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佛二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思考

道、佛二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思考
　　周 波
　　提 要：作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两座重要基石，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对古代中国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由于道、佛二教自身特点与状态的不同， 中国古代科学在它们中的特征与走向都不尽相同。我们从对道、佛二教的思想对科学影响的对比分析中，能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周波， 四川大学“985工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硕士生。
　　主题词：道教 佛教 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多重而复杂。人们常常以在历史上烙下深深印记的基督教与科学的恩怨情仇来概括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普遍特征，确有偏颇之处。“事实上，包括道教、佛教在内东方宗教，几乎都不存在与科学爆发冲突的问题。”诚然，道、佛二教与科学的关系也遵循着一般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原则，这是它们的共性，然而，即使在中华文化滋养的这片土地上，传承着共同血脉的道、佛二教由于各自的特点与状态的不同，科学在它们中间的走向也不尽相同。那么，科学在作为正宗大教的道教与带着异域因子的佛教中，是如何受其思想影响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略作探讨。
　　一、道教因教理与科学天然结姻，
　　而佛教则表现得较为矛盾
　　道教虽“杂而多端”，但在渊源于关注自然的道家哲学并蓄早期巫术、方仙道、黄老之学、儒家、墨学、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庞大思想体系中，始终秉持着最根本的信仰——道，道化生宇宙万事万物，而人可以用修炼的方法得道成仙。道函括了道教最基本的价值观，阐发出长生不老、性命双修、天人合一的基本教理。这种教理，内含着贵己重生的人生观，进而又逻辑地延展为通过行动进行修炼的一系列所谓早期的科学实践。道教的基本教理，孕蕴着与科学天然发生关系的基因，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就指出： “神仙之术，首贵长生。惟讲现实，极与科学相接近。”而当它把教理中这种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欲望本能地付诸现实的操作层面，则又在客观上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尽管它的初衷并不是为纯的科学知识。冯友兰先生就认为： “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如果有人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道藏》里许多道士的著作倒是可以提供不少资料。李约瑟博士曾有段评述： “道家哲学虽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椐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和伊壁鸠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见，从立教的教理可看出，与科学天然结姻是道教内在逻辑的发展必然。
　　而以“缘起性空’’立论，通过超世，追求来生幸福的佛教，从教理本身上看，并无多少与科学发生关联的元素。“从佛教文化宣扬涅架的出发点来看，它对自然显然并不特别关心，主动并积极地认识自然显然不是佛教文化的宗旨。因而也未能建立起一套关于自然及其变化运动的学说，从中难以找到一片科学可以孳生的土壤。”但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同时作为世俗一份子的僧侣，不得不面对和科学打交道的事实，比如生病看病。同时，“佛教教义讲的是人生的苦难……但是，要说明人生，也必须说明世界，必须有一个普遍的世界观，构造这样的世界观，离不开当时的科学成果。创立了教义，又必须宣传，为了取得人们的信任，传教弘法者需要有种种才能和知识，其中之一就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能。”
　　道教重此生，佛教求来世，道教要求收获，佛教讲心理超越。教理的不同，直接导致对待自然的态度的迥异，“科学的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承认自然，而不是躲避自然。如果科学家忽视自然的美妙，那只是因为他醉心于它那机制，但是出世式的否认现世，似乎在形式上和心理上都与科学的发展格格不入的。”可见，从教理出发，道教本能的积极的与科学发生关系，佛教从矛盾中走出，也融人了科学发展带来的洪流之中。
　　二、道教的科学思维方式在于“求证”，
　　佛教则更倾向于“悟”
