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宗教

人道主义与宗教
　　一 现代人之命运
　　现代人越来越富庶,越来越能驾驭自然与利用自然,因此越来越忙碌;无形的权力资源与有形的物质资源潜力被挖掘得越来越充分,似乎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占有一些资源(尽管占有量差距很大);一方面,这个世界中已知的部分越来越多,人们从已知中获取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不可知的愈发不可知,也因此而越来越迷茫。
　　现代人的价值越来越趋于一致,媚俗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哲学、文学、美学莫不如此。
　　一言以蔽之,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命运几乎完全被连接在一起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群体在决定着个人)。个人正逐渐失去自我控制与自我保存的能力。在许多场合,违心地逐俗随流是不可避免的。宗教对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人们被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技术牵着鼻子走。人们的兴趣越来越转向自己的造物,而不再像远古的人,对造化之宏制、乾坤之设险怀有万分的崇敬。
　　被造之物根本无法与自然之物相媲美!穷尽人之智慧也难以造出岚光拥翠岫色弥空、烟驰雾骤神号鬼泣的自然景致。现代人常常把被造物置于自然之上,此种做法有根据吗?我常怀疑。被造之物的惟一价值在于它由人造。人之价值主要反映在人的创造性上(应然),而不是反映在所创造的对象上(是然)。现代人往往本末倒置,崇拜自己的造物,而轻视原来,本原的造物者。他们把“造物”与“享受造物”视为一回事。他们不知道,“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左传·定公八年》)。
　　现代化把利益全球化了,却在一定程度上让宗教变为利益或代表利益的各种主张的附庸,“宗教”与“宗教情结”正在脱节,各说各话,各行其事。宗教与信仰也发生着同样的背离,为了利益不惜改变信仰。更致命的是宗教与人道的背离,轻生或逃世成为一些信者的人生信条。这正是“唯物质主义”、“唯技术主义”、“唯金钱主义”、“唯现世主义”之反拨。世界就是这样:一物极,另一物必反。当世俗把现世享受张扬至极致时,宗教很容易站在另一个极端上。
　　脱离人道主义的宗教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追求的是人之源本,完全脱离肉体是无法论道的。没有善的现世就不会有善的来世,因为因果律在一切场合同样发挥作用。因果律本身不仅在宗教领域有效,它在科学领域甚至艺术领域、同样有效。
　　宗教可以把人引向痛苦的地狱,也可以把人引向快乐的天堂。之所以人道主义要与宗教结合,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把人生引向快乐的天堂。二者的结合告诉我们的是,此岸的幸福与彼岸的幸福可能达到统一(而不是简单地以此岸之痛苦换取彼岸之幸福)。
　　人道主义的旨归最终要归于本意的人,而本意的人本就不可知。所以人道主义回归原本的路途并不是明晰与确定的,曲折暧昧,似隐似现,凝之思之,心伤已摧。职是之故,各说各话不足为怪。宗教是通过“设定”、“认同”、“信仰”这样三个不同阶段完成对人的本意认知的。之所以人道主义需要宗教这个载体,正因为宗教所追寻的原本也是模糊不定的(而宗教又巧妙地将其形式化、明确化了),这种模糊不定与人道主义产生了某种契合。人道主义所回归的,正是宗教所追寻的。脱离宗教语境,我们无法描述人的“本意”,我们必须确立一种形式,把人的本意装载进去。
　　二 人道主义与宗教同出一辙
　　人道主义与宗教流殊源同,都是对“在”以及“我在”的深刻叩问与反思,都是给予“存在”以叩问与定位。
　　当“在”未被叩问、未被定义(在是什么)、未被定位(在与我在的关系)时,它完整保持着上帝的意志与上帝的美意——“在”就是“在”本身而非他物。人的出现不过创造出高于在的又不同于在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在”的另外一种形式)——高贵。什么都是上帝创造的,惟高贵是人自己创造的。诚如但丁所说:
　　正像哪里有天空,哪里就有星星一样,哪里有高贵,哪里就有美德,而绝不是哪里有美德,哪里就有高贵。(《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
　　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把“高贵”理解为人向命运的抗争(贝多芬亦作如是说),他说,凡是全心全意信仰上帝的有头脑的人(世间是有许多这样的人的),都拥有一面盾牌,命运的打击是绝对不会打进去的。命运是什么?命运是“在”的脾气与禀性,它坚挺无比,总是一往无前地展示自己,只有人可以用自己的高贵向它挑战,让它臣服。当命运被挡在盾牌之外的时候,人更高贵了。
　　人的高贵有两种基本表现:
　　A 张扬人之高贵,使之愈高贵;
