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宗教文化有益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挖掘宗教文化有益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反映一定时期的人类的思维和认识水平。宗教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共同发展，同样体现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的探索成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独立成为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形成迥异于其他意识形态，相对系统和稳定的宗教文化体系，同时又对整体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表现出独特的历史作用。概括地说，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决定宗教，宗教体现文化。
　　宗教文化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多方位的文化功能，其中包括哲学解释功能、艺术创造功能、文化交流功能、教育传承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及生活习俗功能等，包括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人类整体文化的三大主要范畴。
　　宗教的器物文化包括庙宇、寺院、教堂、神像、神物、圣书、圣地、供品、祭品以及其他一切进行宗教活动所需的用物、工具和场所。这些宗教器物是宗教意识的物化现象，是宗教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
　　宗教的制度文化包括宗教的组织结构、教阶制度、宗教礼仪、戒律教规、宗教习俗、修持方式、节日庆典等构建宗教活动的一切形式和方法。这些宗教制度是宗教意识的结构性表现，是宗教得以依存的组织力量。
　　宗教的精神文化包括宗教经典、宗教教义、宗教神学、宗教人生观、神谕神启、宗教神话、宗教艺术、宗教文学、宗教音乐、宗教伦理等一系列宗教思想内容。这些宗教精神文化是宗教器物文化和宗教制度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应该说，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宗教文化的外壳，精神文化是宗教文化的内核。宗教文化既不是绝对的封闭体系，也不是高度开放的文化体系，而是一种亚封闭、亚开放式的文化。正是这样才保持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色。
　　探索、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是人类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宗教文化在这方面担任了前科学的解释功能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当人类还难以用理性和实证方式来解释世界现象时，宗教文化就通过其特有的直观性、猜测性的幻想方式来填补这个“真空”。因此，它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直到今天，宗教在科学无法完全把握的人生问题、伦理问题和心灵问题等方面，保留着解释功能，还有着相当大的文化价值优势。有学者指出，“不是所有的哲学都是宗教，但所有的宗教都是哲学”。从宗教的四大基本命题，即人与神、灵与肉、善与恶、天堂与地狱来看，与哲学研究的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等对象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哲学是理性的方式，宗教则是非理性的方式。
　　宗教和艺术的关系异常密切，一方面宗教要依赖艺术表现自己和影响信徒；另一方面，宗教对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影响了艺术的内容和表现手法。很多艺术门类都是直接从宗教艺术发展而来的或受到宗教艺术的重大影响，伴随着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而产生的。综观艺术史，包括雕塑、建筑、美术、音乐、文学、戏剧等等，很多内容和宗教水乳交融。
　　相对来说，建筑艺术受宗教的影响最大。从古埃及的金字塔、欧洲许许多多的大教堂到缅甸的黄金钻石佛塔，再到中国众多的寺庙，无一不是宗教的艺术杰作。有人指出，教堂建筑与寺庙建筑是西方、东方建筑艺术的代表作。
　　宗教对雕塑发展的影响也非常大。佛雕艺术，在我国和其他盛行佛教的国家的艺术史上，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我国的佛教石窟艺术在世界上极负盛名，其中敦煌石窟是由建筑、绘画、雕塑艺术组成的综合体，现存壁画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彩塑达2400多尊，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中，宗教和美术的关系极深。在宗教强烈支配人间生活的古代至中世纪，美术作品几乎全部从宗教中产生，美术成为宗教的贡物，以致形成各有风格和内容的基督教美术、伊斯兰教美术、佛教美术、道教美术等等。
　　就宗教与音乐的关系而论，音乐艺术的发展动力主要是来自于民间而不是宗教，但宗教为了弘扬自身精神扩大其影响力，需要借助于音乐，并对音乐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音乐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创新，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和进步。如基督新教创造的清唱剧和管风琴弹奏、巴赫的教堂音乐等，在欧洲音乐史上都带有划时代的意义。
　　宗教对语言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和口头语言的影响很大。宗教的传播还深刻影响了各民族的语言词汇。据统计，汉语源于佛教的词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词语的百分之九十。如“觉悟”、“圆满”、“境界”、“因缘”、“刹那”、“菩萨”、“世界”、“导师”、“烦恼”、“香水”、“食堂”、“解脱”、“律师”、“江湖”、“正宗”、“如意”、“顽石点头”、“清规戒律”、“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百尺竿头”、“拖泥带水”、“永浴爱河”等等，这些词汇当中，有的是使用范围扩大，有的已经偏离本义，但都说明宗教在其中的潜移默化作用。
