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石刻与宗教义理（二十六）

安岳石刻与宗教义理（二十六）
　　在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是道教中管治天神的最高统治者。他代表道教，但他又只是一个行政长官，元始天尊才是道教最高的神。据传说，姜子牙受师父元始天尊之命，助周朝灭商朝，在周朝兴起的时候，对各教派人物进行封神。按理玉皇的位子是该姜子牙来坐的。姜子牙封神完毕后，还没封玉皇，有神问谁来当玉皇的时候，姜子牙说：“自然要来的。”当时有一个叫张自然的人，一听“自然要来的”，以为是叫自己了，便大步流星走上去坐上了龙椅。群神皆朝拜，错了就将就错了吧，张自然就当上了玉皇，而这个神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就象中国的历代帝王一样，多被塑造成了愚蠢无能的脓胞，或者是腐败残忍的暴君。玉皇被别人当了，姜子牙却没了神位可占，便只得挤到梁上去，所以后人称姜子牙为梁上君子。千百年来，人们建房时，总忘不了用红纸写上“太公在此，诸煞回避”，太公就是指的姜太公，即姜子牙。 　　
　　中国道教的上帝是玉皇，这与儒家的上帝不同，与耶教的上帝不同，与印度教的上帝也不同，若以佛教的天帝观来衡量，道教及回教的上帝同于佛教的忉利天主，耶教的上帝（从摩西、耶稣、保罗到奥古斯丁，已升了几级），同于佛教的梵天主，印度教的上帝，同于佛教的大自在天主，忉利天是欲界的第二天，离人间最近，梵天是色界的初禅天，大自在天是色界的最上一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比照，如有兴趣，不妨将各教的上帝观拿来跟佛教的三界二十八天的境界，相互对照一下，就可一目了然了，那也是很有趣味的工作。 　　
　　五、儒释道三教合龛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佛教源于印度，并延及东南亚许多国家，而儒教、道教则系国粹。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影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大解放的现象，到了秦末，形成了儒家和墨家并重，其他学派逐渐衰落的景象，道家奉行黄老清静无为思想，自然与世无争。到了汉朝，由于大儒董仲舒的极力倡导，形成了天下独尊儒术的格局。到了东汉时期，由于思想的长期禁锢，战争的频繁，儒家的礼受到分崩离析，这个时期奉行儒家思想的大臣多遭到冷落甚至诛杀，由此导致从政界到民间奉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道教也由此产生。这样就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于汉的局面。在这之后的历朝历代，儒道释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从不同角度排斥和吸融其他二教，共同促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道教对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东汉时期创造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条件。佛教一踏入中国这片传统文化底蕴极深的土地，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传教者为了立足于中国必须要迎合统治者意图，尊重儒教，另一方面对于儒教传教者来说，或多或少受到了儒文化的熏陶，自然要用儒家的观点来分析、看待佛教的教义，这就逐步形成了儒释现象。道教诞生后，最初主要是依赖和吸容儒家思想和儒教。第一部道书《太平经》采领先秦百家，承袭原始崇拜和信仰，宣讲仙真仙境及人可以学道积德成为长生不死的仙人等思想。同时，明确肯定儒教的三纲五常六纪，以类似于儒教君亲师的君父师为道教三宝，认为“此三行而不善”则天地人鬼神必共责之。晋时道教其集大成者葛洪在其重要著作《抱朴子》中却独辟篇章，专论儒学；葛洪的基本构想是道本儒末，兼通二者，如此便“内以治身，外以为国”，他认为仙道不悖于世理人情，“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可见，葛洪把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和儒教理解为道教修行成仙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 　　
　　南北朝时期催化了三教合一的产生。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崇佛，使佛教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佛教石窟造像也极为盛行，使佛教教义广泛向民间传播，寺庙吸纳了大量的佛教徒。政府出台了僧尼优惠政策，时僧侣众多，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崇佛现象。这个时期，道教为了自身的发展，就极力效仿和吸取佛教，同时继续吸纳儒教，对三教合一的产生和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道教较明显地吸取佛教是从东晋末开始的，南北朝时更为全面，从义理、仪规和具体修行等层面汲取和融会佛教。在义理上，东晋时道教仅限于吸取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南北朝时，除了因果报应说外，五道轮回、地狱托生等思想也屡见于道经。便道教斋仪规范化、制度化。一道士对佛理佛规身体力行，其中最典型的是陶弘景，他佛道并修，自称是“释迦佛陀弟子”，敬重佛法。可见，佛教对道教影响之深。 　　
　　儒家伦理和儒教信仰促进了早期道教的形成，在道教变革更新的过程中，被纳入道教体系，渗入道教各个层面。冠谦之改革五斗米道时很注重吸取儒家礼法和儒教礼教，认为道教的“建功斋清”、“诵诫”、“建功香火”等斋酸仪式的目的是以礼祈求神灵，各种长生成仙道术及其修炼必须“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孝”本是儒家的伦理规范和儒教信条，道教经书《孝子报恩成道经》却专论孝道，孝道成了道教的重要内容。儒家伦理和儒教信条也成了道教戒条。 　　
