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佛教基本情况

关于中国佛教基本情况
　　一、关于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简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已很难考定。史学界比较通行的有两说：一是汉哀帝元寿六年(公元前2年)，大月王使臣伊存向中国人景卢口授《浮屠经》；其二，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翌日晨，帝问梦于朝中大臣，太史傅毅答道，你梦见的是位神，名叫佛。佛有非常的神通，是西方的得道者。于是，明帝派遣蔡〖FJF〗C924〖FJ〗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永平七年，纪元67年)，蔡〖FJF〗C924〖FJ〗等从西域请来了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还洛阳。明帝在洛阳城西特为之建白马寺。摩腾、法兰在白马寺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佛教开始在汉地流行。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它要在中国生存、发展，首要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佛教如何与我国固有文化相适应、相协调。从两汉佛教传入，到隋唐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再至宋明时期佛教最终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这个历程，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在最初的二百余年中(西汉末至东晋)，由于佛教还没有具备足以独立的条件，所以必须依附时代文化的主流求得生存。先是佛教依附于汉代流行的道术(神仙方术)，借此得以流传；到魏晋时，佛教又倚傍于玄学而盛行。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佛学又与玄学合流。不少僧人通过引玄入佛、以玄释佛的方法来扩大佛教的影响。当时出现了一类兼有名僧与名士双重身份的义学僧人，他们时而引经论典，时而谈玄说妙，常常援用玄学思想来阐发佛家理论，以提高世人对佛学的兴趣。这些僧人不但于佛学、世学的修养、见认上有独到之处，且他们的德操风范往往也超人一筹，如东晋名士习凿齿曾向当时的政治领袖谢安致书，推荐当时的佛教领袖道安，说他的道德学问“远胜非常道士”；史载，安公门下，常常聚有成百上千的徒众。其中有不少人不辞千里前往求学问道，甚至有仅为礼拜瞻仰安公之风度而来者。所谓道由人弘，时人不乏从对高僧的倾服进而敬信佛教的。这个时代，佛教已开始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了。
　　从初传开始，历时五百余年，从公元五世纪起，南北朝时代的佛教，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终于形成一派壮丽夺人的文化景观。
　　首先从寺院僧尼人数来看。据传，在南朝，宋代有寺院1913所，僧尼36000人。齐代有寺院3015所，增尼32500人。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陈代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在北朝情形更盛，北魏末，各地僧尼已多到200余万人，寺院3万有余，到北齐，依然保持这个势头而略有发展，北周虽遭武帝毁佛事件，但不过一两年间，新的君王宣布嗣位，佛教便得到了许可恢复。
　　其次从寺院建筑水平来看，南朝历代帝室热心建造寺塔，梵宫琳宇遍布江南，梁武帝所造同泰寺最奢丽，“楼阁殿台，房廊倚饰，凌云九级。”至于北朝在这方面更胜于江南，最著名的是北魏胡太后于熙平元年(516年)所造的洛阳永宝寺，其中有九层佛塔一座，高达90丈，离京师百里之外就能遥遥望见，上有金铎120个，金铃5400枚，在清风明月的晚上，风动铃声传到十几里外。寺内还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1000多年过去了，这些豪华的著名寺院均已荡然无存，而佛塔却有一些幸存到今天。若借助现代航空拍摄技术，对这些耸立在大江南北的佛教文化遗迹作一番俯瞰，那又该是“多少楼台烟雨中”呢?
　　再次，从南北朝时代佛教文化基余各个方面看，佛教翻译已经相当成熟，并且由汉地僧侣撰述的注疏、论著、经录、传记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佛教哲学方面，般若涅槃之学相继流布汉地，深入人心，改变了汉人的思维方式；南朝学派盛行，北朝除学派之外还侧重禅观实践，佛教信仰普遍深入民间，以至北魏盛行“义邑”、“法社”之类的佛教组织，至于在佛教文学、艺术、建筑这些方面的成就，更是空前，在云冈、龙门石窟，到现在游人终年络绎不绝。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了南北方，也统一了佛教。
　　隋代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在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新局面下，佛教被完全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既承袭了北朝原有的许多制度，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佛教的国家化，对于佛教文化的建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佛教政策上，隋朝文帝，炀帝两代都从有利于政治统一的立场出发，对佛教既大力担保和扶持，又注意到限制制约。隋文帝从在北周掌握朝廷实权时起，就改变北周武帝毁佛政策，留心恢复佛教及道教。稍后，他取代北周帝位自立为皇帝，即刻明令修复毁弃的寺院，准许社会上俗人自由出家为僧。除此之外，他还动员民间力量，让每家每户出钱营造经像，在京城和地方上一些主要都邑，则由官方负责缮写佛经，写好之后在佛寺和官方图书馆分别收藏。这些做法，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地大，《隋书?经籍志》说民间儒家的六经远远没有这样的势力，佛经比它们多了若干倍。
　　隋文帝这样做，与他个人对佛教的感情是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佛教寺庙里，从小父母又把他寄托给僧尼抚养，一直在寺庙里生活了13年，以后做了皇帝，也时常对臣下讲起自己幼年时代这段佛门生活，令史官为抚育自己的比丘尼作传，以自己生活过的尼寺大加修茸。