　　思维方式“是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习惯和方法等因素所构成的人们思考问题的程式和方法。”道、佛二教的思维方式的不尽相同直接表现在它们对待科学的方法上，道教力求用“实证’’方法求得具体结果，而佛教更多的是倾向于“顿悟”来领会真理，而面对科学的发展，道、佛二教为维护自身地位所采用的手段也因此必然不同。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道教崇尚自然的根本法则。同时，道教崇尚的“无为”并不是消极颓废，庸庸碌碌，而是在处理人事、自然时，顺应规律，不违其本性。道教对自然尊重的态度和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信念，使其思想中带着为追求长生而面对困难、探索自然、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道教思想中还有“佑国枯民”政治抱负，而当进取的精神和政治的抱负合而为一体现在思维方法与模式中，就必然走现实的“实证”路线。“在炼制金液还丹、堪天舆地之类的宗教修行实践活动中，道教业已孕育并初步形成了‘仰观俯察’、‘观变察机’、‘参验’、‘勤求试之’、‘析理人微’、‘原始返终’、‘由易及难’的科学思维方法与思维模式。”
　　道教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探索自然和生命的秘密，难能可贵，然而也正因为道教徒头脑中还同时带有原初的宗教神秘主义、经验主义等因素，当科学在他们的实践力行中越来越接近真知时，这些同“实证”方法如影随行的因素却开始起着消极甚至负面的作用，例如宗教神秘主义，“道家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对于古代科学的发展还是有负作用的。这表现在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难以用理性的态度去探索清楚，往往依托鬼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认识的纵深发展。《道藏》中这种史料多不胜数，如遁甲隐形、尸解剑解、步蹑天罡、五雷正法等等，无一不是神秘主义的方术，其荒延不经、自欺欺人之处，令人如读神话。这种对自然现象与和自身力量的任意夸大，以荒诞无稽的东西当成是事实，甚至以此惑众，不能不说这是道家在从事科学实践的同时也始终未能摆脱的重大缺陷。”而道教不遗余力地维护实践中所牙巳的错误。道教的外丹黄白术没有演化为中国近代化学，不能不从道教思想本身的思维方式寻找答案。
　　佛教思维方式对科学的影响较之道教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是通过“实证”的方法，而更多地借助“悟”。“所谓‘顿悟’，指的是人们在意识中的一念之转，就领悟到了绝对真理。”要达到悟，就须摆脱贪欲、排降杂念、证悟智慧。虽然佛教也主张在现实中的实践，但就其思维模式整体来看，更多地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这种悟性使佛教成为一种非常注重理论建构的宗教，其思想体系宏大而精致、周密而深刻，逻辑而辨证，为其他宗教所不及，正是这种特性，使其具有与科学相互诠释的功能。佛教常常参照科学来表达自身的合理性。科学在佛教用其特有的语言表达出来时，便形成了与佛教一致与互补的关系。经典的例证是人们用佛陀关于三千大干世界的描述与宇宙自然科学的描述相比附，认为佛陀所说的小千世界对应着银河系，大干世界对应着整个宇宙星空，这里奇妙地呈现出极为一致的映射，而佛陀所描述的宇宙图式则还比自然科学中的宇宙实体宏廓得多，还有更大的概念“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佛教的这种参照性的解释而把佛教思想与科学理论混为一体，但也不能不承认，科学在这种独特的表达体系中可以获得诸多启发与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走向将因宗教思想的终极意义而具有人文关怀的色彩。
　　三、道教极大推动古代化学的发展，
　　佛教对建筑科技的进步功不可没
　　物理学大师卢瑟福曾说： “在学术界没有适当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而能做出自然科学发现，这是十分罕见的情况。”科学的发展源于现实的需要，然而，思想的因素对它的走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道、佛二教因思想的差异造成了科学在其中发展的偏向不同。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孕育着博大宏富的科技思想，而堪称奇葩的首举道教思想。“道教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可见道教对整个古代中国科学中多数具体学科的发展都有过极大的助推作用，但就与其关系最为密切也是功过争议最大的必定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古代化学的外丹黄白术。诚然，道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古代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农学、医学、养生学、地理学甚至人们的科学思维方法有着很大的助益，但道教走向外丹黄白术，乃是其信仰中内含“以人工炼制服食后可以成仙的长生不老之药物”的原动力所致。“它在理论上要求掌握自然造化的基本原理，即所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在实践中要求掌握符合自然造化之理的操作方法，即所谓方术。”道教的炼丹家们烧制外丹黄白，其思想首先是从道家哲学思想中的内核“道”出发， “他们相信自然界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物类受气不定，物类嬗变乃自然规律”，其次，“古人观察到丹砂在烧炼中能变回自己的本来面目，黄金则可以长久不变，认为服用丹砂可以返老还童，吞食金液可以度生不老。”故炼丹家们深信“金可作也，世可渡也”。于是，自然嬗变的这一金丹思想成为道教思想与外丹黄白术内在逻辑地发生关系的理论内核，加之道教丹家秉持物质特性转移、人工操控制的理念，就这样，道教出于其本能，把思想化为实践，同时又在古代中国已经由世俗国家创造出的染色、煮胶、制陶等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带着几分偏爱天然走到外丹黄白的炼制，并从客观上带来古代中国化学前所未有的发展。
