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中国佛教研究综述（上）

“九五”期间中国佛教研究综述（上）
　　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历史久远，典籍众多，思想精深，影响深巨。一直以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九五”期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对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佛教研究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来看，佛教研究者人员进一步增多，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各种专门的佛教研究机构也进一步增多，并都创办了自己的专门刊物；每年都有各种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各种类型、各种专题的学术会议召开；这就促进了佛教研究的成果的进一步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九五”期间出版的佛教研究专著达120余种，各种论文3000余篇。以下就“九五”期间的佛教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一、“九五”期间佛教研究成果简述
　　（一）佛教典籍的整理编纂与综合研究
　　佛教典籍的整理研究，包括对佛教典籍文献的编辑、点校、考辨、阐释等，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九五”期间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有：
　　1、《大藏经》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校刊完成。1982年《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组成，著名佛学研究专家任继愈先生担任编辑局负责人。这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空前的新藏经，其中分正、续两编，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余种，2300余卷。主要从宋元明清各种版本及房山石经、高丽大藏经中选用最好的版本为底本，用其它诸本进行校勘。在众多专家、 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于1998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整理出版106册，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全书“诞生了。它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历史，为宣传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成就和建设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藏外佛教文献整理研究：
　　（1）敦煌佛典整理研究：在对藏外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敦煌佛教典籍方面。在这方面，成果最为突出的专家就是方广錩先生。“九五”期间，方先生共完成了《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出版）、《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06981号－斯08400号，工具书）、《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下册）（论文集）、《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册）（古籍整理）《新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2000年）《敦煌已入藏文献综录》（2000年）等专著。其中的《敦煌已入藏文献综录》是《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之一，共收录敦煌遗书中的佛教经录380余号，按照其流传情况与实际功用，分为十个部分。该文对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佛教经录都作了研究性或介绍性的题解，附有作者的长篇前言，对敦煌遗书的佛教经录作了总体的研究与介绍。由于传世佛教经录的形态比较简单，所以敦煌遗书中发现并整理出来的这批佛教经录对研究古代围绕佛教典籍所展开的一系列宗教活动提供了更加丰富与直观的资料。该书在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
　　另外，由方先生主持编集的《藏外佛教文献》现已出到第七辑，该书为《中华大藏经》的汇校本，收录了汉文大藏经的众多异本，并逐篇列出校勘记，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然可以完成。其中还收录了敦煌本的佛经和《大藏经》中未收录的的佛教文献，为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一项巨大工程。
　　（2）古籍整理研究：这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黄夏年等主编的《中华佛典集成》、杨曾文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韩廷杰译释的《成唯识论》、林世田《禅宗典籍精华》（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于亭注译《禅林四书》、妙华著《〈维摩诘经〉释论》、崔玉卿著《五台山（传）（志）选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等。林世田先生点校的《密宗经典校释》（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对密宗的《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等经典作了详尽的点校考释，其中不乏新见。《龙树六论：正理宗及其注释》，（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以“海内第一善本——房山石经本”为底本，对《中论》、《圆诤论》、《精研论》、《七十宝性论》、《六十正理论》、《中观宝？论》作了注解判释，为有关研究的重要史料。