　　最近，即1998年10月，在陕西省固至县仙游寺法王塔地宫中，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又发现并出土了这位比丘尼赠给隋文帝的舍利子，一时间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
　　隋炀帝继位之后，佛教国家化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据说光是他一代所度的僧尼就有16000多人，译经事业也以洛阳上林园的国家翻经馆和长安大兴善寺为中心统一起来进行。
　　隋代佛教国家化，对于隋唐时代在汉地形成佛教文化圈有重要的作用。
　　佛教发展到隋唐时代，在汉地逐渐形成一种自有一体的文化格局。作为汉地佛教文化圈的雏形，唐代佛教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富有成就。
　　唐代帝王对佛教文化的盛衰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央政权力量强大的时期。唐高祖在即位之前，就曾祀佛求福，当上皇帝之后又在京城利用僧人的力量来管理僧人。在唐代初创之际，利用武装僧人参加战争的事情，不止一例。唐太宗对佛教采取既利用又控制的态度，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这在稍后的武则天那里，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之流伪造佛经，为她取代唐王室寻求到了理论根据。因为佛教对她有着如此功劳，所以她下令在全国各州建造佛寺，并给怀义等佛教僧人授以俗官职位。玄宗时密教从印度传入，玄宗将传播密教的善无畏礼为国师，设置内道场，王室信奉一时成为风气。到唐中期，佛教在统治者的尊崇保护之下，达到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几乎增加一半。此后佛教的发展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佛教与政治结合得更为紧密，如安史这乱中神会帮助政府收度增牒钱，作为军费的补充，赢得帝王更积极的支持尊崇，另一方面，佛教的迅速发展，在经济上逐渐与皇权利益严重对峙的局面，引起朝廷的不安。到9世纪中叶，就终于发生了唐武宗会昌(841—846年)灭佛的事件。佛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灭佛事件发生，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统治者个人好恶等原因，但经济利益是最直接的原因。从这以后，佛教文化还有发展，但整个来看，说开始走下坡路也并不过份。
　　唐代佛教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宗派林立的繁荣局面。众多宗派之中，既有隋代以来已成型的天台宗、三论宗、又有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祥宗以及被统治者视作异端的三阶教等。各宗各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和传承，因与汉地社会各阶层结合的程度不同，发展的途径与规模也各各有异。一般来说，在上述这些宗派里，前面六宗主要流行于上层知识分子及宫廷中，净土宗和禅宗则广泛流行社会各个阶层，在普通群众中间拥有极大的势力。净土宗注重弥陀净土信仰，其发端一直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最有特色的宗派，可以说是纯粹的“土特产”，从唐代创立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成为一种很有意味的独特的文化模式。
　　佛教文化的全面发展还体现在民俗活动之中。寺庙的民俗功能在唐代大大地发展了：培植花木，逢节日向群众开放以供游览观赏，举办“俗讲”及庙会，组织社邑，定期为普通群众说法，这种热闹局面也是前代所难得见到的。佛、菩萨信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弥勒、弥陀、观音、文殊……，五花八门，佛教信仰不是作为空洞的概念，而是作为常识深入民间了。这也是唐代佛教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代佛教艺术在前代基础上极大地发展。如果把唐代货教文化的高涨比作江海涨潮，那么，在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天龙山、甘肃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到处都留下了唐代佛教文化圈的一圈圈深刻的“水痕”。
　　唐代佛教文化向境外传播开来，朝鲜和日本的佛教文化因此而备具规范。
　　到了宋代，在佛教诸宗派中，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最流行。禅宗在宋初时，主要是云门和临济两个支派在各地盛行，后来又从临济宗下分裂出黄龙与杨岐两派，禅宗的所谓“七宗”到这时也就都齐备了。净土宗在宋朝也很流行，首先是其它各个宗派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修行，扩大了净土宗的影响；其次纯粹的净土信仰，更是在民间形成风俗。从宋初开始，各地结社集会，越往后越多。有一些寺庙还专门修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作为念佛修行的固定场所。除了这两大宗之外，律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也比较活跃，比较冷落的是唯识宗，它在宋代的传承脉胳不明显。
　　宋代佛教宗派的格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地文化策略和重心的转移。一方面，社会的注意力在于为高度的中央集权专制寻求理论根据，对儒家进行改造和新的建构，佛教理论远比以往遭受冷落，虽然局部有发展，但整体上并无重大建树。另一方面，与佛教理论构架的收缩相伴随，是佛教在民间信仰市场上影响越来越大，净土宗和禅宗盛行。天台宗、华严宗和律宗表现尚可，象唯识宗这样以繁琐细密著称的宗派就不可能现独树一帜了。这也是社会发展给佛教内部带来的格局变化。佛经翻译虽然还在延续，但这项事业已经无法吸引佛教徒中最优秀的人物去为之献身了，成绩十分平平。宋代佛教文化的气度，在于从事佛教文化的集大成工作，这就是大藏经的雕造。搜集整理所有汉地佛经的工作，早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就发端了。但是真正具备条件，却只有从宋代开始。从五代以来，木版雕刻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宋代利用木刻技术积极进行《大藏经》的雕造，开国不久就由官方着手组织进行，历时12年，雕造了中国第一部木刻官本大藏经《开宝藏》。它的印本是后世汉地、高丽和日本一切刻藏的共同依据。继官方之后，佛教寺院和俗世信徒也竞起仿效。在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开元寺版、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版、平江碛砂的延圣禅院版等在200多年之间相继问世(其中《碛砂藏》因战争而中断，到元代才完工)。