　　隋唐五代时期促进了三教合一的发展。隋唐五代是儒道释三教大斗争大融合的时期。虽然统治者的好恶，这段时期儒道释三教虽势均力，但排列次序和社会地位不断变化，三教之间尤其是儒、道与佛之间的论辩不断、冲突屡起。儒家与儒教被排挤，统治者所信奉的佛教与道教也有几次大的辩论和冲突。尽管如此，三教之间的融合也逐步渗透。儒教在隋朝从被动地位强调三教合一，至唐末，韩愈和李翱则更自觉地纳入佛道入儒。佛教也积极吸取道教，并在各个新宗派中容入道教教义和道术。而道教则一方面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特质，另一方面更深透地融合佛儒。 　　道教对佛教进一步模仿和吸容，力图使道教义理化。在佛教义理的影响下，唐初道教形成了佛教味颇浓的道派即重玄派，其主要特征是授佛教的玄、空等思想阐释老庄哲学，从而论述首都之“道”。道教义理化还表现在道经的大量问世。隋唐五代时期，述及教义、仪式、修持方法及方术的各类道经超过万卷，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我国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这是道教义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道教效仿佛教体系并吸取佛教的虚、空、玄思想，通过诠释庄思想而确定道体理论，从而完成了道教义理化过程。 　　
　　道教与儒教虽有磨擦，但相互吸容仍是主流。唐朝道士吴药力图消除世人对道教违反儒教伦理的看法。他说：“道之所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义合天地之宜，至礼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辩，皆自然所凛，非企羡可及”。他把仁义礼智看成是道的固有属性，只是以道为本。杜/光庭注重儒的忠孝仁信论，论道：“道德二篇……非谓绝仁义圣智，在乎抑浇诈聪明，将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混合于太和，体道复元，自臻于忠孝”。五代道士谭峭更有机地融合儒道，他在其《化书》中说道：“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救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变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之谓圣”。或许是由于生长于同一片土地，道儒常一并抗佛，其内部以相融相渗为主。隋唐五代三教合一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坚实的基础。 　　
　　宋代三教合一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官僚阶层和学士在指导三教合一，如宋朝宰相李纲著之教论，大学士苏东坡，文彦博封三教合一。宗教内部也倡导三教平等。儒学纳佛容道而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新形态儒学即理学，儒教有了新的理论基础，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完善，地位也更显著和稳定。由五代至宋的普州崇龛(今安岳龙西)人，道家学者陈传对理学形成有重要贡献，被尊为理学鼻祖。佛教由于地位陡落而力倡三教同流；道教繁衍出众多道派，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此时，道教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内丹论，二是三教合一。这两个特征密切相关，三教合一是内丹论的基础，也是道教的有机部分。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将内丹论明确化，初步完成了外丹论向内丹论的转变。他在有“经王”之称的《悟真篇》中指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他接受佛的禅论和儒家性命之说，揉三教为一体，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他的弟子白玉瞻承师说，认为“三教异门，源同一也”。宋元间产生的净明道以忠君孝亲为中心，实即儒化的道派。 　　
　　南宋初，金统治区诞生了著名的三大道派：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各道派在义理及具体修持方法上各有偏重，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突出了三教合一这一时代趋势。尤其是势力强大、影响久远的全真道，其教主王重阳以三教一家为立教之宗。“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这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王重阳性命双修以性为先为重，从最根本意义上论述三教同源旨归一。他宣讲老子、孔子和释迦皆为显迹之神，他们于三方立三教，以不同方式救度众生，因而，“三教者如鼎之足，身同归一，无二元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枝也”。王重阳的七大弟子及他们创立的北七真派都继承了教主的内丹论及三教圆融思想，其他承人和历代弟子也警记师训。 　　
　　玄妙观63号佛道合龛 　　
　　唐代作品。龛高1米，宽1.1米，深1米，佛像高1米。内龛楣浮雕卷草纹，其间共刻有10小坐佛。龛内正壁右刻毗卢佛，左刻天尊，均结跏坐于仰莲台上，身后有双重背光，佛背光上刻六孥具。佛袒右肩，着袈裟，旁边刻一弟子一菩萨。天尊着道袍，旁刻一胁待、一女真。三壁上方刻天龙八部。龛口左右各刻一力士，龛下沿立面正中一地鬼头顶香炉，左右两边刻金童、玉女、狮、供养人。此龛由于毁损严重，不易分析其造像特点，但佛着袈裟，确实在唐代造像中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