　　B 韬光养晦,收敛人之高贵,使自己处于低位,蕴积爆发力,从而间接地使自己更加高贵。
　　A 指谓的是人道主义,B 指谓的是宗教。
　　张扬与收敛二者相辅相成。—个有力量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当众宣扬“我行”与宣扬“我不行”,效果是一样的。高贵让他说“我行”;同样,也是高贵让他说“我不行”。
　　宗教是从“我不行”的角度诠释人以及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人道主义则是从“我行”的角度声明自己要做什么。
　　行乎?不行乎?由人自裁。而“人”永远是个不确定的变量,需要“行”的场合说“行”,需要用“我不行”进行自我暗示时说“我不行”。
　　人必须同时具有“我行”与“我不行”两种心态,偏重“行”与“不行”之一端,必然导致不幸。
　　将文艺复兴视为人道主义对宗教的取代,这种说法不仅无理,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文艺复兴是把人从宗教的偏执中解脱出来,恢复人道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平衡,仅此而已。
　　三 人是人性与神性统一体
　　人是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体。
　　主体与客体具有可沟通性、可对比性、可联系性——这是上帝之梦(有人认为一切“存在”都是上帝做的梦)可以被破解的原因所在,或者说是人可以让上帝梦醒的原因之所在。人性与神性达到完美统一时,或者说主体、客体在沟通上不再存在巨大障碍时,上帝就会梦醒。上帝进入梦乡时,人是愚昧的;上帝梦醒之后,人是聪慧的。
　　如果主体与客体缺乏对应性,人就永远获得不了真正的自由——哪怕是理论上的。主体、客体之间的对应性使得一切“在”都获得了意义。人因为这种“获得”而变得高贵起来。所以,让人“高贵”的本因不是人自身,而是让人性与神性能够相通的“那个”。
　　在此仅对神性稍施笔墨。神性是神赋予人的性质,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对于人来说,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先验理性”。如果不存在先验理性,理性就无法施展其功能,使自我与“我”之外所世界契合(实现自我)。如果人神两途,各走各路,人就永远无法认知客体世界,世界也就是不可知的。康德粉碎了不可知论,这是他的巨大功劳。人性如何与神性共同起作用,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康德并没有过多涉及,但他发现了道德实践对人的自我完成的重要作用。总的说,人是道德与智慧的复合体,人
　　的其他禀性都是道德或智慧的衍生物。人性与神性分别承担各自的重任:人性是道德的源泉,神性是智慧的源泉。我深信:道德+智慧:完人。至于意志根本无须单独加以强调,有了道德与智慧必然产生意志(人的一部分意志是先天就有的,这部分只存在被强化的问题)。
　　宗教是修炼道德、智慧的场所与手段。
　　人以道德与智慧为安身立命之本走进社会,社会生活是对道德与智慧的活用,经过实践,道德被砥砺,智慧被激扬,道德与智慧再还原给人,变为精神生命与灵魂的积淀。这一切都仰赖人性与神性的相容。通过人性与神性的契合,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世界本是“一”(混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反过来,“万物归一”并不是简单地退回到混沌状态,而是调和鼎鼐,中庸两端。
　　对于宗教影响道德的现象,黑格尔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道德是人的最高目的,在人所拥有的促进这个目的的手段中,宗教是最突出的一种手段。”
　　四 道德·宗教·人道
　　宗教与人道围绕在道德周围,寸步不离。如果人类不知宗教,无论人道,那么人根本就不会拥有道德。
　　道德来源于宗教与人道这样两个渠道。宗教让人把自己当神(的一部分)看;人道让人把自己当人(人类的一部分)看。既把自己当作神的一部分,也把自己当作人类的一部分,本身就是道德旨归之所在。肉体的人在名利场中以世俗利益为归趋,焚香默坐消遣世虑,人的精神却可以横跨神人两地。
　　神有着世俗想象之外的力量,按说它是不可抗拒的,人应该完全被其征服。事实并不如此,人可以出色地保存自我,这多亏了人道。神道之外还有人道,而且人可以通过道德张扬自我,从而与神道抗衡——人是何等的幸运!世间能与神道抗衡的,惟有人,故曰“万物之灵长”!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这样赞美宗教:宗教境界是存在的最高阶段。……一个人只有当他面对上帝时,才具有真正的存在。宗教的本质即在于个人进入了与“无限”的无限的关系,与“绝对”的绝对的关系。(《人生道路上的各个阶段》)
　　人道主义者也可以以同样的热情赞美人。
　　我是这样赞美人的:
　　人啊,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宇宙不过是你思维的延续,未知不过是你手中的玩偶。你永远是高傲的主宰者,不会臣服命运!
