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

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
叶受祺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9 册
大乘文化基金会出版
1980年10月初版
页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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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以迄于隋唐，中国佛教遇着牠的开花期。紧密深
远教理之组织化，尽华丽庄严之美地寺塔佛像具之制作，几
多高僧之辈出等等，可谓为前代所无，后代难及。
可是佛教也限定为一种社会的存在，没有无条件地能遂
达其自然生长的道理。从而佛教之盛行，与其它社会现象一
样，当然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这事是可以推想的。
寺院经济的膨胀，南北朝时代已开始增大。寺院不独从
一般细民手里收买土地，当时权力阶级盛行施赠公私田地，
广大寺产因以成立。
这里可以注意的是后魏和平初年 (四六○) 平齐结果，
领土扩大，沙门昙曜奏请，天下各地设僧祇户，国家收谷六
十斛，备饥年之用，其管理权完全委之于僧寺。
既然这样，佃户从来都在寺院手里，国家权力介在二者
的中间，以宗教的名义征发田租，这是有兴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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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僧祇户逐渐只存留一个形式，寺院既经国家委以征发
权，僧祇户事实上就纯粹变成了寺产。
那样不久，当永平四年 (五一一) 间，身任管理者的寺
院，忘却了救济事业，而汲汲于自己的利益。对于年贡的征
发，不稍假借，贪图重利，盛行改窜贷借证书等等﹔因此平
民申诉苦状，国家乃有直接管理之意。
假借宗教与社会事业的名义，利用寺院的势力，到底还
是使寺座膨胀起来的原因。
其外，视为寺产的，就是作为寺院的劳动力的婢奴。
在北魏时，为着寺院的清扫以及耕作，就已经设置了寺
户。主要的是以重罪犯人和官奴来充当。中国南部的寺院也
有婢奴，一般在户籍上没有登记的婢奴也很多。
依于耕作地与农奴二者，寺院的财富因以激增。其外得
国家与贵族豪族等等的庇护，也颇不少。
照这样的寺院的数量并不少，在北魏有三万，南朝约有
二千。
寺院享有免役的特权，从而依于战乱饥馑的原因，好多
的平民就投奔到寺院里来。权贵富豪的子弟，也因讨厌服役
而多入于僧籍。僧人在南朝约有五万，北魏二百万，这样的
统计，数字正确与否，固然未可一味置信，然而僧口的激增
，是具有可以推想的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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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多的僧尼，从发生的事情上推想起来，决非只是为
着信仰。大多数为着逃避国家的诛求，在寺院中求一块清静
地，那大概是不错的。还有，就是寺院也不能给全体僧侣以
满足。所以有些变为无所就食的游僧，有些还不免和奸徒勾
结做些坏事。我们一想到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宗的废佛，常
视为单单反对佛的理论的问题。我们要不注意到前述寺产僧
口国家与民众与寺院之间的经济基础的关系，无论如何是难
以把握着这问题的真相。
依上述，南北朝时代寺院经济发展，僧口激增，是很明
白的事。其为招致国家压迫的原因也不难推断。在所谓废佛
过程中，僧口问题还有加以绵密分析的必要。
普通人要取得僧侣的资格，非经过设戒坛授戒律的手续
不可。这叫做「度」。
中国「度」的起源，在南朝梁代。经官家许可的称为「
公度」。公度之外也有「私度」。私度本来盛行于当时的阔
人要人间，可是一般民众不久也跟着学。这样一来国家的财
政招致很重大的破绽。
不独此也，从佛教的见地上看，僧侣的质素也一天一天
地变为低劣。对于这事，国家不得不发动它的权力了﹔消极
地在年龄与学行上加以限制，积极地在就厉行废佛运动。
废佛虽然行了一次两次，依然还不能阻止民众暗自跑进
寺院。到了隋代创行策经， (就是想做僧侣的不单要授戒，
另外还要考他几样课目，譬如背诵经文等等。) 及格的才发
给隶属僧籍的正式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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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而来探讨唐代的寺院经济：
到了唐代行均田制度，寺僧也授以田地三十亩。均田制
度一行，土地占有热的贵绅豪右们，更加以寺院为中心，把
庄宅捐纳给寺院，藉以托庇。随之，水陆庄田宅地园林等，
数量激增。据唐武宗时的统计，寺田达到数千万顷之多。关
