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佛教

现代中国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退进作用 。对朝鲜、日本等国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有属于北传佛教的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也 有属于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佛教，这三者构成了中国佛教的完整体系。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平行 发展(有时亦有交叉融和或冲突的现象)，地位平等，缺一不可。
　　按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观点，1840年以前为中国古代时期，之后至1919年为中国近代时期，19 19年至今是中国现代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中，学术界一般把两汉称为佛教传入期，魏晋南北 朝佛教是发展期，隋唐佛教为确立与鼎盛期，宋元明清是佛教形式上衰落或释、儒、道三教 融汇的时期，清末民初佛教一度复兴，但已不能与昔日的光彩相比，但对现代佛教曾产生过 重要影响。本文所述的现代中国佛教主要指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佛教，即1949年后至今约40年 的佛教，其流行区域除中国内地以外，还应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地，教派应包括汉地佛 教、藏传佛教、云南上座部三大派，信仰佛教的民族有汉、藏、蒙、傣、满等22个民族，佛 教徒的人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几乎全部信仰 佛教。据最近对藏地佛教统计信仰藏语佛教各民族人在解放初约有443万人，现在约有768万 人，信仰巴利语系佛教各民族人口在解放初期约94万人，现约有768万人，有喇嘛了万人， 平均每200名藏族人中有一名喇嘛。中国大陆已恢复开放寺院3000多家，其中汉族佛教地区 寺庙1200处，蒙藏地区1000余处，上座佛庭寺院1300多处，还有经堂1000余处。台湾、澳门 和中国大陆社会制度不同，佛教的情况也有差异。本文主要述及现代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的佛 教情况，分为佛教活动和佛学研究两部份加以介绍。
　　现代中国大陆佛教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56年为前期，1972年至 现在为后期。两个时期既有一睚共同的象征，亦有一些相异之处，前者表现在佛教的实质性 内涵没有变化，后者反映了不同的外在形式和内容，当然两个时期亦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年9月21日举行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佛教界民主人士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当 选为代表，出席会议。赵朴初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和《 约法八章》的文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翌年5月全国政协宗教事务组召开第二次 座谈会，周恩来总理指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 教应在教言教。越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亦谈到：“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 策，信仰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和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ZW(〗毛 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的谈话，195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ZW)〗以后这些精 神都体现到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专条中，宗教信仰自由在新中国受到法 律上的保障。与此同时，一些佛教界人士巨赞、李济琛、陈铭枢、赵朴初、喜饶嘉措、周叔 迦等人亦在北京发起成立现代佛学社，推陈铭枢为社长，吕〖FJF〗DA49〖FJ〗为名誉 社长，发行《现代佛学》月刊，巨赞任主编。
　　1952年11月15日，佛教僧俗二界著名人士虚云、喜饶嘉措、噶喇藏、圆瑛、柳霞?土登塔巴 ?丹巴日杰、罗桑巴桑、多吉占东、能海、法尊、巨赞、陈铭枢、吕〖FJF〗DA49〖FJ 〗、赵朴初、董鱼安、叶恭绰、林宰平、向达、周叔迦和郭朋等为发起人，召开了中国佛教 协会发起人会议，通过《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推举赵朴初等人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发 起书》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予了中国佛教以〓瑕荡垢，重现光明的机会”，“为了 更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力量，以迎接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和继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 动，我们感觉到需要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组织，而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因缘已经成熟。”
　　1953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广济寺召 开，来自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等七个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师和居士等12 0名代表(应出席代表144名)参加了会议。经过详细地研究和讨论，代表们确定中国佛教协会 是“中国佛教徒组织”，其宗旨是：
