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从宗教问题谈到中国的向西开放

叶小文：从宗教问题谈到中国的向西开放
　　作者：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叶小文
　　几年来，在对新疆等地宗教问题的调查和思考中，时常有一个看起来与宗教问题并不直接相关的地缘战略选择问题浮上脑际、萦绕心怀，这就是中国不仅要向东开放，也要向西开放。
　　研究宗教问题引出的战略构想
　　众所周知，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在世界范围内危害甚烈的恐怖主义，乃是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恶性演化，它在世界民族矛盾、政治冲突与经济竞争等世俗性问题的刺激下愈演愈烈。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相生相克，又相克相生。在当今世界很多人“谈恐色变”的时候，我国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风景这边独好。新疆也是一样。但新疆也有一小撮打着宗教旗号、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在蠢蠢欲动，虽然他们是以卵击石，我们仍不可掉以轻心。近年来，因为从事宗教工作的职责所系，我几次到新疆调查研究。调研的主题本来是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团结教育信教群众，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共同维护新疆稳定。但在调研中，我强烈地感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做好宗教工作，功夫不仅在宗教；要维护新疆的长治久安，功夫也不仅在新疆。我们要强调“宗教无小事”，高度重视宗教问题，但不能只就宗教谈宗教。最根本的还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只要发展了，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新疆虽然从地缘上距中亚更近一些，但为什么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就近纳入中亚的版图？这里自有它的道理，其中重要的是历来有一条经济、文化的纽带，把新疆牢牢地和中原系在一起，历经千年而不断、不衰。“东突”势力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无非是想从“教缘”上砍断这条纽带，鼓吹泛突厥主义无非是想从“地缘”上砍断这条纽带，最终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同时，继续巩固和加强这条纽带。只有在经济利益上使新疆倾心内向，唱响“东方红”，才能为解决好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奠定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利益。
　　而要新疆更多倾心内向，就需要内地更多地倾力西向，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互动过程。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超越宗教问题、新疆问题，不仅要关注宗教问题，还要关注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不仅要把眼光投向新疆，还要穿过新疆投向中亚，再经过中亚投向欧洲，乃至投向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环境的未来世界大格局。
　　十年前，我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新疆调研回来后，写过长篇论文《新形势下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和该刊英文版1996年第2期。去年，我又有机会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去新疆调研，回来后就一直在思考“中国不仅要向东开放，也要向西开放”的问题。
　　谈到“向西开放”，很容易使人想起古代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同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中亚、西亚，再转运到欧洲的罗马帝国。这条沟通中西的陆上交通要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公元5世纪，由于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西罗马帝国崩溃；唐朝时，中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发达，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腹地的传播，对欧亚大陆两端的交流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一度引起动荡；随着13世纪蒙古帝国和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欧亚大陆腹地陷入长期动荡，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伟大文明的丝绸之路被阻塞，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的解体。欧亚大陆间联系的丝绸之路被中断后，作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序幕的航海大发现始应运而生，从此产生了以“海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全球地缘政治，同时也大大降低了“陆权”政治在全球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比重。从19世纪的英国霸权到现在的美国霸权,很大程度都是建立在“海权”政治的基础之上。
　　今天，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竞争难免会随之激烈起来。我们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惹谁也不怕谁，不逞强也不示弱，不当头也不做附庸。提出“向西开放”，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中国在未来面临的竞争环境中，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种现实的地缘战略选择。
　　向西开放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过去二十年持续增长所焕发出来的势头，以及继续发展形成的和平崛起的前景，既会为世界的经济增长做出一定贡献，也会对既有的世界地缘利益格局形成冲击。中国已经具备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能力和决心，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世界上资源消费增加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的发展已在冲击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一步不是没有可能去逐步冲击西方的技术垄断地位。因此，在西方看来，中国既是威胁西方资源分配地位的国家，也是可能威胁西方垄断利润的潜在对手。而在中国看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难免有世界范围的竞争。我们要正视市场经济的竞争，我们希望和维护和平竞争。