　　佛教思想中有五明，声明(语言文字)、因明(逻辑)、内明(教义)、医学明(医学)、工巧明(工艺技术)，佛法这五明充满其对生命界的关爱，后二者还囊括它对科学技术的一些洞察与要求，随着佛教东传及佛经的翻译，古天竺医学为中国传统医学来新鲜的气息， 《隋书·经籍志》中的《龙树菩萨药方》就是较为典型的代表。然而，佛教思想对医学的影响，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来讲，都远未达到可以改变古代中国医学史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佛教甚至远比偏重炼丹术但暗含与医药发生“亲缘性”关联的道教逊色。佛教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影响的应该首举工程领域中的建筑技术。佛教自西向东传人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内含张力思想的生命状态在其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必定与本土的儒家、道教、宗法性传统宗教发生博奕，佛教必须同时在都市与山林、上层与下层社会与本土文化长期交锋、砥砺，这必然要求其把思想中的张力外化，首先就必须借助高墙深院的寺庙实体安营扎寨，张显威仪。同时，僧侣们思想观念中对佛陀、菩萨的顶礼膜拜，必然鼓动着他们把寺院建设得雄伟壮丽。造寺、塑像活动就必然地加入了古代中国建筑史的进程并留下辉煌的篇章， “如果说中国寺庙建筑的外观风格与平面布局的是影随中国传统建筑而可道者鲜的话，那么在技术处理方面，寺庙建筑以其杰出的成就当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代表。”塔幢建筑、危崖建筑、金属建筑等等这些形式都是佛教寺庙建筑对中国建筑的杰出贡献。“至于各式寺庙的殿、堂、楼、阁等等单体建筑，其出人意料的精巧构思与巧夺天工的精湛技术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建树颇多……以审美的角度加以审视，寺庙建筑固然应该视为艺术的组合；而以科学的态度加以认识，它却又是技术的成就。”当我们面对杜牧的《江南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是否对佛教在建筑史上宏大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道教与科学结合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而佛教的表现则相对有限
　　中国古代的世俗国家以发展农业为己任，客观的带动各门具体学科的大规模的发展。而科学毫无疑问地改变着古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这种改变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显得步履蹒跚。而作为支撑中华文化价值体系极为重要的两座基础的道教与佛教，其思想注定要渗入这种改变的进程并施加自己的影响。但由于道、佛二教思想本身的特质，古代科学的某些部分对世俗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受着其与道、佛二教思想关联的程度的制约。
　　“佛教各宗派的观点虽不可一概而论，但就其思想大旨而言，即断言一切物理变化皆属幻象，在精神上自然不愿为之挂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它们与科学的关系相对淡漠……”，主张“离家弃国”的佛教，把一切看作梦幻，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四大皆空、即心即佛，通过六道轮回争取来生好的结果。现实科学与“出世”的佛教思想关联性并不很大，尽管佛教思想中有着一些与科学相近的元素。所以，在整个古代中国，可能除了个别较为特殊的领域如建筑领域外，僧侣们对科学与技术的掌握虽不乏高明，但大多属个人才能，也多与佛教本身的活动没有太大关系。整体而言，古代科学中受佛教思想作用的部分并不多也不深，故而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即便是在隋唐五代佛教昌盛的时期，情况也是如此。
