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宗教会社

宋代的宗教会社
　　文：元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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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宗教会社
　　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教的影响不可小视。在宗教逐渐社会化的进程中，其教义深入到士大夫、平民百姓各社会阶层，对整个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换言之，宗教生活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宋代，无论是士大夫的谈诗论禅，与僧人相交，渗透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宗教信仰集会活动，还是民间秘密宗教会社所进行的反抗正统社会秩序，进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多以结会结社作为其组织形式。这既可看作是宋代兴盛的结会结社风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可视为宗教在宋代进一步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表现。当然，宗教性会社的大量涌现，又会促使宗教更趋社会化。
　　归纳起来，宋代宗教性会社主要表现出三种形式：一为诗坛兼法会，即士大夫与僧人们结成的社团，如僧人主持，士大夫参与其事的“白莲社”；二为传统性宗教会社，即以民间佛道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会社，如各种宗教社邑、法会、斋会等；三为秘密宗教会社，即带有秘密性和反叛性的民间宗教信仰，如“弥勒教”、“明教”、“白莲教”等。　
　　一、诗与禅的结合体——白莲社及其类似会社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交融、同化、变异，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唐宋以来，文人、士大夫们与禅宗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以诗入禅，以禅述志，禅学与诗学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既深化了诗歌的意境，又促进了禅宗的传播。与诗僧论交，诗词唱酬往来，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时尚。
　　入宋以后，结社建会的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蔓延至诗禅结合的领域。出现一些文人、士大夫与僧人结成谈诗论禅的兼具诗社与法会性质的会社也就不足以为奇了。如李遵勖、杨亿、刘筠常聚集高僧谈论宗性。遵勖让画工各绘其像，成图后，名为“禅会”（１），其主旨也在于文人与高僧结为会社，借以问禅论性，切磋研磨。可见，宋代此类会社是比较普及的，从一些著名诗人的诗句中即可略知一二，如：
　　苏辙《回寄圣寿聪老》：“五年依止白莲社，百度追寻丈室游。”（２）
　　黄庭坚《题伯时画松下渊明》：“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虽非老翁事，幽尚亦可观。”（３）
　　陈师道《湖上晚归寄诗友四首》其一：“髭发难藏老，湖山稳隐身。却寻方外士，招作社中人。”（４）
　　秦观《送佛印》：“云散虎溪莲社友，独依香火思何堪。”（５）
　　张耒《休日同宋遐叔诣法云，遇李公择、黄鲁直》：“鸟语演宝相，饭香悟真空。尚书三二客，净社继雷宗。”（６）
