星懿慈圣母”。
　　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如此普遍而深入地信仰佛教，其中也不乏一种政治智慧，即利用佛教里边的宿命轮回、因果报应观念，通过宣扬“君权神授”思想，以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的权威性。这在大理国尤为突出。由于段思平的提倡，大理国王室对佛教的崇奉一代比一代更虔诚。
　　据《南诏野史》载，大理国立国316年，传位二十二主，竟有十位国王避位为僧，其中，仅有文经皇帝段思莫被废为僧，其余秉义皇帝段素隆等九位国王皆崇信佛法，禅位为僧，在家修行，方便成佛，这正是大理佛教密宗的一个特征。
　　广建寺院，大铸佛像，是南诏、大理国崇尚佛教的又一举措。在大理地区，著名的白族密宗寺院有：
　　南诏国早期的王室内道场龙于图寺；
　　大理崇圣寺。是云南古代佛教密宗的灌顶道场，也是南诏大理国王室的内道场，所以规模最大，《南诏野史》称其“基方七里，有屋八百九十间，佛一万一千四百尊，用铜四万五百五十斤”。所崇之圣是密教的圣观音，是崇圣寺的主尊。
　　密宗外道场的代表是剑川石宝山石钟寺。石钟寺石窟雕凿于南诏至大理国时期，前后延续300多年，石窟依山开凿，绵延3公里，主要分布在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地区。石窟中雕有“南诏王异牟寻造像”、“阁罗凤议政图”等，将国王摆到与佛和菩萨同等的地位，变成了白密的神祗，受到善男信女们的崇奉。
　　还有始建于南诏时期，后来历代都有增修的感通寺、圣元寺等。
　　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地藏寺，是大理国密宗金刚界的一个道场。寺内有一石幢，上有阴刻汉文《造幢记》，题头有“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泉洞儒释慈济段进全述”字样。
　　段进全在佛顶寺是慈济大师。是在寺读儒书的阿吒力。大佛顶寺原在今大理太和城遗址佛顶峰台坡地桃花山上，因年代久远寺已不存。关于苍山十九峰之一的佛顶峰的得名，《大理市地名志》说是“‘古时该峰上有一佛头寺’，以寺名峰，故名”。那就是说佛顶寺名在前，佛顶峰得名在后。无论得名在前还是在后，苍山佛顶峰的外形的确像一尊卧佛，靠西朝东，斜卧在马耳峰和圣应峰之间，这确实非常耐人寻味，从大理白族先民对像佛身的山形的敏感，也可以应证当年佛教气氛的浓厚。
　　铸造佛像之多，在南诏大理国期间也达到了高峰。各种寺院佛塔，均有佛教造像。仅崇圣寺就有佛像11000余尊。王室受到册封，也会铸佛送到寺院。劝龙晟受唐王朝册封为南诏王，就改元为龙兴，用三千金铸佛三尊送到佛顶寺。劝丰佑在唐文宗太和元年，因王母出家，用银五千铸佛一堂。连诛杀南诏第十三代王舜化贞的亲族八百余人，篡夺了王位的郑买嗣，也铸佛10000尊送普明寺以消灾祈福。
　　除铸造外，还有泥塑木雕、摩崖石刻造像等，在大理境内的各种佛像可说是不计其数。
　　佛教是靠佛经来传播其教义的。佛教传入云南大理白族地区一千多年来，曾留下大批珍贵的佛教经卷。虽经历代人为和自然损毁，后世仍发现了不少。1956年8月，费孝通、李家瑞等著名学者在大理凤仪北汤天“法藏寺”大殿中发现了两大橱古代佛经，约3000多卷册，加上各地先后发现，可以确定是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属密宗类的，有《大智度论》、《佛说灌顶药师经疏》、《大灌顶仪》等；属于显宗类的，有《大般若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还有《护国司南抄》等珍贵的写本佛经。费孝通先生看了着些经卷后，也发出了“北有敦煌，南有大理”的感叹。佛经的大量印刷传抄，对佛教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南诏劝丰佑天启年间，即公元840——859年，适逢唐武宗毁法灭佛的“会昌法难”期间，长安及各地佛教一蹶不振，中原密教从此衰落，但这一场毁法灭佛的运动似乎没有波及到南诏，反而使大量禅宗僧尼逃入苍洱地区，促进了大理地区显密二宗的兴盛。
　　元代初年，大乘佛教禅宗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影响后世达数百年之久。
　　正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和长期流行，使大理地区的白族等少数民族较早地接触了汉文化。除了文字之外，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也随着佛教寺院、造像、仪轨等的传承而得到发展。历经千年以上的积累，使远离中原、被视为夷蛮之地的大理赢得了“文献名邦”的美称。
　　明代汉地移民大量迁入云南，汉地佛教的禅宗、净土宗、临济宗等也随之进一步传入大理，很多密僧也修显教，显密双修的倾向增强。但由于显宗才是正统佛教的官方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大理白族地区的密宗日益衰微。汉传佛教则以宾川鸡足山为中心日益兴盛起来。
　　鸡足山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使明代时期佛教达到极盛，因为它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守衣入定以待弥勒的地方。
　　此传说来自于《白古通记》，说大理是古时的妙香佛国，点苍山古称灵鹫山，释迦牟尼曾在其上说《法华经》，迦叶尊者由大理点苍山入鸡足；阿难亲刻尊者相于华首门云云。迦叶入定的地方是在印度，怎么被附会到了鸡足山呢？原因是佛教从南诏大理国到元初都较为流行，元代以后禅宗传入云南，明代以后，汉地禅宗随着大批内地汉人传入云南，《白古通记》的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鸡足山佛教寺院像雨后春笋般兴起，从永乐至嘉靖、万历年间，逐渐形成了8大寺、34小寺、65庵院、170余静室的规模。
　　如果光有南诏、大理过统治者的提倡，而没有民众的信仰，很难想像佛教在大理地区能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影响。
　　究竟有没有来生，到底有没有因果？在人们还不能明确答复的时候，祈求总是民众的一种寄托。向外祈求神灵，向内修养心灵。希望神佛保佑的同时，自己也尽到努力。希望发家致富，自己也吃苦耐劳；希望行路平安，自己也行路小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修成善果，自渡渡人。在谈不上什么法制的古代社会，不失为一种约束恶行邪念的力量。即便在法制日益健全的现代社会，也未失去它引导人们弃恶从善的辅助作用。香烟袅袅，增进安宁气氛；木鱼声声，敲出和谐声音。在今天的大理，也成为乡村一景。
　　在唐、宋统治者崇奉道教的影响下，道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也有一定的流行，只是地位远低于佛教。明清时期，道教逐渐兴盛，形成了大理巍山巍宝山这样的道教名山和道教建筑群。
　　解放后，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大理地区出现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本主信仰多元并存，和谐共容的局面，不少宗教名山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建设，已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