　　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 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会议推举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达赖喇嘛、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 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嘛、祜巴、阿旺嘉措等为副会长，赵朴 初兼任秘书长，巨赞、周叔迦、郭朋等为副秘书长。会议还产生了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和常务 理事会，号召全国佛教徒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贡献。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由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宗教共同组织的，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佛教团体”，“象这 样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它表示着新 中国佛教徒的大团结，表示着新中国佛教徒弘法利生的信心和热忱，表示着新中国佛教徒致 力于爱护国家、保卫和平的共同志愿”。从此，大陆各族的佛教徒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统一领 导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957年3月26日至3月31日中国佛教协会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这是在中国佛教取得了 一些成绩进展和存在一些不是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3年来佛协的工作，认为“佛教 徒必须更紧密地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更紧密地团结在人民政府周围，爱国爱教的热情是更 加提高了。大家一致批评了滥传戒法的现象，并由会议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个专门委员会 ，就传戒、学戒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方案”。指出：“大力加强教徒们对于教义的研修，开 展佛教教育、学术、文化工作，认真学习时事、积极致力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 和平的事业是我们佛教徒今后的努力方向”。这次会议出席代表213人(应出席人数为265人) ，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华北、华东、华中、中南、西南等25个省市及内蒙、新疆二个自 治区和西藏地区，有汉、藏、蒙、傣、满、土、裕固、崩龙、布朗、摩西、佧佤等11个民族 ，他们来自汉、藏、上座部三大系的各个宗派。喜饶嘉措被选为会长，新选理事会理事220 人。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要求，对佛教协会的章程作了一些较小的修改。考虑到“ 各地的佛教情况已逐步得到澄清，教徒的认识水平一般亦已有很大的提高”，所以新章程上 增加了“本会得根据实际情况在若干省(市)自治区设立分会”的规定，使各地佛教协会工作 纳入了正轨，便于开展工作。但对于一般县市，会议一致认为：“因限于人力和物力，不设 立佛协的分支机构”。第二届会议与第一届会议相比，规模更大，更广泛地吸收了全国各民 族、各地区、各教派的佛教界人士，使中国佛协具有了更广泛地代表性。到1962年前，全国 许多城市建立了佛教协会分会的地方佛教组织，西藏、内蒙古、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有 了自己的佛教协会分会，佛教活动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程度地展开。
　　1962年2月12日至27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244人(应出 席为275人)，分属于12个民族和不同的宗派”。这是一个总结会议，学习会议，又是一个团 结会议和动员会议?目的是：“认清形势，认清政策，增强信心，团结进步，共同提高，并 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巩固成绩，克服缺点，明确方向，积极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会议确认今后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分会及地方佛教协会应当进一步增进与佛教徒的联系，协 助政府更好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全国地区、各宗派的佛教徒，要“报国土恩， 报众生恩，要为祖国、为人类、为佛教事业而勇猛精进。”代表选举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 坚赞和应慈为名誉会长，喜饶嘉措为会长。
　　然而，1957年以后中国大陆社会政治发生了一些偏差，“左”的思想渐渐开始发展膨胀，佛 教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到“文化大革命”时，佛教被列为“封、资、修”，寺院被关 闭，佛像遭破坏，僧侣挨批斗。1966年8月26日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受到冲击， 协会工作陷于停顿，以后正常、公开的佛事活动亦暂时停止。
　　1972年在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部分工作，接待了一些外国来 访的佛教代表团和某些佛教国家的领导人。1976年10月，中国粉碎了“四人邦”反党集团， 实行“拨乱反正”的政策；佛教活动开始恢复，佛教协会工作重新开展，现代中国佛教进入 另一个新的时期。
　　1980年12月16日至2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这是继上届 会议之后的18年零9个月，再一次召开的新的会议。出席会议代表254名(应出席人数271人) ，代表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佛教徒，包括汉、藏、蒙、傣、满、土、裕固、纳西等8 个民族和全国显密各宗不同教派的许多四众大德。代表们选举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名 誉会长，赵朴初居士为会长。帕巴拉?格到朗杰等8人为副会长，秘书长赵朴初兼，巨赞等5 人为副秘书长。新选理事会由218人组成，常务理事54人。这次会议修改了部分佛教协会的 章程，新章程规定“本会是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强调了佛教的民族性，进一步 明确了佛教协会的性质。又规定佛教协会的任务是：
　　一、团结和倡导广大佛教徒参加各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二、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维护教徒信仰自由的权利，推动教徒学习宗教政策和其它有关政 策法令，做到爱国爱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三、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书刊，协助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
　　四、发展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以上各条比过去更加加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应该重视支持教管好宗 教活动场所，使佛教活动成为有组织、有措施、管理得当的正当宗教活动。
　　新章程对佛教协会的宗旨也作了新的补充，规定：
　　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卅周年，赵朴初会长在 《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进一步对佛协的宗旨做了说明。