　　《大藏经》的定型，对汉地佛教文化来说，既是成熟的标志，又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悲剧。从此，佛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文化模式”的不厌其烦的复制：在以后各朝代、在日本、在朝鲜……曾集中佛教文化精英和促成一代西行求法东来传译的波澜壮阔的佛经翻译事业停滞了，曾激发起横溢才思的著述事业消歇了，有的只是增增删删，续了又续，乃至外观样式的改变。这是我们在谈宋代佛教时所不能不谈到的。
　　当然，如果因此而认为宋代以后佛教化全是一片空白，那显然是过于简单了。且不说禅宗和净土宗诸宗的继续发展，还有儒、佛、道三教合一潮流的兴起，只需指出一点，佛教文化通过俗文艺(评话、小说、唱词讲本)的途径在勾栏瓦肆间找到一条了路。宋代俗文艺因此特显发达。这未必不是一种满不错的归宿：与《大藏经》在社会少数人中间翻来覆去地被复制相比较，它有生气、有活力，取用不竭，虽慢慢脱去了袈裟外衣，却深深地在俗世积淀下来了。
　　明代是高度集权专制的时代，佛教被牢固地统治着。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和尚，如何整顿佛教在他可谓轻车熟路了。他非常了解元末明初佛教的情况，对于佛教徒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作过不厌其详的规定，“不许与民间杂处”、“不许奔走市村”等等，甚至对僧人应该如何作佛事也有具体的规定，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明太祖还在晚年特地颁布《申明佛教榜册》，规定佛教徒分门别类、各归本宗。又命令各府州县的僧官，就地调查杂处于民间的僧人实数，把他们集中起来居住。以至到后来这一套管理手法因为太繁琐而不得不停止了。
　　明代佛教文化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切由国家包办，规定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者，“方许为僧”，取消历代计僧僧牒的“免丁钱”制度，免费发给度牒。另一方面，民间私自度僧现象激增，国家集中管理的规定往往落空，反而为僧尼泛滥开了方便之门。后来因为救济饥荒，收费发牒的制度又卷土重来，私度的变为公开，僧侣和寺院大量增加，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仅京城内外官立的寺观(包括道观)就有600多所。
　　明代寺院经济缺乏精确数字统计记载。与元代相比，帝王的施舍也没有元代那么慷慨。但一些主要的大寺，还是拥有相当多的土地的。比如南宗的报恩、灵谷和天界三大寺，江南各地的著名寺院，都是如此。明代高度集权统治从总体上来说，对于寺院经济限制比较严格，元代那种寺院大兴工商业的局面自然是没有了，就是土地也时常有限制，朝廷意图在于切断寺院与世俗社会特别是官府的经济往来，比如明太宗时就规定全国大寺有钱粮的，设“钱基道人”一名专门管理，其他的僧众一概不得插手经济活动。
　　明代佛教文化还可一提的又有《大藏经》的刻印，有好几种：《洪武南藏》(又称《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和《武林藏》等。其中《嘉兴藏》又称《径山藏》，改变了以往所有《大藏经》的梵策样式，在篇幅上节省了一半，为印刷、装订、运输、保存、阅览各个环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请藏之风格盛。这也算是明代在“复制”佛教文化上的一大功劳了。
　　以下就应当说到清代佛教了。“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这是清世祖(即清初顺治皇帝)对臣下说过的话。这话一方面反映了清世祖对于佛门的向往之情，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了清代从初期开始统治者就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很深。这是清代不同于辽、金和元代(虽然都是少数民族)之处，倒是和明代很相仿，清代全槃继承了明代佛教文化。
　　清代帝王，除顺治之外，康熙、雍正、乾隆都对佛教很有兴趣。康熙外出巡游，喜欢住名山大寺，为寺庙题写匾额。雍正自号“圆明居士”，编选了一套《御选语录》，在他的带动下，一时亲王、大臣自号为“居士”的风气很盛。乾隆时代与藏传佛教关系很密切，西藏地区政教合一制度就是乾隆时代正式确立的。在乾隆时代还完成了从藏文到蒙文再到满文的《大藏经》互译。清代官版藏经称为《龙藏》，在明代《永乐北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全部经版，现在还保存在北京。
　　明清佛教，风气是贯通相承的。特别是在家居士研究和传播佛教，功劳时常比僧人还要突出。明代开国名臣宋〖FJF〗CF67〖FJ〗、思想家李贽、文学家袁宏道等等都有许多关于佛学的论著。到清代以来，这种现象更加大有发展，清初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中期又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其中不乏贵族和封疆大吏。清末杨文会等，更是佛教文化赖以支撑的础石。另一种风气，是僧人以诗文书画著名的多，从明末清初的担当、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渐江到清末的笠云、寄禅等，这类僧人很多，其中有一些在艺术上堪称第一流。这也算是在佛教文化熟透的土壤里结出的花果。
　　在僧官制度方面，僧官的等级完全套用俗官制度(从正六品开始)，从中央的僧录司到各州府县僧官，一概由政府机构考选委任，名称也都和明代一样：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对于寺庙僧尼也仍然采取限制政策，禁止私造寺庙佛像，也不许私度僧尼。可是，官给度牒制度早已明显失去实际作用，所以从乾隆年间起，朝廷索性通令取消，一直到清末也没有恢复，这是从唐代以来所没有的。取消度牒制度，虽然为僧尼出家大开方便之门，佛教的势力一时膨胀，但另一方面僧尼成份更加复杂，僧尼更加泛滥，加速了汉地佛教文化的衰落。到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80万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四十余年中，中国佛教虽然未曾有过一定的断发展，还出现了杨文会、欧阳竟无、太虚、虚云、圆瑛等大德高僧，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华民族饱经外忧内患，佛教事业自然不可能，取得长足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界也终于获得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可以专心致力于振兴中国佛教事业。