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之缘：国王护持佛法

　　南诏的统一，消除了由于诸诏争雄而造成的不稳定状态。为巩固和维系由军事征服和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在南诏蒙氏王族与白蛮大姓，以及主体民族白蛮之间建立一种共同的信仰，实现多元部族的一体化，已成为当务之
　　南诏王盛罗皮继位后．崇信佛教，塑大黑天神圣像。塑像将成，有一位天竺来的僧人，名叫菩提巴坡者，以秘咒丹书神位，为大黑天神像“开光”。到了阁罗凤时，佛教密宗与王室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不仅国王信仰佛教密宗，在王室成员之中，也开始出现了像阁陂和尚这样的重要人物。
　　阁陂和尚是阁罗风的弟弟。天宝战争阁罗凤大败唐兵之后，派遣他向吐蕃报捷，吐着派遣宰相倚祥叶乐送给南诏诸多宝物，其中有一把“扛伞”。在剑川石钟山石窟石钟寺区号窟“阁罗凤议政图”中，阁罗凤身旁的椅子里盘坐着一位和尚，其特征为秃头，穿大领僧衣，外罩袈装，手执念珠；椅子后面插着一把曲柄伞。这位和尚的座位居于阁罗凤左、右两侧的清平官之上，因此他应该就是阁陂和尚。由此可见，阁罗凤时，佛教密宗已开始对南诏王室产生重要影响。而像阁陂这样的土著僧侣的成长，说明了佛教密宗僧侣开始参与南诏的军事和政治活动。
　　南诏时期，有七位天竺高僧，先后为南诏蒙氏礼遇，教其国人，号称“七师”。这些僧人甚至利用一种来自于印度王室确认王子，或新登基国王获得合法地位的仪式，为南诏诸王灌顶，即所谓“摩顶蒙氏以主斯土”。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南诏国王与王室获得了“君权神授”的权威，另一方面，因为佛教密宗阿叱力“为君之师”，地位不断提高，在南诏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推动了佛教密宗的传播。佛教密宗僧人备受王室青睐和尊重的主要表现，是南诏、大理国均有封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中的高僧大德为“国师”的传统。
　　到了邓丰佑占时期，王室成员俱皈依佛法，丰佑的母亲还出家为尼，其妹越英公主则嫁给了来自天竺的阿叱力僧赞陀屈多。劝丰佑还颁行法令，谕民虔敬三宝，每户供佛像一堂。蒙世隆则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身体力行地推广佛教密宗。从丰佑起，每一代南诏王都虔心信佛，而且还通过各种手段来推广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由于有了王室的支持和参与，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便迅速传播开来，甚至已开始从洱海地区向滇池地区和滇东北地区传播。

　　南诏之后，大长和国郑买嗣曾铸佛万尊，为他杀绝蒙氏王室八百人忏悔。段氏大理国时期，把阿嵯耶观音奉为自己家族的保护神，将其称为“建国观音…‘真身观音…‘易长观音”，大量铸造阿嵯耶观音造像；对当时的阿叱力僧师僧、释儒十分推崇，将诸多的高僧大德封赐为“国师”；各级官吏“设科选士，皆出此辈”，悉从僧道中选拔
　　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是名符其实的国教。当时许多重要的佛教寺院、石窟、佛塔的建造，都与王公贵族有关。大理国时期的王公贵族不仅有在家信众，而且还有众多出家者。如现藏美国圣地亚哥美术馆的观音铜像，是“皇帝骠信段正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中国公高贞寿、高明清、高量诚”是崇圣寺三塔的“修塔大施主”；《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的全称是“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点明建寺功德主是高蹄城光；昆明地藏寺经幢为“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
　　阿叱力僧人利用王室及众多阿叱力出身的大姓官吏的影响，积极传布教义，传抄经典，使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的影响遍及大理国境内各地。由于王室为首的上层统治者，以及主体居民白族都笃信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洱海地区成了“无山不寺，无寺不僧”，而下层民众则“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
　　王室贵族与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的关系，从现存的“王者造像”中可见一斑：

　　剑川石钟山石窟，有“细奴逻全家福”、“阁罗凤议政图”、“异牟寻坐朝图”三龛南诏大理国王的造像。关于此类造像，有的学者认为是本主信仰，有的则认为是单纯的对国王的崇拜。问题是，王者类造像如果不是佛教密宗的内容，那它为什么会出现于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的石刻造像之中
　　剑川石钟山石窟之外，《南诏图传》中有中兴皇帝礼拜阿嵯耶观音的形象，《张胜温画梵像卷》中，王者形象也多次出现。“利贞皇帝礼佛图”中的利贞皇帝及后妃、王子、侍从的衣着装饰均与剑川石窟中王者的造像相类似。更重要的是，在第幅“十一面观音”像的下面，绘有南诏代国王及细奴逻、逻炎盛的妻子浔弥脚、梦讳作为供养人。
　　毫无疑问，现今所见的南诏大理国时期阿叱力教派造像资料中，几乎都有王者像出现，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佛教进入洱海地区之初，就与南诏王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历代南诏王均信仰阿叱力教派，并且还劝民以敬佛为首务。此类南诏大理国王礼佛的资料已如前述。值得注意的是，大理国的多位国王，本身就是释儒皆通的高僧。南诏蒙隆舜甚至改元“嵯耶”，可见他对阿叱力教派的信仰之深。正因为南诏、大理国诸王在信奉、传播和推广阿叱力教派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供佛饭僧的事迹就被描绘在阿叱力教派的图谱之上，并广为流传。就像天竺僧人的形象被雕于石窟寺及石刻造像之中一样，对传布阿叱力教派关系至巨的细奴逻、阁罗凤、异牟寻三位南诏王的形象，也被雕刻在剑川石钟山石窟之中。雕刻王者造像的初衷可能是为了纪念这几位对阿叱力教派有功之国王，而到了后期，他们也成了被崇拜的对象。因此，王者造像可能也是阿叱力教派造像中的一类。
　　元代段氏总管时期，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与段氏总管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景定元年公元年大理总管段实到北京朝拜元帝时，还带着阿叱力僧人一同前往。明代，尽管咀初对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有所限制，但不久便有著名的阿叱力僧人无极到南京朝拜明太祖。明成祖永乐年问，大理风仪北汤天大阿叱力董贤，奉诏到北京为宫中念经驱邪，有“逐邪功”，成祖赐“国师府”匾额一块。因此，在元明两代的地方府衙中，设有专门管理阿叱力事务的“阿叱力僧纲司”。
　　自南诏立国之初，至明代末年的余年中，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始终与上层统治集团关系密切，借助王室的力量弘扬教义，吸收信徒，力图把来自印度的佛教密宗发展为南诏大理国的国教，以至元明两代中央王朝都不得不承认它，甚至是依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