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谭桂林
　　对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是在80年代中期起步的，如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陈平原与宋益乔的许地山研究等，他们的尝试不仅使读者耳目一新，而且也担承起了在这一研究领域内荜路蓝缕以启后人的使命。90年代以来，这一课题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三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一是由个案分析开始走向整体研究，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某个作家所受到的宗教文化的影响，而是开始整体性地研究某一种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影响，如马佳与杨剑龙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谭桂林关于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等；二是由具体作品的研究上升为现代作家的精神文化心态的剖析，如陈平原在《佛佛道道》一书的序言中对现代作家厚佛薄道的文化心态的揭示，葛兆光在《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一文中对现代作家宗教信仰困境的分析，刘勇关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研究等；三是由强调宗教影响的消极意义转变到注重宗教文化影响的积极因素的发掘，这一点在90年代关于本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有了较普遍的表现，同时也是这一课题研究在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的主要标志。本文就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及自己的研究心得，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文学史依据及其意义与方法论等问题贡献一点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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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首先应该寻找和确立它的文学史依据。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学术界过去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政治、军事而展开自己的存在，像宗教这种与政治军事隔得较远的思想文化体系，对这个世纪的文学历史没有产生很有效力的影响。所以，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国内学人所著的现代文学史，没有哪一部在叙述20世纪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时提到过宗教的作用，没有哪一部在分析20世纪的重要作家时肯定过宗教文化思想对作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美裔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他颇具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甚至把宗教感的缺乏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一样的主要区别。他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夏志清的这一论断应该说是富有穿透力的，在以人伦物理为支点的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统制下，中国文学之宗教感的缺乏恐怕不是现代这几十年的独有现象，而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但是，正如中国文学总体上缺乏宗教感而中国的文学家们却往往与佛道两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样，我们不能以现代文学之缺乏宗教感就否定或者拒不承认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某些重要的特质。这样说，当然不是对文学史的一种假设，而是在深厚的文学史事实的依据上得出的一个具有巨大包容与扩张力的历史命题。
　　寻找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之关系的文学史依据，首先可以从现代作家的家学渊源的考察入手。在封建时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治学循内外两条途径。一是治经世之学，包括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等，用以治国兴邦，建功立业；二是治性命之学，包括佛学与道家学说，用以日常生活中的含藏吐纳，修身养性。曾身居高位的香山居士就说过自己的人生原则是处世以儒、置心于佛。明季竟陵派巨头钟惺说得更为形象，说自己是戴儒帽、着僧衣、穿道履。在这样一种内外兼修的治学传统的引导下，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鲜有不习佛经道典者。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这种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也有不少人在问学之途中曾经得到这种旧式知识分子的亲炙，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在宗教学说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如许地山家族中礼佛之风甚重，其祖母吃斋奉佛，其父进士出身，对佛学有很深造诣，曾自号“留发头陀”，其妻林氏一家也有崇佛传统。作为近代著名学者俞曲园的曾孙，俞平伯的家学更为显赫，他不仅从小熟读经史子集，而且对佛典也多有涉及。尤其是后来成为他的岳丈的舅父许汲候先生，自号安巢居士，饱读经书，性喜佛学，对俞平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氏兄弟、许寿裳等既是书香世家子弟，后来也曾追随章太炎问学，他们对于佛学的精研不能不说与章太炎要以宗教心来激发国民道德的启示有关。
　　如果说现代作家与佛教的关系多来之于家学的影响，那么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则显然是后天秉承教育的结果。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所谓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愿意与否，也无论自觉与否，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本身就包含着接受基督教的影响。第二，在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或者东洋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无不向往的求学之路，技术型知识分子是如此，人文型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如冰心、梁实秋、林语堂、闻一多、李金发、田汉、巴金、徐等本来就是到国外去学习文学艺术与哲学的，而西方的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艺术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水乳交融，学习西方文学艺术不可能不接受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而像鲁迅、郭沫若、王独清等由技术型知识分子彻底转变为人文型知识分子，恰恰就是留学期间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并深受其影响的直接结果。第三，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西方宗教团体在中国各地办的教会学校，如冰心、许地山、张资平、林语堂、曹禺、萧乾等，在青少年时代都曾接受过严格的教会学校的宗教训练。在这些人中，虽然也有如萧乾者对当年的教会训练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视之为自己精神上难以承受的负担，进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昔日的教会学校生活极尽嘲讽之能事，但大多数进过教会学校的作家还是能够从正面意义上肯定教会教育对自我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
　　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注意的是作家个人独特的身世经历。这些个人的独特身世经历，有时会成为作家通往宗教的桥梁，如废名出生在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宏法宝地黄梅县，他家距五祖当年密传衣钵给慧能的东山只有20余里。礼佛是这一带人的历史传统，废名从小就随父多次到过五祖寺，通往五祖寺的沙滩、石桥、水坝、竹林，还有五祖寺里的小木鱼、小喇叭，都在废名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可以说，正是这一方山水、这一种人文，不仅赋予了废名一副艺术家的情怀，而且赋予了他一种亲近佛学的宗教心态。废名在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曾这样说：“就教育说，这个中学教育抵得当年五祖寺具有的教育意义吗?那是宗教，是艺术，是历史，影响于此乡的莫须有先生甚巨。”丰子恺与夏尊的习佛则显然得缘于他们与弘一法师的特殊友谊。丰子恺是弘一出家前的得意门生，他虽然天性茹素，但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居士，无疑与恩师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丰子恺在怀念弘一的散文中多有表示。夏尊与弘一是莫逆之交，弘一最终由家居修练到彻底出家乃是由于夏尊的“助缘”，而夏尊也是在弘一于人生事业最高峰时毅然出家苦行这一件事情上受到心灵的震撼，于是与弘一相约研习佛典，从而与佛教文化结下厚缘。个人的独特身世经历有时也会成为作家获得宗教启示的闪光点，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老舍。老舍年轻时曾加入基督教，并一度很热衷于基督教会的活动，但他同时对佛教也深存好感，评价甚高。40年代初期，老舍应邀到汉藏教理院演讲，曾说“中国的人世间，只有在佛教中得到一些崇高的感觉”，甚至十分庄重地表示，推动人间弃恶从善的责任“只好落在你们和尚身上，因为你们富于牺牲精神”。深入了解过老舍特殊身世的读者就会知道，他对基督教的热衷无疑是受到一位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这位传教士曾介绍老舍到英国教授汉语；至于他对佛教的好感则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个人情感的积蓄之中。老舍幼年失父，家贫如洗，是一位满清贵族资助他上完了小学。这位满清贵族豪侠仗义、乐济好施，后来家财耗尽，剃发为僧，释号宗月。老舍不仅受其恩泽，而且有一段时间曾在他的身边帮助救济穷人，老舍称他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人是老舍的母亲)。正是这些独特的个人际遇，使老舍在自我人格主体的建构中获得一种宗教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