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中国佛教研究综述（下）

　　“九五”期间中国佛教研究综述（下）

　　5、法相唯识宗研究：
　　唯识学研究一起是我国传统哲学与佛教、佛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学习与研究的传统。“九五”期间，这一传统在佛教研究领域得到了继承，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徐绍强著《唯识学入其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现代心理学、历史学方法对佛教唯识学进的创新阐释的尝试。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对有关资料进行详细校勘的基础上，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科学的成就，运用现代的范畴与语言，以唯识学的核心思想——阿赖耶识等“八识”的内涵及其内在联系及其在佛教出世观念上的作用为纬，以瑜伽行派在印度的百年发展史为经，从唯识思想与古代印度的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的交涉出发，探讨了八识思想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唯识学的传播、主要著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新旧两系的异同及其与印度唯识思想的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可以说是佛教唯识学研究的一部推陈出新之作，具有相当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魏德东《论佛教唯识学的转识成智》（《世界宗教研究》1998/04）对“转识成智”这一唯识学的终极归宿问题，从转识成智的必要性、条件及内容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提出“识”是有漏的带分别的认识，有局限、有染污，是成佛的障碍；“智”是无漏的超分别的智慧，究极、纯净，是觉悟之智；转识成智是唯识学的必然要求。转识成智既需要先天的无漏种子，又需要后天的正闻熏习，不具有普遍性品格，不是人人皆可成佛。转识成智的内容是转八识成四智，转得佛智即是成佛。文章还分析了这一理论对中国传统思想、乃至现代唯物论的重大影响。
　　徐绍强《无著的唯识思想》（《佛学研究》1998）从六个方面讨论了无著的唯识思想。分析了无著关于阿赖耶识、意的各种论述，认为无著把意分解成意根和染污意二个方面，但在具体运用时表现出了偏重染污意的特点；指出《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的内容至少在无著写作《显扬圣教论》时就已形成，并直接影响了该论；探讨了无著的五位百法思想与说一切有部五位七十五法和《瑜伽师地论》有关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指出无著用十一种识概括一切世俗事物，提出了一切唯识的三条理由和获得唯识观的四智，他的三性认识论与般若、华严思想有一定的关联；认为无著在六转依的名义下，提出了转八识成四智的转依思想。
　　张志强《略论唯识古、今学的分野──以虚妄分别为中心》（《佛学研究》1999年）以“虚妄分别”问题为中心，集中探讨了唯识学史上古、今学说的异同，指出：古学由于未能从因缘变现义中区分出所缘境相的不同性质，因而对虚妄分别因缘变现的所缘境相持“所缘无”的观点，主张“唯计无义”的唯识说，同时以依他起与遍计执同名虚妄分别，没有给予依他起性以独立地位；今学则将所缘境相加以区分，使虚妄分别变现的“二取”，成为缘所生的“二分”，“分别”由“计执”变而为“缘虑”，给予依他起以一定的实在性。对唯识古今学说异同的清理，对于理解中国唯识学史上新旧两译的不同及其在中国佛学史上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卢中道《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佛学研究》1999年）提出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南北朝、隋及唐初，主要是北方的地论学和南方的摄论学；第二个时期为唐贞观十九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来，系统地翻译了唯识学的经典以及唯识宗的形成。这两个时期的唯识学，既有前后的继承性，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要系统地了解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那么对于地论学、摄论学的历史考察，就显得非常必要。
　　其它的研究论文还有《唯识学及其发展》、张德宗《玄奘法相唯识学说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与发展》（《河南大学学报》1996/6）、吴学国《关于中土唯识学历史兴衰的思考》（《法音》1998/12）、吴学国《关于中土唯识学历史兴衰的思考》（《法音》1998/12）、陈兵《法相唯识学复兴的回顾》(上、下)（载《法音》1997/5、6）、胡晓光、陈庆坤《欧阳渐法相与唯识辨异略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5）等。
　　目前魏德东“20世纪中国唯识思想的发展”、杜继文“佛教唯识哲学研究”等正在进行，近期可望出版。
　　6、净土宗研究：
　　陈扬炯著《中国净土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是第一部净土宗通史，它对净土宗的渊源、历史发展、弥勒信仰在中土的兴衰，净土成宗立派的成熟，净土宗的主要流派、诸家归净土、净土宗的主要文献等作了系统梳理，印度净土、日本净土等也有涉及。本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资料比较详实，涉及面也很广，对净土宗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人物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评价也比较客观切史。可以说是净土宗研究的一个集大成之作。