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成了国家的、寺庙的真正主人。佛教事业日益发展，迫切要求成立全国性佛教组织，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5月30日—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徒第一次走到了一起，有了代表自己合法权益，协调各地工作，团结群众共同前进的统一组织，为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佛教界遵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完善僧伽制度，搞好自身建设。汉传佛教界发扬农禅并举的传统，积极参加劳动，如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僧众在虚云法师的带领下一边禅具备，一边搞好农业生产，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得食，得到僧俗群众和人民政府的一致好评。一大批佛教学者展开佛学研究，取得广泛学术成果。1956年中国佛教徒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1963年在北京八大处重建起佛牙舍利塔，供奉世界佛教徒共同的圣物——佛牙舍利。佛教界还广泛参与世界和平运动，宣扬反战、裁军、反核武器，为维护世界和平出力。但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出现扩大化，此后“左”倾错误的影响日益严重，佛教界人士如喜饶嘉措、班禅大师等都受到不公正对待。十年动乱中，佛教活动基本停止，宗教界人士受冲击，佛教寺庙遭到严重破坏。
　　1972年，由于外事活动需要，中国佛教协会恢复了活动。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获得了新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收回寺庙，恢复佛事活动，加强对剃度、授戒的管理，制定寺斋管理办法和共住规约，使中国佛教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气。为培养僧才，培育佛教界接班人，从1980年起恢复、新建了中国佛学院、栖霞山佛学分院、闽南佛学院等13所院校。佛协还向日本、斯里兰卡和泰国派出留学生，培养人才。众多佛学研究者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佛教团体还出版了《法音》、《佛教文化》、《佛学研究》等多种刊物。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对外友好往来活动，多次接待东亚、南亚、东南亚佛教人士来访。1993年，中国佛协还激请泰国僧王访华，影响甚大。
　　到1998年，汉传佛教有寺庙5000座，僧尼20万人(包括藏传佛教在内)。
　　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中国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人口700多万。
　　藏传佛教历史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约始自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各部建立吐蕃王朝之时。他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为妻，二人分别带入印度和汉地佛教经、像、法物。松赞干布为之建立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传播受到当地苯教势力的猛烈抵制。赤松德赞时期，显教大师寂护、密教大师莲花生入藏，约于公元779年建桑耶寺，首次剃度“七觉土”出家，西藏有了三宝具足的佛教。汉传佛教也在藏区广为传播。赞普还组织佛教与苯教进行辩论。热巴巾在位时积极推动发展佛教，翻译经典。但他被反佛大臣刺杀，其兄朗达玛继位大举灭佛，其后100多年，佛教在藏区几乎绝灭。
　　后弘期开始之年说法不一，约在十世纪晚期，分别由康多和阿里(史称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重新传入西藏，正式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此时印度盛行大乘密教，密教无上瑜珈部经典和法门被大量转译为藏文，浓厚的密教色彩成为藏传佛教的最大特点，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藏密各教派，主要有宁玛派(红教)、噶当派(后并入格鲁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等。
　　十三世纪中期，萨迦派五祖八思巴受到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创蒙古文字，受封为帝师和大宝法王，兼领13万户，掌握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十四世纪时，噶举创的两大支派帕竹噶举和噶玛噶举上层喇嘛受元、明两朝册封，相继执掌地方政权。十五世纪初，宗喀巴改革宗教，严格戒律，强调显密兼修、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创立了格鲁派，其势力日渐强大。至清代，格鲁派得到清帝的大力扶植。清朝正式承认格鲁派的活佛转承，并册封其中最大的两个活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融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令分别统领前后藏僧俗事务，成为整个藏区精神上和世俗上的领袖，逐步形成藏区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
　　近代以来，清政府腐败无能，西藏寺方受到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威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两次入侵西藏，西藏人民在十三世达赖领导下英勇抗击，兵败后达赖逃亡到蒙古和内地，后返回西藏。抗日战争期间，出走至内地的九世班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是著名爱国宗教领袖。
