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与中日文化交流

　　五台山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国佛教协会 王孺童

　　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不但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颇有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尤其令人瞩目。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唐王朝经济繁荣，国威远震。因此，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1]。”

　　在唐代，日本为了学习和吸收我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文化，曾多次派遣“遣唐使”来我国通好和学习。“遣唐使”团中的“学问僧”和“请益僧”是日本专为学习和吸收佛教文化派到我国来的僧侣。五台山在唐代已成为名震中外的佛教圣地，山中寺庙林立，高僧辈出，大德云集，因而就成为日本请益僧和学问僧必定要参诣的地方。

　　在唐代，参诣过五台山的日本僧侣很多，日本佛教史上的著名大师灵仙人师、慈觉大师以及慧运、圆觉、惠运、惠萼、圆修、宗睿都曾在五台山求法巡礼。

　　灵仙大师，日本奈良兴福寺的僧人，他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个到五台山求法巡礼的僧人。灵仙大师是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随遣唐使来到我国的。他先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学习佛法、汉语及梵文；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至元和六年（811），灵仙在长安醴泉寺与罽宾国三藏赐紫沙门般若三藏等共同翻译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梵筴，他是日本来华僧人中唯一参与过唐朝译经事业的高僧。

　　灵仙大师在长安度过十六个春秋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从长安来到了五台山。在五台山生活的七年多里，灵仙遍礼了文殊圣迹和台山佛刹，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期间，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灵仙曾“将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交付其弟子贞素送回日本[2]。唐文宗太和元年（827），灵仙逝世于五台山灵境寺，至今仍长眠于文殊圣域。灵仙大师是日本与五台山佛教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圆仁，号慈觉大师，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枥木县）人，日本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僧人，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的高足，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第三代座主（祖师），生于公元七九三年，卒于公元八六四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来华，时年已四十五岁。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回归日本．在我国求法巡礼达九年之久，圆仁与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珍、惠运、宗睿齐名，被尊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家”。

　　来到中国以后，圆仁先生在扬州等地学习天台宗。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三月，圆仁率领弟子们由登州文登县青亏：乡赤山村赤山禅院出发，经登州、莱州、青州、淄州、齐州、郓州、镇州、徒步跋涉“二千九百九十来里”，“在路行正得四十四日”，从河北省阜平县的龙泉关进入了五台山。

　　一望见“清凉峰峦文殊圣域”，圆仁一行便“伏地遥礼，不觉雨泪”。

　　在五台山求法巡礼的两个多月中，慈觉大师一行共求得佛教经论章疏等典籍三十四部，从而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在五台山的竹林寺，圆仁的两个未受具足戒的弟子惟正和惟晓，还由该寺的百岁大德灵觉法师授了具足戒。离开五台山时，慈觉大师一行还将“五台山土石”作为圣物带回日本，表达了他们对五台山文殊菩萨圣地的无比崇仰之情。同时，慈觉大师与五台山大华寺（即今显通寺）的志远法师还结下了真挚的友情和善缘。志远法师与慈觉大师的友情，是中日友好交往中的一段历史佳话。

　　志远法师（768—844），俗姓宋，汝南（今河南上蔡县）人。著有《法华疏》、《止观释义》等著作，是我国唐代的天台宗高僧。慈觉大师到五台山求法巡礼时，志远法师是五台山大华严寺首座讲经法师。慈觉大师在他的朝礼五台山日记里写道：“大华严寺十二院，僧众至多，皆以（志）远和上为首座。和上不受施利，日唯一餐。戒行清高，六时礼忏．不阙一时。而常修法华三昧，一心三观以为心腑。志超物外。遍山诸寺老宿，尽致钦敬者。[3]志远法师对天台宗的造诣很深，他居住的“华严寺右小院”，时人“目其院为天台焉”[4]。天台指浙江省天台县城北的天台山，天台山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慈觉大师的老师最澄大师来唐朝求法巡礼时．就曾在天台山与志远法师结下了友好的情谊。在五台山遇到老师的故友，慈觉大师倍感亲切。