　　（3）对佛教典籍的研究考释：何梅、魏文星的《元代〈普宁藏〉雕印考》（载《佛学研究》年刊1999年）、扈石祥、扈新红的《〈赵城金藏〉史迹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何梅的《山西崇善寺〈碛砂藏〉本的价值》（《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2期）、董志翘《〈高僧传〉校点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其中《〈高僧传〉校点商榷》参考目前国内不易见到的两种日本国藏《高僧传》写本（石山寺本、七寺本）及有关中 古文献，对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３次印本《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本）的校勘、标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新发现可商榷之处几百余例。该文择其中３６例敷衍而成。研究价值甚大。
　　（二）佛教史的研究编写：
　　九五期间，佛教史的研究仍然是佛教研究的重点，成果也比较丰富，在通史、断代史、地方佛教史方面都有新著问世。
　　1、通史研究：
　　“九五”期间，并没有一部真正的《中国佛教史》，但是在专门性的佛教通史研究上却有些成果。最为主要的就是潘桂明撰著的《中国居士佛教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该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可谓一部研究中国居士佛教的专著。它不同于一般佛教史的地方在于结合了广大群众、社会思潮的大背景来观察佛教，其意义在于在过去佛教史的基础上，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居士佛教的历史源流、发展历史作了通史性的展现。
　　2、断代史研究：
　　陈兵、邓子美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国家教委“八五”博士点基金项目，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为研究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集大成之作。全书40万字，以佛教的现代转型为主题，对近百年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作了理性的总结。以具现实意义、前瞻意义而学界教界较少研究的佛教社团组建、文教事业开拓、社会基础调整、社会功能转型、人间佛教思想、法相唯识学复兴、禅宗振作、净土宗高扬、求法新潮与密教热、佛学与科学之融通、佛学研究等问题为主，钩提佛教在中西文化冲撞、社会急剧变革中兴衰嬗变的来龙去脉，总结佛教弘传的经验，评估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揭露其存在的问题，探索其未来走向。附有从1900年到1999年9月中国佛教大事记、20世纪中国佛教主要研究论著目录。该书对正确认识近现代佛教，有关佛教政策法令的制定，及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而进行自身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3、地方佛教史：
　　近年来，地方佛教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多地方都编著出本地区的佛教史，因而研究成果也略显丰富。“九五”期间，要者有：
　　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 月），对云南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在云南的发展历史、制度、艺术经及现状、与云南社会文化的交流互融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是一部研究云南佛教的力著。
　　崔正森著《五台山佛教史》（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可以说是地方佛教史研究的又一拓荒之作。该书对五台山1500年的佛教发展史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一般以为在东汉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五台山，但崔先生考证后指出，五台山佛教最早传入应在东晋等。
　　王荣国著《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该书从考据、校定正典史籍及地方史料入手，采用宗教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追寻福建佛教自身的发展轨迹，比较系统地反映了福建佛教的基本面貌，注意探讨了佛教各宗派在福建的传播及作为传播载体的寺院的空间发展过程。
　　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台北南天书局1996年3月），从明清阶段的中国佛教史入手，来研究近现代台湾的佛教史。突破了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研究中的时空限制，在一个广阔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近现代台湾佛教发展的源流，把握了近现代台湾佛教发展的路向及其独特性格。对许多潜在的史料里的意义与相关性把握的相当精到。本书洋洋40余万言，分导论、日据时期、战后迄今三大部分，在导论部分，作者对近百年台湾佛教发展史研究情况作了全面的回和系统总结，既肯定了有关学者的历史贡献，又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使人对台湾佛教的研究现状有了清晰的了解。在后两部分，作者依据大量史料，从多个层面，分别对日据时代（1895—19450和战后迄今（1945—1995）各五十年台湾佛教发展作了详尽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展现了台湾佛教百年的全景。该书在资料挖掘、研究广度、研究方法、研究深度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现。