　　1951年4月，西藏地方实现和平解放，不久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回到西藏，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共同治理西藏政教事务。1953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达赖与班禅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56年二人共同赴印度参加了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达赖流亡印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宗教制度中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使人民获得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文化大革命”期间，藏传佛教也遭到很大破坏，班禅本人也受到冲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藏重新全面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以来，西藏平反了冤假错案，相继恢复和新成立了宗教工作机构，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向西藏地方拨专款两亿多元用于落实宗教政策，维修了大昭寺、桑耶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为了维修布达拉宫，国家一次就拨款4000多万元。1984年，中央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斤，白银2000多公斤及大量珠宝，在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下，修复了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至今，西藏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
　　近年来，西藏各宗教团体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并在各教派的一些寺庙中开办了学经班，现有学僧近3000名。另外每年还推荐一定数量的活佛、学僧到北京，进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现在西藏全区有34万多名僧尼。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以及在政府中任职的宗教界人士共有615人，他们参政、议政，同其他公民一样共同致力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政府尊重和保护各教教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和习俗。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历史惯例，活佛去世后按传统的办法转世传承。199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了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对一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传统的马年转大雪山、羊年转纳木神湖和热振寺坝子等活动，政府有关部门都前往斋僧布施。
　　藏传佛教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和平解放西藏、反对分裂等斗争中，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来，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中国佛协名誉会长等职，于1989年元月圆寂。政府决定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遗体灵塔和祀殿，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护以及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1996年11月29日，经过金瓶掣签，并经国务院批准，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12月8日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基本全民信仰南传佛教，截止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约有信徒100多万。
　　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约在公元七世纪中叶，系由缅甸传入傣族生活的地区，最初未建立寺塔，经典也只是口耳相传。约公元十一世纪时，因战乱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灭。十二世纪后佛教从泰国北部清迈、景海一带传入西双版纳，同时传入泰润文佛经。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在云南德宏地区传播，流行较广。南宋景炎二年(公元1227年)后，有了傣文刻写的贝叶经文。
　　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史刀应勐时，缅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行传教。从此上座部佛教在云南有了较大发展，先在景洪一带兴建大批佛寺、佛塔，不久在缅甸僧侣的弘传下，盛行于德宏、耿马、孟连等地的傣族人民之中。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保存了许多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时期的特点，如过午不食、雨安居等。所传经典基本与南传巴利文三藏相同，有的经典有傣文音译本、译文或注释本。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中有一传统习俗，即男童8—10岁左右必须出家，入寺一段时间(最短不能少于一个雨安居期——3个月)，学习宗教文化知识，称为“帕”(小沙弥)，数年后可以还俗，经过这一阶段的，可以称得上是“熟人”；否则是“生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少量的优秀小沙弥可不还俗，满二十岁后受比丘戒，成为“都”，即正式的比丘。受式后根据家庭情况和本人意愿，经过一定手续，仍可随时还俗；只有少数人长期为僧，在寺里修持深造，按僧阶递升，不再还俗。