　　中国佛教的优忍受传统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这是中国古代高僧们的根据 “净佛世界，成就众生”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国情，经过几百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农禅 并重的丛林风规。今天从广义上理解，“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禅 ”系指宗教学修。具体地说就是“号召全国佛教徒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 参加生产劳动和其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继承 和发扬、丰富祖国民族文化的宝库。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传统，促进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 传播友谊的种子。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是发扬佛教优良传统 的主要目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反映了中国佛教事业和中国 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息息相关的历史命运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联盟。
　　赵会长进一步阐述了现代中国佛教徒应具备的“人间佛教思想。”他说：“我以为在我们信 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地的 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 。《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笕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 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 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大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 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业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 自己的光和热”。这种积极进取的“人间佛教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时期广大佛教徒的 人间使命，它又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一起构成了现代中国佛教的基本模式。
　　第四届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大会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给中国各族佛徒指明了 新的道路和奋斗方向，为开创中国佛教事业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从此“佛协这叶扁舟，在 大风大浪中行进，经历了不少急流险滩，终于迎来了扬帆顺水的美好时刻”。
　　1987年2月23日至3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270人(应 到人数329人)，在众多的各族代表中出现了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法师，这是以往从没出现过 的现象。这次会议是继6年前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后，大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落实，全国 各族佛教徒共同努力，佛教事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 大成就，尤其是从政策上讲十年动乱对佛教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基本消除，各民族佛教徒如法 学修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形势下召开的。赵会长在《团结起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作贡献》的大会报告中指出，新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转折已经实现，中国 佛教开始走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道路。他进一步说，佛教与社会主义相协 调的基本条件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尊重和保护佛教徒宗教 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赵会长论澄了两者的关系说：“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是我们爱国主义和社 会主义思想觉悟的体现。另一方面，佛教的利生思想，如“五明”中的“工巧明”、“四摄 ”中的“利行”、“同事”、“八正道”中的“正命”、“正业”以及“一切资生事业(即 工农商业)悉是佛道”的教义，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 统，也激励着佛教徒积极参加物质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我们佛教徒要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增 强法制观念，自觉地实现这些要求。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 、众生平等的主张；报国家恩、报众生恩、普度众生的愿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 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自利利他 、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与“四 有”、五爱”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对我们佛教徒来说是佛教徒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增上 缘”。
　　报告从理论上论述了佛教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问题，提出了佛教的积极思想和精神能够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一具有指尊意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佛教理 论上的突破，亦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部“新中国佛教史 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对佛教徒认清佛教事业的方向，明确自身肩负的使命，促进相互间的 团结，更好地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献身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业，无疑将起重大的推动 作用。
