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宗教史话》前言

《岳麓山宗教史话》前言
　　宗教是人类最普遍的文化现象，其影响遍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塑造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影响审美趣味和情感，维系民族和文化的身份认同，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此，宗教是理解个人和社会的重要途径，与人文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文化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其实宗教也是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钥匙，因为民族不仅是种族的概念，更是文化的概念，是承载宗教的主体。因此，宗教的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实际上居于一种背景知识的地位，应该成为我们人文修养的一部分。
　　与宗教在人类文化中的这种重要地位相比，我们的教育和课程体系对宗教知识的重视是不够的，尽管近年来宗教学的研究受到很多的重视，但是从人文基础知识的角度对我国宗教的综合性介绍并不多见，而且在现有的读物中，也以介绍西方宗教的著作居多，对于本土的宗教，反而介绍得少。因此，从普及人文基础知识的角度来看，有一些既能反映本土宗教的过去和现状，又能与当前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著作是很有必要的。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的区域，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在先秦以前，湖南属于楚国，长沙则属于楚南重镇。长沙，古代滨临洞庭，干里湘江蜿蜒北行，越过崇山峻岭后至此豁然开阔，是楚国越过洞庭，南进岭南的战略据点。其东面与越国的本土浙江和江西接壤，在楚越长达100多年的对峙中，为楚国南界对越最主要的军事防御基地。
　　长沙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约3000座，这些墓葬非常集中，基本上都是成批地分布在长沙旧城区的附近。从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现象来考察，说明长沙此时人口密集，已经有城市出现。
　　在湖南，宗教的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历史上自先秦以来，长沙一直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岳麓山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风光著称于世，自然成为了湖南的宗教中心。岳麓山宗教历史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于一山。从有历史记载到现在，沿袭1000多年，这在我国历史上还不多见。
　　目前，位于岳麓山顶云麓峰的道观“云麓宫”，是长沙市道教协会所在地；半山腰的“麓山寺”，是湖南佛教学院所在地；山脚的“岳麓书院”是儒教的发祥地[1]。
　　道家、道教在楚地湖南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根基，据《史记》所载，道家的开创者老子是楚国苦县人[2]，道家学说在楚地广泛流传；屈原活动在楚地沅、湘流域一带，他的《天问》篇中，充分体现出道家对天地自然的关注和思考，《远游》篇，则描述了道家修炼时持有的境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道德经》，表明西汉时，道家思想在楚地已经广泛传播。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曾出土帛书《老子》、《经法》、《十六经》、《称》、《道原》[3]及其他《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十问》、《合阴阳》、《却谷食气》、《导引图》等10多种养生医疗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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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儒教是不是宗教，在中国学术界有争论。据英国知名宗教学者，约翰·布克(John Bowker)主编、王立新译《剑桥插图宗教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的说法，儒教被归入宗教。本书所说的儒教，不是具备宗教基本特征的宗教，重在对儒家学说历史文化源流的探讨，为了行文方便，有时用儒教，有时用儒家，如书中经常出现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儒家是否宗教无关，特此说明。
　　[2] 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还是陈国人，也是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持“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一说。
　　[3] 学者把这些书籍统称为“黄老帛书”
　　从道家的图书与养生图书共处一处，说明在西汉时期，当时的道家与养生术已经有合流的趋势。长沙出土这么多方术书籍，至少说明了当时湖南地区，有人在从事方仙养生活动，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就是后来湖南道教的先驱。
　　在东汉时，张陵在四川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吸收某些原始宗教信仰、巫术和神仙方术等创立了道教。道教于东汉时期形成以后，由北向南在楚地传播。长沙郡（辖包括衡阳在内的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灵山秀水，吸引着历代高道来此修炼、遏拜、云游。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道陵曾来南岳礼祝融君词，被上清派尊为第一代宗师的魏华存，曾来南岳静修并传述《黄庭内景经》。道教上清派的一位重要传人，南北朝道士徐灵期在《南岳记》记载：“朱陵洞天，名太虚小有之天。周迥八百里中，有青玉坛、光天坛、洞灵源、洞真墟四福地，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南岳“周迥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这一提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其时间达1000多年之久。徐灵期记载的洞真墟福地，即长沙岳麓山。
　　南朝时，梁武帝赐金币与徐灵期同期的道士邓郁之，允许他在岳麓山选择幽胜之地，建上中下三观，为修炼之所。《南岳总胜集》引《湘中记》说：（岳麓山）中有抱黄洞，下有洞真观，乃东晋邓郁之修内外丹处，后升真于南岳。每岁至秋，仙鹤常集于洞，至今不绝。