　　新中国成立以后，傣族等少数民族也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社会、宗教生活中存留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上座部佛教界人士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并与汉传、藏传佛教和睦相处，与南亚、东南亚佛教开展友好往来。“文化大革命”中南传佛教也受到很大冲击。拨乱反正以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得到充分尊重。至九十年代，云南上座部佛教开放寺塔1000余座，有僧侣8000余人。
　　二、关于中国佛教教职和教团制度
　　在佛教中，“僧伽”是集团之意，又称合众，指的是出家人组成的僧团，是践履佛教的神圣团体。据佛经上说，僧伽具备妙行，具备质直行，具备如理行，具备正行，在世间应受众人的供养，受恭敬、受布施、受合掌礼拜，是无上福田。由此可见，僧伽在佛教中地位崇高，是佛陀寂灭后正法的传布者和维护者。
　　住持是一寺之长，其名意谓安住而维持佛法，因其所居之地仅一丈见方故住持又称“方丈”。此外寺院还设有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四大班首指导禅堂或念佛堂修行，即首座、西堂、后堂、堂主。首座由住持聘年高德昭的尊宿担任，为全堂修行的模范，掌禅堂中号令之权。中国习惯以东为主位，西为宾位，本寺住持为主人，相当于东堂首座；辅助住持教导修行的，被待以宾礼，称西堂首座，简称西堂。八大执事是监院(库房负责人)、知客(客堂负责人)、僧值(又叫纠察，负责维持秩序)、维那(禅堂负责人)、典座(厨房、斋堂负责人)、寮元(云水堂负责人)、衣钵(方丈室负责人)和书记。监院综理全寺事务，掌管全寺经济；知客掌管全寺僧俗接待事务；僧值管理僧众威仪；维那掌管宗教仪轨；典座管理大众饭食斋料；寮元管理一般云游来去僧侣；衣钵辅助照应住持的个人事务，调和人事；书记掌管书启文疏。八大执事都是每年一任，由住持任命。并不是所有寺院都有这些职务，规模较小的寺院或者设职较少，或者一人身兼数职，皆依具体情况而定。
　　全体佛教徒可分出家的和在家的两部分。在家者为居士，分优婆塞、优婆夷二众；出家的分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尼、比丘、比丘尼五众，合为“七众弟子”。又有将在家二众与比丘、比丘尼合称“四众弟子”的。
　　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同样分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喇嘛”这一名号相当于汉地的“和尚”，是对上师的称呼，不能通用于僧众，只是内地习惯以之为藏传僧人的通称。至于把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就更不准确了。藏传僧尼中有一部分是可以转世的，生下来就是活佛，而且可以一代一代下去，但并非世袭，而是活佛去世后转生为另一位儿童，这名儿童须经寻访确定。活佛地位高于普通僧尼，但也有等级之分，最高者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他们曾是西藏的政教领袖，现仍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次者有格鲁派的若干位呼图克图，及其它各教派的大活佛；此外各地区、各寺院还有许多大小活佛，地位低的出了自己的寺院就与其它僧人一样待遇。活佛转世制度始于十三世纪的噶玛噶举派，格鲁派兴起后也采用了这一方式，得到普遍接受。认定活佛有规定的程序，最为复杂隆重的是认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前一世达赖、班禅去世后，先由众位高僧为他做法事，请他们打卦问卜，再由专事降神的乃均降神指示，还要到曲科甲地方的圣母湖去看显影。由这些推断出灵童降生的方向、降生地的情况、家庭情况等线索。依据这些线索派人分几路秘密寻访灵童。找到的灵童候选人很可能不止一位，齐集拉萨后让他们选认前达赖或班禅用过的东西以鉴别真伪。最后要在大昭寺由清政府的驻藏大臣或中央政府的特派人员代表中央主持金瓶掣签仪式，大臣亲自从御赐的金本巴瓶中掣出写有灵童姓名的签条，抽中的就是转世灵童。仅有一名灵童时，也可经中央政府同意后，由中央大员确认为转世灵童。确认后为灵童举行盛大的坐床典礼，剃度为沙弥，正式成为新一世达赖或班禅。
　　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有严格的僧阶制度。占大部分地区的润派佛教大体可分：
　　帕诺：行童；帕：沙弥；都：比丘；都龙：僧都；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僧主长老；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迦摩尼：大僧正长老；其它如多列等派有分四级僧阶的，各派自有其名号。
　　三、关于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和特色布局
　　汉传佛教自于洛阳建白马寺后，寺院建筑得到长足发展，它基本承袭了汉地原有建筑风格，充分吸收宫殿与居民的建筑布局特点，大量采用木构，施以庑顶、飞檐、斗拱、藻井等汉地特有的建筑方法。
　　佛教寺院依选址不同可分依山式和平地式，依形式可分为石窟寺和塔庙。石窟寺的开山约始于南北朝，系仿印度佛教“支提窟”而建。佛教石窟遍布各地，历代都有开凿，集中体现了中国佛教雕刻绘画艺术的瑰丽姿彩。塔庙之称源于最初的寺院多建“浮屠”以供养佛像，“浮屠”渐发展为中国的“塔”。整个寺院以塔为中心，周围是偏殿、僧房，如现在的法门寺。后来这种布局发生变化，殿堂地位升高，出现寺塔并列、塔寺分离的结果。寺院基本按四合院式结构，总体布局以大雄宝殿为中心，按虚实相衬、多重对称的美学原理，以及方便活动、有利修持的原则对主体建筑进行精心设计和巧妙安排。至宋代形成“伽蓝七堂”的基本布局。演变至今，一寺通常包括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配殿、接引殿、藏经楼、方丈室等。
　　藏传佛寺建筑主体多建成碉堡式的楼阁。殿宇墙壁常用石板砌筑，坚实厚重，外型高大直立，由下至上略有倾斜收缩，不分层段，表现多涂成褚红色或白色，给人以峻峭高耸之感。在平整的墙壁上开一至数排略呈梯型的小方窗，上出短檐。殿顶为宽阔平坦的天台，并开有天窗，以利于采光。藏传佛教建筑大量吸收了汉地建筑方法，将木构飞檐、斗拱、兽吻等与碉楼主体相结合，许多寺庙盖有汉式殿顶，有的用琉璃脊兽、琉璃瓦，有的用鎏金铜瓦，被称为金顶。如布达拉宫最上层有七座金顶，在日照时间长、幅射强的高原地区，金顶闪光耀眼，好似天上宫阙。
　　藏传佛教寺院规模有大有小，布局多依山就势，错落有致，无一定之规。寺院的中心是大经堂，藏语称为“扎仓”，是僧众集会、诵经、学习之处，内供有特色佛像。许多大寺的每个扎仓都是一个学院，或专修显宗(教义理论)，或专修密法。喇嘛在学院中学习，学成后可取得相应的学位。扎仓最多的，如拉卜楞寺，可达六个，分别为闻思学院、续部下学院、时轮学院、医药学院、喜金刚学院、续部上学院。许多寺院大经堂建筑宏大，可容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共同诵经。
