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瑛与太虚的友谊谈起——1928-1948年中国佛教会体制分析

从圆瑛与太虚的友谊谈起
　　——1928-1948年中国佛教会体制分析
　　邓子美
　　一、圆瑛与太虚之间的深厚友谊
　　圆瑛(1878—1953)与太虚(1890-1947)都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可称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之双璧。两位佛教大师都先后担任过1928-1947年间唯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会长，当时的中国佛教会也仅有这两位会长。他们同承禅宗名师敬安(号寄禅、八指头陀)法脉，在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事业中也曾相互呼应，并早就结下了深厚友谊。
　　1905年，太虚才受戒时，圆瑛在天童寺任知客，在戒坛兼任纠察师，他的纠纠雄姿已引起了太虚的注意。圆瑛，俗姓吴，名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一吼堂主人。生于福建古田，幼年习儒。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对儒学失望与志向受挫一起，使他顿觉人生如梦，亟思舍俗出家。1895年在大病一场后，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次年受具足戒。此后学律仪，修苦行，四处参学。由于他颖慧好学，转承多师，得以贯通天台、华严教义。他自26岁起，师从敬安参禅，长达6年之久，后成为敬安在宁波开创的近代佛教事业的主要继承者。圆瑛颇好诗文， “在宁波亦渐以擅长文字见称”，因而时常拿了诗文到永丰寺与歧昌法师切磋。太虚受戒后，也很受敬安器重栽培，奉敬安之命跟歧昌法师学习诗文。因此，两人在水丰寺结识，经常晤谈，因此“发生友谊”。1906年夏天，道阶法师在天童寺开讲《法华经》。太虚因在阅读经文及禅宗语录过程中，领悟与怀疑交织心中，许多地方不甚明了，而以善做法会着称的歧昌在佛理解析方面很难给太虚更多的帮助，于是太虚向歧昌法师请假，入天童寺听经。太虚住该寺禅堂，恰遇圆瑛也来听经，住在书记寮。因彼此早就相识，因而听经之暇，两人常常聚在一起，谈诗论经。时间一久，越发觉得情志若一，意气相投。1906年9月3日(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为佛教“自恣日”，按规定，僧众应集结一堂，互相检举或自报一切所犯轻重不合戒律之事，从而忏悔。两人很自然地又谈及教内弊端，深感世风日下，殃及佛门。一时意气奋发，豪情顿生。于是时年29岁的圆瑛法师与年仅18岁的太虚在宁波天童寺御书楼， “订盟换贴为兄弟，””“愿同究一乘妙法，同为佛国栋梁，同作法门砥柱……互相爱念，全始全终。”
　　1907年夏，太虚再次去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一同听经的一个和尚带有多种注解，太虚便借了看，对其中的《楞严蒙钞》、《楞严宗通》更是爱不释手。因为它们证实了自己先前对经文的理解。圆瑛后来也以精通《楞严》着称，被誉为《楞严》王。然而太虚对此并不满足。他听道阶谈起，要想了知佛法，精通教义，必须阅遍藏经。这使太虚很想试着阅藏，尽管他已知道大藏之浩瀚。然而当时一般寺院藏经楼所藏佛典，均束之高阁，僧侣只是顶礼膜拜。不对外开放，对内也很少开放，因而不易阅览。谁知当太虚将此心愿告知圆瑛时，圆瑛当即表示，这有何难?我与汶溪西方寺净果和尚相熟，可介绍你前往那儿藏经楼阅藏。等天童寺经期结束，太虚回永丰寺取出衣单，由圆瑛亲自陪同前往汶溪西方寺拜见净果和尚，并住在藏经楼阅藏。正是在阅藏中，太虚感觉自己身心也日趋平和宁静。这一天，太虚正凝神看着经文， 渐渐感觉自己的精神也完全融入经文中，刹那间，只觉自己身轻心空，心神合一，渐渐地与宇宙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自身，哪是万物，一片寂静澄明之中，