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刊刻、流传考

《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刊刻、流传考
　　The research on publish and going round of《Tripitaka》in popular society of Song dynasty
　　曹刚华
　　（华东师大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要：两宋时期《大藏经》在民间流传甚广，地方寺院、私人刊印者屡屡皆是。笔者爬梳宋人文集、宋元地方志，搜集史料，从刊行方式和流传范围考察，以进一步了解《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流传的情况。
　　有宋一代自建国，就信奉佛教。太祖开宝四年即派遣高品张从信到益州（今成都）监雕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佛教刊本《大藏经》—《开宝藏》。除此之外，福州也有过两次《大藏经》的雕印。一次是福州城外白马山东禅寺院主持慧空大师等通过募捐化缘而雕印的《大藏经》，共计五百余函，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历史上称为《崇宁藏》；另一次由福州开元寺发起，民间集资雕印的《毗卢大藏经》，这两部福州藏的版式一样，半页六行，每行十七字，经折装。南宋中期，又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刻印《大藏经》的活动，这就是《碛砂藏》。对于这几部著名官私刊印《大藏经》的版式、纸张、现存情况、刻工等具体问题考证，吕澄、张秀民、小野妙二等中外前辈学者都有较详细考论，此处不再赘言。但实际上，两宋时期，《大藏经》在民间流传绝不止这六部，地方寺院、私人抄写刊印者屡屡皆是。笔者爬梳宋人文集、宋元地方志等，搜集史料，欲进一步了解两宋民间社会《大藏经》的刊行、流传情况，这些则是以往前辈学者们所未涉及的。
　　一、民间《大藏经》的刊行方式
　　宋代，佛教已经深入民间社会了，很多地方都信奉佛教，广建佛教寺院以求福保祐。宋代文人陆游曰：“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致暇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 宋人邹浩在论及毗陵郡时道：“毗陵郡城中名刹相望，而传法者凡六院。” 宋朝大至都郡，小至地方乡村都建有佛教寺院，佛教寺院的兴盛为《大藏经》的抄写刊刻提供了条件。
　　1、抄写仍是北宋前期民间《大藏经》刊行方式之一。宋代政府中前期对《大藏经》印造的管理比较严格。自宋太祖开宝四年敕益州雕印《大藏经》板，太平兴国八年板成，即运往汴京。为了管理好这批《大藏经》板，宋王朝又建立印经院。《佛祖统纪》卷四三曰：“（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太平兴国）八年六月，诏译经院赐名传法，于西偏建印经院，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板成，进上。”宋熙宁四年虽然废置印经院，但《大藏经》板仍交付于具有官方性质的汴京显圣寺圣寿禅院管理，显圣寺所刊印佛经文献须报经传法院批准方可印造， 故而，地方寺院要想置办《大藏经》，也只有到京师显圣寺或者借印，或抄写。宋人杨亿为婺州开元寺作《经藏记》时说道：“有本寺僧文靖与本州都知兵马使曹维旭，同发志诚，共营胜利，爰以淳化中，相率诣阙，击登闻鼓，求方借版，摹印真文，奏牍上闻，帝俞其请，逮至道初，维旭等始共辇置槠墨之直，聿来京都，诏免关市之征，授以要券，缮造既毕，护持而归。” 另外，吴郡永安禅院的《大藏经》、江苏涟水淳化院的《大藏经》也都是进京借印的 。由于上京求借雕版印刷藏经，既手续烦琐，又要诸多费用，给地方寺院置办《大藏经》造成许多不便。
　　这种官方管理《大藏经》刊印现象，至宋徽宗大观二年方有所改观，民间刊印《大藏经》才无需官府批准。 而对于一些地方小寺院来说，由于受到财力限制，则更愿意抄写《大藏经》。如秀州海惠院主持“募人书所传之经，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百十有八”。 浙江慈溪县永明寺一直未有《大藏经》，主持僧普证大师不得不“倾财求地，首为写经造院之谋”。