　　乔吉著《蒙古佛教史——大蒙古国时期（1206—127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为研究密教的巨著。书的上篇将西藏的传说与西藏先民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分析了西藏佛教与之的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下篇分六章对蒙古佛教史的传入时间、途径、各相关人物的历史地位，蒙古佛教的发展，蒙古佛教与汉地佛教、道教的关系，蒙古佛教成为国教的过程及标志，各地兴建佛寺的情况等作了系统论述。作者依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详细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新观点，是研究蒙古佛教的开创之作。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出版社），以编处史著作体例，上起成吉思汗、历述元明清民国日伪侵占时期蒙古喇嘛教的发展变化情况，迄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的50年，全现蒙古历史运动轨迹、历史面貌。该书还高专章对蒙古喇嘛教内部的组织系统、教规教戒、教理教义、学经学程、学位学制、活佛转世、传记、造像艺术等作了描述。著者从成吉思汗与西藏佛教的联系开始采集甄别蒙藏汉文献，资料可谓丰富详实，内容也甚为广博，包括历代史乘、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医学、佛学等方面，蒙藏汉文佛教术语名词对译诠释，颇具资料价值。作者还对一直以来难以确定的蒙古寺院数量作了详实的调查考证统计，填补了蒙古佛教研究的空缺。该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是独立地看待喇嘛教，而把它放在各种特定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环境中考察，言出有据，甚合史法。该研究可以说具有国际水平，显示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力。
　　4、佛教思想史论：
　　何建明著《晚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法观念的调适》对近代佛教观念的变化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现代解释学的方法，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趋向——从传统的出世主义走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及其有关的政治问题、宗教哲学和文化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入的探索、研究，提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且对其中很多重要的问题进行新的、创造性的解释，对我们了解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江灿腾著《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是其九篇重要佛学论文的集编，其中《明初道衍的反排佛论及其净土思想》、《晚明佛教丛林衰微原因析论》、《晚明〈物不迁论〉的争辩》（上下）、《李卓吾与晚明佛教思想以及对其“狂禅”的批评》五篇专论明代佛教思想史；《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兴起的背景》研究晚清佛教改革运动的背景，重点探讨了杨仁山居士的志业；《太虚大师建构僧伽改革理论的背景和思想内涵》、《吕徵与熊十力论学书稿评议》两篇分别研究民国太虚、欧阳渐两大系统的佛学理念；另有《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诤辩》则论断民国佛教学术史上的一场公案。该书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公允的史家立场，为研究近世佛教史与思想史的又一力著。
　　姚卫群著《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以大量详实的资料为基础，以般若思想为题，对般若思想与原始佛教和小乘部派佛教的“空”的观念、“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等与般若思想的关系、大乘佛教的般若思想作了系统论述。并深刻地分析了般若思想体系中各观念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发展，揭示了般若学说在各个主要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对般若思想这一佛教哲学史中的大课题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其在般若思想的起源问题上，直接从印度原典入物，一直追溯到印度上古文化，为佛教思想研究开拓了新视野。该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是研究般若思想的创新之作。
　　（三）佛教制度、戒律研究：
　　台湾学者劳政武《佛教戒律学》首先从法学角度对佛教戒律的作了系统地分析，是开创性的著作。孙亦平《论佛教戒律的特点及其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佛学研究，1998）通过考察中国佛教戒律的特点与历史演变，分析了戒律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持戒及持戒的意义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是要信徒防非止恶，修习善行，完善道德，觉悟人生。戒律作为佛教“三藏”之一，小乘“三学”之首，大乘“六度”之一，在佛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弘法的基本点在于弘戒，只有使众多佛教徒严守戒律才能保持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几千年的佛教传播史也表明，弘扬戒律既应保持佛教的庄严性，又应因地、因时而宜，以适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和人生之需要。《佛教戒律的伦理诠释》（《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3）从伦理学的角度诠释戒律，指出：佛教的伦理精神,在其各种戒律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从伦理的角度看,道德规范是戒律的主体,戒律规范着信徒们应当如何或不应当如何的具体准则;这些规范又体现出不同的层次性,针对不同修行阶段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保证了道德理想实现的有效性;佛教道德既讲自律自觉,又强调他律强制的必要性,注重道德制度的健全,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另外还有济群《戒律的现代意义》（法音，1996，11），《戒律实施的未来展望》（法音，1999，12）、南怀瑾《〈戒律学原理〉摭言》（《法音》1999/03）等。