　　金正耀在《道教与科学》中提到： “以度世成仙为最高目标的道教，与一些学科关联较密切”更何况，道教思想中有着人世的精神。道教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应天”、“救世”理念，并把它体现在现实行动之中。当道教与国家政权逐步结合正式成为隋唐的官方宗教后，它便在王权的支持下，迎来外丹黄白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外丹黄白术中消极的成分如神秘主义在炼丹术土们思想中的根深蒂固，直接使它在发展中出现扭曲和错误，它不仅浪费着古代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对政权本身直接造成了影响，“上至皇帝，下至文人骚客，服丹中毒致死者之多，为历代罕见。初唐之太宗，本以服药求仙之事为虚妄，但晚年渐滋求长生之心，为服饵长生曾‘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弃石’。贞观二十二年，命天竺之士耶罗迩婆娑造延年之药，次年因服胡僧所造之长生药，罹暴疾而毙命。”如唐太宗能得到较好治疗而不是因服丹药身亡，武则天称帝及以后一系列宫延政变等历史事件或许就会改写，他的死，深刻影响到唐代政治版图进而深刻地影响整个唐代世俗社会的历史进程。当然，这仅是炼丹术因与道教思想中负面因素的过于纠结而直接对世俗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典型事例，如此这般的状况，道教历史上还不在少数。
　　五、佛教传播促进了科技交流，
　　而道教则表现得安守本分
　　尽管，我们可能从佛教教理本身看不出它对科学有多大兴趣，但我们不得不惊异佛教有着其他宗教完全不同的奇特的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就是其通过外传成为世界宗教的成长历程，佛教因此由幼稚走向成熟，由民族宗教转型为世界宗教。“据《摩崖法赦》(第十三)记，阿育王为宣扬其‘达摩治国’的德政，曾使‘希腊王安条克所住之处，及北部的托勒密、安提柯、马伽斯以及亚历山大四王所住之处，南部的朱拉王国、潘地亚王国和锡兰，皆得法胜’，总计八处……又据南传佛教传说，阿育王第三次结集后，由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派遗，十几位上座分成九路，到毗邻国家和地区布教。”这是早期佛教传播的始端，而佛教东传及中国化则又是其成为世界宗教最为重要的经历。在西域地区广为流传后，佛教携带着异国因子于公元一世纪传人中国内地，此后无可争议地改变着中国思想史的进程，而佛教中国化的这个历程，“带来了中国所没有的东西，在中外科技交流方面的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随着佛法的传播，天竺国的宇宙论、历法、数学、医学来到中国，尤其是求法高僧，如法显著《佛国记》、道安著《西域志》、玄奘著《大唐西域记》等等，为中国古代地理学资料的丰富与地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而交流中，中国的科技也合符逻辑地沿着佛教经过的道路一步步跨出本土，传至列国。
　　我们追踪溯源，佛教得以传播并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科技的交流，使中国古代科学得以海纳百川，其深层根源要从佛教看似与科学无关但又内含着极大外扩张力的以“普渡众生”为其宗旨的宏大思想中去寻找，即“它揭示人的诸种痛苦，并提出解脱痛苦的方案，容易拨动人们某些普遍存在的心绪；它提出的善恶报应，最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它有很大的包容量，允许吸收各种异说，可以适应古代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条件，并满足他们的原先或缺的需要。佛教走向世界，有它内在的原因。
　　相对于佛教来源于思想深处因张力而传播科学的情形，道教似乎更加安守本分。道教鼓励人们不屈天命，修炼性命，长生久视，这种极其尊崇生命价值的义理，在实践力行上必然主张回归自然，在洞天福地、名山大川或世外桃源修炼得道。道教描绘的这些理想仙境，亭台楼阁，环境优雅，而现实的宫观地多在远离尘世、清净安谧的山林河泽中。这种向往自然渊源于信仰深处的品质，透着内向的性格。加之道教赖以生存的古代中国本来就有优越感， “古代中国有一个很顽固的空间观念，就是‘天下’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处延扩张的方形，而文明等级就由这种空间位置所决定，越在中心文明等级越高，反之则逐渐必低……古代中国人自信，华夏是文明的中心，四周的夷狄生来就与中国的人性不同，这种人性影响到风俗，风俗又反过来影响着人性，因而是不可改变的……”而这种优越感恰恰又是道教思想与儒家及宗法性传统宗教思想合力而形成的，因此，在整个古代中国科学的对外交流史上，道教并未表现出十分积极的一面。
　　六、结 语
　　道教在古代中国科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它有片面性，也犯过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理解科学知识，科技成果的历史相对性，自也就不难理解道教推动科技发展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它作为一种宗教却不在教理上排斥科学，更具有值得深思的启示意义，因为作为个案，它至少说明宗教与科学相兼容并非不可能。”而佛教尽管看似与科学无甚缘份，但其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古代中国科学施加着影响，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它作为一个宏大的文化推动了科技的国际交流并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资源与科学建构着对话的机制，而这种对话对科学发展本身而言，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从对道、佛二教的思想对科学影响的对比分析中，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宗教与科学关系。
　　摘自：《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