　　除了上述的管理严格、经济原因外，宋代寺院抄写《大藏经》也和抄写方式的简便可行、不受时空局限、地方寺院需要贮藏《大藏经》以更好地弘扬佛法，善作普渡众生之用等有着莫大的关系。所谓“凡数口之家，数家之聚，未有不蓄其书而奉焉”， 表明了《大藏经》在民间的广大的影响力，这些都是地方寺院热衷于抄写《大藏经》的缘由。
　　地方寺院抄写《大藏经》的经费通过多种来源进行筹措。宋代寺院由于经常受到皇帝、官员、民众的施舍，再加上多数地方寺院都有独立的经营土地，可以说宋代寺院经济是相当发达的。 但由于地方寺院的经济状况也各自不同，所以在抄写《大藏经》的经费来源上也呈现多样化。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劝募众缘。即由地方寺院出面向民众化缘以抄写《大藏经》，如翠严院的长老智才大师就“广募檀信，鸠集众工，缮写奉安，建为轮藏”。 又如义乌县景德禅院僧徒契瑅在宋治平二年也是“遍募士庶，经满其数，置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环金晃，墨宝珍严”。 二是施主捐钱抄写，如秀州华亭县邑人颜霸在宋嘉祐六年就单独施舍钱财予寺院来抄写《大藏经》，“布金院去邑七十里……邑人曰颜霸，乃首施钱二百万，书其凡所藏经”。 三是由寺院单独出资招募写工抄写《大藏经》。两宋时期，社会上仍有着大量的以抄写为职业的专业写工， 因为时间久远，宋代抄书工姓名可考者不多，宋人刘爚曾提到一个名叫余焕的建阳写工，此人“工大小篆，笔势奇伟不常，予尝使之书圣贤言”。 可以说，大批写工的存在也为寺院抄写《大藏经》提供了条件。
　　在写本格式上，宋代地方寺院《大藏经》抄写本与隋唐时期抄写本样式相仿，多为卷轴装，或“布琅函，列朱轴” ，或“黄卷赤轴，函帙丽好”， 看来，地方寺院所抄写的《大藏经》装璜古雅，颇有古风。
　　2、刊刻是两宋民间社会《大藏经》流传的主要方式。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开创时代，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空前未有的。两宋时期官刻、私刻并举，出现了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刻书机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刻书网，使雕版事业呈现兴盛之象，这些对民间刊刻《大藏经》也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寺院刊刻。宋代上至帝王、官绅，下至民间百姓多信仰佛教，故佛教寺院在宋代大为兴盛，大至都郡，小至地方乡村，无不建有寺院，如宋人杨亿在《婺州开元寺新建经楼记》中说：“勾吴之域，……介于海隅……见善乃迁，邑居相望，悉奉竺乾之教，弦诵之隙，必闻贝多之言……辟净土而崇塔庙，比比而是”。 而《大藏经》则是佛教经典的总汇，是一切学佛者获取知识，弘扬佛法的根本，就连“不立文字”的禅宗寺院也认识到刊印《大藏经》的重要性，“毗陵郡城中名刹相望……元佑某年某月，道人德岑既领主持事，遂以告众人曰：‘五千四十八卷，虽不足以尽禅之说……（但）以方便济群生者，亦何可废也。’” 故而宋代地方寺院多愿意刊印《大藏经》。宋人朱处约曾说道：“今天下名山剧寺必有《大藏经》，奉为伟观秩守之宗。” 不仅如此，许多地方乡镇小寺院也愿意竭力刊印《大藏经》。宋人陈林于宋元丰五年春作的《隆平寺经藏记》中就记载了青龙镇上三个寺院置办《大藏经》的事。 可见，两宋时期地方寺院刊印《大藏经》已是很流行了。
　　宋代地方寺院由于财力的差异，刊刻《大藏经》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宋代中前期较常见的一种是进京借印。如上文所述，宋徽宗大观二年以前，《大藏经》的刊印先后由印经院、显圣寺负责，官方对其管理较严，外国使者、地方寺院若想雕印《大藏经》，须至京师传法院，由传法院下剳子，方可印刻。除了上文提及的婺州开元寺、涟水淳化院进京借印外，还有洪州分宁县灵严禅院等也都进京借印过。“江西多古尊宿……凡此藏经主工者僧悟机，如京师印经者僧希文。” 其二是劝募众缘，由寺院印经机构刊刻。宋徽宗大观二年后，官方对《大藏经》刊印的管理比较松懈，各个地方寺院如福州东禅院、浙江的思溪寺、资福寺等都设有自己的印经机构，以方便刊印佛经。南宋末年，苏州一带僧侣在平江府陈湖延圣院就设立印经院，广募众缘，刊印《大藏经》，共六千三百六十卷。又如宋人李纲在《汀洲南安严均庆禅院转轮藏记》也记载该院所藏的《大藏经》亦是“同发心，募众缘之所造”。 其三，个人施舍钱财，寺院刊印《大藏经》。如南宋绍兴二年，两浙西路湖州归安县王永从就捐舍家财，在福建思溪圆觉禅院内雕版《大藏经》五百五十函。其四，宋代皇帝赏赐地方寺院《大藏经》经板印刷。如南宋淳熙元年，宋孝宗就给上天竺寺二万钱建轮藏殿，并赐印福州经一藏。