　　关于佛教制度研究有：默然《中国佛教制度拾零》（法音，1996，7）、龙泉《中国佛教制度史话之一──汉地教团的建立及早期形态》（法音，1996，8）、默雷《中国佛教的丛林制度》（法音，1997，1）、湛如《汉地佛教度僧制度辨析——以唐—五代的童行为中心》（法音，1998，12）、王永会《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四川大学学报，2001，1）等。
　　（四）中国佛教宗派研究：
　　1、禅宗研究：
　　禅宗是中国最大的宗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深广，资料相对来讲也比较丰富，故而一直是佛教学者的主要对象，更由于前期研究包括基础性研究都做得比较好，各种新论著层出迭见，颇为丰赡。虽创新困难，但成果在数量上却是惊人。
　　（1）禅宗史的研究方面：
　　姜伯勤著《石濂大汕与溪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宗史研究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它对大汕禅师的生平思想及其与觉浪道盛、方以智、澹归金堡、清初僧诤的有关问题；大汕的诗学、禅学、文艺、绘画及其历史地位、影响；大汕宗风与溪门禅史的发展、禅学信仰、大汕禅师的宗风包括岭南禅师的宗风作了追根溯源式的研究，可为岭南禅宗史研究的开创之作。
　　杨曾文著《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为唐五代禅宗研究的专著，涉及禅宗从兴起到五宗分立的重要历史时期，书中根据国内外发现的宝贵禅宗史料，批判吸收了中国禅宗研究近半个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详尽地描述了禅宗思想的印度源头、禅宗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了与禅宗发展相关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考辩了重要禅宗史料，概述了唐五代时期最重要的禅宗人物和思想源流。
　　吴立民、徐孙铭编著《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为国家“八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书约65万余字，探流溯源，资料翔实，“在教言教，从佛教自身的修行理论和修行实践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禅宗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规律，并进一步开掘，从新价值视角，对禅文化的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探讨”。（P733）
　　麻天祥《永明延寿与宋代禅宗的综合》（《世界宗教研究》1996/4）指出永明延寿大师以心为体，以心统禅，调合禅、教、净和性相之学，为宋以后禅教一致、禅净双修、性相融合的佛教大趋势做了系统的准备；延寿“折三宗之异议”于其心宗之“一源”，以“万法唯心”为命题，由是得出“一心具万行，一心兼事理”的结论。他在心本体上的心性论学说，以整合禅教、禅净、性相和显密为目的，由是以心性说贯通整个佛教乃至其它外家之学。而正是这种心理化倾向，开创了宋以后三教融合的学术趋势。
　　此外，还有钟克钊著《禅宗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段晓华、刘松来著《红土、禅宗——江西禅宗文化研究》等。
　　有关禅宗发展史的学术论文更是多不胜数，佟德富《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胡京国《论禅宗南北之争中神会的作用》（《学术研究》1998/6）、黄春和《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佛学研究》1999年）、方立天《南北朝禅学》（《宗教学研究》2000/2、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在今山西地区的传播》（《佛学研究》1999年）、《洞山良价与曹洞宗源》（《浙江学刊》2000/3）、韩溥《杨岐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江西社会科学》2000/4）、李利安《明末清初禅宗的基本走向》（《中国哲学史》1999/3）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禅宗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2）有关禅宗思想的研究：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把禅宗的兴起、盛衰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不仅把禅宗之流行视为一种社会思潮，而深入论述了这种思潮如何又影响了社会，向社会各阶层与文化诸领域的浸渍、渗透。它特别强调了禅宗思想的中国本源，主要篇幅用来讨论宋元明清以来的禅宗思想，是很有创造性见解的。特别是，他提出中国禅宗思想上源于老庄道家，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这对老庄与禅宗的渊源关系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洪修平继其《禅宗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之后，又推出了《中国禅学思想史纲》，这可以说是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禅学思想通史，该书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印度禅到中国禅的演化发展，逻辑地再现了中国禅学思想在汉魏两晋南北朝至宋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该书论述角度新颖，见解深刻独到，是近几年来同内中国禅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