　　根据新时期的特点，《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也做了一些修改。在宗旨里增加了“提倡人间佛 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更加明确佛 法在世间，紧扣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在现实中取得觉悟的现代中国佛教之特点。对佛教协会 的任务，新章程增加了“维护教徒信仰自由的权利?、“制订寺庙管理、收徒传戒等具体办 法”、“兴办和赞助社会福利事业”、“积极开展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佛教徒的 联谊工作”等内容，强调了佛教徒的权益，加强对寺庙、佛事活动的管理，反映了佛教协会 工作的新气象和逢勃向上的新兴活力。
　　现代中国佛教经受曲折痛苦的考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稳步向前发展。经过诸山大德 、长者居士和广大佛教徒台办不拔的努力，四十年来的中国大陆佛教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大 致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一、佛教界人士的政治地位明显提高。1949年佛教界人士应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表明了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敬重和信任。以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历次各届人民代 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有佛教界的代表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告 坚赞大师生前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赵朴初会长担任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 席。他们位居高职，是国家的领导人，参与了国家大事的决策。1989年班禅大师不幸因病逝 世后，党和政府给他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 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重大 损失，是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对一些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 害，含冤去世的佛教僧侣，如喜饶嘉措、阿旺嘉措、能海、喝喇藏、周叔迦等人近年来也先 后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体现了党和政府与宗教界合作的诚意。
　　二、佛织系统化。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以后，到1964年以前，大陆主要省、直辖市、自 治区等都成立了省市一级的佛教协会分会。1976年以后，各地区原有的佛教协会重新开始恢 复活动，并扩展到一般的市县亦成立了佛教协会地方分会组织。现在已经形成了中央、省、 市、县(含自治区、直治县)的纵向体制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横向组织网络。佛协组织的体系健 全，有利于佛教徒的管理和佛事活动正常化、规范化，还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使下情 上达，上情下达，增加了反馈，加强了佛教界自身的改造机能和适应调态能力，从组织上保 证了佛教徒的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
　　三、进行了僧制体制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佛教协会一直倡导“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 优良优统，僧尼们通过劳动自建自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寺庙亦实现了经济自给。福 建宁〓寺的僧众开垦荒地，广育茶苗，种植茶树420万株，所得的收入保证了僧尼的日常所 需生活费用，还略有节余。上海玉佛寺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国家拨款补助，寺院依靠自己的 收入除供养近40名僧侣生活外，还可用于寺庙的整修。1984年4月20日中国佛教协会发布了 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制度传戒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了制 度师、出家人的条件，以及传戒授法的具体规定，要求出家人必须持有省级佛教协会印发的 戒牒，同时还废除了自唐以后形成的授菩萨戒时头顶烫香疤的沿习。1989年12月30日中国佛 教协会又颁布了《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和《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二个文件 ，对汉传佛教寺庙管理体制与寺庙组织、僧众修持与佛事活动、收徒传戒与僧团管理、培育 僧才与学术研究、生产自养事业与布施佛事收入、接待外宾与海外联谊、文物保护与园林管 理、财务制度与物资管理，做好治安与加强消除，以及住持僧人日常起居生活等都做了详细 的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寺庙的合法权益，保障佛教活动如法如律地进行，使之成为清净庄 严、具足三宝的道场，和成为佛教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走与社会主义相协调道路的立足 点。
　　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中国一共有57个民族，有22个民族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佛 教除在汉族地区拥有广泛影响，有大量信徒之外，在少数民族里亦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藏族 、傣族、蒙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里，佛教已成为全民信仰的民族宗教，佛教对这些民族的社 会、文化等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和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人民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标 准、社会经济受到全面影响。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言谈举止几乎都和佛教有关 ，其天文、地理、舞蹈等等亦无一不和佛教相连，佛教色彩十分浓厚。然而在很长的一个历 史时期内，中国的佛教界始终处于一个松散的状态，具体地说汉传佛教徒、藏传徒、云南上 座部佛教徒三派处于分割或隔绝的情形，历史上三个派别的僧人从没有在一起聚会讨论教务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派佛教领袖相聚北京，共商宏展佛教事业之大计，参加协会 领导工作，分别担任了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等职，开辟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三派真正 合作的新里程碑。同时内地佛教徒到西藏、云南傣族地区交流取经，少数民族佛教代表团到 内地参观礼佛，各族佛教徒和睦相处，隆绍三宝，充满了团结的气氛。经过几十年的互相了 解交流，现在各族佛教徒团结互助，关系融洽，建立了现代中国佛教中的新模式。