　　私人刊刻。与宋代地方寺院为弘扬佛法，广济群生而刊印《大藏经》相比，宋代私人刊印《大藏经》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不同。宋代私人刊置《大藏经》者多为士大夫。这些人或出于对《大藏经》的嗜好而刊印。如杨万里在《石泉寺经藏记》中就记载他的朋友萧民望，由于“颇嗜蓄佛书，新作一经藏於石泉寺，以储之”。 有的士大夫是出于真正信奉佛教的动机而刊置《大藏经》。 有的士大夫则是出于感激僧人的心理，如宋代右丞直郎高风因病被常州无锡县崇安寺比丘义深治愈，感恩之下就印施《大藏经》一部送与崇安寺。
　　当然，就《大藏经》刊印而言，它是一件耗费巨大财力与时间的事情，私人刊印《大藏经》在两宋时期虽然也有，但与地方寺院相比，仍不占主要形式。
　　二、民间社会《大藏经》的流传方式与范围
　　两宋时期是图书流通的繁盛阶段，随着雕版技术兴起、经济的繁荣与手工业、商业的发达，流通书籍的数量、品种、流通方式和流通范围都有新的发展，《大藏经》传播也不例外。总的说来，《大藏经》在两宋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从上至下传播，即是当时帝王的赏赐；另一种则是民间商业渠道的传播，即相互之间的买卖。
　　赏赐是皇帝把书籍赏赐给臣民，与官家搜求民间图书，导致图书自下而上的流通相反，它是一种图书自上而下的流传，这种方式也为当时的宋代帝王所采用。国内地方寺院是宋代帝王赏赐《大藏经》的重要对象，以示恩宠有加。如宋嘉佑中诏赐藏经给云间地区的兴圣院， 宋太宗时曾诏赐金书《大藏经》与台州金文藏院， 这个赏赐的《大藏经》“护饰甚伟”与民间普通《大藏经》不同，实有皇家的豪华气派。除此之外，濒邻宋代的国家，如日本、朝鲜等也是《大藏经》的赏赐对象。
　　商业渠道。这里所说的商业渠道，主要是指寺院对《大藏经》的买卖活动。如上所述，宋代较大的地方寺院都设有印经机构，如东京的显圣寺，福建的东禅寺等，这些印经机构起初在为外地刊印《大藏经》时，只是收取适当的“板头费”，而并不进行买卖交易， 随着《大藏经》的流传，地方寺院对《大藏经》的需要也日益增多，除了抄写、刊刻《大藏经》，有的寺院也购买《大藏经》。这样刊刻《大藏经》变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许多大寺院就成了既是刊刻机构，又是经营机构。《大藏经》也就随着买卖活动在各地流行开来。其购买者或为地方小寺院，经费多为募缘所得。《兴崇院经藏记》中曰：“安福县南出为十里者，土地曰乌村，有寺巍然者，兴崇院也……有寺百年而无一卷，非不来而农，不书而士，……于是倾囊之赢，劝里之侠，得钱如千……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经于开元寺，以归为卷”。 可见，《大藏经》作为佛教的文献总汇对于佛教寺院有着很大的诱惑，就连安福县一个小寺院都愿倾尽全力置办《大藏经》，，而此中福唐的开元寺则是集刊印、销售《大藏经》为一身的双重机构。除了地方小寺院购买外，私人也有购买《大藏经》的，其目的多施舍与寺院以求保佑。《北严定林禅院藏经殿记》中曰：“今天下名山剧寺必有《大藏经》，奉为伟观……会石照县民陈氏者独入缗，以购其本，无虑五百几函”。 又如青龙镇隆平寺的《大藏经》亦是由施主独力购买增与寺院的。
　　随着传播渠道与方式不断的变化，《大藏经》的传播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一是随着刻书业的发展，《大藏经》逐渐在全国范围流通，包括城镇与广大的小乡村。二是大量的《大藏经》流传到国外。
　　国内传播及其特点。《大藏经》在国内的流传多是依托寺院、僧人和士大夫。其中地方寺院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州郡的大寺院，还是地方乡村的小庙，或购买，或抄写，或刊印，都愿意置办《大藏经》。今笔者从宋代文集、笔记小说、地方志等文献中搜集不少有关史料，亦可一窥《大藏经》在宋代的传播分布。（见附表一）