　　宗教具有向组织外传播教义，发展信徒，扩大组织的特点，这一特点又决定了它自己具有特别的传播方式，往往是派出教职人员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家的进行传教活动。由于传教士的特殊地位及其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与发展。以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来看，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佛教东进，西域的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文学、数学、天文学、哲学等等，几乎包括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开始源源不断输入中国。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是促进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如数学、物理、机械制造、地理测绘、医学、建筑等传入中国，成为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这些外来文化和我国文化碰撞、交流与结合，被我国文化所包容和吸收，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文化，也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典型的例子，如唐末僧人守温借鉴梵语，制定了汉语36个字母，奠定了汉语音韵学的基础。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产生了广泛影响等等。
　　宗教教育是宗教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基础。以宗教教义为核心，以不同制度、不同层次、不同方式对信教者进行系统的宗教教育，这是宗教特有的教育传承功能的主要内容。主要有5种方式，即堂式教育、学校教育、神职教育、传播教育和家庭教育。堂式教育是对广大教徒进行终身定期日常教育的一种最为广泛而持久的宗教教育方式。基督教徒周日在教堂里聆听神父、牧师的讲经，穆斯林在清真寺接受阿訇解经，佛教徒在寺庙请方丈开示说法等，成为保存和传播宗教文化最为普通有效的方式。当今许多国家更是把宗教教育与普通国民教育相结合，使公民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接受系统的宗教教育。
　　宗教与道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宗教对道德所施加影响形成了宗教道德。宗教道德比世俗道德增加了神圣性和超越性，对人的行为规范更具有威慑力和普适力。宗教道德一般具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涉及人与神关系的行为规范，即“人神之道”；二是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即“人际之道”。宗教道德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确立神的威信来维护世俗道德，从而有利于社会结构秩序的稳定。宗教的“人际之道”与一般的世俗道德基本相同，各宗教内容大同小异。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施比受好”（《摩西十戒》），伊斯兰教的“人类皆兄弟”（《古兰经》），佛教的“五诫十善”，道教的“老君五诫”和“初真十诫”等。正如李瑞环所说：“我国各宗教倡导的伦理道德都有弃恶扬善的内容。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如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宗教界可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做出应有的贡献。”古人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邪教以神道惑人则天下乱矣。”点出了宗教由于其道德体系的良善决定其是使“天下服”的“教化”的性质，邪教也由于其道德体系的邪恶决定其是“天下乱”的“惑人”的性质。
　　宗教的生活习俗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功能在人们生活习俗中的延伸。把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这对于保持宗教文化的接续性和持久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通过祈祷、禁忌和节庆等形式转化到教徒的婚生、丧葬、服饰、饮食和娱乐等等必不可少的生活中去，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宗教习俗文化。如穆斯林的“斋月”及饮食禁忌、藏传佛教的“天葬”、基督教的“圣诞节”等，与许多民族的风俗习惯完全融合，成为这些民族文化生活的特殊标志。
　　提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宗教对科学的压制和迫害。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宗教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中世纪以后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以外，宗教对科学也有过积极的作用。在人类分工史上，最早出现的脑力劳动者大都是祭司和僧侣，他们收集、整理和传播古代科学知识并写进宗教经典，为后世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还有关于宇宙的生成、人类的起源、日月星辰的运行、富贵贫贱的原因等等也是宗教讨论的问题。关于时间、空间的概念几乎都与宗教有关。因此，现代科学的萌芽与古代方术活动和宗教实践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不仅中国道教炼丹术与化学、医药学有不解之缘，西方实验科学与修道院中的种种实践活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国王、诸侯和教皇更关心恒星、太阳、月亮和行星对国家命运和老百姓的影响，通常要聘请星象学家进行研究，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天文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世界观彻底决裂的第一次宣告，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富有特色、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地区，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而且在历史上也曾经广泛地影响了欧洲等地区。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善于吸收、包容和融合其他文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曾中断又不断发展丰富，在当代仍保持着持久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需要继续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也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宗教文化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体现各种文化现象中最深层次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的传统，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长期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体现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和民族的精神风貌。