　　陈永革《从智慧到信仰：论晚明净土佛教的思想转向》（《浙江学刊》1998/2）指出：晚明佛教丛林承续宋代以来禅净合流的历史趋势，盛行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加以圆顿整合的参究念佛禅，并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的思想转向。这一思想转向，既是明末禅学中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明禅净合流的主要特色。另外明末佛教丛林同时还存在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的思想转向，从而走向对佛教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并藉此实现禅、教、净的合流。明末佛教丛林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的二大思想转向，既是中国佛教圆融思想充分展开的理论结果，又是明佛教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表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佛教世俗化进程的逻辑。有并净土思想的研究还有张先堂《晚唐至宋初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在敦煌的流传》（《敦煌研究》1998/01）、《福建的净土信仰概述》（《法音》2000/01）、府建明《净土宗和净土信仰》（《佛教文化》1998/03）等
　　另外，有关佛教人物的净土思想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是洋洋大观。夏清瑕《憨山德清的净土思想》（《五台山研究》1999/3）则着重论述了憨山的净土思想，指出：憨山的佛教修持始于参禅，终于念佛。憨山以“唯心净土”指代净土法门，又不废西方净土作为修证指向的存在，但强调一切净土皆为心造,而不具实相,并立足禅者立场,以念佛观想为通达净土的正因,以参究念佛融摄禅净,在明末佛教净土信仰中独具特色。王公伟《善导的净土思想》（《佛学研究》1999）以善导这位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为核心研究，指出：善导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净土思想由他力本愿说、往生论、念佛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愿说是善导净土宗的理论基础，往生论是阐述净土信仰的对象和目的，念佛论则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手段，也是净土宗理论的核心部分。周齐袁《宏道净土归趣略析》（《佛学研究》1999）通过对典型人物袁宏道净土归趣的形成及代表作《西方合论》的分析，对明末流行并影响后世的唯心净土指向和华严净土说中突出心性本体及智境之实相净土的解释理论作了说明。王公伟《从弥勒信仰到弥陀信仰──道安和慧远不同净土信仰原因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99/04）重点论述了道安与慧远在净土信仰上的不同，通过分析道安和慧远两人的僧侣实践，作者认为道安是一个具有积极入世精神的佛教领袖，弥勒信仰是一种具有入世倾向的佛教信仰形式，所以道安在信仰上选择的是弥勒兜率净土；慧远则是一个具有典型的出世精神的佛教领袖，弥陀信仰是一种具有明显出世特点的佛教信仰形式，因而慧远在信仰上选择的是弥陀极乐净土。此外还有崇恩《印光大师与近代净土宗的振兴》（《法音》1998/5）、杨笑天《永明延寿的净土信仰之确立》（《佛学研究》1998年）、谢路军《善导净土思想特点与称名念佛法门的流行》（《世界宗教研究》1998/02）、邓子美《杨文会与中日净土信仰比较》（《浙江学刊》1998/04）、王小明《〈智顗阿弥陀经义记〉简介──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一）》（《法音》2000/03）、《〈五方便念佛门〉解读──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二)》（《法音》2000/10）等。
　　（五）佛教人物传记及思想研究：
　　近年来，关于佛教人物传记思想的著述椒多，有年谱、评传和大量论文。
　　1、年谱：张力生著《玄奘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3月）为英法对照本著作，为玄奘研究的重要资料。
　　2、评传：方立天先生主编的一套佛教人物丛书，集中了大批新老学者对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生平、思想作了系统考述，在佛教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颇为建树。其中要者有陈扬炯著《昙鸾法师传》、温金玉著《慧能法师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8月）等。