　　表中统计资料虽不大精确 ，但已经能看出大概。北方地区有两处，南方地区有六十三处，占《大藏经》流传地域的绝大部分，此即为宋代《大藏经》分布的基本局势。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亦发现佛教《大藏经》在两宋民间分布的两个规律。
　　首先，经济文化越发达，佛教越兴盛的地方，《大藏经》的分布密度就越高。这种分布局势的产生与南北双方经济、文化习俗等因素有关。北方地区历经魏晋南北朝分裂、唐代安禄山叛乱等多次动荡，百姓名不聊生，经济状况比较贫困，多不愿或无力施舍佛教寺院，更谈不上置办《大藏经》，如陕西成州居民“勤生而施啬“，使之“施一钱以贫济赈乏且不可得，况奉佛者乎”。 没有多余的钱财用于施舍佛教寺院，更谈不上置办《大藏经》。又如宋徽宗政和年间，定陶知县詹忭曰：“山东朴鲁，非江浙比，俗不为僧道，故寺观绝少，广济（军）小垒，止定陶一邑，天宁一寺”。 定陶县隶属于山东，民风淳厚，多崇尚儒学，其地只有一座寺院，可见质朴的当地人对佛教并没有太多的兴趣，更不用说佛教经典。所以经济状况和民风就决定了北方地区《大藏经》流传的不发达。而南方地区则完全相反，在经济发展上，历经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发展，北宋初期南方地区已经真正取代北方黄河中下游而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同时，两宋时期，南方的刊印技术也十分发达，著名的宋浙本、宋建本、宋蜀本均出自南方，再加上南方地区佛教气氛相当浓重，“自佛法流入中国，民俗趋之，而南方尤盛”。 其中又以两浙、福建最为突出，《宋史艺文志》也认识到这一点，两浙“尚浮屠之教”。福建“重浮屠之教”。其它南方地区如两湖南北、江西地区虽不如两浙、福建信佛兴盛。但也颇为繁荣，如北宋时，湖北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地区）就有550座寺院， 而江西洪州一地就有佛教道场几百座，“江西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
　　我们认为，佛教《大藏经》的发展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佛教发展又要依赖于当地经济文化因素，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三者之间没有排斥性，相反到是可以互相合作，在佛教兴盛的地方会形成一种佛教与世俗世界相融合的知识层面，而佛教典籍即是其中重要一个内容。“佛之言流于中国五千余卷，其徒传录，类聚而藏之，世谓之藏，浙中大率喜奉佛，所谓藏者，尤多于诸道”。 故而在经济、文化和相互融合的知识层面等因素影响下，南方地区盛行《大藏经》也是合理的。
　　其次，《大藏经》的分布由州郡大寺院向乡村寺庙渗透。交通发达的城市是一个社会中心，人口、财富都会聚于此，同时，由于都市时时都在上演着一些人生悲剧，民间百姓在精神上需求刺激、寄托或超脱的欲望也更为强烈，因而都市很容易成为僧侣传播佛教，谋取布施的最好市场，也很容易成为《大藏经》分布较广的地方。如婺州开元寺“兹郡之大招提也”。 再者如表中的临安、建康、会稽等城市在两宋时期都是繁荣的大都市，故而也是《大藏经》分布教密集的地方。但宋代佛教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佛教世俗化。 表现在佛教《大藏经》的分布上即为由都市大寺院向乡村小庙的渗透，如上表中的安福县兴崇寺院，位于安福县乌村，距离县城有十余里，是一个乡村小寺院。再者如青龙镇是松江附近的一个小乡镇，但却“事佛尤盛，……顷寺之隶镇者三，独隆平藏经未备” 象这样一个小城镇就有三座寺院，可见当时佛教《大藏经》流传之盛。
　　国外流传及其特点
