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宗教文化研究

略谈宗教文化研究
　　国家宗教局局长　叶小文
　　摆在我面前的，是带有几分泥土气息的《贵州宗教文化研究丛书》的梗概。细品书名，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宗教”？为什么要研究“宗教文化”？为什么要研究“贵州宗教文化”？
　　一、为什么要研究“宗教”？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也就是说，人在实现彻底解放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达到“围绕着人自身转动”的漫长的过程中，总有“围绕着人转动”的宗教会与之相生相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于是，观察、研究宗教，就是以改造世界、发展自己为己任的人类，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事情；就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重大、永恒的课题。“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里，马克思的“批判”，当然有否定之意，也必定有“研究”之心。
　　本质上是虚幻的，而又能够“总是围绕着人转动”的东西，必不简单，马克思称之为“虚幻的太阳”。试问天下万物，敢以“太阳”为喻者有几个？“太阳”是孕育、催生生命的根源，是人间最有用之物。宗教之能作为“虚幻的太阳”，也不仅因为它有“虚幻”的一面，还因为它也有“有用”的一面。何用之有？宗教之所以长期存在于社会，是因为社会需要宗教。或者说，是由于宗教有许多社会功能。宗教社会学家们将之概括为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控制功能、心理调适功能、文化交往功能。我以为如果说得再简单一点，其功能无非就是：1）幸福追求；2）道德约束；3）终极关切。“幸福追求”和“道德约束”主要回答“生命的活跃”问题，“终极关切”主要回答“生命的安定”问题。而“生命的活跃”与“生命的安定”的相加，就是任何“人”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生命的安立”问题。例如，“人”是高级生命的载体，佛教称之为“有情”，佛教的使命就是要“利乐有情”，佛教强调的就是安顿好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生死问题。因此，谈宗教的社会功用，尽管可以讲得天花乱坠，我认为最基本的其实就是：宗教是一种“生命观”。我们经常讲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却很少注意到还要解决好“生命观”，解决好“生命安立”的问题。而宗教总是用虚幻的方式关注着“生命的安立”。
　　我们讲得很少的问题，宗教却讲得很多。我们讲得令人将信将疑的问题，宗教却借“神”的口让人笃信不疑。我们使人虽然相信却难以践行的问题，宗教却借“神”的力使人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因此，对于世界上无以计数的人来说，宗教竟然可以成为一种入脑入心、具有内在约束力甚至精神控制力的生命观，成为“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的“虚幻的太阳”。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类不能没有太阳。相生相伴，挥之不去，人类不能不研究“虚幻的太阳”。
　　那么，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了，还值得大动干戈去研究宗教吗？十多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宗教情感本来是一种虚幻的体验，却会把人和神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宗教本来是‘攻心之术’，我们对它却‘攻心乏术’。总之，剧烈的社会变迁会使人们的精神需求这块领域留下大片急待耕耘的土地；而我们又一度忽略了宗教曾经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经营。社会主义不需要利用宗教，不需要发展宗教；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真正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信仰，成为个人的精神需求，宗教却要利用社会主义。”“为追求虚幻的目标而实现精神的满足是比较容易的；为追求实在的目标而注入精神的动力却是颇为困难的。虚幻的目标正因为其虚幻反不易幻灭；实在的目标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兑现而常令人失望。宗教在做着容易的事，却经过了顽强、持续的努力，把容易的事当作困难的事去做；我们在做着困难的事，却或因重视不够(‘一手软、一手硬’)，或因认识不清(急于求成)，或因功夫不深(时断时续、此长彼消)，实际上把困难的事当作容易的事去做。问题就出在这里，危险也正在这里!”（《宗教精神追求的误区与我们的反思》，《新华文摘》1991年第4期）
　　二、为什么要研究“宗教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教不仅以信仰的形态，而且也以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形态长期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对待与宗教有关的文化现象？我们讲“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宗教文化算什么前进方向？这是个颇为挠头的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对旧戏剧的方针时，曾经提出要“提倡有益的，反对有害的，允许大量无害的”。由此，我认为，不要简单用“先进”和“落后”来判别宗教文化，而是要辩证地看待和对待这一和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现象。我们既要高扬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来引导、带领群众，又要兼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其中当然包括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正确对待宗教文化在内。宗教中包含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宗教文化中也包含有益成分和有害成分。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上，支持宗教界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实事求是地肯定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探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分寸一定要把握好。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宗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可以肯定，但不能夸大。