　　黄裳《送骆君归隐庐阜》：“究竟此生安可逃，净土社中风最高……世人发愿多自欺，十八逸民今友谁。”（７）　　
　　曹勋《和钱大参题松隐明秀堂韵》：“莲社粗能追慧远，虎头宁复愧班超。”（８）
　　邓肃《别珠公》：“倘能容此无归客，便当结社追白莲。”（９）
　　不管上述诗中所提到的“莲社”是否有明确的会社形式存在，我们至少可以说，士大夫与僧人们交往密切，在宋代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莲社”一词几乎成为儒释交往的同义词，在这种交往中，结会谈禅，结社论诗，也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形式。在这类众多的诗社兼法会中，最著名的当数北宋时期的西湖白莲社。
　　关于西湖白莲社，学者祝尚书先生已有专文论述，笔者在此拟从社会史角度，就其结社情况、人员组成、组织形式等作简要介绍和分析（１０）。
　　宋太宗淳化初，杭州昭诚寺僧省常结净行社，又称白莲社。僧众外，当时朝廷公卿大夫及著名文士亦纷纷寄诗入社。真宗时，丁谓将入社诗汇编成集。白莲社持续了三十多年，影响遍及朝野，成员包括僧俗，号称一时盛事。
　　（一）释省常及结白莲社始末
　　释省常（公元959年－公元1020年），字造微，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颜氏。七岁出家，十五岁落发，礼菩提寺吴越副僧统圆明大师。十七岁受具戒，二十岁通性宗。二十五岁时，钱俨上表奏赐紫方袍，又从五云大师志逢传唯心法门，赐号圆净大师。真宗天禧元年正月十二日，圆寂于昭庆寺上方草堂，年六十二岁。
　　省常所住昭庆寺，又称大昭庆寺，在西湖之滨。释省常于昭庆寺结社，时在太宗淳化初。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曰：
　　太宗在宥之大宝，淳化纪号之元年（公元990年），……杭州昭　　庆寺僧曰省常，身乐明时，心发洪愿，上延景祚，下报四恩，刺血和　　墨，书写真经。书之者何？即《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一品也。每　　书一字，必三作礼，三围绕，三称佛名。良工刊之，印成千卷，若僧　　若俗，分施千人。又以旃檀香造毗卢像，结八十僧同为一社。……乃　　有朝廷缙绅之伦，泉石枕漱之士，猗顿豪右之族，生肇高洁之流，皆　　指正途，趋法会，如川赴海，如麟宗龙，贲然来思，其应如响。……　　慕远公启庐山之社，易莲华为净行之名。……刳香为像，墨血书经。　　乃募时贤，乃招净者。无论玄素，不限朝野。以《华严品》，结莲花　　社。
　　由宋白所述，可知省常初结社时只有僧人参加，后来才“无论玄素，不限朝野”，把范围扩大了。又因结社由省常刺血和墨刊印《净行品》发端，故“易莲华为净行之名”，改称净行社。盖以参加者范围扩大到“时贤”，与东晋庐山惠远白莲社相似，故径称作白莲社、莲花社，又叫西湖白莲社，以与庐山白莲社相区别。
　　孙何《白莲社记》，也尝详述其事，且进一步说明西湖白莲社与庐山白莲社的区别：
　　西湖者，余杭之胜游；《净行》者，《华严》之妙品。境与心　　　契，人将法俱。浮图省常结社于此，举白莲以喻其洁，依止水以方其　　清。栋梁飞动于溪光，云木参差乎山翠。追道安之故事，则我在圣　　　朝；蹑惠远之遗踪，则彼无公辅。尔乃镂香为玉毫之状，洒血缮金口　　之文。八十高僧，一千大众，受持正觉，劝导迷途。……
　　省常圆寂后，释智园作《白莲社主碑文》（１１），称省常“三十余年”间与宰衡名卿为“莫逆之交”，则白莲社盖自淳化初一直延续到省常逝世；后来再末见文献记载，当即随社主归寂而式微了。
　　（二）白莲社参加者概况
　　西湖白莲社最初的参加者均为僧人，之后其参加者的范围扩展，广泛接纳朝野文人、士大夫，包括朝廷重臣。朝廷公辅的入社，不仅给西湖白莲社平添了政治文化色彩，而且使它的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使之成为宋代值得研究的重要社团之一。丁谓在《西湖结社诗序》中便叙述了公辅入社的盛况：
　　（省常）尝谓：“庐山东林由远公白莲社而著称，我今居是山，　　学是道，不力慕于前贤，是无勇也。”由是贻诗京师，以招卿大夫。　　自是，贵有位者闻师之请，愿入者十八九。故三公四辅，宥密禁林，　　西垣之词人，东观之史官，洎台省素有望之士，咸寄诗以为入社之盟　　文。