　　五、发展僧伽教育，培养佛教人才。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这是中国大 陆目前规模最大的佛学教育与研究机构，喜饶嘉措会议长任首任院长。该院以培养“具有较 高佛学知识，能开展佛学研究和寺庙管理人才”为目标，设有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班等各 种形式，至1966年10月停办前，共毕业、结业学员384人。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重新恢复， 法尊任院长。《招生简章》规定：“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程度以上，已有相当时间的出家经 历、信仰坚定、律仪端正、品学兼优、爱国爱教的青年僧人，年龄限于20到28周岁，经考试 合格录取，即可入学。学院本科学制四年，其中佛教专业课占总授课量的70%，内容有基础 佛学、中印佛教史和诸宗学(戒律、中观、唯识、禅、净、台、贤等)，其它有古文、史学、 中西哲学、外语、课颂、坐禅和时政等课目。10年来已先后培养学僧100多名，其中包括2名 研究生，还有十多名师生被派往日本、斯里兰卡等国深造。佛学院的毕业生，积极协助党和 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到各地参加地方佛教协会的工作，管理名山大寺。他们有的当 选为当地人大代表，有的担任了各级政协委员，有的长期从事佛学研究、教学活动，如今已 成为中国佛教界继往开来的中坚，为中国佛教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1987年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学院主要培养蒙藏地区的活佛以及格西等高级佛 学人才，持、理弘扬佛的法慧大宝，维护世界和平，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办学方针是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藏传佛教，培养懂国家法律和政策，精通佛学的爱国 爱教的高级宗教人才。”走一条以佛学专业为主体，藏传佛教为特色，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 高规格、多层次的藏语系佛教综合院校。培养的学员除了“能讲能辩、能阐扬广博似海的显 密二宗理论，能闻、思、修深远广大的三藏经典，能依三乘道次修持的贤正善良的藏传佛教 的弘法音”外，还应成为“懂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适应20世纪80年代突飞猛进的知识潮流 的藏传佛教研究人才的骨干力量，国际佛学交流人才和寺庙高级管理人才”。现在学院已毕 业学近百名。中国藏语系佛学院的成立，被认为是“佛教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亦是中国佛 教史上的一个创举”。已故的班禅大师说：“将活佛们组织在一起学习宗教、政治等广泛知 识是前所 ，它是藏传佛教在培养高级人才方面的一个历史性改革。我国藏传佛教培养活佛 的教育将由经院式教学改变为新式的课堂集体教学，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除了上述高级佛学院外，10年来中国佛教协会还成立了中国佛学字苏州灵岩山分院、南京捷 霞山分院，和地方佛教协会主办的福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黑龙江佛学 院、西藏、四川、甘肃和青海藏语系佛学院，以及恢复已停办48年的久符盛名的闽南佛学院 。至于僧伽培训班等，经常在各重点寺庙举行，中国佛教协会为支持僧伽教育已拨款数十万 元。佛教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佛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和新生力量，亦净化了 佛教徒的灵魂，提高了佛教徒的质量。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已有佛学院校10所，其中大学本科 2所，专科8所，在校学生数百人，南传上座部巴利佛学院也正在等办之中。已初步形成了初 、中、高全方位的立体教育体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份，出现了建国 以来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六、寺塔修造逐步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连年战争兵乱，佛寺多有毁于兵燹炮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界出现了新的气象，政府修缮和翻造了一些损坏的寺庙，先 后对雍和宫、五台山、福州鼓山涌泉寺、夏门市郊南普陀寺、常熟虞山兴福寺、敦煌莫高窟 、炳灵寺石窟、九华山、峨眉山等寺窟进行全面整修。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庙被关闭，文物 经像被毁坏。1976年宗教活动逐渐恢复，修建寺塔的活动重新开始。国家拨出大量专款用于 培修和新建寺庙，房山云居寺、镇江金山寺、陕西扶风法门寺塔、黄薜山万福寺、西藏甘丹 寺、云南耿马总佛寺小白塔等一大批寺庙得到不同程度地修复。1988年政府决定对藏传佛教 圣地布达拉宫进行全面维修，确定“精心设计、精细施工、加强领导、万无一失”的指导思 想和保护维修的重大原则，拨款3500万元，分三期进行。现在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第二期 工程正在进行，整个工程预计在1993年以前完成。随着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 深入，中国大陆已恢复开放寺院3000多处，汉族佛教地区寺庙1200多处，蒙藏地区1000余处 ，上座部佛教寺院1300多处，还有经堂1000余处，其中已有几百所寺院被列为国家重点寺院 和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旅游活动在中国兴起，会有更多的寺院得到修复。