　　文化是民族的根。西方历史学家们研究近代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得出的结论是，传教士深信只有挖掉这个根，“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之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纵览中国的文化，在全世界呈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48亿人信教，12亿不信教。而中国近13亿人中，信仰宗教人口约1亿多人，近12亿人不信教。如此说来，全世界不信教的人似乎都集中在中国！实事求是地说，除了应该不信教的6600万党员和6700万共青团员，其他10多亿人究竟信什么？不能说他们都是科学无神论者。他们没有成为几大宗教的成员，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积淀，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支配中国人的权力系统之一，就是“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鬼神系统，实际上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混合物。在此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宗法性传统宗教”，以“敬天法祖祭鬼神”为特征。儒家思想使“宗法性传统宗教”中的鬼魂崇拜观念有所淡化，但却强化了祖先崇拜的思想。孔夫子主张“君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应该“敬鬼神而远之”。但必须“慎终追远，崇祖敬亲”，“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使他们“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也就没有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多数人分别皈依了某种宗教。这就是中国十亿人至今没有信教的历史文化原因。但我们对这种现象不能过于乐观。实际上，对“鬼神”，人们“远”是“远”之，思想或心灵深处，还是要“敬”的。可以说，“不信教”的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其实也具有潜在的宗教心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学说的批判，让深刻影响了千百年的儒家学说动摇了，但随之长期被儒家学说“敬而远之”的鬼神思想，乃至“宗法性传统宗教”观念，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中国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神论的大国，虽然主流社会对宗教的态度并不积极，但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民间信仰和鬼神崇拜。
　　不破不立。破非一时之功，立也要有个过程。今天， 我们要用先进的思想号召和引导大众，要把这么多人改造成先进分子和无神论者，这无疑是应该坚持不懈、一代接一代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不正视长期历史形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国特殊的文化基础，这也是西方传教士们一直梦寐以求要“从根本上改组”而尚未得手的中国文化基础。不能不关心普通大众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基本关切。尤其不能不正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不少人出现困惑、迷茫和混乱，希望到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的现象。面对历史的深层积淀和现实的尖锐矛盾，我们如果只是满足于理想的目标，只能进行空洞的说教，贴不近、够不着、跟不上，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引导群众，就不但不能把普通大众提高到先进性层次上来，反倒会给传统迷信文化的死灰复燃提供空间，甚至为像“法轮功”邪教那样粗俗荒唐的歪理邪说留下发挥影响的空档。因此，在思想教育工作领域，要克服脱离实际，唱高调，说空话的现象，切实解决好转型社会中群众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
　　如果说“研究宗教”关系到正确把握人的“命根子”（人的生命观）问题，研究“宗教文化”则关系到正确把握民族的“文化根子”问题。地理学家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目的不是为了使江河倒流，而是为了科学地揭示其形成过程，预见其未来的发展，以求更好地整治和利用。同样，从初始形态的宗教文化中探寻各种文化形式的源流，并不是把文明还原为野蛮，把文化倒退到粗俗，而是为了追溯文化的根子，揭示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服务。
　　三、为什么要研究“贵州宗教文化”？
　　贵州的山，既高且多，全省“八山一水一分田”，苗岭逶迤，乌江澎湃。以如此之高之多之雄之奇的群山，当然就不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概念，而是“山高水长，人杰地灵”的景象。世代生活在这些大山里的人们，活下来就不容易。但他们顽强地生活、劳作、创造着，因而，也就一代接一代地孕育了像大山一样倔强的精神，创造了像大山一样奇特、险峻、深沉、丰厚的文化。又因为穷乡僻壤，交通不便，这些“原汁原味”的宗教文化的“活化石”，才得以藏之深山，传之后世。
　　那么，为什么要去拨弄这些“活化石”，去研究“原汁原味”的宗教文化？吕大吉先生说得好，“原始人的宗教信仰，不但是整个人类宗教的发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社会各种形式的源泉。文明时代的各种宗教，不管它们崇拜的神灵多么伟大，信奉的教义信条多么玄秘，构建的礼仪体制多么神圣，实际上都不是来自神灵的启示，而是起源于原始时代野蛮人粗俗不堪的膜拜。同样，文明时代各种高雅精致的文化形式：崇高的道德规范，庄严的政治制度，赏心悦目的文学艺术，智慧深邃的哲学思辨……尽管它们各有自己植根的社会土壤，但在其发育的初期，几乎无不脱胎寄养于原始宗教的腹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许许多多的宗教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像探寻金矿的淘金者一样，都情不自禁地走进原始宗教这个令人困惑不解而又使人兴奋不已的领域。”（《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总序》）当然，严格意义上的“原始宗教”在贵州早已踪迹难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仍然活跃在贵州的大山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是一个不会让淘金者失望的金矿。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贵州尚属我国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虽说可以“后来居上”，目前毕竟还在“屈居中下”。但并非因此这里出的书就没有上品。只要有志者立足于、扎根于这块有着许多“活化石”的土地，能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以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潜心钻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去发掘、探索、研究、写作，就可以从“活化石”中解读出有用的信息，从沃土中生长出新的奇葩。
　　犹如要研究犹太教才能懂得古希伯莱文明，研究佛教才能懂得古印度文明，研究儒、道思想文化才能懂得古代中国文明，研究“轴心时代”（约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古人类文明才能懂得现代文明，要研究当代中国宗教，也不能不追本溯源，关注尘封在深山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宗教。
　　犹如要考证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源头，就要去阿拉伯半岛，要考察中国宗教的源头，不妨去研究一点年代久远、藏之深山的贵州、云南、西藏等偏远地区的宗教文化。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真正有“灵”的，其实是人，是那些“山里人”，那些创造宗教（当然也包括信奉着宗教）的人，那些研究宗教的人。贵州的山，无穷无尽。贵州的人，是“山里人”，有山的品格。本书的作者群，我相信就是这样一批有山的品格和执着追求精神的人。
　　（本文是作者为《贵州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写的序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转载《中国宗教》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