　　两宋时期汉文图书在国外的流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文化联系比较密切。汉文图书在朝鲜的流通可溯到朝鲜三国时期，南北朝时中朝经济文化日益密切，隋唐时，新罗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以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宋代时，自宋太宗建隆三年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三月，这二百零三年中高丽遣使来宋达三十四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到南宋兴元年间，这二百六十六年间，宋代商人以民间贸易方式去高丽的约有一百三十次，五千余人， 可见两国文化交流依然频繁。而《大藏经》交流亦是当时一重要文化盛事。高丽以佛教为国教，对《大藏经》相当重视，曾数次向宋王朝请赐予《大藏经》。如宋太宗淳化元年，高丽使韩彦恭来贡，求印佛经，宋太宗即以《大藏经》等佛教文献赏赐之。 宋真宗天禧三年，高丽入贡求佛经一藏，真宗亦从之。 除了官方赏赐外，宋代王朝也允许高丽进行自由购买《大藏经》，如宋神宗元丰八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一部，诏从之。
　　日本也是与中国相邻，中日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佛教的传教与求法运动，包括思想、制度、文物和风俗在内的佛教文化形态。 唐代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形成高峰，大批的遣唐使和留学僧侣来到长安。宋代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仍未衰退，宋代建立伊始，日本就有僧侣来华访问参学并礼名山佛迹，著名的僧人有奝然、寂照、成寻等，而《大藏经》的流传亦是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宋太宗礼遇优厚，奝然求印《大藏经》，诏允之。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来华增多，《大藏经》的流传程度也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记，南宋刊刻的《大藏经》每藏有五百函，六千余卷，通过日僧传入道日本的就有十部以上，其中不乏福州版、湖州版等。
　　两宋时期，越南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交趾、占城入华朝贡的史料屡见于《宋史》、《宋会要》，北宋政府组织雕印《大藏经》后，越南政府亦多次请求赐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0中曰：“（宋元符二年）五月戊辰，交州南平王李乾徳乞《释典》一大藏，诏令印经院印造入内，内侍省差使臣取赐”。据不完全统记，宋代与越南之间的《大藏经》交流有八次之多。 可见当时越南也是宋代《大藏经》流传的国家之一。
　　除了朝鲜、日本、越南等东南亚沿海国家外，宋代《大藏经》还流传到西北和西域诸国。如宋熙宁五年，西夏国进贡马匹，求购《大藏经》，宋王朝退还其马匹，诏令赐予《大藏经》。 再者如，宋至圣到景祐四年，回鹘、龟兹等国亦入京师进贡，并求赐《大藏经》，诏亦赐之。 但北宋后期通往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受阻，故宋与西域诸国的佛教典籍交流也就几乎中断。
　　通过以上概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大藏经》流传到国外有三个特点。
　　其一，官方与民间两种流传方式相互结合，但以官方赏赐《大藏经》到国外为主。从上述可见，《大藏经》在向国外流传时，民间与官方都起到一定作用。如宋代商人与日本、朝鲜典籍之间的交流等都是民间流传，但更重要的流传方式则是以官方名义赏赐《大藏经》与邻国，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回鹘、西夏等多以进贡乞赐的方式获得《大藏经》。
　　其二，《大藏经》在国外流传的范围很广，且多为宋代邻国。从上述可知，宋代《大藏经》所赏赐的国家可分为三种。一为东部沿海地区与宋代东部疆域接壤的国家。如日本、朝鲜；二是南方与宋代比邻的国家，如越南（交趾）；三是西北部和西域诸国，如西夏、回鹘、龟兹等。
　　其三，《大藏经》流传到国外多是以外交形式为主。宋代是一个内强外弱的国家，西夏等邻国虽然不时纳贡与宋王朝，但战争也是不断发生的。所以宋王朝多是出于求和平的心态，把《大藏经》作为一种外交礼物赏赐于邻国，意图佛法感化，消弭战乱。如欧阳修在《赐夏国主赎<大藏经>诏》中曰：“嘉佑四年，正旦使次附进至时乞给赐藏经，事具悉封，奏事来秘文为请，惟觉雄之演说，推善利于无穷，嘉乃纯诚，果于笃信，所宜开允当”。 认为佛教的教义可以“推善利于无穷”，赐予西夏《大藏经》实属“允当”。