　　七、佛事活动走上正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加强了对自身的改造和适应调整，对佛事仪礼 活动也做了整顿。继承了受到人们喜爱、情调高雅，对人身心有净化作用的传统佛事，革除 了掺杂在佛事活动中的算卦、抽签、看风水等不健康的迷信活动。在汉族佛教地区，主要举 行佛诞日、观音诞日、超度亡灵和正常念经、诵课、打座、参禅等各种佛事活动；在藏传佛 教地区，举行祈愿法会、传大、小召法会、朝山节、雪顿节、藏历新年等传统庆祝活动；在 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举行浴佛节(俗称泼水节)等活动。各派佛教徒现在每年还要举行祈祷世 界和平、反对战争的法会。1990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决定按照世佛联规定，把五月中旬月圆 日(农历四月十五日)为世界佛诞节列为中国佛教徒的“佛吉祥日”节日，纪念佛陀诞生、成 道、涅〖FJF〗B231〖FJ〗三期同庆之辰。为筹措佛教活动资金，还成立了“佛教弘化 基金会”。近年来中国佛教僧人还将佛事活动推向国外，曾组织大型的弘法团，到美国举办 水陆法会，轰动异邦。佛事活动的正常开展，既体现了佛法的庄严性和一致性，也有利于增 强各地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和团结，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保障了佛教徒的合法权 益。
　　八、佛教文化事业得到继承和光大。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 教协会一直把继承和弘扬佛教文化事业作为一件主要工作纳入议程。协会着手恢复了金陵刻 经处，集中整理、补刻经版10多万块，印刷流通佛教各宗重要经论著述和玄奘法师译著全集 等大批佛教经籍、图像数十种，为藏传佛教徒制作烧瓷涂金佛象、宗喀巴大师象等5种藏式 佛画象流通，还为云南上座部佛教徒制作了佛牙舍利图片等物。
　　1965年前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44期《现代佛学》，该刊物曾对宣传宗教自由政策，提高佛教 徒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佛学水平，促进佛教学术研究，增进中外佛教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起过积 极作用。1980年佛教协会会刊《法音》创刊。该刊本着爱国爱教的宗旨和在教言教的办刊方 针，刊登有关佛学文章，报道会务活动和全国佛教动态，宣传和体现宗教自由政策。发行10 年取得丰硕成果。从季刊、双月刊发展到月刊，印数亦从每期4000份上升到15000份，读者 遍及海内外，日本、美国、英、法、印度、斯里兰卡、匈牙利、苏联等20余国均有影响。19 87年还出版了《法音》学术版，现改名为《佛教文化》。此外，从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 还组织力量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大量调查、发掘、整理工作，拓印经版14270块，出版《房山 石经影印集》33册(现已出版12册)。又为斯里兰卡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撰写文稿400余篇，约2 00余万字，出版《中国佛教》四册。并参加撰写了《中国大百科?宗教卷》，以及翻译藏文 佛经、巴利文藏经名著等。佛教界人士还将传统的佛教音乐继承整理，由佛教僧侣组成的弘 化音乐团在国内外演出，出访东南亚国家，受到热烈欢迎及好评。
　　九、加强与各国佛教界的友好来往，为世界和平做贡献。1962年9月8日圆英法师、喜饶嘉措 大师和赵朴初居士等组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新中国 佛教徒首次与国际佛教界的来往。会后发表的《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佛教徒的 声明》指出：“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亦是我们佛教徒的任务 ”。越年，日本佛教界人士代表团来中国送还中国在日殉难烈士的遗骨，刚成立的中国佛教 协会赠予日本佛教界观音像，开创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的新篇章。此后，中国佛教界与国 外佛教界的联系增多，先后接待了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老挝、 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佛教代表团。中国佛教代表团也多次访问这些国家。在中国珍藏的佛牙舍 利也于1956年和1961年二次被迎请到缅甸、斯里兰卡、供佛教徒瞻仰，受到了各国人民和政 府的热情欢迎。
　　195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了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庆祝佛陀涅〖FJF〗B231〖FJ 〗2500周年活动和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四届大会。以后由于世佛联的少数人采取敌视的态 度，使中国佛教协会和世佛联的联系中断达18年之久，直到1984年才重新恢复合法地位，表 明中国佛教已经受到世界佛教界的重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60年代中国还举行了一系列纪念和爱好和平的活动。与日本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发起纪念鉴 真大师圆寂1800周年活动，玄奘圆寂1300周年活动和召开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 等。70年代和日本佛教界的关系得到加强。1980年奉迎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把中日佛教关 系推向到一个新高潮，成为现代中日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中日佛教界的联系已经推广到各 宗各派。80年代中外佛教的交流全面恢复、正常。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各国已是常事，除和 日本佛教界的友好联系进一步加强外，与南亚、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恢复和发展， 还与澳大利亚、美国等欧美国家的佛教界建立友好联系，与香港、台湾的佛教界交流合作。 表现了两岸佛教徒的深厚情意。
　　中国佛教协会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反对侵略战争。现每年举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又与兄 弟宗教界共同组团参加“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亚洲宗教徒和平会议”和参与发起了“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组织等等。赵朴初会长因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曾获得了日 本庭野和平财团颁发的“庭野和平奖”。所有这些活动加深了中外佛教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对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事业都起了积极和良好的作用。
　　40年来的中国大陆佛教，既有它的痛苦过去，亦有新生的喜悦和美好的未来。面对现实，毕 竟有了良好的开端，进入了全新的转折时期。佛教徒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力 量，尽管它仍会碰到困难或挫折，但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支持，通过中国佛教 协会和广大佛教徒的努力，一切将会变的更好，佛教当今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