　　潘桂明著《智顗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以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为依据，通过对智顗时代的佛学背景、生平、著述及构成其佛学体系的一心三观、同融三谛、一念三千、性具实相、性具善恶等哲学命题的阐述辨析，对智顗的政治态度、佛学渊源、哲学特质和特色以及判教原则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力图客观、公正地对智顗及其天台学说的历史地位作全面系统的评价。李富华著《惠能与坛经》则是惠能与《坛经》研究的一部力著。董群著《惠能与中国文化》、洪修平、孙亦平著《惠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以惠能的禅学思想研究为主体，揭示了惠能禅学所处的大文化背景，探索了惠能禅学思想的理论渊源，梳理了惠能的行履，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析了《坛经》于研究惠能禅学思想的意义。这可以就是惠能研究的集成与创新之作。
　　3、论文：杨曾文《弘忍及记述其禅法的〈修心要论〉》（《中国文化》1996/01）、唐江、刘冬爱《论欧阳竟无的佛学贡献》（《江西社会科学》1996/08）、伍先林《僧肇思想探究》（《宗教学研究》1996/ 03）、施东颖《永明延寿及其〈宗镜录〉》（《宗教学研究》1996/ 03）、王荣国《曹山本寂禅师出家地考》（《世界宗教研究》1997/03）、白珍《略论龙树思想》（《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6）、温金玉《慧林宗本禅法述要》（《佛学研究》1997年）、姚南强《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及启迪》（《中华文化论坛》1997/ 04）、熊开发《支遁生平事迹及思想考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 04）、邱高兴《李通玄与法藏的佛学思想比较》（《世界宗教研究》1998/01）、胡京国《论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历史功过》（《文史哲》1998/05）、孙亦平《惠能的“三科”“三十六对”思想研究》（《佛学研究》1999年）、伍先林《神秀的禅法思想》（《佛学研究》1999年）、向世山《中国佛教教义时代的殿军──圭峰宗密述评》（中华文化论坛1996，4，）、《论宗密的方法论模式》（同上1998/04）等。聂清《神会与宗密》（中国哲学史，2000，3）从神会与宗密对“知”的理解、“顿悟渐修”以及“如来藏与般若”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二人之间的不同，并说明了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
　　（六）佛教与中国文化研究：
　　佛教在中国传布的同时，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最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佛教又对中国的哲学、文学、美学、艺术、医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九五”期间，不少学者，基于对佛教文化和佛教对其它文化领域的影响的研究，发表了相当多的著述。
　　1、佛教与传统文化：
　　方立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对佛教的历史、主要典籍、教义制度及其中对中伦理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影响作了系统论述。文字简而不繁，论述精当，涉及面也相当的广，是了解佛教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佳作。王尧主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2、佛教分支学科的研究：
　　（1）佛教伦理研究：
　　南京大学的王月清博士《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是佛教伦理学研究中的翘楚之作。该著以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为总体背景，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参照，探讨了佛教伦理之善恶观、戒律观、孝亲观、修行观、人生观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佛教本身的伦理化契机问题、中国佛教伦理所具有的三大特征即心性特征、入世和人本特征等，并以“问题解析体”的形式对每一个问题进行讨论，籍此展现中国佛教伦理形成和发展的纵向进程，以及它与中传统的儒家伦理的横向关系，同时也修正了学界之中一向以出世主义、禁欲主义、神秘主义来概括中国佛教伦理的习惯。著者始终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充分的原始资料为立论之依据，观点鲜明，见解独到。总之，该研究为伦理学研究拓展出了一片新空间。
　　龚爱林《论佛教伦理的中国化》（《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2）指出佛教伦理中国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其一，是佛教伦理的政治化；其二，是佛教伦理的补充性。佛教伦理的政治化，是指佛教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适应，体现了道德作为他律的特征；佛教伦理的补充性，是指作为内在超越的佛教伦理对儒家“内圣”传统中断后的弥补，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和作为自律的特征。由此我们看到，佛教伦理的中国化之路，是一条循着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努力实现适应与超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相统一的道路。