　　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遍布于这一派佛教信徒居住的各个村寨，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寺院有等级之分：最高级为州的总佛寺(大罗总寺)，设在以前宣慰使的驻地，它只是概念上的最总佛寺，并无教条实权；真正在教务上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勐性佛事活动，决定属寺住持人选，批准并主持祜巴级以上僧职晋升，寺内设有总布萨堂(戒坛)；在各勐之中有若干中心布萨堂(戒坛)佛寺，一般由四个或四个以上村寨佛寺组成，各村比丘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都要到中心佛寺集中，举行自恣仪式，住持比丘主持较大佛事活动，批准晋升比丘，监督比丘持戒情况；最基层的是村寨佛寺，住寺比丘除日常的礼佛诵经外，主要是为在家信徒做佛事，对青少年学僧教授佛学和文化知识。
　　云南上座部佛寺一般规模不大，多数寺庙较简陋，寺院布局因地制宜、灵活多变。佛寺一般由大殿、僧舍、鼓房、布萨堂(中心佛寺以上设立)组成。大殿是寺院的中心，通常坐西向东建造，殿内只供奉释迦牟尼一尊像，殿内周围挂佛本生画，描绘释迦牟尼一生事迹。鼓房内有锣鼓，每月初七、初八、十四、十五都要击鼓鸣锣，驱赶魔鬼。僧舍供僧人居住学习之用，多建于大殿之后。布萨堂供僧众们诵经忏悔、会商宗教事务、授比丘戒之用。级别较低的佛寺建筑一般为傣式竹木结构房屋，与当地居民形式相仿。高级佛寺有木结构和砖木结构的，也有的建起楼房。佛殿层顶坡度很大，重檐相叠，色彩华丽，檐脊上有多彩的雕饰。
　　建筑精美绚丽的佛塔是云南上座部佛教建筑的一大特色。佛塔是其重要宗教活动场所，有些独立建于一处，有些建在寺院旁边，受到僧俗信众供养礼拜。塔以砖石结构为主，有单塔、双塔、多塔数种。塔基多为“亚”字型，四边设有佛龛，内供佛像。塔身平面呈圆形或多边形，下粗上细，急剧收缩，锐挺拔。塔刹尖细，直刺青天，置相轮，悬风铎。独立的塔附近建有供人休息的塔房，这些佛塔多建于风景秀丽之处，极具民族风格。
　　“天下名山僧占(建)多”，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流传的民谚，反映了佛寺遍布大江南北的壮观景象。1983年，中国政府确认和公布了140余座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但这还并未全部囊括名寺古刹在内，新的重点开放寺院还正在陆续确认之中。这方面的典例不胜枚举。如北京广济寺和雍和宫，前者位于北京西城区，金元时代就是当时大都名寺。现为中国佛教会住地。后者位于北京雍和宫大街，是藏传佛教名寺，寺僧多为蒙古族喇嘛，建筑雄伟壮丽，寺内檀木雕佛像高达26米。北京市内另一所著名藏传佛寺——西黄寺，清代曾是达赖、班禅晋京驻锡之地，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无论富庶的东南沿海和相对封闭的内地，那些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著名古刹，往往也有重视举办佛教教育的传统。例如中国南方有名的“闽南佛学院”，就位于福建厦门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内，佛学院的创建、发展，与寺院的全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除各地名刹之外，中国传统又有“四大佛教名山”之说，即山西省五台山、浙江省普陀分、安徽省九华山和四川省峨嵋山，都是中国佛教徒心目中的朝山圣地。
　　北京以外最著名的藏传佛学，当然要数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这是历代达赖喇嘛的住地，班禅额尔德尼则驻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此外，拉萨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以及西藏甘丹寺、桑耶寺、萨迦寺、楚布寺，甘肃省拉卜楞寺、青海省塔尔寺等等，都是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极高地位的重要寺院。
　　南传上座部佛寺在云南省相对较为集中，如德宏州菩提寺、瑞丽县大金塔寺和勐海县的几角亭等。〖LM〗
　　四、关于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有广狭二义，从广义上来说，既指精神文化的层面，即佛教教义、仪轨，和以基本教义为核心产生的文学、艺术、哲学、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出版体系，同时，又包括物质文化的局面，即寺院建筑、园林和宗教艺术作品，甚至寺院经济与佛教院校及研究机构都在内。狭义的“佛教文化”当然仅仅指的是前一个方面。如果不是仅仅局限了佛教的学术研究目的，而是希望对中国佛教文化获得一种比较全面的感性认识，恐怕还是应当从广义上入手，尤其应当从现存的寺院建筑、园林及石窟等实物与当代出版物上，多作一些了解。
　　中国佛教界在创办佛教刊物方面，“近二十年来一直非常活跃。最先是1981年创办的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初为季刊，次年改双月刊，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1988年改为月刊。《法音》在宣传宗教政策，维护教徒的合法权益，弘扬正法以及佛学研究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1990年，由《法音》学术版改成的《佛教文化》初为年刊，1992年改为季刊，1994年改为双月刊，面向社会发行，它以生动活跃，雅俗共赏的形式传播佛教文化，很受欢迎。
　　地方佛协创办佛教刊物，近年来蔚然成风，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上海佛教》、《禅》、《广东佛教》、《西藏佛教》、《台州佛教》、《洛阳佛教》、《浙江佛教》等。还有一些佛教院校办的院刊，如中国佛学院的《法源》，九华山佛学院的《甘露》，闽南佛学院的《学报》，上海佛学院的《院刊》等。如此众多佛刊物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佛教界佛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
　　在这个时期，佛教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979年建立了中国佛教图文物书馆，收集、保存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开展了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复、修整金陵刻经处，印刷、流通了大量的佛教经籍。1987年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有计划地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中外佛教学术交流，出版佛教文化书刊。中国佛教协会先后两次召开了佛教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会议，对全国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和协调，推动了各地佛教经藉书刊出版发行工作的正常开展。我们还多闪举办了佛像图片、经籍、书画、金石等方面的展览。