　　从一定意义上说，“向西开放”实际上是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要进行和平竞争，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种重要的地缘战略选择。
　　向西开放有没有可能性？如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讲向西开放，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从新疆的红其拉甫口岸的狭窄通道，经巴基斯坦往西亚、中东走，而当时两伊战争和阿富汗战火未熄，历史的、地缘的和现实政治的诸多因素，使得向西开放没有作为的空间和可能。而90年代初期由于前苏联的解体，俄国疆界从中亚往北方退回1500公里,几乎退到了彼得大帝扩张前的起点。相比较于此前1000年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新局面。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在国力和竞争力上都有了一定积累的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这与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的情景具有某种历史的相似性，而汉唐两朝的盛世气象与丝绸之路打通又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今天，我们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关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以及时代赋予我们的新机遇和新起点。当然，历史是不能简单地类比和重复的，我们探讨和构想21世纪中国向西开放的问题，应该谋得更深，虑得更远。
　　中国向西开放的地缘政治目标，是以和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方式为主要手段，通过中亚，重新打通欧亚大陆的联系，并且提出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的近、中期目标，通过与欧盟的对话合作，建构起远期欧亚大陆经济、政治合作的新秩序。由此，在全球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中，有效提升陆权，改革以海权政治为核心权力的地缘政治结构，从而在21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在美国、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欧盟和中国之间，形成一种能互相制衡、较为稳定和平的未来世界“大三角”，营造出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大环境。
　　向西开放比向东开放当然要费劲得多。但这个“劲”，不能不“费”，不是“白费”。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既有东海岸又有西海岸，我们可选择的路不多，只能通过自己在西部的艰难开发，进而走出一条向西部世界开放的通路。虽然举步维艰，却有战略意义。如果在未来的中国，东面有“长三角”、“珠三角”比翼齐飞，西面也出现新的增长亮点，中国这盘棋就下活了。如果在未来的世界，中国能一手拉着美国、一手拉着欧盟巧为周旋，形成平衡世界的“大三角”，世界这盘棋就下活了。
　　向西开放要以自己西部的繁荣为前提
　　如果没有新疆乃至整个西部经济的空前繁荣，中国“向西开放”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谈，结果甚至是人家“向东开放”而不是我们“向西开放”。只有我们自己经济繁荣的蓄水池充满了一池春水，才能形成一泻千里、向西开放的能量和位势。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提出了在统筹区域发展中要考虑建设“西三角”的问题。（参见中央党校《理论动态》2003年第1616期《一个外涉国际战略平衡内涉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我不是经济学家，没有对西部的各种经济数据进行详细的考量，没有操作层次的可行性论证，只是从统筹区域发展的角度、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考虑，认为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迟早要致力于开发和建立西部经济增长带。这个经济增长带，可以设想为各种不同的模式，可以叫“西三角”，也可以是其它的叫法。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战略设想：中国在保持“长三角”、“珠三角”率先发展势头，大力推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同时，逐步开发和建立以新疆、甘肃、青海为第一梯队，以陕西、宁夏、内蒙古为第二梯队的两个“西三角”新经济增长带。
　　那么，提出“西三角”问题是否只是空谈甚至异想天开呢？当前从经济总量上，还在刍议中的“西三角”，确实无法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提并论。但“西三角”有潜在的资源优势特别是矿产资源优势，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不要小看这点矿产资源优势，中国与美国比较，人均可耕地面积、自然环境都差得多，也就是矿产资源比美国要齐全一些，金属矿物比美国要多一些。诚然，新疆等地的经济基础和生态环境都还比较薄弱，“东突”恐怖势力并未销声匿迹，但新疆这几年发展的势头是好的，在坚决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的同时抓了强基固本，现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亮点也在出现。我们参观了新疆的两个企业，一个是民营企业“特变电”，这个企业从街道工业起家，现在已发展为大型的现代企业，其总经理考虑的是要“去哈萨克斯坦买断铜矿开采权”；一个是新天公司，这个企业提出的目标是要“代表中国葡萄酒业的发展方向”。这些借助本地资源优势而崛起的企业，在新疆虽然还只是凤毛麟角，却预示着中国西部的发展潜力和希望。
　　因此，关于建立“西三角”的构想也不完全是空谈。如果能够“开题”、“立项”，有关建立“西三角”的功能定位、发展模式、时机选择、启动方式等问题，就有待纳入西部大开发和统筹区域发展的总盘子中，进一步详加论证了。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但必须小心求证。
　　向西开放与宗教的不解之缘
　　前面从宗教问题跳出去谈中国的向西开放，现在再从向西开放的大局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本行――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我国传入的外来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前一世纪，印度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到现在的中亚和新疆地区，然后又逐步深入到内地，历经魏晋隋唐，开花结果，创宗立派，形成中国化佛教，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泼生机。唐僧的原型――历史上著名高僧玄奘就是沿着丝路，不畏艰辛，历经磨难，西天取经，终成正果。今天我们如果把龟兹的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连成一线，丝路的东段部分就依稀可辨了，这些佛教的石窟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中西宗教文化艺术交融的亮点。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入同样依赖于丝路的开通。盛唐时代，政通人和，万邦来朝，东西交通得到前所未有的贯通，物流、人流、宗教文化之流汩汩而来，大批东来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商人、使节、士兵、宣教士成群结队，不绝如缕。蒙元时期，伴随着蒙古军队的东征西讨，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另外，通过丝路这一东西管道，西亚的祆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摩尼教等也传到中国来。