姚卫群《佛教的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北京大学学报，1999/3）对佛教的基本伦理思想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观念是佛教伦理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些重要作用或影响，如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鼓励人们扶危济困或造福社会、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等。作者还就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意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董群《略论禅宗对儒家伦理的会通——以礼、孝、忠为个案的考察》（东南大学学报，2000，3）一文则从礼、孝、忠三个基本的中国传统伦理范畴 ,考察禅宗伦理中对于儒家伦理的吸收、比较和再诠释 ,比较儒、禅之间的异同 ,突显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具体细节 ,展现禅宗伦理的基本特色方。此外还有方立天《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6，2期）、《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哲学研究》1996/06）、黄小石《佛教、儒教伦理道德简论》（四川大学学报，1998，2）、龚山平《业报轮回思想的伦理意义》（法音，1999，12）、李远杰《佛教的伦理价值》（宗教学研究，1999，1）等有关的研究论著。
　　（2）佛教医学研究：
　　盖建民《从敦煌遗书看佛教医学思想及其影响──兼评李约瑟的佛教科学观》（《佛学研究》1999）以学术界较少引入注意的敦煌佛教医学卷子作为基本资料，并与传世的佛医典籍相互参证，较为深入地剖析了佛教医学的独特医学思想，并对李约瑟的佛教科学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敦煌佛经中的丰富医学思想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医方，是中华传统医学的珍贵史料；敦煌的佛教医学思想，包含了医理、药物学、卫生保健的思想。李约瑟认为佛教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发展“是强烈的阻碍作用”，但从敦煌佛经的医学思想来看，它既有消极的一面，更有积极的一面，李约瑟的佛教科学观值得商榷。尹立《浅析佛学与现代医学目的之契合》（《宗教学研究》1999/3），则分析了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出的整体健康目标与佛学涅概念的契合之处，提出二者的互相沟通将促进人类对自身的进一步认识。陈明《佛教医学概论》一文在《五台山研究》（2000/1-3连载，与其《印度佛教医学概说》（《宗教学研究》2000/1）等首先对其佛教医学的定义进行了探讨，界定了佛教医学与印度佛教医学各自范围；从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医用咒语、养生保健等方面，概述了印度佛教医学的主要内容，并归纳出它的四个特点。又大体略述了佛教律藏药事的构成内容，最后概括了律藏医药的五大特点以及律藏药事戒律的四个特征，对佛教医学作了总体的勾勒。另外还有K·夏嘉思、季玉洪《佛陀医学》（《蒙古学信息》1998/3）、《古印度佛教医学教育略论》（法音，2000，4）等。
　　（3）佛教美学研究：
　　佛教美学研究日益兴盛，先在祁志祥专著《佛教美学》，首先系统地从美学理论的几个主要范畴与佛教各宗思想结合，分析了佛教思想的美学意蕴，勾勒了佛教美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是这方面的研究的开创之作。有关佛教美学研究的论文却相当多。祁志祥《佛教理论对中国古代审美认识论之影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指出佛教的“现观”“现量”各有三层涵义。在中国审美认识论中具体体现为审美的“现在”性、“现成”性和“现实”性。即:美就在眼前生活中,审美是直接性的,审美中的“理”是一种情理而非思辨之理。还有《〈华严金狮子章〉的美学价值三例》（《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3）等。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一个主特点就是集中在禅宗思想及其美学意蕴的研究方面。皮朝纲《慧洪以禅论艺的美学意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指出慧洪对如何理解王维所画“雪中芭蕉”的含义，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则，要以“法眼”去审视、诠释画中所“寄寓”的“神情”。这是从审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的领会、解释禅宗画和禅意画的重要原则。“神情寄寓于物”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存在”（神情）与“存在者”（物）的关联，强调以“法眼”去审视、领会、解释由艺术家所创建的意义世界（神情）。慧洪提出的“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的命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蕴含着禅宗美学的丰富内容。其《禅净合流与明代禅宗美学思想的走向》（同上1998/4）认为中国禅宗在有明一代发生了重要转向，它沿着宋元以来所出现的禅净合流的基本趋势向前发展，而且越演越烈。这一时期的禅宗美学思想的走向也相应地表现出种种特点。该文从“净心净土的向往与审美境界的追寻”和“妙悟法门的解读与审美生存的探究”等方面，指出明代禅宗及其美学思想所发生的重大转向，并指出晚明“四大高僧”的禅学主张标志着禅宗思想的式微，开辟了近代佛教念佛净土实修的道路，禅宗及其美学思想开始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谢路军《试论禅宗的“不立文字”及其美学特色》（《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02）从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观出发,概括出了禅宗语言含蓄美、口语美、无言美的三大特色。其它还有李天道《 “圆”：禅宗的审美理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1）、普慧《略论慧远的禅智说与审美心理思想》（《佛学研究》1998）、刘方《大慧宗杲“妙悟”说的美学意蕴及影响》（《学术界》1997/04）、《禅宗的美学智慧》（《文艺理论研究》2000/04）等。
