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后的产果

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后的产果
　　吴年生
　　两宋至近代是中国佛教的产果期，也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融入中国本位文化之后而产生的文化成果，推出新的文化异彩， 举其大者而言：
　　第一，产生了宋明理学(包括宋朝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理学，一方面是佛家的先导。如佛教曹洞宗先祖南岳石头希迁著有五百字的《参同契》，只是老子道德经的五千言的十分之一。他讲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讲万事万物的差别性与同一性是怎样相互联接、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对立而统一的哲理，讲修性命的禅要。他传药山惟俨，药山曾授与韩愈弟子参悟“云在天边水在瓶”的李翱。李著《复性书》三编，参用石头和尚禅的观点讲性命，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北宋初期中兴天台宗的“山家派”首领四明知礼，针对“山外派”的真心观，取消“观心”，宣扬“妄心观”，强调要“治心”，创“别理随缘”说。他在《十不二门指要钞》、《别理随缘二十问》、《观心二百问》等著作中，对《性、相、理、事、体、用、心、性”等一系列佛教哲学的基本范畴，作了系统的阐述，而这些范畴后来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论题，开启了程朱陆王整个理学思潮的先声。另一方面是儒家的装扮，宋明学者，大都是“儒表佛里”，披着儒家的外衣，穿着佛家的内衣。二程之“理一分殊”，朱子的“一旦豁然贯通”，陆氏的“六经皆我注脚”，王氏的“满街都是圣人”的“致良知”，骨子里都是佛家的观点。现代学者都已承认宋明理学就是禅宗的变相。所谓变相的禅学，就是佛学特别是禅学与儒家在中国文化内区核层融合的结果。
　　第二、产生了全真道教，详见下述。
　　第三、产生了“三教合一”(或“三家合一”)的新思潮和新文化。佛教和平传入中国，对儒道两家，总的说来是摄取圆融的。儒道两家对佛教，开始是有迎有拒，经过论战，后来也是“迎而合之”。“三教合一”的思想，早在东流牟融《牟子理惑论》中就已提出。牟书虽有争议，但主张三教一致是反映或预见了三教交流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南朝儒者张融遗嘱，他死后入殓，须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这也说得上是文化史里的一个喜剧。唐道教吕洞宾宣扬“三教一家”，致道教高唱出“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南宋以后，由于儒道释三家在“内在修养”上更趣融合，更渐一致，“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新思潮，王哲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哲(重阳)就是在“三教合一”的思潮下创立了功行全真的“全真教派”(全真教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以济贫拔弩，先人后己，与物无争为真行，功行俱全，故名全真。)《全真祖师碑》称王(重阳)“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劝人颂《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他在创建全真教前曾创立“三教士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尘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以后才创建全真教，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原来道教的“正一派”是不出家的，它学了佛教的办法，创立道教的出家受戒；原来天师道是搞符的，它学了佛教参禅、修止观的办法，发展了道家的内丹修炼，不搞外丹，利用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来充实和发展道教。他主张要读的三经，《孝经》是儒家的，《道德经》是道家的、《心经》是佛家的。若说宋明理学主要是儒佛融合的产物，那么全真派的道教，就是道佛融合的产物。宋元之后，在“三教合一”新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三教合一”这种新的带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不但在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经常言谈中、理论著作中、三家语言思想可以通用，在儒道佛三家交往中，三教可以互相通融，儒生可住佛寺道观读书，道士和尚彼此可以相交挂单，甚至儒生可以做道场，可以讲经，道士可以喊礼，和尚可以点主，佛道可以一起同办道场，共拜经忏。而且在社会上，祖庙宗祠乃至家庭祖牌神龛之下，既有“天地君亲师”和“某某姓氏某代祖先”之牌位，又杂有佛菩萨像或道教神像；佛教寺庙中也供有道家神仙，道教宫观也供佛菩萨像，尽管主位客位仍有严格区别，但相交相杂现象也很普遍了。民间风俗习惯中，既重视儒家的清明祭祖，又重视佛家的盂兰盆供，也重视道家之幡节庙会。福建至今还流行首一种“三教合一”的名叫“三一教”的民间信仰。湖南长沙岳麓山，山下岳麓书院，代表儒家；山腰麓山寺，代表佛家；山顶云麓宫，代表道家；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三教一家的一个缩影。但这还是不同时代先后建筑起来的。北魏山西的悬空寺，就是佛教的雷音殿，道教的玉皇殿，儒家的孔圣殿，表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湖南大庸市有一个明代中叶留下来的名叫“白羊古刹”的建筑群，却是同一时代同一时间建筑起来的“三教合一”的典型。它有儒家的“白羊书院”，有道教的玉皇阁，又有佛教的宝光寺，还有文庙武庙，混合建筑在一起，共同敬奉而又各搞各的。真是洋洋大观的“三教合一”的共同体了。
　　隋唐时代，三教鼎立，三教各自突出自己。儒家宣扬敬天法祖、博施济众，内圣外王，经世治用，把儒家与阴阳经纬之学进一步结合，把王权与神权进一步结合，兼并南北经学流派，形成具有唐代特点的经学。道教以李唐王朝姓李乃老子之后道家之裔为标榜，以民族宗教的旗帜抗衡儒释，也综合了南北不同的师承流派，发展了符系的天师道和丹鼎系的锺吕一派的内丹道。宣扬性命双修，功行圆满，人定胜天，无为而治，形成了锺吕一派特有的道教内丹体系。佛教建立起南北统一的各个宗派，译经判教，竞相弘传；宣传六度万行，普度众生，仁王护国，正法治世，使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臻于成熟。三家都是讲内行外化的。内行就是内在的修养，外化就是外在教化的作用。内在修养，儒家修身，道家炼丹，佛家禅定；外在教化，儒家治世，道家济世，佛家救世。当时人们大都着重从各家的外在作用看，直到宋代，还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正是这种认识的典型反映。所以隋唐以前尽管强调三教“殊途而同归”，主要“同归”于三教的外在作用，治世、济世、救世，都于世有益，于治有利，同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个“同归”的“同”与后来三教合一的“一”还有所不同。宋元以后，三教在“内在修养”上，从佛家开始，其次道家，再次儒家，都加强了理论的阐述和实践的修持，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蕴育产生，在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上，为三教合一的“一”，提供了新的结合条件。如儒家讲存心养性，道家着修心炼性，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讲执中一贯，道家讲守中抱一，佛家讲中道一实；儒家讲养生送死(贞生安死)，道家讲长生不死，佛家讲了脱生死等等，在心性、中一、生死等内在修养根本问题上，都显示出了三家的同一性。在修养方法上，儒家讲气功(养气)，道家讲丹功(炼丹)，佛家讲定功(修定)，也表现了三家的共同性。从“内在修养”进而翻看“外在作用”，儒家讲世界大同，道家讲天下一家，佛家讲人间净土，同样显示了三家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三教合一”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想，而且酿出如上所述的“三教合一”的新文化。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就是时至今日，“三教合一”的过程并未完全终结。无论是在“内在修养”或“外在作用”上，还有许多内容要发展。特别是人体修养方面，还有许多领域要扩大，要深入，要发掘、要研究，而且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体深层次的修养和人体科学的发展，将是“三教合一”的真正归“一”所，将是东西文化的结合部，也将是人类科学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真正突破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宏观能人造卫星，上天揽月，穷极到宇宙的“黑洞”天体。微观能原子爆炸，计算操纵，深入到基本粒子的“夸克”层次。然而人类对人自己本身，如人体功能的生化本原，生命现象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