　　董群著《禅宗伦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从伦理学的角度提示了禅宗作为伦理化宗教的基本特征，提出处理伦理关系的规范和原则，显示出与世俗伦理和一般宗教伦理这区别。同时，对于禅宗伦理的戒律制度、道德认识、道德修持中的独特观念与方法，也作了全面分析，对禅宗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之互动也有论及。开禅宗伦理研究之范例，大大拓展、系统化了佛教、佛教伦理研究。
　　此外，孙昌武著《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董群《祖师禅》等也颇有学术价值。
　　有关的学术论文也很多，洪修平《惠能南宗顿悟成佛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9/2）、孔令宏《试论宋代禅宗与〈庄子〉思想的关系》（《河北学刊》 1999/2）、佛日《中国禅宗的振兴》（《法音》1996/4）等，方立天《论南顿北渐》（《世界宗教研》2000/1）追溯中国佛教晋宋之际的顿渐分野，依次论述重渐修渐悟之神秀系统，主顿悟渐修的慧能、神会系统，倡无修顿悟的洪州、石头二宗和五家，并从顿渐学说的理论根据、运思理路、禅修方式和终极境界上概括了南顿北渐的特点。伍先林《神秀的禅法思想》（《佛学研究》1999年）指出：神秀北宗的禅法思想在禅宗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禅法与慧能禅法有一定的内在相通之处，但他坚持主张染净各别的二元论，因而无论是在心性本体论、修行方法还是终极境界论上都与慧能南宗彻底地坚持性空不二的般苦直现不同，从而表现出宗教理性主义的色彩。神秀与慧能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类型，神秀禅法对后世仍有一定的的影响。
　　2、天台宗研究：
　　天台宗的研究在21世纪90年代初研究较为流行，“九五”期间却少有创新性成果，主要研究还是集中在天台思想及主要人物方面。如王雷泉《摩诃止观》片论之一二三（《法音》1998/8-10）、王月清《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9/2）、沈顺福《烦恼即菩提──天台宗人生观研究》（《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戈国龙《〈摩诃止观〉论“一念三千”》（《中国哲学史》1999/2）、董平《论天台宗圆融三谛的真理观》（《中国哲学史》1999/3）、张哲永《中华佛教第一宗──试论天台宗的形成和特点》（《江海学刊》1997/4）、任继愈《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2）等。王仲尧《天台宗智顗的佛性论思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3）通过“三因佛性”、“无住本”、“妙有佛性”、“一念无明法性心”四个环节对智顗的佛性论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智顗的佛性论思想中已经有较明确的主客之分的意思，其强调的重点，在于试图扩张主体理性能力，并以此统一主客体。智岂页的“一念无明法性心”范畴，实际上成为其判教标准，而且也是整个天台宗教理体系的基本纲领。董平《论天台教判:兼与关口真大说商榷》（《佛学研究》1999年）则智顗的判教说进行了剖析，提出：尽管“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五时八教”这些术语并未明确出现于智顗本人的著作之中，但传统上所阐述的天台“五时八教”的内容是包含于其关于教判的论述之中的，五时、五味之间的关系以及化仪与化法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可于智顗的著作中得到文证。因此，如果由于智顗著作中未出现过“五时八教”这一术语便认为从中看不出有五时八教之说，或由于湛然明确使用了这一术语便认为该说出于湛然或为“后代中国天台的产物”，都未免显得过于匆忙。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灌顶、湛然及谛观等天台后学所提出的“化仪”、“化法”及“五时八教”之名目，实基于智顗。方立天《天台宗的现象即本质说——“诸法即实相”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1998/6）指出：诸法实相论是大乘佛教的理论核心，天台宗人进一步提出诸法即实相论，强调现象与本质、事物与真理相即不离的思想，该文全面地分析了实相的三层意义、基本内容与表述特点，并着重揭示诸法即实相命题的思想要点：现象与本质圆融、心即实相与不可思议境界；最后，通过体与用、理与事、权与实、俗与中、一与多的对应范畴关系，论述了诸法即实相论。徐文明《天台宗玉泉一派的传承》（佛学研究，1998）纠正了《宋高僧传》及《佛祖统纪》的错误，论述了天台宗玉泉一派的传承及其影响，指出玉泉派在唐代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并且为维护天台宗的的生存及向海外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月清《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南京大学学报，1999，2）则从伦理角度研究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及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特别是儒家伦理的分别与联系，指出：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
　　3、华严宗研究：
　　魏道儒著《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从分析域外佛教思潮如何在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变化、长期产生影响的角度，探索华严宗历史和理论形成、演变、衰微的全过程，它侧重关注制约和诱导华严宗教理形成的诸多因素和根本动力；揭示华严宗所带有的印度佛教印记、所载负的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所独具的理论风貌；论证华严宗教理定型后在整体佛教中的运行机制，以及其所经历的再创造过程。提出了许多系统化的新见解新观点。为华严宗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杨维中《性起与自性清净圆明体：华严宗的心性本体论》）《佛学研究》1999年）指出：华严宗心性论的特色和根基在于“自性清净圆明体”本体地位的确立；华严学中，此“自性清净圆明体”即一心，亦即如来藏，此心在众生心识中叫作心体，在法界中叫作“一真法界”。此“体”不但是众生之本体，也是宇宙万物之本体。华严诸师将“法界”与一心同等使用，又用“一真法界”统摄四种法界，从而构成了独特的法界本体论。而相即相入的逻辑和唯心回转的本体论原理也可当作华严学的方法论。