　　此外，佛教生态学研究、佛教心理学研究、佛教管理学研究等也日渐兴盛。如在佛教心理学研究方面，最著者为陈兵《佛教心理学》的完成。在佛教管理学方面，在1996年， “中华佛学文化与现代管理研讨会”在成都已经召开，这方面的成果有郭虹《佛教文化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契合》（《中华文化论坛》1996/04）、王永会《佛教管理学初探》，（宗教学研究，1999，2）等。在佛教教艺术的研究方面，有强总著《永恒的寺庙：石窟艺术》、史希光《佛教绘画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美术向导》1997/01）等。
　　（七）佛教辞书的编著：
　　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分经典卷、教义卷、人物卷、历史卷、宗派卷、仪轨卷、书画诗文卷、雕塑建筑卷、名山卷11卷，分8册出版。全书约300余万字，从上述11个方面对佛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再现了真实面貌，其中既有知识的介绍，又有主要义理的解释；既有历史发展的概述，又有重点内容的深入剖析；既有宗教意义的阐释，又有文化价值的揭示；通俗性与学术性共融。集中了当前国内佛教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如陈士强、赖永海、潘桂明、王雷泉、业露华、麻天祥、洪修平等。丁福保等撰《佛学精要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3月，原名《佛学小辞典》），材料详实，文字精要，集佛教各宗各派理论，对各家理论的理解真切确当，评价如实客观，对学者研究佛教助益甚大。
　　二、“九五”期间佛教研究特点与“十五”展望
　　（一）“九五”期间佛教研究的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九五”期间，佛教研究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佛教研究面的拓宽。从“九五”佛教研究者所属的学科和适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已经不限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狭小范围，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多种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进来，用本学科的方法以及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大都能打破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努力从不同角度挖掘和整理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因而使这一学术园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和生动多姿的面貌。不过由于佛教文化知识宝库是如此的广大深邃，目前的研究也只是触及其一角而已；又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还不尽合理，对于研究的深入也造成相当的障碍；另一方面，受当今学风所限，研究者往往各说各的话，难得进行正面的思想交锋，也使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不能深入下去，得出公认的客观正确的结论。
　　2、当前我国的佛教研究以汉地佛教成果最多，藏传佛教次之，印度佛教再次之，云南上座部佛教最差。研究的热点，就汉传佛教而言，是禅宗的研究；就藏传佛教而言，是格鲁派；就印度佛教而言，是中观派。云南上座部佛教至尽还没有形成研究气候，看不出热点所在。佛教研究之所以形成了这些热点，仍是和我国过去的研究情况又密切的关系，例如，禅宗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些研究重点突出，质量精到，缺陷是研究方法上比较陈旧，但是它们无疑给后人打下了基础，影响了后人的研究。又如，印度佛教的研究一直是我国传统研究的主要课题，历代僧人和学者撰述了大量的著作，所以这个传统被继承下来。再如，格鲁派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了西藏中心地带的佛教，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是以此为中心从事调查和学术研究，所以对这个教派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成为热点；另一方面，这些热点又反映了国内近年来出现的思潮热或与国外研究接轨的问题。由于禅宗在我国影响最大，因此这一类读物有市场，出版社也有利润。格鲁派的研究有国家补贴，适合国家的需要，因之也能热下去。相比之下，印度佛教因随着文化热的降温，已经开始萎缩，不再成为热点了。而由于随着人们对近代中国走过的坎坷道路进行反思，于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3、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佛教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市场热点，出现了一些重复研究。