　　如果各说各话,那么宗教与人道只能平起平坐,不分高下了。
　　高贵是有顺位可循的。
　　比如治学,低俗的治学者匠气十足,高贵的治学者不落窠臼。
　　克尔凯郭尔对治学境界进行过这样的总结:
　　一共有三种存在的境界:审美的、论理的和宗教的。(引文出处同上)
　　五 “过去人”与“现代人”
　　人性与神性,其有自有,不变不易,与人同在,永不消弭。无现代人与过去人之分,换言之,人们头脑中的“现代人”并不比“过去人”多出任何一种优秀素质。比起前辈来,后辈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死”已经把人的同一性规定好了,早出生早死亡,晚出生晚死亡——都是一样的。父母并不比儿女可怜,尽管有些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情愫。说良心话,我绝对不认为我的后代一定比我的祖先幸运。
　　原素质状态所揭示的是:人是同质的,而且这种同质无所不在:纵向看不分年代;横向看,不分地域与民族。人能改变自己,却不能规定自己,不能把自己规定为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有时从表面看似乎“自我规定”得逞了,其结果不过是一种颇能迷惑人的变态而已。
　　现代社会是存在的,那是科学与技术赋予人类社会的一种特征,人由传统社会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是人的自我成长的自然结果,并没有溢出人的“自我调整”范畴。
　　宗教是使人保持“原素质”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人道主义则是促进人的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
　　现代社会的凸征就是处处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自我规定”的冲动,颇似顽猴孙悟空欲摆脱如来佛掌心。人们凭借科学与技术的强大推动力改变一切——包括重新“自我规定”。克隆人就是这种“自我规定”的典型代表。克隆人的指导思想是打破人的生产方式(无疑,人的生产方式属于人的“原素质”),从而彻底摆脱“如来佛”(“道”或“逻格斯”)的掌心,让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绝对的“自由人”。如是则打破上面提到的一个公式:人是同质的(显然,“克隆人”可被赋予某些特质)。
　　科学与技术是工具,凡工具都不带感情色彩。工具被人驾驭之后就带上了感情色彩。这时,人们最需要的是压制不正常的心理亢奋与欲望扩张,回归到“原素质”状态上来。
　　六 宗教与“原素质状态”
　　迄今为止,让人回归“原素质状态”的手段中,以宗教最为有效。因为宗教的本质就是对“原素质状态”的追溯。人从有记忆之日起,就失去了对“原素质状态”的任何印象——哪怕是零星的(在这一点上,“人类”与“人”何其相似!)。人们不得已借助宗教寄托遗憾的感情与表达追溯“原素质状态”的愿望。在宗教生活中,人们至少可以在心理上暂时回归“原素质状态”,或者通过某些仪式与那种状态相沟通。
　　宗教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它是人的一种感情上的需要。在人的感情中,爱情是最容易发生,也是非最重要的,但爱情的生成却十分简单,简单得像化学反应。
　　除去爱情以及爱情的衍生物之外,还有一种人们普遍缺乏的感情——感激。
　　作为感情,感激与爱情一样迫不及待,而从神圣的角度看,感激更甚于爱情,因为爱情的对象是随机的,有无数对象可供挑选,而感激对象可以是明确的、专一的。
　　作为人,我感激造人者。“造人者”中,父母是最直接的感激对象。古代的中国人的感激之情到父母便戛然而止——这是中国没有产生本土宗教的最重要的原因。西方则大不同,他们除了感激父母,还要感激原始的、原本的造人者。他们名其曰“上帝”,于是产生了他们的宗教。
　　感激对于人究竟有何作用?简言之,感激是道德的润滑剂,没有感激就没有道德。
　　七 现代社会与宗教
　　现代社会是富庶的,从供给角度看几乎什么都不缺。然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缺一样东西——感激。人们不知道应该感激谁以及怎样感激。现在,甚至孩子普遍缺乏对父母的感激,他们把父母对自己的呵护理解为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更糟糕的是,许多父母亦作如是观,对孩子的“感激麻痹症”不以为然。
　　这种情形在中国尤甚,因为中国是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得最厉害的国度之一。中国的宗教替代品——儒教在一百多年前被彻底颠覆了。儒教被颠覆固然有其合理性,不过使孝道受到株连,损失却是巨大的。现在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动器能够阻止道德滑坡。
　　关于民族精神、历史与宗教的关系,黑格尔曾深刻地指出:
　　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历史、宗教和它所达到的政治自由的程度,无论就它们的相互影响来说,或是就它们的内在本质来说,都不能把它们分开来单个地进行考察,它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青年时期神学著作》)
　　黑格尔没有亲历“现代社会”,但他惊人地预见宗教传统对现代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政治自由与信仰之间的有机联系。
　　年轻时的黑格尔对专制深恶痛绝,所以他把基督教的专制批得体无完肤:“它把艺术和科学的毁灭,把在践踏任何人性、人道和自由的美的花朵时作痛苦忍耐,把对专制君主们的服从都搞成一个体系,它是专制主义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辩护士和热烈颂扬者,而且,比这类个别的罪行更为可恨的是专制主义吸进人的一切生命力量、以慢性秘密毒药把人葬入死坟的罪行。”(引文出处同上)
　　现代人不能不重新考虑人道主义与宗教这样两个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问,从单行线回到双行线上来。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03期　作者：王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