于寺院的统计，有五千三百余或者四万四千三百余，那样大
的数目。建立一寺要花了千万多的钱财，造像过多要耗费大
量的铜。后来为补充通货，就禁止造像，甚而毁坏已经铸成
了的像。唐敬宗宝历元年 (八二五) 时，河南尹地王起奏请
，销钱铸佛像者以盗铸钱论罪。到了文宗太和三年 (八二九
) 令以铅锡土木造佛像，盗铸者处以死刑。再次武宗会昌五
年 (八四五) 下令废佛。彼时没收金银像，具以铁改铸之，
销铜像钟磬使还为钱。这些事件，都是值得注目的。
和这相似的，是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九五五) 时的废佛
运动 。民间铜器佛像，令下五十日内悉以送官，备价收买
之。若逾限而不送交者，五斤以上处死。当时就用销毁了的
像去铸钱。
照以上的事例，关于唐代寺产的巨大，从因造像致使货
币缺乏的关系上，是可以显明地看到的。
复次，寺院为经营农业，一如从前要使用多数的奴婢。
奴婢的数目，当武宗时达到十五万人。一方面在寺院中设碾
硙，使谷类的生产力变为非常的优越。又设仓库收纳钱谷布
匹等等，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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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做资本，经营质贷，于是商人高利贷的财富，得以蓄成
。其它依租借碾硙以及店铺而致富的，也都随之而生。
这样，寺院拥有广大土地，发展牠的商业机能，到了唐
代显著地增大。这种蓄积起来的复利的剩余，有时也用在社
会救济的方面，但是这未必使一般寺僧的生活程度降低。
然而，唐代通常寺僧的生活费究竟是好多﹖关于这事知
道的很少，不无遗憾。不过从南北朝以至隋唐，寺僧从国家
贵绅支给僧俸的事是有的。前述唐初对寺僧发予口分田，通
常比起来，算得是很丰厚的。
另外，寺院以及寺僧，自南北朝以来就享有的免丁权，
到了唐代还依旧继承着。
如此生活安定，以及特权享受，不免令人垂涎，富豪子
弟及一般庶民加入僧籍的，就激增起来。因而发生僧籍买卖
的事。
本来合所有的寺院也没有能完全容纳广大的僧口的可能
。所属不明的游僧及养于私家的家僧为数也很多。至于前代
的所谓「私度僧」，也是僧口增加的一个原因。
照这样的寺产膨胀，僧口激增，国家财政受了重大的打
击。加之，发生了贵绅豪族官僚等等的寺院占有，流民盗贼
等等的寺院潜伏之流弊，国家必然地对于寺院不得不采取压
抑政策。那即是对于寺产用课税，对于僧口用度牒的制度去
加以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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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一考寺院课税，我们就知道向寺产本身课税，与
向僧尼征税，是有分别的。
关于前者，从宪宗元和六年 (八一一) ，京城诸僧请求
庄园碾硙的免税的事，就可以想象而得了。
关于向僧尼课税与度牒问题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把二
者合并进而加以探考，是有必要的。
所谓度牒的，具有对于僧尼免许状的意味。这在唐玄宗
天宝六年 (七四七) 制定的，用繁复的形式来阻止公度僧以
及私度僧，目的在挽救僧人质素的低劣化。
天宝大乱以后，作为国家及地方军阀的财源，这种免许
状变成奇敛诛求的工具，而被盛行贩卖。尤其军阀之出卖给
私度以普遍的抑制。
然而一般私度僧数目并不减少，文宗太和四年 (八三○
) 私度僧的数目达到七十万人。
度牒买卖既然普遍地实行，要想隶入僧籍，不问公度私
度总得要拿出一笔钱。这么一来，穷人们到「极乐之门」的
去路就被截断了。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那德宗建中六年 (七
八○) 制定两税法的杨炎的话。他说：
「凡富人丁多者率为官为僧，杂役藉此以免。贫人则无
所归。」
从这里看来，入僧籍的都具有租税负担力，国家因而就
课他们以租税。
同这例相似的，代宗大历十三年 (七七八) 依彭偃的计
划，使僧尼输绢，其尚堪任杂役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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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还俗，这事也值得注意。
另外，对于僧尼的限制，与前代同样，行僧尼试验制，
也发生相当的效力。
这种向寺院经济的清算，小则寺院一部分的还俗，大则
藉国家的权力向寺院经济施行破坏。武宗会昌五年 (八四五
) 之毁佛，不独没收寺产，使僧尼及寺院婢奴还俗的达三十
余万。这些还俗的人就以他们充当两税户。这样，国家以外
的权力，可算完全被加以破坏。
废佛运动在武宗时不过风行了八个月，次代宣宗又转而
复佛。但是到了后周世宗复行破坏寺院，佛教经了几次的厄
运，它的发展受了不小的打击。
宋代以后寺院异常颓废化无力化，因为唐末五代以来就
早自遇着牠的日暮途穷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