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岳石刻与宗教义理（二十三）

安岳石刻与宗教义理（二十三）
　　佛塔 　　
　　佛塔一般是供养佛的灵骨、舍利，释迦被火化后，依迦叶的建议，所有遗骨被分作八份。阿阇世王、离车毗族人、释迦族人、布利族人、俱利族人、摩罗族人，以及婆罗门和拘尸那城各得一份。各自分别在城中建了一座塔，埋藏遗骨，称“舍利塔”。后来阿育王出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修了佛塔，名阿育王塔。信佛的人到有塔的地方就要去拜塔，绕塔，绕塔要从右到左，最少绕三匝，绕后就拜，拜就不论多少。 　　
　　中国建塔起源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古代称之为“浮图”，我国古代塔并不是印度塔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原有的高层楼阁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佛教建筑形式，创造出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塔。用于供奉高僧的舍利和供奉佛像、佛经，还可经登临远眺。 　　
　　圆觉洞北岩舍利塔 　　
　　圆觉洞北岩舍利塔，浮雕，塔高8米，13层，古朴庄重，唐代楼阁式风格建筑。 　　
　　孔雀洞经目石塔 　　
　　高台座经目石塔高15米，共八方三层，每层各有柱8根，柱分八面，有六面各刻一佛学经目，塔层的共24根柱子上，共刻佛经名144部。无疑，这些佛学经目和古拙的字迹是研究古代佛学和书法的宝贵资料。 　　
　　华严洞1号窟左右两壁上方浮雕中的塔也别有情致。 　　
　　石刻佛经、经幢 　　
　　卧佛院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大批石刻佛经。卧佛沟南北两岩约800米长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有55个藏经龛窟， 其中已具雏形或竣工的43窟，空经洞1个。已刻经文至今保存完好的15窟， 佛经刻字面积152平方米，现存清晰可辨的共20余种70余部300余卷40万字，包括从东汉桓帝到盛唐时期500年间的经典译作。主要有《妙法莲花经》、《佛名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药师琉璃光佛功德本愿经》、《佛说莲花经》、《佛说灌顶随愿意往生十方净土经》、《大般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密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修多罗般若波罗密经》、《阿弥陀经》、《檀三藏经》、《金光明经》、《维摩诘所说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 　　摩崖刻经盛于北齐,唐朝以写经居多，安岳卧佛院刊刻佛经是全国罕见的，专家盛赞安岳卧佛院石经是国之瑰宝。另外，著名的北京房山居寺石经和四川灌县灵岩山石经都刊刻在石板上，象安岳卧佛院凿窟刻经还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经目中的《般若波罗密心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是玄奘译经班子传下来的全国最早的版本，《檀三藏经》更是绝版。 卧佛院石经的刊刻年代属于盛唐，刻石上有“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8年）二月刻”的字样， 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经文。还有“唐开元十七年”、“唐开元二十一年”、“唐开元十五年”等题记，可以看出刻经是一个巨大而又历时较长的工程。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75部、1335卷，义净译出61部、260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104部134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372部、2159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次有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816部、4066卷）。 　　
　　卧佛院经文字就书法艺术而言，它也是颇为珍贵的，值得我们今天效法，从中汲取精华。系阴文，约直径两厘米大小， 直行镌刻在窟内左中右三壁上。主要是唐楷，具有唐代小楷写经的典型特征。字体端庄灵动，美丽工整，潇洒飘逸。笔法之精妙，读看摹临，皆是最大幸运，最大享受。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卧佛院石刻经文并非完全为唐楷，还有很大部分的“魏碑体”楷书。我们来看46号窟的左壁前半部分刻的《大唐东京大敬爱寺释静泰撰〈一切经论目序〉》，后半部分刻的《大般涅磐高贵德王菩萨品之二十三》。这些字体与唐楷形成了鲜明对比。用笔以方为主，方圆结合，写得气势磅礴，偏侧取势，结体宽和疏宕，有北朝书法的风韵。 　　