　　唐代高道司马承帧来南岳衡山修道，五代时著名道教学者谭峭，曾于南岳修炼辟谷养气术；武陵(今属常德)境内的桃花源亦为道教胜地，据学者考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即取材于当地的神仙传说和道土之言；元代湖南藉道教学者李道纯，融会南北内丹修炼之法而创立中派，为道教内丹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道家道教还曾对石头希迁、周敦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毛泽东等湖湘人物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道家道教对湖湘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戏曲、中国医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公元前，外来的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汉地，当时人们只把它看成神仙方术的一种，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向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拢，并在哲学思想上依附“老”“庄”和玄学。三国时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译经、传教的工作，这为以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和学派。
　　湖南地区有高僧活动，据可靠记载，始于东晋。其时高僧的活动只分布于两地：一在长沙岳麓山，另外一处在武陵平山。梁释宝唱所撰《高僧传》卷四有《晋剡葛岘山竺法崇传》称之“尝游湘川麓山，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舍所住以为寺。居之少时，化洽湘土”。以此判断，则麓山寺则为竺法崇所建。梁慧皎编写的《高僧传》以及宋代志磐著《佛祖统记》等书，都有涉及湖南佛教传入时的记载，根据上述资料，可以断定，外来湖南的第一个僧人是来自浙江省嵊县附近葛岘山的竺法崇，创建的第一个寺院是长沙麓山寺，佛教传入湖南始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1]据说这是湖南最早建立佛教庙宇的文字记载。后被写入今天的《湖南省志·宗教卷》（湖南人民出版让1999年版）。
　　竺法崇活动的具体年代，目前学界尚有争议[2]，但不管竺法崇活动是在西晋还是东晋，麓山寺号称湖南第一寺庙、第一道场是没有争议的。
　　以此可见，南朝前期湖南的佛教中心无疑是在长沙。两晋至五代的佛僧，在麓山与湘水之滨，先后建有道林寺(南北朗，岳麓山下)、莲花寺(唐，驿步门外)、泐潭寺（报恩）寺（唐，新开门内）、铁佛寺（唐，城北）、景德寺（唐，麓山之北）、报慈寺（唐，城东）、开福寺（五代，新开门外）等大小寺院十多处，皆规模宏丽，布局疏朗，殿阁巍峨，气势壮观，为古城名宇巨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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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据传统说法，是高僧竺法崇到岳麓山建寺，但他到岳麓山之前，山上已建有神庙，只是这座庙是用来祭祀山神的。竺法祟来了以后，山庙的主持者皈依了佛门，并把这座山庙献给了竺法崇。
　　[2]现在有学者考证，与竺法崇往来的孔淳之，是刘宋初年比较著名的高僧，除《宋书》、《南史》专门为他立传之外，在其他传记中，也能不时看到孔淳之的名字，《宋书》中说的永嘉，是宋文帝的年号，这就说明他们都是出生于东晋后期，活动于东晋未、刘宋初。西晋泰始四年为268年，宋永嘉元年为424年。
　　活动于衡阳的高僧，直到陈代始有。据《高僧传》本传记载，南朝陈光大年间（567—568），慧思将四十余僧径趋南岳，南岳遂成一佛教要地，在南朝后期，已经成为湖南的佛教中心。
　　岳麓书院在岳麓山下，原名岳麓山书院，宋大中样符八年（1015），以宋真宗赐额，始称岳麓书院，其前身是佛家和尚为儒家士人设置的读书场所。据南宋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赠了敬序》记载，僧人智璇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使得“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形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教育场所，岳麓书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因袭增领”而成的。僧人祟尚儒者之道而办学，说明儒学对其有深刻影响，而书院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建，也势必吸取其禅林经验，这段历史恰是自晚唐以来开始的，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大融合的反映。
　　宋开宝九年（976），知州朱洞和通理郡事孙逢吉，接受刘鳌的建议，接管智璇设立的办学设施，扩充规模，增置图书，创立书院，计有讲堂五问，斋序五十二间，广延生徒肄业其中。到咸平二年（999），李允则继任潭州知州，他“询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拎，肯构旧地；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使书院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李允则的努力，不仅奠定了岳麓书院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部分构成的基本格局，标志着强化了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规制的形成，而且促成了湖湘坚持兴学、发展文化事业的社会风气和与礼乐之邦洙泗、邹鲁比高的自豪感。这种风气和心理机制的形成，正是岳麓书院得以保存和绵延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释、道是我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融合与斗争，特别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中国近干年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
　　战国时期，当时的楚国形成了一个以崇拜天帝、祖先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性宗教，这是儒教的前身。在先秦时期，儒学则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仁的学说，它缺乏哲学的内涵，疏于思维和论证的方法，因此在战国分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没有占居主导地位。
　　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说，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后，出现了两汉经学，经学是对儒学的第一次改造，他们在解释儒学经典中提出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附以阴阳五行学说等等的思想体系，经学家们在他们的儒学中引进了神学的内涵，儒学开始儒教化，他们对至圣先师进行祭祀，使孔子祭礼成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并列的三大祭祀系统之一。
