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与习俗的反思

佛教文化与习俗的反思
　　■ 洪祖丰 著
　　当我们再三强调佛教对华人文化的贡献，我们也得坦诚的承认，佛教也为它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这三天的研讨会将研究佛教文化与习俗。这将牵涉到一个社会的两大力量：一是文化；一是宗教。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组织现象。它是一种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甚至其他一切能为该群体所接受的操行之完整体系（a complex whole）。它能影响群体成员的生活方式，包括这个群体的价值惯例（norms）及理想。单单从文化的定义，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麽每个群体都那么重视及珍惜他们本身的文化。
　　文化本身也包含了几种特点。其中之一是文化是活动的（dynamic）不是死板的（static）。一个文化要成长要发展，必须肯向其他文化学习，把好的元素发扬光大；把不对的、落伍的淘汰抛弃。
　　宗教是什麽呢？宗教的定义繁多，很难处理。不过从社会观点来说，宗教是社会结构之一。它是一种劝人弃恶向善的教导。它通过价值体系及宗教组织，提供群体成员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它能产生多种的社会功能，例如：
　　(1) 它使群体成员和谐共处。
　　(2) 在危难时，它为群体成员带来勇气、希望、奋斗决心、和牺牲精神。
　　(3) 它为群体带来归属感，可以产生凝结力。
　　(4) 它可以产生社会约束作用，安定社会，补法律之不足。
　　(5) 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性能。没有宗教，人类将寻求另一种信仰，如对物质崇拜,来代替宗教。假如精神性能低落，则社会正义良知低落，道德沦亡，社会混乱。
　　我们单从宗教的社会功能，就能看出宗教对社会的重要。对一个社会来说，文化与宗教都是重要的。那麽，在一个社会里，宗教和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宗教的传播产生了宗教覆加（superimposed）在本有文化（antecedent culture）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下列其中之一的结局：
　　(l) 这外来的宗教，不能和本有的文化取得协调，结果是这本有的文化淘汰了这外来宗教，或者是这外来宗教，通过武力或其他压力，使本有文化接受它，使整个本有文化面目全非，断弃根本。
　　(2) 这外来的宗教与本有文化取得协调，终於融合为一体。这个更新的文化，拥有了外来宗教的色彩及保存了本有文化。然而有时两者融合得太紧密了，简宜分不出那一部份是外来宗教，那部价是本有文化。实际上，当到了这个地步，两者都自称是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到了这个地步，宗教成了文化精华之一。它可以丰富一个文化，也可以拉倒一个文化。
　　佛教传人中国时，就发生了第二种结局。佛教丰富了中华文化。它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华人民族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惯例、理想，都含有分不开的佛教因素。今天，我们不能否认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其他两个主流是儒道思想）.
　　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佛教时，一定要谈到中华文化。同样的，当我们谈中华文化时，一定要扯到佛教。假如我们谈华人文化而避开佛教，那是鸵鸟政策。假如我们谈佛教而不谈华人文化，那是不看边际。结果如何，我们可以预想得到。
　　所以，这三天的研讨会，我们将花一些时间去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研讨一份佛青总会的研究报告《佛教与华人文化》。这份报告书经被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及华团文化大会采纳，作为《国家文化备忘录》的一部份，呈给政府。我们希望这份报告书能唤醒华人社团关注佛教的发展与生存，当然也就是华人文化的发展与生存。我们要捍卫中华文化，不只要舞狮舞龙助兴，也要提倡，发扬光大宗教、语言、伦理、道德、美术、科学、文艺等。
　　当我们再三强调佛教对华人文化的贡献时，我们也要坦诚的承认，佛教也为中华文化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刚才我说过，文化要发展，必须自我更新，把好的因素发扬光大，把不好的落伍的淘汰抛弃。可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宗教方面，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要了解内中原因，容我们从佛教传人中国後的发展谈起。
　　佛教传进了中国後，有其兴盛时期，也有其没落的日子。隋唐时代，佛教号称鼎盛，文化昌明。元明以後，渐趋衰微。清代雍乾以後，益加不振。其中原因很多，在此只简单述说一二。满清时代，政权腐败、政治黑暗、教育落伍、经济崩溃、文化衰退、社会制度古旧.佛教当然深受影响，此其一。清政府以政治教，清世宗废除人民出家为僧的考试制度，使出家众的学识水准降落，最後导致佛教教团僵化腐败，成为旧社会象征，结果招来俗人压迫。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到了清末时代，佛教有许多方面是变质、僵化、出现流弊的。总而言之，佛教已经沦为仪式、迷信，只靠传统来维持其生命，教义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所以当时那些受过洋教育的年育人，高喊打倒孔家店；清除消极的道教；捣毁迷信的佛教，都是事出有因的）。
　　我们的祖先，在十九世纪初移民马来半岛时所带来的宗教，就是这种仪式化，杂乱，迷信的佛教。
　　（有人为了替佛教辨白，说这种宗教不是佛教是道教，或是华人教。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在华人文化里，儒道佛是分不清的。不过我们把属於宗教的称为佛教，因为这是大家所认同的，及受其他民族承认的。）