　　五、关于中国佛教对外交往及佛教对外交往
　　本着佛教救世济人的精神，多年来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佛教界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参与资助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发起，并同其他兄弟宗教团体联合举办名家书画展览，进行义卖捐献活动。1991年和1998年发生特大水灾，中国佛协均及时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全国佛教徒捐钱捐物，投入救灾，香港、台湾及海外佛教界人士也纷纷解囊相助，1991年赈灾中募集救灾款人民币五百万左右汇交灾区，1998年更募捐钱物计一千余万元，支援灾区。此外还捐款救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中国佛教界积极开辟和发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同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宝莲禅寺和香港佛教界多次组团互访，并接待了台湾佛教界知名人士的来访。近几年来，台湾佛教徒来大陆朝拜祖庭、探亲访友日益频繁，大陆佛教界也前往台湾参礼，彼此增进了了解，密切了联系。中国佛教协会还同美东佛教总会、法界佛教总会以及美国华人佛教界多次进行互访，开展了法务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中国佛教界人士同新加坡佛教总会、光明山普觉禅寺等寺院的长老、居士进行了互访，开展了真诚的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十多年来，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佛教界对大陆佛教寺院的修复和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体现了他们对大陆佛教法脉相继、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
　　中国佛教界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有了很大的开展。1980年，在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的关怀、支持下，日本唐招提寺保存一千三百多年的鉴真大师像回国巡行，掀起了中日友好新的热潮。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对赵朴初会长与隆莲法师授予传道功劳奖，日本庭野和平财团、佛教大学、龙谷大学以及韩国东国大学对赵朴初会长赠予奖金、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同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关系，则已经从一般友好往来发展到祖庭庄严、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
　　中国佛教界同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佛教界的友好往来也日益频繁。
　　中国佛协多次接待了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和主要宗派负责人的来访，并多次前往韩国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友好访问。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许多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都进行了友好交往。中国佛教协会派团出席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大会，多次出席国际性的宗教首脑会议和佛教学术会议。我们同兄弟宗教共同组团，多次出席了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的大会，还在北京承办了“世宗和”国际理事会议。
　　中国佛教界近年在对外交往方面还有一件盛举，这就是由赵朴初居士1993年提议，得到中韩日三国佛教界普遍积极回应，从1995年起在中韩日三国每年轮流举行一次“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首届大会于1995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了与会三国佛教界代表。第二、三届大会分别于1995年10月和1996年10月，先后在汉城与京都召开。这种“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为巩固东亚佛教传统的“黄金纽带”关系，为促进世界与亚洲和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佛教在整体上暮气很重，谨小慎微，创新很少，与辽、金和元几个少数民族王朝佛教的刚健兴盛局面比较起来，很是衰弱。这也与佛教僧侣的社会基础有重要关系，一个当时的僧人图澄叙述他亲眼目睹的情形说：“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这也是汉地佛教文化经过发展的顶点之后烂熟与堕落的表现，可以说就是明代佛教的现实面貌。这是讲的社会上一般信仰情况，至于佛教文化精英人物还是代不乏人的。知名的高僧多属禅宗，如梵琦、昙噩、智及、宗泐、绍琦、德宝等。此外，还有所谓明末四大高僧也是不能不提到的，他们是：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藕益智旭。这几个人都是很有个性的人物，理论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造，却有一个共同特点：目睹佛教的败落，万般愤世嫉俗，却又无力回天。智旭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王八!”一宗一派孤立发展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明末四大高僧都不是限于某一宗派，而是教禅兼通、不拘一格，由此作为佛教发展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