　　在五台山大华严寺，慈觉大师圆仁曾多次听志远法师讲经说法。志远法师讲的《止观》，更给慈觉大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志远法师对天台宗的造诣很高，因此，慈觉大师曾多次与志远法师研讨天台奥旨。同时，慈觉大师还将日本天台宗大本营“延历寺未决（天台宗疑难问题）三十条，呈上志远和上，请决释”[5]。当圆仁一行离开五台山时，他们与志远法师等五台山僧侣“扪泪执手”，依依惜别，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回到日本以后，慈觉大师圆仁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记的日记，整理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行记》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方面的一部珍贵史料，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行记》）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

　　惠萼，日本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为了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他三次“泛四重溟渤，视死如归”，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店武宗会昌元年（841），惠萼首次上五台山求法巡礼，次年回归日本。会昌四年（844），惠萼又第二次朝礼五台山文殊圣域，并将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镜奁和绣文袈裟送到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在中回逗留三年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惠萼搭唐朝商人张支信的商船回国。十六年后的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惠萼陪同真如法亲王来唐朝通好，第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第二年，惠萼带着在五台山请的一尊木雕观音菩萨像，由明州（今浙江宁波）渡海归国，航行至普陀山时，船被风浪阻遏不能前进。惠萼认为是观音菩萨与日本的“机缘未熟．请留此山[6]”。于是，便将从五台山携来的观音菩萨雕像在普陀山结庐安置。惠萼回国后，当地人遂将安置观音菩萨雕像的茅庐扩建为寺院，普陀山从此便发展成了我国著名的佛教名山了。惠萼是一位朝礼五台山次数最多的日本高僧。

　　在宋代，中日两国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相当广泛频繁。当时．搭乘商船来华，从江南到五台山参诣的日本佛教徒也很多，著名的有法济大师奝然、善慧大师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

　　奝然，号法济大师，日本奈良东大寺僧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搭乘宋朝商人陈仁爽的商船来华。在宋朝的都城汴梁，商然谒见了宋太宗。宋太宗“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7]。

　　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三月，商然师徒一行到五台山参诣巡礼。在五台山期间，角然一行遍历圣迹名刹，到处访谒高僧。在大华严寺，商然与该寺高僧研讨佛法，并得到了寺主延一法师新著的《广清凉传》等佛教著述。

　　奝然在我国学习游历了三年后归国。回到日本以后，出于对五台山的崇仰，奝然“曾请准以爱宕山比拟五台山，把它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8]第二年，奝然又派遣其弟子嘉因再次来华，专门在五台山举办供养文殊菩萨的法会[9]。奝然在日本建清凉寺的计划未酬便逝世了。后来他的弟子成算终于继承其师的遗愿，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了一座清凉寺。

　　成寻，号善慧大师，日本京都大云寺僧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三月，成寻以年近花甲的高龄，率领弟子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搭乘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来华。

　　成寻到达宋朝的都城汴梁后，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成寻，并赐给紫服、绢帛等物，令住京城太平兴国寺，对他十分优礼。

　　同年十一月一日，成寻按捺不住朝圣的激情不顾天寒地冻，率领弟子们奔赴五台山。宋神宗特赐“官御马十匹，兵士廿人”护送前往[10]。在路途跋涉了近一个月，成寻一行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五台山，“始见东台顶，感泪先落”[11]。他们在五台山期间，时值隆冬，五台山朔风怒号，大雪封山。由于山路难行，成寻未能遍礼圣迹名刹。对此，成寻非常遗憾，决定第二年再重游五台山，并准备在五个台顶上各做三七日法坛修行。但是，成寻重游五台山的心愿终未实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成寻病逝于汴梁开宝寺。

　　成寻在我国游历九年之久，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这部书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

　　今后，随着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五台山佛教圣地必将为进一步增进中日友好谱写新的篇章。

　　注释：

　　[1][日]《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2][日]沙门藏俊：《灵仙三藏行历考》

　　[3][5][日]沙门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4][宋]释延一：《广清凉传》卷下。

　　[6][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二。

　　[7]《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

　　[8][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86页。

　　[9][日]《续左亟抄》卷一。

　　[10][11][日]释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