　　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封建帝国，幅员辽阔，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缤纷，儒、释、道在这个时期都有重要的发展，进入了繁盛时代。纵观这个时期，由于各代帝王信仰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儒、释、道虽然在在政治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从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迎合大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阀”、“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等。
　　宋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见深，“合一”的思潮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
　　在宋明时期，儒学经过了第二次改造，出现了理学。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理学仍然以孔孟倡导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它虽然竭力排斥释、道，但实际上仍然“出入于儒道”。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
　　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
　　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入清以后，儒、释、道没有重大的变化，影响及今。
　　“三教合一”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着自身理论的种种特点。封建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儒、释、道三家对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任务是不可偏废的，三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这正如清朝雍正皇帝在1731年所发布的上谕中概括：“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我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
　　在三教关系中，儒家一直处于正统的地位，他们宣传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立国之本，道统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精神武器，因之显得特别重要。唐太宗曾说梁武帝信佛，甚至到佛寺舍身为奴，但是梁武帝在做皇帝后就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这可看出梁武帝也懂得儒学对他治国的重要性。儒、释、道提出“三教合一”，虽都是立足于本教，而融入其它两者，但实行的还都是以儒为主，佛、道携手为辅的组合形式。
　　岳麓山自宋以来，儒、释、道共处一山，相安无事，彼此共生共存，三者之间没有发生过厉害冲突。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儒、释、道三者之间有相融性、共生性。期间虽因战乱，屡有兴废，但“屡废屡兴”，却是岳麓山儒、释、道的一大特色。最近的一次兴起，是上世纪80年代，从山下的岳麓书院开始，然后半山腰的麓山寺、再到山顶云麓峰的云麓宫。从那以后，儒、释、道再次共处一山，至今已经20多年过去了，相安无事，彼此共生共存。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一直提倡无神论，但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宗教传统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在旧中国影响相当广泛，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宗教意识与社会的主体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矛盾，但仍在发挥着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宗教可以通过提供一种世界观，通过塑造人们的基本信仰和情感，使一些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得到整合，同时宗教又通过把社会规范神圣化，来敦促教徒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整合。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求社会成员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监督人们遵守的手段，主要是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宗教积极劝人向善，宣传因果联系，善恶必报。宗教通过对教徒进行道德教育，提出道德要求，使其恪守社会公德，服从政府的政策法令，从而有助于维持局部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控制得到加强。
　　宗教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宗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等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主要由宗教界人士世代保存下来的宗教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许多名山古刹，是名扬中外的旅游胜地，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
　　本书是一本乡土历史文化的普及性著作，以一般读者为阅读对象，因此，也很少涉及学术上的争论。本书的内容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了最新的考古和历史资料，对宗教的描述力求本于其经典文献。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书中有些精美的插图，插图中有反映宗教人物和宗教活动的古代绘画，有表现宗教建筑和雕塑的图片，还有反映当代宗教生活、文化风情和自然风光的图片，能给人视觉上的一种直观感，增加阅读的信息量。宗教作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信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对研究和了解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
　　作者
　　二○○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