　　为什么同一处刻经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高潮，北方雄强、坚健的书体时称“魏碑”。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影响深远，许多寺庙中也存有魏碑石刻。隋统一南北后，书风渐渐南北合流。至唐代，楷书发展至峰巅状态，但却是程邈、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的总结完善。初唐书法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大都笼罩在王羲之的书体下，并对以后书风造成了极大影响。又由于唐朝佛教的鼎盛，小楷写经便很普遍。卧佛院石经大都是这种严格意义下的唐楷。盛中唐倒有了书法个性发展的特色，一些书家便取法魏碑。46号窟左壁经文即是得力于魏碑的书作。 　　
　　卧佛院经文只有“王宾镌”的题刻，是何人所书，各种资料中均未提及,但可以看出是当时的名家书写。一是可能为翻刻。从“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释静泰撰”和“龙塑三年（公元663 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及“开国公韩威、判官洛州司土参军李亮、台使郑州司土参军卢行讷、判官王屋县郑祖均等精检复”可以看出：佛经由大敬爱寺传来，而刻经是奉皇帝的命令，并通过有关官员三道精心校对的。可见，卧佛院经文是有政治基础和有意识安排的。东京即今河南洛阳，而魏碑体中最著名的“龙门十二品”即来自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卧佛院经文依稀可见“龙门十二品”的韵味，这也说明安岳石刻与龙门石窟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些经文可能是奉诏来自于洛阳的僧人所写，或者是洛阳大敬爱寺译经手迹本在安岳的摹临翻刻。二是可能由主持修建卧佛院的高僧玄应书写。据史书记载，玄奘取经回长安后，专门组织了译经班子，有12人是得力助手，他们分工合作，玄应就是专门负责抄写经文的，这么说来，玄应的书艺水平应是在佛门中高水平的。玄应的生平不详，但据《中国名人大词典》(中华书局出版)记载：他于唐贞观末年在西安报恩寺译经、校经、其学识渊博，著有《玄应音义》一书。三是可能由专业书写者书写。安岳卧佛院刻经与民间崇佛和还愿风兴盛有关，如《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上就留有“长江县李涉敬造供养”字样。唐代刻碑以名家手迹为荣，如先人死后请不到名家写碑文，便认为是一种羞耻。捐资刻经更是信佛者对佛的敬仰。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写经应是请名家书写。不过，古时有一批专门从事书写工作的“抄手”，他们的字漂亮大方，也得到社会公认，唐代经文很多都是由这些人书写，当时书作多不留名，他们的遗迹今天才被我们所珍视。 　　
　　卧佛院经文中还有“无”等一些简化字体，说明简化字在当时已流行。这与隶书、草书、行书最初都由民间流行，后由官方或某个出名的书家整理规范是一样的。这些简化字大多成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规范化汉字，这对我们研究文字学和书法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卧佛院52号浮雕经幢 　　
　　卧佛院52号龛佛雕经幢系五代作品。该经幢刻工精细，分别刻有四金刚力士托幢，二麒麟、二龙吐水、倚坐四天王、小坐佛、莲纹、云纹、风钤等，幢上方有题记。 　　
　　龙、狮 　　
　　在佛经中，龙是八部鬼神之一，后受佛的教化而成为护法神。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利用其传统文化，将佛经中龙进行了改造，如卧佛院44号龛碑首浮雕的交尾双龙，就是中国人意识中龙的形象了。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独有的文化符号，龙的出现，据专家考证，它与原始巫术、宗教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炎黄传说是华夏民族的祖先，汉代《史记》中有炎帝与龙的故事。说炎帝的生身父亲是神龙。中国关于龙的传说故事，龙的谚语、龙的成语非常多，以龙取名的也多。 　　
　　龙到底是什么呢？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硕大无比，能飞善游、呼风唤雨、助善惩恶的神异动物。据考古发现，龙的原始形象，是一条巨蛇却又长着四条象羊腿的东西。在原始社会，人们曾经用某种动物或某种植物作为氏族的标志，称为图腾，黄帝所率领的六个部落，又各以猛兽为图腾，虎是六部落之首。这些氏族与部落联盟时，又需要一种共同的标志，于是单一的动物图腾演变为多种动物形象的复合图腾，这就是龙。后来又演变成具有鹿的角、狮子的鼻子、老虎的眼睛、牛的嘴唇、马的髦、蛇的身子、鱼的鳞甲、鹰的爪子的一种奇异动物。 　　
　　相传龙有九个儿子，一个喜欢背重物，名叫屃屭（xi,xi），样子象龟，人们总见它背驮着一块高高的石碑；第二个喜欢远望，名叫螭吻，所以爱站在宫殿的屋脊上；第三个喜欢吼叫，名叫蒲牢，常蹲在铜钟钟纽上；第四个爱打官司，名叫狴犴，以前的监狱门上处处有此君；第五个叫饕餮（tao,qie），喜欢大吃，常站在古代装食物的鼎盖上；第六个爱戏水，就守在桥柱上；第七个喜欢格斗，名叫睚眦，常伏在刀上；第八个爱烟火，名叫金猊，香炉上常见到它；第九个叫椒图，像螺蚌，喜欢关门，常呆在门首。你游览庙宇、宫殿、欣赏文物的时候，稍加留意，就会看见龙的儿子。云居山圆觉洞岩腰上就雕有直径3米的屃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