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场所的保护与未来
宗教场所的保护与未来
作者:王珍
采访人:
本报记者 王珍
被采访人:
佟洵: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主编。
袁志鸿: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
记者: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宗教活动场所的保护成为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您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如何妥善处理宗教场所的保护与城市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
佟洵:在历史上,北京的寺庙非常多,老话叫“一步三庙”。根据资料记载,1947年北平官方登记的寺庙就有1920所。我小时候居住的报国寺附近,就有土地庙、长椿寺、报国寺等好几个寺庙。这么多寺庙,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大,必然要面临一个规划的问题。历史最悠久的、遗存文物最多的、建筑有特色的、影响最大的宗教场所自然被保存,零散的、人员较少的、规模较小的场所,随着城市规划的推进,有可能被改造。
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现在,都容易被重视。即使在极“左”时期,他们也以文物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如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个被恢复的寺庙是广济寺,就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以文物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还有北京白塔寺,堪称中外文化的结晶,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位于香山的灵光寺,战争年代曾被日本人占领,寺院损毁严重,但塔基还在,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见证。现在,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新塔,供奉佛教的圣物——佛牙,新旧两塔相互印证,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号称“小西天”的房山云居寺,经过南北朝几代人精心雕刻的石经,保留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珍贵记录,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样的宗教场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得到妥善的保护,即所谓的“山门不倒,庙必重修”。
但是一些零散的、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或者破坏严重的寺庙,随着城市规划的推进,被拆除或者改造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宗教政策执行不到位,很多学校、工厂都以寺庙为办公地点,久而久之,成为历史事实。这种情况,虽然让人痛心,但是腾退或重新规划都存在一定难度。
此外,宗教场所的社会服务功能弱化,信仰的人数减少,也是很多寺庙难以保存下来的原因。在封建社会,普通下层民众的生活与寺庙关系密切,生老病死依靠宗教。宗教场所行医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北京的白云观老道馆就曾是一个医疗诊所,可以给人扎针、拔火罐。现在,由于宗教场所不准行医,它这个功能就没有了,老道馆自然也就被拆除。还有一些寺庙,曾经有殡葬、停灵的功能,现在推行火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过去没有市场,买卖交易依靠庙会,逐渐形成了以寺庙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模式,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庙会也逐渐衰落。
但是有一些声名显赫的寺庙,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由于一些部门认识不到位,就被拆除了,这是非常遗憾的。如隆福寺,现在早已经有名无寺;真武庙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也被拆除了。目前,除了这些被拆掉或者重新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政府按照信教群众的需求,新建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很多。如新建的丰台教堂、朝阳教堂、清真寺等,都是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做的调整。
袁志鸿:宗教活动场所对于宗教界人士来说至关重要。我国的宗教活动场所,受历史的影响,很多场所毁于战火,或者在极“左”时期被迫关闭。如今,在党的宗教政策支持下,很多宗教场所得以恢复。作为道教界人士,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我国恢复的道观大约有5000座,恢复的整体态势良好,三山五岳都有道教场所恢复。
宗教场所发展到今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确实存在与城市规划不一致的地方,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具有长远的眼光,妥善处理。湖北武汉的长春观,就曾遇到这种情况。武汉市政府果断决策,下令保留长春观,并将原来被占的地方归还。为了与长春观整体相适应,武汉市还将附近的楼堂馆所全部拆除。经过统一规划,长春观现在保护得十分完好。上海的白云观,随着城市的发展,道观周围全部被高楼包围,显得十分矮小,很不协调。后来经上海市政府统一规划,将白云观搬迁到现在的大境路,不仅环境与周边更协调,还予以了经济补偿,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案例。
当宗教场所保护与城市规划发生冲突时,我认为宗教协会可以发挥自身的力量,做好协调工作。以江苏苏州为例,苏州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老百姓个人收入增长比较快。他们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产生了信仰上的需求。有一部分老百姓纷纷自发建立一些小庙,供奉地方神灵和自己的祖先。这些小庙的出现,给城市规划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强制拆迁,会危害到一部分信徒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道教协会把小庙转移到大庙,帮助政府部门解决问题,规划和整合信仰,消除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记者:目前,还有一部分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工作没有完成,您认为应该怎样做好后续工作?
袁志鸿: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促进社会“五大关系”的和谐,第三条就是“宗教关系”,可见党和国家对宗教工作的重视。我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未来充满信心。目前来看,宗教场所的恢复是有序的,宗教界和政府部门都在理性地对待恢复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相信会不断落实宗教政策。但是,即使遵照法规完成了场所的认定工作了,要把一个宗教场所建设好,管理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佟洵:信仰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把宗教问题写入了报告,体现了党对宗教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宗教场所的修缮、对教职人员的关怀,都体现了社会对宗教界的尊重。
对于一些未开放的宗教场所,如果已经拆毁或者功能发生了变化的场所,不宜再复建。而一些历史遗存仍在、佛像保存完整、社会影响重大的宗教场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落实宗教政策,由僧人管理,以寺养寺,从文物保护、遗存保护的角度出发,更为经济和合理,也将会产生更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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