　　概言之，《大藏经》在国内的传播地域化比较明显，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大藏经》分布的密度就高，并且逐渐从都市向地方乡村渗透。在国外，《大藏经》的传播则是以官方化、外交化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加有利于佛教向周边邻国的传播。
　　表一：两宋民间社会《大藏经》流传分布表
　　藏经地点 置办方式 藏经时间 材料出处
　　1、婺州开元寺 刊印 宋淳化中 《武夷新集》卷6宋杨亿《四库全书》本。以下宋人文集皆为此本
　　2、山西介休县 宋庆历中 《全宋文》卷658
　　3、四川石照县
　　购买 宋皇佑四年 《全宋文》卷989
　　4、真州长芦寺 《全宋文》卷1408
　　5、江苏连水淳化院 刊印 《全宋文》卷1408
　　6、湖州德清县 购买 宋至和二年 《全宋文》卷1454
　　7、秀州 宋至和元年 《都官集》卷8
　　8、秀州 抄写 《都官集》卷8
　　9、秀州华亭县 抄写 宋嘉佑年间 《都官集》卷8
　　10、安州
　　宋元丰元年 《范志宣集》卷10
　　11、铅山县 《全宋文》卷1643
　　12、浙江慈溪县 抄写 宋元丰中 《全宋文》卷2108
　　13、成都 宋政和元年 《全宋文》卷2238
　　14、虞州 《苏轼文集》卷12
　　15、抚州 宋淳熙年间 《渭南文集》卷18
　　16浙江义乌、 抄写 宋治平二年 《宗忠简集》卷3
　　17、江西洪州 刊印 宋元佑年间 《山谷集》卷18
　　18、成都 《山谷集》卷4
　　19、江西洪州分宁县 《姑溪居士前集》卷36
　　20、江宁府 宋政和年间 《姑溪居士前集》卷36
　　21、毗陵郡 宋元佑年间 《道乡集》卷26
　　22、零陵郡永州 宋元佑年间 《道乡集》卷26
　　23、义阳 宋治平年至熙宁年 《西台集》卷6
　　24、沣州 借经 《梁溪集》卷133
　　25、衢州 五年而成 《北山集》卷18
　　26、镇江 《北山集》卷18
　　27、处州 刊印 宋绍兴十四年 《紫徽集》卷33
　　28、吉州 宋绍兴年间 《卢溪文集》卷34
　　29、蒲江 《北山集》卷2
　　30、安福县 宋淳熙年间 《诚斋集》卷73
　　31、睦州 宋淳熙三年
　　32、无为军 抄写 宋至和三年 《镡津文集》卷12
　　33、江州 宋元佑六年 《山谷集》卷18
　　34、吉州 宋熙宁年间 《山谷集》卷18
　　35、汀州 宋建炎四年 《梁溪集》卷133
　　36、抚州 宋绍兴年间 《鸿庆居士集》卷22
　　37、常州无锡县 《鸿庆居士集》卷22
　　38、常州无锡县 刊印 《鸿庆居士集》卷23
　　39、松江青龙镇 购买 宋治平四年 《至元嘉禾志》卷19
　　40、崇德县 宋政和年间 《至元嘉禾志》卷26
　　41、湖州归安县 刊印 宋宣和年间 《嘉泰吴兴志》卷13
　　42、湖州武康县 刊印 《嘉泰吴兴志》卷13
　　43、勤县 《宝庆四明志》
　　44、剑州 购买 《谵轩集》卷6
　　45、江西池州 《南涧甲乙稿》卷16
　　46、信州 《南涧甲乙稿》卷16
　　47、福建 刊印 《淳熙三山志》卷33
　　48、桂阳监 刊印 《斐然集》卷20
　　49、盐亭 《北礀集》卷4
　　50、临安 宋绍兴年间
　　51、会稽
　　52、台州 赏赐 宋太宗年间
　　53、钟山 刊印 《纲山集》卷8
　　54、江东 刊印 宋嘉熙时 《北礀集》卷4
　　55、庐山 刊印、赏赐 宋祥符二年 《庐山记》第1035页《大正大藏经》史传部
　　56、云间 赏赐 宋嘉佑中 《云间志》卷中
　　57、吴郡 进京刊印 宋景德中 《吴郡图经续记》卷中
　　58、常熟梅里镇 刊印 宋崇宁二年 《琴川志》卷13
　　59、常熟练塘 抄写 《琴川志》卷13
　　60、建康府 《景定建康志》卷46
　　61、临安 私人相赠 鲁公为相时 《咸淳临安志》卷80
　　62、会稽 刊印 《嘉泰会稽志》卷7
　　63、黎阳 刊印、赏赐 《宋史?王宾传》
　　64、长安香城寺 《类编长安志》卷5
　　作者：曹刚华（1974－ ），江苏宿迁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邮编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