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红螺寺与红螺文化

谈红螺寺与红螺文化
　　千年古刹红螺寺选址布局精巧，建筑严谨缜密，松柏掩映下的青砖素瓦与苑林融溶合一，文化氛围庄严深邃，令许多宇厦千间的大寺黯然失色。红螺寺在我国北方久负盛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圈。
　　红螺寺是民族融合的产物。目前认为红螺寺始建于东晋，但缺少文献依据。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昭文馆学士樊从义撰《红螺寺大明寺碑》：“峨峨佛刹山之阳，开基创建于盛唐”。现在看来，把红螺寺的创建年代定于盛唐应该是一个科学的为大家所认同的提法。当时红螺寺为十方常住寺，历届住持曾为皇家命派，高僧频出。盛唐时代，唐太宗采用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允许北方民族部落到内地定居，靺(音ｍｏ）鞨(ｈｅ)有8000多人内迁到怀柔的桃谷山定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由汉代以来以战为主变为以和为主。在实现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扩建了红螺寺，使其具有了象征团结、象征融合的色彩。
　　许多名人与红螺寺结下了不解之缘。《红螺寺大明寺碑》上说，怀柔红螺寺与北京圣安寺是同宗同派的佛寺，也就是红螺寺曾是圣安寺的下院。圣安寺是金、元两代皇家的家庙，金太宗完颜晟时，高僧佛觉大师在圣安寺讲经。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三年(1163年)，佛觉把主持圣安寺讲经的任务交给晦堂法师，退隐到怀柔红螺寺。佛觉禅师为红螺寺和北京圣安寺建起了一座同宗同派的桥梁，从而为红螺寺文化的兴起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佛觉讲经190余年之后，又一位佛学大师云山归隐红螺寺，使红螺文化再一次兴盛。一是融佛学与儒学于一体。云山大师先后主持元代皇室祠庙圣安寺40年，不仅是元代佛学泰斗，而且是元代皇帝的首席文化顾问。1352年云山谢绝了皇帝的挽留，退隐怀柔红螺寺。云山在“北地严寒不宜竹”的怀柔地区，栽种了大面积的翠竹，为红螺寺的园林艺术培育了新的亮点，为红螺寺文化中竹文化奠定了基础。云山还两次主持红螺寺的修缮工程。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玄烨到红螺寺游览，对红螺园林文化颇有浓厚兴趣，还指令随行人员清点了红螺寺翠竹的株数是613株。怀柔知县吴景果为宣扬红螺寺的园林文化，还在他办公的县署 内建书屋三间，移栽了红螺寺的翠竹于房前，题名曰“螺竹轩”。康熙年间，著名文人朱尊、王渔详等经常到圣安寺联句吟诗，这个风气也很快传播到红螺寺，因而出现了众多文人齐集红螺寺，举办赏花笔会、诗会等文化活动。
　　红螺寺文化的发展与彻悟醒和印光两位净土宗的禅师密不可分。彻悟醒禅师是河北丰润人，俗姓马，名际醒。1792年在北京大钟寺讲经，1800年退隐怀柔红螺寺。彻悟醒禅师精通佛学、儒学，平生著述甚丰，有《梦东遗足迹》存世，他的《讲前示偈》主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就如同红螺寺的“云自高飞水自流”的景观一样，要顺其自然。印光祖师是陕西邰阳人，俗姓马。1886年到红螺寺讲经，1893年到浙江普陀山法雨寺经楼精心研究佛家经文。红螺文化至印光更驰名海内，“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实由于印光在普陀和红螺两地讲学而来，红螺寺声誉日隆。
　　悠久深厚的红螺文化也影响和滋润着周围的村镇百姓。红螺寺附近民风淳朴、祥和，文化氛围浓重，民间自发涌现了小车会、高跷会，舞龙、舞狮、民乐演奏等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