如禅宗的研究。而与市场经济关系不大的课题却鲜有人问津。一个学科的研究是否完整，这反映了国家的整体研究水平，佛教研究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的课题从佛学上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市场却没有直接的联系，于是造成没有投入，使一些课题的研究也就受到了影响。例如，佛教的唯实学，一直是印度和中国佛学的重要内容。法相唯实学说曾经一度兴盛，以后又衰落。现在这个课题极少有人去深入研究，但不去研究，就讲不好中国的佛学理论，同样也不能深入各个宗派的研究，因之佛教研究也就不能全面发展，体现不了完整性，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中国的佛学水平正在下降，这是佛教研究碰到的一个难题。
　　同时，有些课题于佛教研究的完整性来说确实很有意义，但缺少相应的研究。其原因多种，或许是难度太大，或许是投入太多，或许是风险，但是这些，不做太可惜。例如，净土宗是我国影响最大的一支派别，在宋代以后，它与禅宗并立在中国大地。可是由于净土宗的研究不太好做，一般认为研究者要有一定的修持更好，因此至今这方面的专著甚为罕见。又如云南上座部佛教，过去由于少有人去作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虽然有人在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可以这样说，至今仍在外围打转，还没有深入其里。
　　3、世界佛教的研究不足。佛教研究是世界性的事情，不少国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中国的佛教研究要在世界占有一席地位，就要始终与世界学术界进行不断的交流，掌握世界学术发展的动态。
　　4、学术课题与现实社会联系不够。学术研究虽然有其超越性，但也不应忽略其研究的现实性，如对佛教现状的研究，佛教僧团及其组织管理的制度与现实研究等。
　　（二）“十五”期间佛教研究展望：
　　鉴于“九五”期间佛教研究的上述特点，我们对未来“十五”的佛教研究发展有如下展望：
　　1、在资料上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和史料要进行校勘、标点和专门研究，这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工程。尤其是藏文、傣文等佛典的研究。从“九五”期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成果不多，且较集中，研究者也较少。
　　2、对许多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佛教僧人和学者，除了撰写论文之外，还应该给它们正确的评价。对一些佛教深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应该组织编辑出版它们的论文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保存这方面的资料。这种作法，一是将已有的研究精品汇总，避免像古代曾出现的那种《成实论》研究资料全部佚失的情况；二是总结现有的学术成果，避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再出现重复劳动情况，并提供一个正确的学术研究指南。
　　3、在宗派研究方面，除了禅宗、格鲁派以外，其他净土、天台、法相、密、华严等各宗也应有深入的研究；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各宗派更是必不可少，争取全面开花，体现出中国佛学研究的整体性。
　　4、佛教史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唐代以后，对宋、元、明、清等各朝的佛教多做一些研究。
　　5、加强一些专题或综合的研究，改变现存的薄弱环节。如一些佛教重要的名词的系统研究。一些地方佛教研究也要加强，特别是佛教的几大名山和重要的寺院更应该注意。还有努力开发佛教民间化、佛教美术、音乐、文学和伦理等方面的研究 ，对曾经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佛教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管理学、天文学、化学等课题给予充分注意。
　　6、藏传佛教要注意西藏以外藏区佛教及其影响。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至今可以寺院和人物为研究重点，走出开拓性的道路。同时还要注意三大教之间的比较研究、以经典、僧制的研究为契机。
　　7、新的综合辞书的编撰应暂缓，鼓励编撰专科辞书。但是在编撰辞书时要超过台湾的《佛光大辞典》。
　　8、现在编撰佛教寺志丛书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组织力量编写。在全国各省的宗教志基础上，新编《中华佛教志》的条件也已成熟。
　　9、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等课题是亟待探讨的内容，为重点的重点。当前不管是佛教界还是职能部门及学术界，都面对着处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协调问题，它关系到未来中国佛教的运转与发展，事关重大。当代佛学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0、世界佛教的研究应该也纳入日程，目前可以编写出各国佛教的断代史或各国佛教概论。如《近代世界佛教史》、《古代世界佛教史》、《世界禅宗史》等等。对我国周边国家的佛教也应加强研究，如越南佛教的研究是当务之急。
　　11、加强对世界佛教现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