　　宗教在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有过整体性的影响。如道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以人为本，认为“天生万物，人最为贵”，生命是无价之宝，不可论价，任何东西都不可与之交易等等。中华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道藏》语），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天人相分，强调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同样，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与中华本土文化水乳交融，使中华民族精神层面和思想境界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其重大影响有人概括为七种精神：自觉觉他、明心见性的超越精神；舍身求法、皓首穷理的求知精神；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踏实精神；农禅并重、自力救度的求生精神；洁身无欲、尘世无染的脱俗精神；大悲大慈、深爱众生的悲情精神；中外互动、与时俱进的顺时精神。
　　儒、道、佛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三大支柱构成的，儒、道、佛三家同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早在唐代，文人们就形成了“三治”的共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国学大师文怀沙认为国学精髓是“正清和”三个字，即“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儒、道、佛三家相近的文化旨趣是都关注人文价值，但其内涵则有着显著的差别，并呈现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支。儒家以“人”为本位，着重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人要在现实世界中提升品德，以达到理想世界，从而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传统（儒家的“以人为本”，侧重抽象、道德的人；道教的“以人为本”，侧重具体、自然的人）。道教以“自然”观照人，力主用自然性质、自然原因、自然规律来观照、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人的一切作为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变化原理，构成了一种自然主义传统。佛教以“解脱”为坐标来观照众生，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妄念、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理想境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解脱主义传统。儒、道、佛三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满足复杂社会生活的文化需要，适应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具体而正确地认识和阐释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不仅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
　　辩证对待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精华，舍弃糟粕。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包含着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中华文化也是一个良莠并存、具有内在矛盾的统一体，也就是说，要清醒地认识和区别文化传统有优秀与不良两种性质；要准确地评价宗教文化的有益成份与有害成份。我们要弘扬的是优秀传统，对不良传统则必须舍弃。区别什么是优秀，什么是不良，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从实质上说，也就是看其是促进社会的进步还是阻碍社会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传统的存在往往不是纯粹独存、绝对对立的，而是交叉互渗的。比如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既是一种因果律的理性观念，也是一种神学说教。又如道教的“以人为本”，既强调了人的生命无比珍贵，富有人权理念，但又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鄙视“杀身取义”的合理性。还如儒家的仁爱观念，既表现了人道精神，也包含了等级观念。总之，需要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行认真分析，以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特别是对以有神论、唯心论为思想基础的宗教文化，更要充分认识其根本缺陷，坚持“提倡有益的，反对有害的，允许无害的”，把握适度，注意分寸。
　　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保存和弘扬宗教文化积极因素的必然要求。
　　宗教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空间，还影响着多数人的精神生活，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所有人都成为科学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宗教界长期实行“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的方针，把他们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才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形成传播和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普通民众中坚守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阵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宗教文化积极因素对社会的正面影响，保持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
　　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调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和弘扬宗教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多作贡献。社会的和谐，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人与人的和谐，还需要人自身的和谐，而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有着丰富的关于和谐的思想资源，如果加以创新阐释和价值重建，用以满足普通大众的心理慰籍和精神关切，重构他们的内心和谐，其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