李富华《〈华严经〉与普贤菩萨思想》（《佛学研究》1999年）则以八十卷本《华严经》为主要依据，着重对《华严经》中关于普贤菩萨的思想进行了探究，指出：《华严经》以其庞大的篇幅，大量而丰富的神话般的形象描写，构筑了自己独特的大乘佛教的神学体系，对大乘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管《华严经》的理论构想是如何的深邃，它所展示的华藏世界是如何的不可思议，但贯穿全经的则是以“普贤行”、“普贤行愿”为中心的大乘佛教修行的理论和步骤。应该说，普贤菩萨的思想在《华严经》中得到了最充分也是最完美的表述。王颂《关于杜顺初祖说的考察》针对自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杜顺是否为华严宗初祖的质疑，从传记、文献等几个角度，在对前人的研究略做总结的基础上，进而归纳出杜顺并非华严宗初祖的结论。方立天《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文史哲，1998，5）通过对华严宗事事无碍论、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相即相入的内涵解析，指出事事无碍论是最能代表华严宗理论特征的学说，其意义为佛的殊胜境界、宇宙的最高层次、观法的最后目标和真如本觉。六相圆融和十玄无碍是该学说的理论要点。该学说表达了华严宗人对宇宙整体、尤其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看法，表现出深邃的哲学思维与丰富的逻辑论证。虽然事事无碍论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但其结构、内涵与旨趣都表现出与印度佛教迥异的中国思想风貌。吴言生《华严帝网印禅心──论〈华严经〉、华严宗对禅思禅诗的影响》（《人文杂志》2000/02）一文指出《华严经》蕴含着深邃灵动的禅悟思维，以《华严经》作为宗经的华严宗，建构起四法界、十玄无碍、六相圆融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圆融境为根本特征；圆融既是华严的至境，也是禅的至境；华严的圆融境对禅思禅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禅宗诗歌的理事圆融境、事事圆融、现量直观境。表达圆融境的禅诗，彰显出重重无尽、圆融谐和的美感特质；具体探讨《华严经》、华严宗的禅悟思维对禅思禅诗的影响，对建构２１世纪的中国禅诗研究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姚卫群《华严宗与般若中观思想》（中华文化论坛，1996，4）、刘孟骧《华严宗温和形而上学佛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等。
　　4、三论宗研究：
　　三论宗的研究是日渐其少，方立天《围绕佛教真理观的一场历史性论争——佛教三论系与成论系在二谛问题上的歧异》（《哲学研究》2000/6）比较了三论系在二谛问题上与成论系的差异，华方田《试论吉藏的中道观》（《佛学研究》1996/5）从吉藏对“八不”的看法，对“中道”的不同界定和四种释义、吉藏的三种中道说，试述了吉藏佛学思想的特征。韩廷杰著《三论宗通论》是近期少见的有关三论宗历史、理论的论著。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华方田等人正在承担“三论宗思想史”的研究项目，预计在2003年可完成。
　　5、密宗研究：
　　近些年来，密教研究受到藏学界的高度重视，藏密资料陆续被整理和翻译，研究论著不断问世，论文也逐步增加，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涉及密教的起源、传承系统、密法修持仪规、哲学思想等，并且密教与禅宗的比较研究也日益增多，有些研究成果还具有相当的突破性。
　　（1）汉地密教：
　　严耀中著：《汉传密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11月），该研究为“九五”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我国密教研究虽多，但多属藏传佛教密宗，对于密教在汉地的传播情况却研究甚少，且多局限于唐密、宋密等经典的翻译和对六朝时期喇嘛教在汉地的泛滥等的阐释，至今还没有一本全面系统地专门论述汉地密教发展的历史著作。严先生的研究，填补了这项空白。该书对汉地密教的起源、历史发展过程、社会影响、重要理论等都作了详密的考证和论述，提出了大量的新资料和可靠论据。使人对汉地密教有了全景式的认识。书中，作者特别注意了在传播中与佛教其它宗派的关系，即持咒、参禅与教观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汉地密教的核心内容与持立。另外，书中还对密教与历代帝五的关系也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
　　（2）西藏密宗：
　　第一，在密宗史方面的研究：索南才让著《西藏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是近年来唯一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藏传密教的学术专著，全书有55万字，其创新之处在于把藏密作为一个受高原地区影响的民族文化，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充分利用藏文资料和中外学术界的科研成果，包括《西藏大藏经》、藏外佛教经典及藏地历史、传记、民间传说、文学故事等，用新的方法梳理了西藏密教的发展，详细考察了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深刻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密典和流派的思想特点，介绍了各种仪轨、制度以及向外传播的原因，包括藏密在藏地、汉地、国外的传播情况，特别是近年来藏密的复苏、世界主要的藏密研究机构、团体、主要人物都有详尽的介绍，对了解藏密在世纪转型、发展趋向及文化意义与作用都有相当的价值。它寻源究委，线索清楚，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在整体上突破了旧有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把藏密研究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丹珠昂奔教授《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真实记录了一至十三世达赖，一至十世班禅的生平事迹，反映了他们学经、修行、施政、弘法、圆寂与转世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格鲁派的发展史。这部著作资料性极强，具有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这些成果既填补了以往藏密研究的空白，又为今后深入研究藏密开辟了一条富于创见性的路子。
