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

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志成
　　如今的世界处境已经不同以往，不同宗教的信徒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从经济、政治、生态、人类苦难、文化沟通、世界安全、社会正义诸方面看都越来越关联在一起。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独立于其他世界宗教之外。神学家保罗?尼特（Paul Knitter）要求各个宗教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其在人类苦难和生态苦难这两个领域彼此携手。 由于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人类的沟通方式和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不可能再以以前的方式生活。人类不同个体、群体、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方式可以预示人类文化形态有可能发生一场范式的转变。神学家尤尔特?卡曾斯（Ewert Cousins）认为我们正进入他所称的“第二轴心时期”（The Second Axial Period ）。在这一新的轴心时期，世界各大宗教传统需要发生一场意识的转变：从个体意识转向全球意识（global consciousness）。这种全球意识需要在不同宗教之间的两个维度上形成：第一是水平维度，各个宗教在同一平面展开对话与合作，而不是隔离与对抗。第二是垂直维度，各个宗教在水平维度的沟通基础上需要在垂直维度上发展，从而形成真正的全球意识。 在第二轴心时期来临之际，世界各大宗教自身如何参与？各个宗教之间如何重新建立新型的关系？保罗?尼特最近在《诸宗教之神学导论》一书中向我们展现了基督教和世界不同宗教之间关系处理的不同模式：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置换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巴特（Karl Barth），互益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卡尔?拉纳（Karl Rahner），互益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希克、雷蒙?潘尼卡和保罗?尼特，接受模式的代表人物是乔治?林贝克（George Lindbeck）、马克?海姆（Mark Heim）、弗朗西斯?克卢尼（Francis Clooney）、詹姆斯?弗雷德里克（James Fredericks）。 这些模式也同样适用于分析世界诸宗教之间的关系。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显然更适应第二轴心时期的全球意识，在学术上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主张。但在实际生活中，上述四种模式都有不少坚持者。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诸宗教要全面参与到第二轴心时期之中还需要很长一段时期。但毫无疑问，不同宗教内部、不同宗教之间不断加强的对话可以促进宗教自身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从宗教内部进行的。它是宗教作为一个生命的自我新陈代谢过程。 各个宗教在历史中都形成了各自的教义体系，这些教义体系从各自历史看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产生、强化或者弱化的过程。一个教义的产生、维系、发展和消失如果是从内部进行的，就不会被视为一种无理由的强加。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每一个宗教的命运都和整个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改变必然影响宗教自身的发展。基督教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的变革。上世纪60年代的梵二会议就是天主教历史上最近的一次重大变革。而像雷蒙?潘尼卡甚至已经要求召开“第二次耶路撒冷会议”了，认为基督教可以超越亚伯拉罕传统，它需要更加开放，需要有一种宇宙-神-人共融的超历史意识。 潘尼卡指出，宗教对话分两类：一是宗教内对话，它要求每一个宗教为其他宗教预备一个空间；二是宗教间对话。一般人讲的是后者，很少谈论前者，但他认为前者更基础、更根本。因为，如果没有前者，宗教间对话就很难有实际的效果。 在走向宗教对话的道路上，潘尼卡认为我们需要克服两种态度：一是认为只有一种宗教是对的，其他宗教最终服从于该宗教，这种宗教优越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成为宗教霸权主义，成为宗教战争的借口，而世界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和平与公正；二是认为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潘尼卡认为这同样不对。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宗教对话不是为了消除诸宗教之间的张力，相反，我们需要在诸宗教之间保持张力，在张力中彼此互动、彼此对话，其中既有辩证的对话（智性的对话），又有对话的对话（心灵的对话）。 对话给各个宗教之间了解、交流和沟通带来了真正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消除彼此的误解，才能真正容纳不同的“他者”。也只有通过对话，诸宗教才能在差异性中推进彼此的完善和成长。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可能通过对抗解决，而只能通过对话、通过扩大意识，尤其第二轴心时期的全球意识来实现。孔汉思（Hans Küng）说，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各民族的和平；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和平。我们可以补充说，没有各宗教的全球意识就没有各宗教之间的真正对话。 中国儒佛道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受到像希克、尼特等许多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肯定，我认为中国各个宗教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方式应该得到进一步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使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在处理宗教关系上的理念和经验可以服务于当今中国各个宗教，可以为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关系处理提供新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