　　公卿大夫之入社，据现有史料，大约始于苏易简。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九月，省常以其所刊《净行品》托人请中书舍人苏易简作序，苏易简于是作《施华严净行品序》，充分肯定了省常的行动，同时表达了他的入社意愿：
　　辛卯岁（即淳化二年），有荥阳郑生自会稽至，以《方广华严净　　行品》一篇示予，……以予乐在名教，早勤熏修，求为序引，以示来　　者。予闻是言，即摄衣稽颡而报之曰：“彼上人者果能立是见解，成　　是功德，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无恨，何况陋文简　　　学，而有吝惜哉！即时预千人之受持，同诸佛之赞叹。”
　　除此之外，当时入社的卿大夫在孙何《白莲社记》一文中尚有记载：
　　故参预苏贰卿序之于前，今承旨宋尚书碑之于后（作碑事详　　　　后），仍贻丽句，以赞真宗，辉映士林，蔚为唱首。于是乎钧台上　　　列，宥密近臣，文昌名卿，玉署内相，琐闼夕拜，谏垣大夫，纶闼舍　　人，卿寺少列，郎曹应宿，仙馆和铅，曲台礼乐之司，延阁著述之　　　士，殿省之俊，幕府县道之英，凡若干人。
　　释智园《白莲社主碑文》亦曰：
　　……宰衡名卿，邦伯牧长，又闻公之风而悦之，或寻幽而问道，　　或睹相而知真，或考经而得意。三十余年，为莫逆之交，预白莲之侣　　者，凡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如此。
　　由上引材料可知，白莲社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参加者既有朝廷大臣，也有地方长官，总数达一百余人。真宗时，宋白作《结社碑铭》。景德三年（公元 1006），丁谓汇编众作成集。稍后，孙何作《白莲社记》，刻于碑阴，记述了主要预社的士大夫名单，除前述苏贰卿、宋尚书贻丽句“蔚为唱首”外，其他还有：
　　以王、谢之名位，慕宗、雷之风猷者，则有相国河内向公、贰卿　　长城钱公在密地日，参政太原王公、夕拜东平吕公在纶阁日，密谏颍　　川陈公、度支安定梁公任省倅日，尚书琅琊王公、夕拜清河张公在余　　杭日，侍读学士东平吕公任司谏日，工部侍郎致仁沛国朱公在翰林　　　日，大谏始平冯公任翊善日，紫微郎赵郡李公、安定梁公、弘农梁公　　在史馆日，故邓帅陇西李公在秘阁日，故副枢广平宋公在翰林日，故　　阁老太原王公在扬州日，皆文为国华，望作人杰，仰止师行，发为声　　诗。
　　以上所述共十九人，乃是以“闻法随喜之岁月，寄诗入社之先后”排列。因孙何未记名字，里贯又多书郡望，故其中少数人今天已不详或难以确考，不过大多数人还可由《宋史》考知。他们是：
　　苏易简、宋白、向敏中、钱若水、王旦、梁鼎、王化基、张去华、吕佑之、朱昂、冯伉、梁颢、梁湛、李至、宋湜、王禹偁及不详其人的夕拜东平吕公、密谏颍川陈公、紫微郎赵郡李公。
　　除上述人等外，丁谓也曾作诗入社。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 年），丁谓将结社诗汇编成集，并作《西湖结社诗序》冠篇。序略曰：
　　三公四辅，宥密禁林，……咸寄诗以为结社之盟文。自相国向公　　（敏中）而降，凡得若干篇，悉置意空寂，投迹无何，虽轩冕其身，　　而林泉其心。噫，作诗者其有意乎！观其辞，皆若绩画乎绝致，飞动　　乎高情。……谓爱常师能树立其事，指名其境，而为当世名公巨贤依　　归趋向之若是，真所谓不可多得之人也。既作诗以贻之，又命予为　　　序……
　　孙何《白莲社记》亦称“峡路运使、史馆丁刑部（谓），顷岁将命瓯闽，息肩乡里，复又写二林之幽胜，集群彦之歌诗，作为冠篇，鼎峙兰若”。丁谓在此序末称“既作诗以贻之，又命予为序”，则显然已经入社。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太常博士、通判信州钱易作《西湖昭庆结净行社集总序》，略曰：
　　……荐绅大夫争投文以求为社中人焉，上自丞相宥密，下及省阁　　名公，英兖声诗，远光江海。……今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　　继百数。……他年入社，愿除陶、谢之俗情；今日序诗，聊助生、融　　之末简。