　　一些国际文化组织希望古丝绸之路成为今天的“对话之路”。这既是对话之路，更是开放之路，发展之路，奋进之路。我国西北部聚居着1500多万各族穆斯林群众，他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这些群众在西部大开发、在向西开放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发挥多大作用，至关重要。我们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要把广大信教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引导和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历史上，在开放、包容思想的主导下，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丰富和繁荣了丝绸之路，共同汇聚成汉唐气象；今天，通过广大信教群众和其他群众的共同努力，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应当也能够再现历史的辉煌。
　　需要注意的是，要扩大开放，同时就要抵御渗透。我们有责任通过我们的工作，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包括信教群众，对从中亚方向涌过来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对企图“祸水东渐”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筑起思想上的大坝。近年来，新疆等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界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指导下，积极开展“解经”工作，编写《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引经据典，积极向穆斯林群众大力宣讲爱国、团结、两世吉庆的道理，宣讲宽容、守法、建设家园的理念，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共同求稳定、谋发展，反极端、反分裂，已形成可喜的局面。另外，东西一家亲，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东部沿海地区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纷纷捐款捐物，向西部献爱心，支持西部大开发建设，也有许多感动人的事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是发展经济、扩大开放的基础，否则什么都谈不上，什么都搞不成。
　　中国西部是中国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向西开放中，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伊斯兰教历来主张“两世吉庆”、“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在去年纪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时，大家讨论过中国穆斯林的形象问题，我认为，中国穆斯林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中，要得到新的升华，放出新的光芒；在促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实践中，要进行新的探索，做出新的贡献；在人类追求和平与进步的新世纪中，要树立新的形象，展示新的风貌。现在还可以加一句，在加快西部开发、促进中国向西开放的新进程中，要聚集新的能量，发挥新的作用。
　　从历史之争到今日之论
　　历史上左宗棠和李鸿章曾有震动朝野的“重海防”还是“重塞防”之争。左宗棠一番“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深谋远虑的宏论，终为当时的朝廷所采纳，遂有西征使新疆在清朝得以“故土新归”。今天，要维护新疆的长治久安和祖国的江山永固，面对着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竞争环境，在加快西部开发和统筹区域发展的大框架下，我们不妨提出统筹考虑“建东部与建西部”、“长（珠）三角与西三角”、“走海路与通陆路”、“向东开放与向西开放”一类的题目，来争论一番，引出真知灼见。要“向西开放”，要建立“西三角”，无疑是一条艰苦卓绝的路，不想清楚、论明白，是走不下去的。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桥的战略要地，走出中亚，再经西亚，就是欧洲。加快中国西部的开发，逐步形成中国西部与中亚经济互补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特别是开辟从中亚进口油、气的新渠道，可以使“上海合作组织”从反恐合作向经济合作深化。
　　向西开放与向东开放，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补充关系。我国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继续向东开放特别是对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有利于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市场和技术。而我国西部又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打开向西开放之路，有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我们要争取形成和充分利用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争取“左右逢源”的光明前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到本世纪中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为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
　　经过一番讨论，今天我们能否得出这样几条结论：1）中国不仅要向东开放，也要向西开放；2）向西开放就要在中国西部积蓄能量、形成位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迟早要致力于开发和建立中国的西部经济增长带，这个经济增长带可能是“西三角”，也可能是其他；3）这未必是现在就要做、就能做的事，但却是现在应该想的事；4）做成做好了这件事，中国在自己的发展中就可以左右逢源，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大三角”中就可以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当能积蓄巨大的能量，形成强大的位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中国的向西开放，当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中国的穆斯林和各兄弟民族，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当是“大江西去（改一字，原为‘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转载自《中国宗教》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