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德在抗战中的表现—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佛教大德在抗战中的表现—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饱经灾难。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半壁江山丢失，生灵涂炭，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的苦难。这时广大人民奋起反抗，开始了艰苦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中，佛教界最使人钦佩和受到社会广泛赞颂的是一些高僧、大德的杰出表现。
　　圆瑛大师毕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日本帝国主义制造9?18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时任会长圆瑛大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发表了《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通告全国佛教徒，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谴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呼吁日本佛教徒和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实施慈悲平等主义”。
　　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进行救护伤员和难民的工作，又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和医治难民和受伤的战士。为筹集救难资金，他携徒明旸两次到南洋诸地募捐，他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前后共计募捐达国币32400元，他将这些钱悉数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之用。
　　1940年9月，圆瑛大师刚从南洋回到上海，凶残的日本宪兵队突然涌入寺院将圆瑛、明旸师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宪兵队，后解往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关押。宪兵们面目狰狞，情况非常紧急。每当夜阑人静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大师进行严刑审讯，大师从容陈辩，不为所惧。日本侵略者见严刑高压制服不了圆瑛大师，便劝诱他出来与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绝。圆瑛大师始终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更不与他们合作。威逼利诱不成，日军只得放人。出狱后，他虽对外宣称闭门谢客，却依然关心国家的命运，曾致书中国佛教院的师生，郑重叮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讲中明确地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他甚至在临终之前留下的遗嘱中还一再强调：“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圆瑛大师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位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是一位爱国爱教大德“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民族精神。
　　抗战期间，中国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以身作则，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大业。太虚大师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念念在怀。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太虚大师就撰文批判。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太虚大师立刻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的佛弟子同赴国难。八?一三松沪之战爆发，太虚大师号召佛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与前线战士共同作战。
　　他控诉日本侵略实相说：“列强压迫中国之最甚者，要算日本。在过去的马关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等，且置不论。最近又逞其旧技，变本加厉……强占我国领土，残杀焚掠，肆无忌惮，东北精华，一扫而空。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正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他要求各地佛教僧侣，“准备奋勇护国”，“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理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他呼吁日本佛教徒出来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要求日本佛教联合会“领导日本三千万佛教民众，运其大悲般若，速破除贵国当局之无明贪嗔，撤兵回日，服礼谢华，弥将动之魔战，彰遍常之佛慈”。他警告日本：“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为日本所能完全吞灭！则势须出于兵连祸结，相持不下！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的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建议台湾、大陆、朝鲜的佛教徒联合起来，经菩萨大悲无畏之神力，制止一切非法行动。他揭露日伪口称自己崇儒信佛，却到中国以机枪大炮炸弹毒气大肆屠杀，实际上是“叛儒逆佛”。他告诉国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正义的战争，鼓励佛教徒要保卫世界的正义事业，号召国人团结一致支持前线的战斗，激励国人要奋斗到底，直到彻底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大都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于是日本发动第五纵队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展开破坏工作，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日本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为此英国曾将这条公路封闭三个多月，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对我国抗战造成极大困挠。为了揭穿敌人的伪装，太虚组织佛教团队出国访问。
　　1939年9月，访问团由昆明抵达缅甸，随后开始对缅甸、印度、锡兰等国进行访问。次年3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4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问团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太虚大师会见了尼赫鲁、甘地、缅甸僧上座等各国政要、僧俗人士，同时召开新闻大会。阐述中国与各国在历史上的睦邻友好亲密关系，揭露日本侵略的实情，宣传中国抗战的政策。这使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抗战情况有了了解，对日本的阴谋有了警惕，也对中国增强了友好往来。
　　1934年日本召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同邀中国佛教会和伪“满洲国”的“佛教青年团”，妄图分裂我祖国，太虚大师断然拒绝，使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没能得逞。
　　太虚大师与政府保持一致，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他在抗战中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抗日救国言论。据统计，在1931年至抗战胜利的这段时间，太虚大师前后发表了多达几十篇抗战言论，比如《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致日本佛教联合会》、《告日本佛教大众》、《电告日本佛教徒众》、《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以起来自救救国足矣》、《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日伪亦觉悟否》、《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通告全国佛徒加强组织以抗战》、《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占海南岛之威胁与佛教国之诱略》、《七七纪念的两个特点》、《佛教与反侵略的意义》、《应罗斯福总统邀请之和平建议》、《佛教与国际反侵略》、《反侵略要有坚强力量》、《出钱劳军与布施》、《抗战四年来之佛教》、《建立人间的永久和平》、《抗战五年来之新意义》、《因果昭然纵恶者可以止矣》、《联合国战胜后之世界》等等。这些言论既鼓励了佛教爱国人士勇往直前与敌斗争，又为抗战提供了理论指导思想。
　　近代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无论世学佛学皆有深厚的造诣，以持戒精严闻名于世，他虽然舍俗出家，但爱国之心不泯。七?七事变后，他尝于吃饭之时潸然泪下，对左右弟子说：“吾人所食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抒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以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大师一片爱国之心由此可见。
　　他在厦门弘法时，战事日趋紧张，各方都劝他避入内地，他却置生死存亡于度外，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坚留不去。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弘一大师同仇敌忾，把弘扬佛法与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著名口号，认为“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号召佛教徒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他甚至认为，必要的时候，应该做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对付敌难”，应该“舍身殉教”，而“殉教应流血”，同时将自己所居之室题为“殉教室”。他还创作了《三宝歌》等诗歌来鼓舞士气。弘一大师兴教爱国的精神，永远是佛教徒学习的楷模。
　　中国佛教协会的前任会长赵朴初居士是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先驱者。七?七事变的时候，赵朴初正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的常务委员，主持着异常繁重的日常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夜以继日地救助、安顿、输送难民。他经常在救济灾民的政府干部因险情四散离去的时候，独自于深夜高举一面红十字大旗，徒步率领上万灾民脱离险境，叩开紧闭着的寺庙、剧院大门，将灾民安顿好。据统计，在抗战爆发后的三、四年里，经赵朴初居士统筹负责收容的难民前后共达50余万人。
　　除对难民供给食宿、医药等生活治疗需要外，他还邀集教育界人士对难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在八?一三淞沪战场上，就有一批中青年难民经过短期的救亡教育，自愿作补充兵员上了前线，有不少人献出了生命。战线西移后，赵朴初以维护上海治安，拟将沪上的流氓、游民等送往温州开荒自养为名，取得当局同意，亲自将大批批受过教育训练的优秀青壮年难民和干部悄悄送往抗日前线。还有一批培训出来的难民就近在京、沪、杭平原地区参加敌后的抗日活动。这些被救助的难民难童之中，也有不少有智有勇的英才，他们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有的人在解放后还一直肩负重任，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热爱祖国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具的品德。抗日战争中佛教界高僧大德心系国家、情寄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爱国爱教的大无畏精神，值得广大佛教徒高山仰止。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牢记战争的可怕，珍惜幸福的生活，让我们在缅怀先贤的同时，携起手来，共同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
　　2、《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
　　3、《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8月。
　　4、《太虚大师全集》第48册，太虚大师全集影印委员会发行。
　　5、赵朴初《上海抗战收容难民》，中国佛教协会《法音》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