　　从这个《总序》我们可知两点：一是诗集作者多达一百余人，二是钱易既有“他年入社”之语，似乎说明他当时尚未入社，而且说明白莲社仍继续存在。
　　有一首王禹偁所作的诗，曰：
　　梦幻吾身是偶然，劳生四十又三年。任夸西掖吟红药，何似东林　　种白莲。入定雪龛灯焰直，诵红霜殿磬声圆。谪官不得余杭郡，空寄　　高僧结社篇。
　　此诗见于《小畜集》卷一０，题作《寄杭州西湖昭庆寺华严社主省上人》，此诗无疑即入社诗，这与前引孙何《白莲社记》称王禹偁入社在扬州是相吻合的。
　　（三）结社目的
　　省常自称其结社的行为，并非设奇沽誉，而是利用结社的形式，针对宋以来古文家排佛行为而作出的反行动。其目的在于“俾未悟真谛者悉生归依，已种善根者悉令增长，受佛禁戒，入佛智慧”。智园《白莲社主碑文》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公（省常）每顾门人曰：“国初以来，荐绅先生宗古为文，大率　　学退之（韩愈）之为人，以挤排佛氏为意。故我假远公之迹，以结社　　事，往往从我化。而丛碑委颂，称道佛法，以为归向之盟辞，适足以　　枳棘异涂，墙堑吾教矣。世不我知，或以我为设奇沽誉者，吾非斯人　　之徒也。”
　　而文人、士大夫们的入社，不外乎两方面目的，一则为追逐时尚，附庸风雅，出入佛、释之间。与僧人交往，诗歌唱酬，可以说是古代社会信佛的文人、士大夫、朝廷公卿们的风雅生活场景之一。因而一旦有人组织象西湖白莲社这样的法坛兼诗会的社团，公卿、士大夫们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以为奇了。此外，也有人将其视为文学社团而加入，同时并不放弃自己的排佛思想和行为，如王禹偁入社后所寄之诗，主要是抒发自己遭贬谪的身世感慨，既无所谓“归向从化”的表示，更没有“称道佛法”。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王禹偁甚至上《应诏言事疏》，重申“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的主张。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西湖白莲社在宋代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但一般研究者并未将其视为文学性社团，在此，笔者也同意学术界的一般观点，故未将其纳入文学性社团来进行探讨，而是将其纳入宗教性会社的范围。这主要是因为，白莲社以《净行品》刊本为联系的纽带，白莲社主盟者并非以文学创作为目的，其结社的根本目的是宗教性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白莲社实属佛教中净土宗的社团。在结社初期，僧人们占了绝大多数，其活动更多的是宗教性活动。之后，入社的文人、士大夫们也多是寄诗而已，诗歌更多的是作为探讨佛学理论的承载物，既未形成统一的诗歌风格，更未形成宗派性的影响，与纯粹的文学会社有着较大的区别。
　　但西湖白莲社与同一时期的其它佛教会社也有较大的区别，至少在参加者方面是如此，可以说，西湖白莲社是高级僧侣与上层官吏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西湖白莲社，陈宝良先生在其书中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结社，实为史料考证之误。（１２）
　　宋代除西湖白莲社外，文人间仿效晋代高僧慧远结白莲社的还有不少，如：
　　《庐山记》云：“宋元丰中，真净禅师住归宗，时濂溪周先生归老庐山，数至归宗，因结青松社以踵白莲社。”“濂溪周先生”即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他效法晋代高僧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十八高贤结“白莲社”，同修净业的故事，在庐山与真净禅师等人结“青松社”，旨在说禅论道，深究理学（１３）。