　　言归正传，当时这种佛教还勉强可以满足我们的祖先。可是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勉强不得，原因是，十八九世纪初的华人社会，和廿世纪八十年代的华人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十八九世纪的华人移民，教育程度不高且文化水准低落，把迷信当宗教，在他们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对本来的宗教理想、教义一无所知，也是理所当然的。再说，移民都是穷苦人家，他们的注意力是**，对宗教理想当然是漠不关心。只要这宗教或迷信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希望与勇气，他们不会苛求其他的东西。
　　当时的华人社会是个闭塞性的社会，鲜受外来文化影响，也不受外来政治、经济、教育的干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迷信宗教就像独眼龙是盲人国的皇帝一样。这样的宗教还可以勉强满足当时华人社会的需求。
　　廿世纪，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开始激烈变动。战前、战後、独立前、独立後，整个华人社会被圈入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变动。一直到今天，这些变动仍在进行中。
　　面对这些变动，华人社会只好调整本身来适应新的局面。可惜的是，华人社会往往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来创造新和有利的局势，而是附和的跟著局势走。结果是造成了一个百病丛生、僵化、腐败的华人社会。
　　宗教方面，我们目前所信奉的宗教，几乎和我们祖先一两百年前所信奉的没有差别。它能勉强生存两百年而不变，也真是奇迹了。（实际上，也不是奇迹，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维持这个华人社会。）不过，无论如何，这样的宗教，不能和其他社会结构协调，最终成为我华人社会的文化负担。
　　我刚才说过，一个宗教，可以丰富一个文化，也可以拉倒一个文化。历史上有明证。我们的佛教，会不会拉倒中华文化呢？由大家去想像好了！
　　目前，佛教在华人社会已经达到了一种毫无生气的的情况。传统已经代替真理，迷信取代宗教体验，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人心的桎梧。人们再也不注重，也不愿去理解宗教理想及理想的实践，只一味靠失去意义的传统仪式来维持生命。
　　社会学家英哲（J·Milton Yinger）说，当社会变动使仪式失去吸引力时，那能够为上一代提供统一传统的仪式，却使一部份的下一代感到彷徨。今天的华人社会，正面对著这种宗教冲突，大批的年青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发现他们祖先所留下的宗教，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灵。他们开始去寻求他们的答案。这答案可能是吸毒、犯罪、新的宗教、金钱、或其他。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化。表面上，我们是个很宗教化的社会，满天神佛，寺庙林立。然而我们已远离宗教和宗教领域。我们求神拜佛，不外希望神佛替我们做生意，赚大钱。我们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漠不关心。我们已经失去为众生服务的精神，只为个人打算，这一切都表现了佛教在华人社会的失败。
　　宗教的社会功能，本是能带来归属感，产生凝结力。然而，当我们看到年青的一代，耻於为佛教徒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佛教，在这方面的社会功能，正开始面对挑战。我不期望佛教能团结华人（因为华人的分裂因素太多），但佛教不应该成为分解华人团结的另一因素。
　　总而言之，我们的佛教已经不能有效的作为华人社会的精神性能。现在华人所拜的是神，信奉的是钱。我们不谈礼义廉耻，不顾道德伦理，只顾**。我们变成唯物主义者，一切以金钱来衡量。
　　这种精神上有病态的华人社会，如何能产生好的文化？如何能产生好的民族？
　　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我们是否能全盘摒弃佛教，断其根本？不能，因为这将使我们成为无根的浮萍，最终是送掉中华文化的老命。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去芜存菁，改革复兴佛教。
　　我们不要喊口号，也不要扯得太远。我们要从根本的做起。目前最迫切的，是革除一切陋习，还我中华佛教本来面目。
　　在外族服中，华人佛教徒的形象不是很好的。我们的标准特徵是这样的——我们的寺庙是和尚道士的家，是求财求福的场所，是扶乩的场所。和尚是无所事事，替人念经**的人。佛教是迷信的，是祭拜畜生，拜偶像的。佛教徒是自私自利，爱钱如命，不能团结的。这种特徵，能使人尊敬我们吗？我们的尊严在哪里？我们的文化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革除一切陋习。不重要的，失去意义的仪式习俗要革除。不能革除的，已经生根的习俗，要改良，要赋於新的意义，新的生命。例如：祭拜祖先应教导孝道，而且把孝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拜观世音，不应只求庇佑，也应了解观世音的意义，把观世音当模范，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
　　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特徵，一种使佛教充满活力的特徵，一种使人尊敬的特徵。一种能使华人文化丰富的特徵。
　　我们认为这特徵应建立在佛教价值上。研讨会将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我们研讨我们理想中的特徵。同时我们将汇集各方意见，出版一本佛教手册，为我们四百万佛教徒对有关佛教习俗，佛教与华人节日之庆祝方式，提供指导。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讲於马六甲<佛教文化与习俗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