　　索南才让《藏密的形成及其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00/04）指出：藏密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保留了密教的基本精神和形式。关于它的形成,既有深厚的思想背景,也有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特别是它吸取当地的大众信仰，并与当地固有的苯教文化等相互作用，相互改造，最终形成了不同于印度密教原型的藏传密教。它除了一般密教所具有的特点，也有鲜明的藏民族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咒术性；第二、完备的神灵体系；第三、严格的师承关系；第四、严密的教理体系；第五、严格规范的修持；第六、修行与活佛转世相联系。
　　第二，密宗的思想及修持理论：在这一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多。
　　多识《藏传佛教研究——爱心中爆发的智慧》（民族出版社1996年11月），其中《与时轮法修持仪轨有关的问题》一文，从藏传佛教的特点、佛教的本质、如何修行的方法、密法在整个佛法体系中的地重要性等都作了论述，颇有创见。
　　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1997年）在概述宁玛、觉囊、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史的同时，对它们的修持法做了通俗的阐释，对藏传佛教史及思想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班班多杰《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按密教和显教二大体系，分别解说了藏传佛教各派中的密教思想，并从哲学上诠释研究大圆满法，颇具新意。刘立千《读〈实相宝藏论释〉笔记——关于大圆满的思想》（《中国藏学》1996/3）在解释《实相宝藏论释》的名相、认理同时，提出其中心思想是说明大菩提心即是自心本性的实相，属大圆满思想。它与内地禅宗说法大体相似，禅宗是遮诠，重在不说明，而《实》是表诠，重在说理，两者不尽相同。关于大圆满的定认，作者认为大圆满即为宇宙宇宙万有。
　　乔根锁《关于藏传佛教宁玛派哲学的几个问题》，从唯心主义心性论、直觉证悟论和二元论几个方面论述了宁玛派大圆满法的哲学特点，认为宁玛派的佛教性论是把“心”作为其哲学思想核心范畴，规定为包容一切圆满的宇宙最高本体。心既是认识的对象，又是认识的主体。从二元论上讲，宁玛派既强调心体的清净空性，又承认光明气化在成佛中的作用，总结出大圆满法的哲学特点。其《论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中国藏学》1998/1）一文又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认为在哲学上，藏密显赤出其特有的二元论倾向，明与空是宇宙最根本的四种始基，明空双运、双融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第三，其它方面的研究：王云峰著《活佛的世界》（民族出版社1997年）、诺布旺丹著《生命之轮——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尕藏加著《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密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才让著《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民族出版社1999年），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从不同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做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在任何从事藏学研究的国空所不能比拟。陈列奥赛（陈宝军）著《夏茸尕布传》（甘肃民族出版社）是我国第一部藏汉体例的高僧传记，不仅内容丰富，涵盖宗教、历史、文学，恢宏阔大，而且资料翔实，真实可信，在众多的人物传记及相关研究中尤其引人注目。陈兵《近今密宗热之反思》（《法音》1996/01）、李钟霖、噶尔仁波切《藏密瑜伽修身论（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2）、蒋学松《佛教密宗奥义及修持》（《四川文物》1996/06）。
　　纵观以往藏传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多数仅述西藏佛教的兴衰，未能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也示能涉及蒙古和青海地区的佛教，且一般下限在明末清初，更未延及近代。所以，注重对藏传佛教通史方面的研究，既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亟须加强的薄弱环节。同时对藏传佛教各宗派以及断代史的研究、藏传佛教教义教理凶手寺院仪轨方面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同时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部分。另外，在藏佛教佛教的现状研究也很显不够，对藏传佛教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之间产生的现实问题如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藏传佛教区域性特征、藏传佛教的尼众、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关系等的研究等非常罕见。也是一个大有前景有研究方向。目前，藏学研究界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缺憾，而加以弥补，如中国社科院世宗所的德吉卓玛正在承担题为《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的科研项目、尕藏加“土蕃时期的宁玛派研究”等。又，上述研究多属专题性研究，且多偏重修持，理论研究不高，较肤浅，也缺乏系统性，缺乏对原典的介绍与研究，如《秘密藏续》、《幻变续》、《金刚大威德根本续》、《喜金刚续》、《集密根本续》、《胜乐根本续》、《大手印明点续》等是密教根本经典，非常缺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