　　天台宗大师知礼，于每岁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会，动逾万人”，并建建念佛施戒会二十余所（１４），其弟子纷起效尤。
　　宋仁宗时期，知礼的弟子，浙西四明的承天寺神照本如法师，即与“郡守章郇公结白莲社”，“四季开会念佛凡三十余年”。他们所在的庵堂，在短短的六七年中就变成了一座巨刹，并得到了宋仁宗的赞誉，“钦其道，赐名白莲寺”（１５）。
　　二、传统宗教会社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士大夫与僧人结成的带文学性质的宗教会社以外，还存在着以传统佛、道信仰为基础的较纯粹的大众性的宗教会社。细析之，这类宗教会社尚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僧人主持下的佛教修行结社
　　信仰佛教的僧人结社修行，起源较早，至唐代而极盛。如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会稽大禹寺请释玄英法师讲《金纲经》于余姚平原精舍，会众多达1250人，结成“九品往生社”，“挹其遗踪，施有等差，阶陈九品”（１６）。处讷所结的“九品往生社”碑刻，埋于绍兴大禹寺中，金石家皆未见及。道光末年，“寺中僧人始鉏地得之，遂为方可中所拓，碑复发见”（１７）。
　　至宋代，僧人结社的记载更是屡见于史籍。如宋代释窃审大师，“期结社于十僧，约入忏之三载，然赴火光之正受，决取净土于往生”（１８）。
　　再如明州天台教主礼法师，“高僧也，聚徒四百众，以往生净土诀劝众修行。晚结十僧，修三年忏，烧身为约。杨大年慕其道，三以书留之云：‘亿闻我师比修千日之忏，特（《湘录》作将）舍四大之躯，结净社（《湘录》作土）之十僧，生乐邦之九品。……’”（１９）。
　　唐代中后期以来，修持简易、口诵佛号为主的净土宗在民间流行开来，佛教结社的规模比以前更大，出现了僧人主持，僧俗共同参加的新特点。如辽应历十五年（公元965年），重修房山云居寺，主持之人“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２０）。可见，这一千人之社包纳了僧俗人众，其成员不分贵*贫富，都要向云居寺按期缴纳例定资财。杭州龙兴寺僧南操结成的“华严经社”，同样属于由僧人主持、僧俗共同参与的宗教结社。此社创设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其间凡十有四斋。每年四季月，“其众大聚会于是，摄之以社，养之以斋”。南操从社众中募敛资金，置良田十顷，“岁取其利，永给斋用”（２１）。
　　至五代宋初，又有吴越名僧延寿结“弥陀会”，其主要活动内容为结纳会众一万人，发动众人亲手印弥陀经十四万本（２２）。
　　再如宋代明州延庆院有一种念佛会，称“念佛净社”，“当社普结僧俗男女一万人，毕世称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每年二月十五日，在院内建道场，供养三宝，斋设僧田功德，祝延帝寿，并且为军民祈福。其建会之法如下：
　　劝请会首二百一十人，各募四十八人，逐人请念佛忏愿历子一　　　道。每日称念佛名一千声，忏障道重罪，发菩提愿，为度众生，取于　　净土。请画佛数于历子上。……或入社弟子倾逝者，请劝首继将姓名　　并其入历子，到院相报，即当告示在社九百九十九人，各念佛一千　　　声，为彼忏罪，资其愿行，令生净土。又至建会日，令社众念佛，荐　　其往生。仍请劝首速募人填补。所冀常结万人，同修净业者。（２　　　３）
　　可见，这个“念佛净社”，其主持者定为延庆院的僧人。在万人社众中，设“劝请会首”210人，简称“劝首”，每个劝首募人48人，作为自己手下的社众。一旦有净社弟子去世，劝首须劝募补缺。
　　此外，宋嘉兴南门外有真如精舍，舍中有华严经阁，每年春天，就有“般若社会”，“少长咸集，以数千计，念诵佛号，隐雷盘旋，皆兹阁之力也”（２４）。
　　南宋，福建漳州土俗信佛，“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以庵舍为居”（２５），等等，都属于修行性的佛教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